企业寿命测度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寿命论文,理论和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寿命，特别是企业寿命的测度在今天的中国仍然缺乏系统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思维定式，认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繁荣、死亡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计划”，是“政策”。今天有关部门下文发展“五小”企业，明天下文关停“五小”企业，决定因素并不是企业的经营状况。一些企业虽然经营效益很差，但由于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或各种各样的扶助，仍然能够维持甚至发展。另一方面，对企业寿命的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缺少对企业寿命进行测度所必需的数据资料，小范围的测算虽有，但可靠程度和可信度定然会大打折扣。本项研究拟从国内外有关企业寿命的理论研究为切入点，其目标为：①提出中国企业寿命测度方法体系，并依据经济普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寿命进行测算；②揭示中国企业寿命主要影响因素；③基于以上两点对中国企业生命周期及生存与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一、企业寿命有关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寿命有关的研究，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在定性研究中，多数学者专注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
其实企业寿命研究和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二者都是从时间维度来考察企业的生存发展问题，都认为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它也像人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企业寿命有长有短，如同人的一生会经历多个阶段一样，企业的发展历程也可划分为几个类似的阶段，每个阶段具备各自的特征。但是企业寿命不是一个自然过程，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管理等方法和手段可以不断延续企业寿命。因此，企业寿命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尽量延长其生存时间或延续其成熟期，以保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命力。
企业生命周期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包括如何划分企业生存发展阶段、各阶段特征及相应企业战略；而企业寿命研究则侧重于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度企业寿命，同时还包括统计及测算方法探讨等。
（一）企业生命周期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经济学对企业“黑匣子”生命现象的探索。有学者认为理论依据源于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个结论自然引出了企业寿命的因果推论：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特定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长期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就难以得到社会承认，价值就无法实现，价值补偿链条也就随之中断，无法进行再生产，因而最终企业寿命结束，被淘汰出局。这一重要论述可以视为对企业寿命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性分析，企业生命周期取决于产品生命周期。
该理论最早由Theodore Leavitt（1960）在哈佛商业周刊上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在一个市场上的成长过程分成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对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销售情况的分析，判断各周期的时间跨度并采取措施维持或扩大市场份额以保证预期盈利的实现。在国际贸易中（即产品在不同的市场上）也有类似特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aymond Vernon（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产品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周期，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这些国家可以依次分为创新国家（一般为最发达国家）、一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专业生产某种产品的企业经营状况与产品的寿命密切相关。
微观经济学创始人Alfred Marshall（1890）对企业进行了系统地观察，并提出了“企业森林原理”。他把一国的企业群体比作一片森林系统，大大小小的企业则如森林中参差不齐的树木，新生的树木面临原有树木浓荫的遮挡，要想获取阳光，就得不断向上攀升获得生存空间。随着其生长壮大，也可能逐渐丧失竞争力，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与森林中树木的生态竞争一样，各个企业都存在凋零与枯萎乃至死亡的风险。但整个企业系统正是在其内部的竞争中得以不断更新，并保持勃勃生机。
