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高氏与东魏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渤海论文,东魏论文,政治论文,高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魏末年，高欢因缘际会，一举消灭尔朱氏势力，进而把持了东魏政权。在高欢周围不多的高级将领中，出力之多、立功之大、居位之显赫者莫过于以高乾为首的汉族渤海高氏集团。故李百药在《北齐书·封降之高乾传论》中盛赞渤海高氏功勋云：“然则齐氏元功，一门而已。”那么，渤海高氏究竟是怎样崛起的？他们与高欢及东魏政治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家世渊源
高乾兄弟出于渤海修县高氏家族，其家族渊源，《新唐书》卷七一《宰相世系表下》有记载。高氏家族是西晋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晋书·慕容廆载记高瞻附传》：
高瞻字子前，渤海修人也。……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凭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
高瞻叔高隐，是高氏家族在史籍中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记其为“晋玄菟太守”，可以说，这是高氏家族政治上一个飞跃。高瞻，“少而英爽有俊才”，晋惠帝末年被执政的司马越调补为尚书郎，永嘉之乱中逃回故乡。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渤海高氏家族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地方大族，其家族势力甚为强大，因此，高瞻才能率领宗族乡里部曲数千家北徙幽州。
高瞻叔侄举族徙至幽州，初投奔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王彭祖），因王浚政治腐败，又转至辽东，投奔平州刺史崔毖。慕容氏据有辽东之后，高氏被徙往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尽管慕容氏多方拉拢，但高瞻不为所动，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最后，“遂以忧死”[①]。
虽然高瞻终生坚持不仕前燕的立场，但这时辽东的社会风气已经大变。“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②]于是，流入辽东的冀、并、青、豫诸郡大族人士纷纷投靠慕容氏，或为谋主，或为股肱，或任居枢要，或主办儒学。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中州大族，冠冕之余”的渤海高氏子孙们也终于破门而出了。然而，或者是受高瞻立场的影响，或者是高氏家族比较谨慎，或者是高氏子孙人物单鲜，故出仕前燕政权者仍然不多。
高瞻子高开，任前燕昌黎太守。慕容儁三年（公元351年），后赵乱亡时，前燕乘机南下，进攻冀州。原渤海太守刘准与豪强封放聚众自守，高开奉命领兵赴渤海讨伐，“高开至渤海，准、放迎降”[③]。高隐孙高泰，任前燕车骑将军、吴王慕容垂从事中郎。慕容
建熙十年（公元369年），前燕内争，慕容垂出奔前秦，高泰因受牵连而免官。有人建议说：“今吴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征王僚属之贤者显进之，粗可消谤。”[④]高泰是慕容垂僚属中的“领袖”人物，乃被擢为尚书郎。同年，高泰因与太傅慕容评政见不合，便称病辞官。次年（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迁徙前燕王公贵族妃嫔民户四万余口于长安，高泰当亦在其列，后来仕前秦。淝水战后，时为苻丕征东大将军府参军的高泰，因为前燕旧臣，被疑有贰心，遂与同郡虞曹从事吴韶逃归渤海。吴韶曰：“燕军近在肥乡，宜从之。”泰曰：“吾以避祸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为也。”[⑤]
值得注意的是，高氏家族随前燕王朝进入中原回到了渤海，其在地方上的势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永嘉之乱，高氏家族暂时离开渤海。当高开领兵回渤海时，刘准、封放望风迎降，可见高家在渤海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高开后来去向史无明文，不过随着前燕占领中原，回归桑梓之地是高氏家族的必然选择，因为这里是他们家族安身立命和借以飞黄腾达的基础。
慕容垂建立后燕后，高氏子弟出仕的人物似乎有所增加，但其官职系《魏书》高湖、高祐等传追述其祖上时所记[⑥]，真实性颇为可疑[⑦]。后燕自慕容垂称帝至中山（河北定县）失陷于北魏，只维持了短短的11年，估计高氏在这个短命的王朝里是不会有多大的作为的。
至北魏大军下冀州时，高氏子孙们已经不再如早年高瞻固守“华夷之异”的观念和高泰之不事二君了，他们以归顺新朝为荣，为新朝效力，从而获得了北魏皇朝的官爵，如：高展，“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高韬，“道武平中山，以为丞相参军”；高湖，慕容垂败后“遂率户三千归国，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⑧]。然而在不久之后，高氏家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高泰一支的高湖一房被远徙边镇，高湖为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⑨]。后来，他的子孙都在边镇任职。高湖长子高真为泾州别驾，迁安定太守；次子高各拔为广昌镇将；三子高谧徙居怀朔镇[⑩]；四子高雅为薄骨律镇将，营州刺史。至高湖的第三代，仍然滞留在六镇、凉州等边远地区[11]。
北魏初期，缘边六镇及周围一些重镇，“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12]。高湖一房出徙边镇，反映了这个家族在前后燕政权的羽翼下滋生出来的非常显著的强宗豪族的特征。也正是这种浓厚的地方豪族色彩及其对乡里强大的控制力，使北魏统治者产生疑虑，以变相的方式削弱他们在家乡的势力。
当时，高氏的高展一支和高泰一支的高韬一房则继续留在渤海。留在渤海的高氏家族陷入了长久的政治沉默期。直到神