Ronald Harry Coase运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基础，他提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者而产生的，企业代替市场的实质则在于前者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一家企业若无法保证其内部成本长期低于外部成本，即当企业内部成本长期高于外部成本时，其衰亡将不可避免。由交易费用理论，不仅可以推论出企业产生与扩展的边界，而且可以推论出企业消亡的边界。
一般认为，由于受到上述经济学大师一系列洞察的启示，尤其是科斯等人交易费用理论的启示，经济学家们开始观察企业生命力，并对此进行研究。
1965年，美国学者J.W.戈登尼尔以“如何防止组织的停滞与衰老”为论题，系统地探讨了社会组织的生命力与生命周期问题，提出了两个重要界定：①人们可以预测自然生命体的生命周期，但无法预期一个社会组织的生命周期；②一个组织经历停滞之后仍有可能恢复生机，因此一个组织可以持续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戈登尼的研究将企业生命问题由经济学领域转向了管理学领域。与经济学家们不同，管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将企业看成一个“白匣子”而非“黑匣子”，重在探讨这个匣子内部的结构与特征，因此揭示企业的生命力问题成了其主要使命之一。
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形成了仿生进化论、阶段论、归因论和对策论等分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阶段论，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企业发展历程划分为若干阶段，早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生命周期是封闭的，大致可分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当企业进入衰退期时，其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阶段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是Greiner和Adizes，他们分别从组织行为和企业管理的角度开展研究。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管理思想家Ichak Adizes博士花了20多年研究企业如何发展、老化和衰亡，其学说影响较为深远。Ichak Adizes在其代表著作《企业生命周期》（1989）中，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十个阶段：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壮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该模型用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表示上述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活力，所谓企业活力是指企业在短期和长期取得收益的能力。该模型形象的描述了企业生命状态变化与企业活力关系的变化情况。企业活力在孕育和成长阶段不断增加，在盛年期时达到高峰，到了老化阶段企业活力不断减小，直至企业死亡（参见图1）。
该模型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企业从诞生到死亡的历程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在企业研究的思路上有很大的突破，实际上Ichak Adizes已经指出“企业实际上就像生物体一样，都有生命周期。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进行抗争和经历风雨都是很正常的事，在向下一个阶段发展时，企业也会面临转型问题。在生命历程中，企业要学会自己处理这些问题，否则就会发展成阻碍企业成长的不正常“病症”，这些问题没有来自企业以外的专家的帮助，一般是不可能解决的，最后Ichak Adizes还重点针对处于官僚期的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图1 Ichak Adizes的企业生命周期模型
1978年，日本学者藤芳诚一将“蜕变理论”引入了企业成长的分析，他认为蜕变使企业成长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突破了生命周期封闭的局限。他指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由旧式的经营方式脱胎换骨的时期。此种蜕变对企业而言，是企业跃进的一大关键。如果一切顺利，企业将会进步和发展，反之，必然会导致企业的停滞或破产。此种转变，正如蝉由幼虫成长为成虫时，必须脱去陈旧的外壳（此称为蜕变），企业也要不断反复地蜕变，以保持和发展永恒的生命。”
我国较早对企业生命周期课题开展研究的是中国社科院的陈佳贵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指出，企业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孕育期、求生存期、高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等阶段，企业经历衰退期后，存在衰亡或蜕变两种前途。陈佳贵教授（1995）区分了企业蜕变的3种形式：①企业经济形体蜕变，主要是组织形态、法律形态方面的蜕变；②企业实物形态蜕变，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③产品蜕变，主要是指产品链纵向或产品集横向扩张。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发展了日本学者藤芳诚一的蜕变理论，认为蜕变使企业获得新的成长曲线，延长了企业生命期，突破了以往生命周期理论中封闭的局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价值。
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reiner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的概念，他将企业视作一般组织，认为各个阶段包含了一段相当平静的稳定进化成长期，企业寿命结束于不同形式的管理危机。葛里纳认为企业组织变化可分为进化与改革，所谓“进化”是一种逐渐的变化方式，而“改革”则意味着重大的突变，例如企业管理层面的人事变动、企业经营战略的转变等等。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进化和改革是交替进行的，每一个变动将影响下一次变动的方式和进程。他还提出企业组织的成长可以用企业的年龄作为标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年龄与企业规模同步增长。
Greiner将企业的成长分为五个阶段，即创业、规范成长、分权、协调和合作阶段。在创业阶段企业用新产品来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企业发展迅速，但是当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内部矛盾增加导致企业运行效率的降低，陷入领导危机；到了规范成长阶段，企业为了解决领导危机而逐渐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由制度管理取代原有的个人管理，但制度又会对员工和部门长期束缚，从而导致部门要求自主管理的需求；分权阶段企业逐步通过分权建立起了利润中心、费用中心、技术中心和投资中心，采用事业部或子公司方式增加基层的自主性，又重新使企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失控的可能也蕴藏在其中；协调阶段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失控问题，企业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在分权的同时注意对权利进行制约，这个制约的结果虽然建立了企业的控制系统但又会助长企业中的官僚主义，使组织僵化，失去创新能力；合作阶段企业通过增强企业内部部门之间和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来提高合作精神，企业在控制与分权之间寻求平衡，在这一阶段，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对企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上述理论外，也有人从其他角度对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研究。例如，曾经有人在会计学方面对企业生命周期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的生命周期基本原理和公司的盈利能力相关。Anthony and Ramesh（1992）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企业的盈利能力事实上是由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向导致的，不是直接与企业盈利多少有关。他们实证检验了是否根据盈利能力能够预测企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结果他们发现公布的财务指标不能反映企业的寿命阶段。Anthony and Ramesh假设了一个详细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企业的销售、净收入、生产的现金流量，投资以及财务情况。用这些变量与公司的生命周期进行比较研究后，他们把公司的生命划分为三个阶段：成长期、成熟期和老龄期。计算的依据是以派息、资本支出，销售增长，和公司年龄作为基础，作者利用面板回归的方式进行了检验，目的是看市场的反映与财务帐目是否不同。他们在10％的置信度下，拒绝了原假设，也就是财务情况的反映与公司寿命没有关系。
Black（1998）在他的文章中研究发现，公司财务指标中的工作、投资和财务现金流与净收入的比，都随着公司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然而，Black没有考虑到控制企业的净收益变量。还有研究如Hayn（1995）,Givoly and Hayn（2000）检验发现，公司的亏损与收益的数据反映了不同的周期阶段，无法统一。Joseph Aharony,Haim Falkand & Nir Yehuda（2006）则采用公司的收益率作为变量，进行了研究。
此外，Johnson（1999）发现持续盈利的持久性和盈余反应系数与公司经济行为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Kothari（2001）也曾经讨论过有关企业盈余反应系数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
（二）企业寿命理论研究
Arie de Geus是当代管理大师，“学习型组织”概念的重要创始人之一。颇具影响力的论著有《计划即学习》（1988）、《公司是什么》（1995）、《长寿公司》（《The Living Company》）（1997）等。他是基于企业间巨大的寿命差异进行研究的。一方面，商业公司存在着高消亡率：在欧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周期为12.5年；到1983年，1970年由Fortune评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并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业。另一方面，长寿企业同样存在：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寿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兰素、柯达、三井、住友和西门子已知历史最长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等，这些公司在其所处行业中都具有重要作用。
Arie de Geus认为，大部分企业的失败是因为管理者过分致力于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而没有意识到企业是活的有机体，需要在环境中觅食。为应对长期经营中环境的变化，企业必须改变自己，通过改变自身的小环境来适应大环境的变化。他同时指出，建立长寿企业没有现成快速的法则，只有不断地学习，并将学习能力与周围环境融合起来，组织才能进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转变为学习型组织。而学习型组织模式不是只强调学习，更注重对知识的整合，强调知识管理、沟通、文化、系统和道德。
通过对30家具有100年以上历史的长寿公司的研究，Arie de Geus发现，它们都有一些人格化的特征在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第一，能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的反应以便学习和适应。“历经战争、经济萧条、技术和政治变革的洗礼，长寿企业却似乎总是能够适时地将自己的触角伸展开，坦然地面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一句话，它们擅长学习和适应环境。”例如，斯托拉公司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的战争、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断调整变换着主营业务——从铜矿到林业，再到冶铁和水电，最终是纸张、纸浆和化学产品；它的生产技术从蒸汽机发展到内燃机，再从电力到芯片，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适应着这个永远变化着的世界。
第二，凭着强烈的认同感达成企业上下的一致。整体意识对于企业的长期生存起着最基本的作用，长寿企业在各个层次都保持有凝聚力，这些特性可以使它从打击中重新恢复起来。20世纪初，三井企业集团成为日本首位大财阀，拥有100多家子公司，经营范围覆盖了工商活动的各个方面。但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解散三井、三菱等主导日本经济的工业财阀。三井公司的人员被分散在170多家独立企业中，“三井”这个企业名称也不准再使用。而到了1952年，随着禁令解除，分散在不同行业中的企业立即重新启用了“三井”的名称。事实上，三井财阀从解散时就不存在了，但其身份认同感没有消失，“三井”的价值观仍富有生命力，所以一有机会就又重新聚合起来。
第三，为积蓄财力而在财政上采取保守政策。企业要想永续经营，就不能乱花钱。企业的资金配置应与战略目标联系起来。持有现金能够支持企业适时捕捉到机会或更好地应付危机。长寿企业从不轻易地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其良好的资金配置使其足以应付企业成长的需要。相反，很多企业没有长远的战略目标，手中有钱时就盲目浪费，而到了真正需要时却没有了，这说明他们不清楚资金的使用方式，也不明白长期利益比短期利益更重要的道理。
第四，允许打破常规和进行不落俗套的思考和试验。长寿企业一般都对近乎出格的活动采取宽容的态度，它们认为新业务可能会与现有业务完全无关，开拓新业务的行为不需要集中控制。葛兰素公司是一家由爱尔兰移民于1854年在秘鲁创立的公司，崇尚进行自发试验。在将业务转移到制糖和炼锡业之前，主要从事鸟粪（一种天然肥料）贸易，之后成立泛美航空公司。今天它既是一家化学公司，还是美国肾透析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Arie de Geus进一步指出，基于长寿组织的人格亿特征，组织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第一，重视员工胜于重视资产。对于长寿公司而言，资产像空气一样，对生命是必要的，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斯托拉公司在铜业中是为了生存，但不是为了生存在铜业中。”而且，长寿公司至少有一次彻底改变其商业投资组合的行为。例如，杜邦大约有200年的历史，开始时是一家火药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成为通用汽车的主要股东，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一家专门的化学公司。在任何一种转变中，必然体现出优化员工比优化资产更重要。
第二，放松控制，给予员工形成新思想的空间。对创新的关注超过了对遵守规则、政策和程序的考虑。长寿企业中的员工有采取冒险行动的自由，不用担心因失败而受到惩罚。这与“宽容”的区别在于，“宽容”更多地强调激发新思想、鼓励创新，是企业文化问题；而“放松控制”与行为制度相关，强调惩罚与奖励间的平衡。
第三，组织学习。企业鼓励群体行动，在互动合作中不断创造出新知识，使组织能够更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正如通常所说的“集群的鸟学得更快”。组织到底是如何学习的呢？作者借用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已故教授Alan Wilson的“代间学习”的假设，认为整个物种要提高自身利用机会的能力，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①物种成员拥有并使用四处运动的能力，而且必须是成群移动；②某些个体必须拥有发明或发现新技能、新行为的潜力；③物种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程序使技能可以从个体向整个物种传播，这类传播是通过直接交流而不是遗传。
第四，构建人际社区。在长寿企业中员工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相互信任关心，融为一体。在员工身上，壳牌公司每年要花费2400美元来对其进行培训，以帮助雇员提高绩效。但员工反映，从同事那里学到的要比从培训课上学到的东西多。当培训成员来自不同部门、有不同的职位和背景时，这种现象更加突出。提供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或渠道，鼓励来自不同背景、学术领域，具有不同经验的员工进行交流，对组织学习很有效果。
正如Arie de Geus在《长寿公司》中指出的那样，企业管理者必须在建设“生命型公司”和“经济型公司”之间做出选择。长寿的“生命型公司”是为生存而管理，而“经济型公司”是为利润而管理。文中提到的长寿公司在四个方面的独特品质，对中国企业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基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部分企业领导者一方面似乎过分看重利益，从而忽视了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应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凝聚力之所在，回顾那些长寿企业无一不是以强大的企业文化为依托。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企单方面要求员工具备高业务技术水平，条件苛刻，却不注重对其相应的培训。只求眼前暴利而忽视了企业长期发展策略。
社会学家Max Weber曾指出，以领导某种组织为其职业的领袖可以在该组织的原有目标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此组织的活力：“例如，代表马车夫的组织在马车消失之后变成了代表卡车司机的组织；为了帮助某次战争的退役军人所成立的组织会自动延长其寿命而代表以后各次战争的退役军人的利益。”在社会稳定得以保持的情况下，这类组织的寿命可以无限制地延长，直到社会变革或其他暴力与动乱使它们消灭为止。这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企业家在企业中的突出地位，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和力量源泉。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著名企业的兴起，无不得益于其拥有一个庞大而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优秀的企业家，无疑有助于企业寿命的长久。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曾涌现出很多名噪一时的企业家，他们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大多归于沉寂，其企业寿命之短暂令人惋惜。
Mancur Olson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指出：如果为集体行动而建立的组织或集团仅能在环境有利时才出现，而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成长壮大，则社会稳定的时间愈长，这类组织的数量也愈多（除非该社会的宪法或法律禁止或限制集体行动，或不允许进行院外活动，自然就很难建立这类组织），其富于政治创见的领袖也愈加活跃，从而这类组织的潜力也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凡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集团和组织。根据奥尔森的实证研究得出，长期稳定的社会可以使企业持续正常经营，为企业采取外部措施，为形成综合经营集团创造条件。而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则为企业形成利益集团奠定基础，从而使企业的寿命增加。
大部分学者主要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总结影响企业寿命的因素。但是，我国学者向吉英（1998）在分析影响企业寿命的因素时，则是从中观的层面来研究该问题，她提出企业所经营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会影响企业的寿命，即身处朝阳产业的企业，其预期寿命较为乐观；而企业若进入夕阳产业阶段，即使经营得当仍难免遭遇倒闭的命运。除此之外，企业所依赖技术的可替代性、产品的生命周期、同行竞争、市场结构、宏观经济政策及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等因素都会对企业寿命产生影响。
徐艳梅（2001）借鉴Michael E.Porter的竞争战略理论，也提出过与向吉英类似的观点。她指出，产业寿命周期对企业寿命周期有直接影响，一个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企业所处的产业的吸引力和企业在该产业中的竞争地位，二者缺一不可。成功企业能够及时适应产业寿命周期的要求，顺势将企业发展起点定位于产业寿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因此，企业技术迁移，或企业经过审慎考察后所做的由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决定，是延长企业寿命的一种战略选择。作者把这类兼营两大领域业务的企业形象地称之为“两栖企业”，同时选取了1998年1月至1999年8月间国内的34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商贸百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时机的把握对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铁锐（2000）曾提出过“企业的自然寿命”和“企业的社会寿命”两个概念及其影响因素，他指出前者是由企业能力、技术与管理水平、企业所属产业发展潜力和产业竞争强度决定的；后者则大多取决于企业把握形势趋向的敏感度和实施力度，国家乃至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方针调整、政策环境变化等，“落实”到企业身上，往往意味着部分企业被调整出保护或扶持的范畴，或者需要主动地（抑或被动地）与相关企业实施兼并、收购、入股等。因此企业需要对如何将外部经济规律与内在要素实施最优、最准时的资源配置进行系统的理论指导。但作者并未就此进行深入地实证研究，仅仅提出了这两个概念。
北京工业大学的三位学者顾力刚、韩福荣和徐艳梅（2001）将企业寿命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四个维度：管理、创新能力；生存环境；产品生命周期；技术生命周期。这四个维度还可细分为若干因素，共同作用来决定企业寿命的长短。同时，三位作者还参考了Arie de Geus的“生命型企业”与“经济型企业”的概念，比较了两者在企业宗旨、经营目的、管理目的、发展的驱动力等九个方面的区别，总结出“生命型企业”这种长寿企业所具备的三个素质：①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②具有凝聚力；③宽容以及保守的财务政策。
周颖杰（2005）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了中国企业“短命”的特殊原因，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入WTO后失去原有的保护，以致很多企业难以适应激烈的竞争；社会把企业家当成英雄看待，诱使其做出不符合市场规律与企业发展目标的错误决策；企业家的非职业化，造成官商不分、责权不清等等。
徐孝纯和徐建红（2001）对企业寿命进行了分类型、分行业的比较论述，他们指出，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资源垄断型企业与公用事业企业，由于其企业性质特殊，能得到国家的重点扶植，通常生存的时间较长；另外，资本密集型的特大型工厂，如钢铁厂、汽车厂等，常常会以此为中心形成一个城镇，也极少破产倒闭。而在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息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企业的诞生与消亡的速度都很快；进入门槛较低、竞争异常激烈的加工型企业则多为私营企业与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在这个领域的生存时间很短。然而，作者并未对各类型企业的寿命开展定量研究，只是进行了定性的比较而已。
林景新（2006）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民企短命的原因与国企有共同之处，比如领导者的浮躁急进、体制上的“国企病”等。他指出失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三个与国企相似的弊病：其一，两权不分，即企业的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纠缠不清，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着诸多缺陷；其二，权责不分，决策流程漫长而缓慢，致使企业在市场反应上不够灵敏，错失许多宝贵机会；其三，短视行为，企业管理者因为种种原因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塑造品牌美誉度、强化企业抗风险能力，导致企业危机频频发生。
（三）企业寿命定量研究
发达国家对企业寿命的定量研究持续且系统。著名的《财富》周刊定期发布世界500强企业，并测算其平均寿命。据测算500强企业的寿命多在40～50年之间。
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经营学研究科教授加护野忠男测算日本企业（会社）寿命为35年。日本长寿企业多为地产公司。最为长寿的企业为大阪的地产公司金刚组，成立于公元578年，为当年为圣德太子修建宫殿的大工匠金刚重光创建，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大阪的综合建设会社创建于1610年，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此外，日本的制酒业也有许多长寿企业。经加护野忠男还研究发现一个十分有趣和现象，即长寿企业的共通点是大都不是上市公司。这很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的筹措资本的渠道顺畅，因而无理扩张随之出现，这对企业是十分致命的。
发达国家对企业寿命的定量研究不仅仅限于对企业寿命进行测度，还拓展到与企业运营状况的关联分析。日经商务曾在1983年的一项研究中，基于总资产排行榜分析，提出优良企业寿命以30年为限的论点。之后经过许多专家和机构的论证，已成为一项公认的规律。2004年，加藤岳彦又基于日经优良企业排行榜，对规模、收益性、安全性和成长力4个要素的企业得分进行研究，进一步对这一论点进行了验证。
目前，国内有关企业寿命的定量研究显得较为散乱，多为就某一局部进行典型研究。各种研究成果的具体年限并不完全一致，但差别不大，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企业寿命不长。
2006年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曾指出，我国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3年，品牌的生命力平均不足两年。2003年经理世界年会上公布了两个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约为8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这段资料被许多学者广泛援引用作国际比较的依据。但《科学投资》杂志对企业所做的采访调查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大概在3～4年之间。
有的机构针对特定地区的企业进行了调查。中关村科技园区做的调查研究表明，1995～2003年的8年间，1995年规模处于前20％的企业到了2003年时，只有38.5％生存下来，另外61.5％的企业已不复存在。在生存下来的这38.5％的企业中，只有22.9％的企业仍然居于2003年中关村科技园区规模最大的前20％之列。中国企业生存的年限及变动之剧烈可见一斑。
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存续时间也存在差距。多数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寿命平均为6～7年，也有认为是5.9年、8年的，总之大约是在6～8年的区间，可见中国的企业寿命是比较短的。但也有个别企业寿命达到了百年以上，如同仁堂、全聚德等。与此同时，我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寿命则更短，平均只有2.9年。一份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揭示：1990年前后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有3～5年，60％以上的企业在创办后不到5年便归于破产倒闭。民营企业中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的企业平均寿命只有1.8年。高新科技园区5000家企业中能坚持3年的大约为5％，能坚持8年的大约是3％。许多企业迅速地崛起，但又迅速地衰落。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5000家民营企业寿命超过5年的占8.6％，超过8年的只占3％。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1993年、1995年、1997年、2000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993年以前我国私营企业平均存续周期只有4年；1995调查时略有提高，为5年多；2000年提高到7.02年。私营企业寿命延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私营企业生存环境和企业经营环境比以往有所改善；其二，随着机关干部、专业军人和海归派下海创业，私营企业的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私营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0％的企业集投资者、决策者和管理者三任于一任，三权合一，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但中国企业专门调查机构慧聪国际资讯小组（以下简称慧聪）在2005年进行调查的结果却有出入，它指出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为3年半。据慧聪对3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经营10年以上的民营企业仅有10％。每年全国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在15万家左右，同时有10万多家企业死亡。民营企业中制造业领域企业最多，占74％，而且90％左右以家族形式经营。
慧泉国际公司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2006）认为，7大通病造成中国民营企业“短寿”，并将其归结为：狭隘的视野；对人的冷漠；对人文精神的轻蔑；对自由民主原则的排斥；与国际化潮流极不合拍的小农意识和市侩心态；对通用规则的忽略；缺乏自己的固有原则、盲目追风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浅薄。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落伍的不是厂房、设备、技术和营销模式，而是企业家的精神世界，是在现代化办公大楼和进口先进设备背后隐藏的传统的、家族式的、带着浓厚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色彩的价值观念。应该说，曾水良的研究具有系统性，是从企业家意识与战略思维的角度探讨该问题的。
二、企业寿命测算研究
企业寿命测算不同于企业寿命的理论分析，企业寿命测算首先需要对企业寿命是什么，即企业寿命从何时始至何时止进行具体的界定。这就涉及到企业产生，企业消亡，企业年龄等概念。
（一）企业寿命测算相关概念
1.企业产生和企业消亡。
简而言之，企业寿命就是企业从产生到消亡的时间长度。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产生一般是以登记注册为标志的，企业一经登记即为企业生命的开始。在我国，企业产生则以在一系列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请并获得批准为标志的，这些行政管理部门包括工商局、税务局（国税和地税）、质量监督局，特殊行业还需要其他部门，如卫生局、公安局、交通局、新闻出版局等一些部门批准。许多企业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有些企业的成立时间甚至要追溯到清末民初，当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未曾建立，登记注册、申请批准还无从谈起，例如现存的一些老字号企业，如同仁堂、全聚德等，这些企业的产生只能从企业开始经营，即开张之日算起。
与企业产生相对应，我国企业消亡的界定理论上也应以在一系列行政管理部门注销为标志。但在现实中，企业消亡很少有企业主再去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的，因此只能以不在工商管理部门年检的年份为标志，视为企业已消亡。
2.企业年龄。
企业年龄就是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在众多对企业年龄探讨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企业年龄，分别是自然年龄与商业年龄。
（1）企业的自然年龄
企业的自然年龄是指企业自诞生之日起所经历的时间，主要表明企业存在时间的长短。企业自然年龄的极限就是企业寿命。
（2）企业的商业年龄
企业的商业年龄指的是企业在其存续期间具有商业意义的年龄。有些企业虽然经过各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但并没有进行任何经营活动；有些企业在其消亡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没有任何经营活动了，这样的企业已经不是具有商业意义的企业了；还有些企业虽然在运营中，但经济效益极差，资金入不敷出，产出无人问津，这样的企业其商业年龄已经处于老年期了，反之，有些企业虽然其自然年龄较大，但经营状况良好，业绩不断增长，其商业年龄正处于青年时期。因此，企业的商业年龄是对企业生命活力的量化考察，综合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发展态势，同时也可以观察企业处于哪一个生命周期。企业的商业年龄是由经营业绩决定的，全面反映企业的发展速度、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和经济效益等经营业绩方面的信息。由于企业的生命周期与时间没有绝对关系，企业的商业年龄对于研究企业及其形态更加具有价值。
测算企业自然年龄和商业年龄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前者多依据生命表测算企业平均寿命，后者多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测算企业处于何种生命阶段。
（二）企业生命表
生命表是描述种群死亡过程的有效工具，企业生命表是测算企业寿命的重要工具。企业生命表与其他生命表一样，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动态生命表和静态生命表。
动态生命表是根据观察一批同一时间成立企业的死亡和存活过程所获取的数据来编制生命表，它记录了某一企业群体从第一个企业出现到最后一个死去的实际死亡经历，但在同一时期中要获取相当大的一群新生企业并对其生存状况进行连续跟踪是非常困难的，而静态生命表是根据某一特定时间内，对企业种群内部企业的死亡情况作一个年龄结构调查，从一个截面来分析一定时期内某一企业群的死亡和生存经历，它主要取决于编制生命表的时间区间内年龄别死亡率，是综合企业群体生存和死亡经历的最有效工具，可以为统计推断奠定基础。静态生命表的各年龄组的个体是在不同时期成立的，经历了不同的环境条件，编制静态生命表的前提是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不变或者说变化不大。
1.企业生命表的构成。
2.企业生命表的编制。
在获取企业死亡的具体数据后，对数据进行综合，计算各阶段企业死亡数，如0～10岁企业死亡数，20～30岁企业死亡数等等，根据这些数据后进行生命表的编制。如已知表1中的数据
，就可以推算其余各列的数据。
表1中各列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上述方法，作者估计了样本企业的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等。研究结果表明该企业群体在40～50年龄段和0～10年龄段的死亡率较高，分别为90.27％和37.62％，反映出这两个阶段为企业的死亡高峰。从预期寿命看，企业在10～20这一年龄阶段的预期寿命最高，反映企业在这一阶段的生存能力最强。
（三）企业寿命测算方法
对企业寿命的测算，主要是利用曾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过的企业寿命数据的相关信息，编制企业生命表，从而对企业的平均（期望）寿命进行测算。与企业生命表一样，企业寿命测算也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进行。动态测算是研究某一群体从第一个企业出现到最后一个企业消亡的整个过程，而静态测算则是从一个横截面来分析某一时段内群体的生存和死亡经历。从实际测算看，由于只能获得某一横截面上的企业数据，因此现实中不可能进行动态测算，都是采用静态方法来测度企业的寿命。
依据生命表测算企业寿命的步骤如下：
企业的死亡率和死亡对存活比率
在企业寿命的估计中，死亡率和死亡对存活的比率是研究死亡现象的最基本指标，其中，死亡率是指一个企业在某一年龄区间死亡的可能性，其公式为：
企业死亡率和死亡对存活比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根据企业存活数量和年龄来进一步研究。
（四）企业商业年龄测算方法
企业商业年龄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经营者了解、判断企业的发展态势和经营状况，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提供有用的信息，得到人们的重视。
顾力刚和韩福荣（2000）总结了日本相关研究人员测算企业寿命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日本研究人员用企业最近5年的销售额平均增长率（g）、员工平均年龄（A[,s]）和设备年龄（A[,e]）三项指标建立模型，计算企业的商业年龄。企业商业年龄的计算方法与步骤：
（1）计算三个指标值
以上各式中，乘以（－1）是为了使员工平均年龄、设备年龄越大的企业，其综合值越小。员工平均年龄和设备年龄按最近一年的数据计算。同时设备按固定折旧率提取折旧。
（2）指标标准化
根据上述方法对日本2352家企业的商业年龄进行测算，得到日本企业的商业年龄在20岁至80岁之间。表2是部分优秀企业的自然年龄与商业年龄分布表，可以看出，日本各行业中优秀企业的商业年龄都远远小于它们的自然年龄。
自然年龄与商业年龄是企业寿命研究中常见的分类方式，但从相关研究的文献来看，有的学者还采用其他的分类方法。刁兆峰和黎志成（2003）从企业与人的年龄的类比出发，认为人的年龄一般有自然年龄、表象年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4种年龄。
在他们讨论的企业商业年龄的计算方法中，企业商业年龄也是一个综合指标值，但这里的指标值不再是上述三项指标，而是企业智商、企业情商和企业意商的加权平均。他们计算企业商业年龄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企业表象年龄商数——企业智商
①计算下列3项指标
其中，g为5年销售额平均增长率，S[,1]为年末收入净额，S[,5]为5年前年末收入净额。这个指标反映了企业发展速度（成长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h＝S／AA
其中，h为总资产周转率，S为销售收入净额，AA为平均资产总额。这个指标反映企业运行效率（运行能力）。
成本费用利润率：c＝TP／TC
其中，c为成本费用利润率，TP为利润总额，TC为成本费用总额。这个指标反映企业转换效能（消化吸收能力）。
②计算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③计算3项指标的综合值——企业情商
第三步：企业心理年龄商数——企业意商
企业心理年龄指数，反映了企业的“意商”，即企业的意志力和文化力，其测定很难用定量指标进行测定，故选取了3项相关指标作为测定意商的根据。
①计算下列3项指标
新产品研发率：r＝（ZP＋CP＋TP）／P
其中，r为新产品研发率，ZP为在研产品数，CP为储备产品数，TP为新产品投产数，P为现有生产产品数。这个指标反映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
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e＝TE／TS
其中，e为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TE在岗人员受教育年限总和，TS在岗员工人数。一定程度上，这个指标反映企业的学习意识和求知欲望。
社会贡献率：s＝TC／TA
其中，s为社会贡献率，TC为企业对社会贡献总额，TA为企业平均资产总额。这个指标间接反映企业的社会意识和“长寿理念”。
②计算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③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值——企业意商
社会贡献率标准化值，常数0.2为不可知因素决定的参数，其他系数为各指标权重。
第四步：企业商业年龄的测定方法
企业商业年龄是上述3种年龄的综合反映，在上述3种年龄商数的基础上，先计算企业商业年龄综合值——企业综合商数，再将企业综合商数转化为企业商业年龄。具体步骤如下：
①计算企业综合商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对于企业寿命的测算方法，还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献，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这并不是研究者没有关注这一领域，而是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而不可能展开进行系统研究。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密切合作，逐步开发整理出部分年份的统计资料，已经具备了测算中国企业寿命的基本条件，本课题组将根据以上内容对中国企业寿命实施测算。有关实际测算过程以及成果将在今后的阶段性成果中给予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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