四年（公元431年），北魏太武帝下令征召中原人士入朝任职，他们才获得到中央任职的机会。在朝廷征辟的中原人士中，有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高氏家族除高允外，还有高允的从叔高济和族兄高毗二人。表面上高氏与北方世家大族崔、卢并列，实际上二者相去甚远。高氏三人所拜之官为：高济，沧水太守；高毗，征南从事中郎；高允，中书博士。应征的前一年，高允已被太武帝舅、阳平王杜超辟为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时“年四十余矣”。应征后，进侍郎，从此淹滞不迁。《魏书·高允传》：“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高氏在北魏前期政治上的不得意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是因为高氏不是北方第一流的世家大族。鲜卑拓跋族进入中原后，他们首先选择中原一流大族如崔卢李郑王作为自己主要的合作对象，而渤海高氏这样低一等的世族便不免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高氏遭到冷遇便不难得到解释。渤海高氏不仅不是北方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即使在渤海，高氏的权势也无法与占据前、后燕要津的同郡封氏相比[13]。但是，高氏终于从政治低谷走了出来，其标志是高允的脱颖而出。
高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他尤以文才见长，连司徒崔浩也称赞他“丰才博学，一代佳士”。高允虽博学如此，但并未受到重用。崔浩因国史之狱被诛后，他终于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当时坐崔浩之狱者众[14]，崔浩等一流高门大族被诛灭，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大族矛盾尖锐化的表现[15]，并不符合北魏统治者巩固在中原统治的长远利益。于是，高允作为汉族人士的代表得到了文成帝的重用，升任中书令。文成帝在任用高允时对左右说：“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愧乎？”[16]这里所说的“左右”，当指鲜卑贵族。文成帝认识到，治理领土辽阔的中原，驯服人口众多的汉族，只依靠鲜卑贵族而没有汉族人士的参与是行不通的。所以，二流世家大族的高允终因适应北魏统治的需要才有了出头之日。而且，正因为高允不是一流世家大族，也不像崔浩那样清高自持、咄咄逼人，故亦不曾遭到鲜卑贵族的忌恨。当高允看到崔浩与太子拓跋晃的矛盾冲突时，就忧心忡忡地说过：“崔公其不免乎，苟呈其非而较胜于上，何以能济？”与崔浩崇道抑佛不同，他服膺儒学，又“雅信佛道，时设斋养，好生恶杀”[17]，这也许也是他能得到信崇佛教的拓跋晃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本与崔浩同著国史，而在国史之狱中，拓跋晃极力为他承担风险，保他过关，使他不仅免于一死，后来竟备受荣宠，文成帝称他“令公”，冯太后亲政后，“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尊他为“儒宗元老，朝望旧德”，更对他优崇有加。史称“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高允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盲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为算术三卷”[18]。由此而言，高允也可称是儒宗元老，体现了北方世家大族以儒学继世、经学传家的家族文化特征。当然，高允并非纯儒，他有大族的家世，以儒学为北魏政治服务，由此博得北魏统治者的青睐，而纯儒恰恰不受统治者的重视。
与高允同时在北魏中央任职的，还有其从父高谠。《魏书·高祐传》：“父谠，从世祖灭赫连昌，以功拜游击将军，赐爵南皮子。与崔浩共参著作，迁中书侍郎。转给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骑常侍、平东将军、修县侯，使高丽。”世祖拓跋焘出兵西讨赫连昌为始光四年（公元427年）五月，则高谠入仕稍早于高允。然而，他担任中书侍郎却不早于高允，且升迁极慢。这同样可证明高氏在北魏前期的确不得意。
当时也有一些高氏家族的成员并不热衷于做官。《北史·高允传》：高允有弟高燮，“太武每诏征，辞疾不应，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州辟主簿，卒”。同传又云：高允从子高次文，“虽无位宦，而赀产巨万”。
由此，我们看到高氏家族中，既有如高允等应辟出仕的，也有在家不仕的。前者对提高高氏家族的门第至关重要，正因为高允仕途通达，高氏家族才进入了一流世家大族的行列。按照九品中正制，不仅高允的子孙获得荫庇，而且整个高氏家族都获益匪浅。后者的作用亦不可小视，在高燮、高次文们的经营下，高氏在渤海的基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这是高氏家族安身立命的根基，是高氏家族的政治避风港，是高氏家族积蓄能量的场所，以维持高氏家族于不坠。这一点，我们在高氏家族以后的历程中可看得更加清楚。
一般而论，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荫庇大量的依附人口，经济实力雄厚，因此，他们才能够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进而形成独特的家学。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进可出仕州郡朝廷，致位通显；退可为清高隐士，自高身价。但在乱世，世家大族为防身保家计，其子弟也有常舞刀弄棍，弃文就武，招纳武士剑客，组织私家部曲，并由此为朝廷建功立业者。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大家族中，既有以文入仕，也有以武致显，文武兼济，文武相资。高氏家族就是这样一个世家大族。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留在渤海的高氏家族的房支，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里，走着稳定的发展道路。高韬一房走以文入仕的道路，其子正是在这个时代长大和接受教育的，除高允外，其余的两个儿子也都是习文明儒的人物：二子高推，“早有名誉，（太延中）诏兼散骑常侍使宋，南人称其才辩”。三子高燮，“亦有文才”，仕为州主簿。高允孙高绰，“沈雅有度量，博涉经史”，官至豫、并二州刺史。其他，如高济之子高遵，“涉历文史，颇有笔札”。高遵子高元荣“学尚有文才，长于几案”[19]。走以文入仕道路的还有高展一支的高谠一房。高谠子高祐，“博涉经史，好文字杂说”。高祐子高和壁，“有学尚，位中书博士”。高和壁子高颢，“学涉有时誉”，仕朝散大夫。高颢弟高谅，“少好学，多识强记”，仕至徐州行台[20]。
北魏后期，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在高家子弟中，遂出现走以武致显道路的房支。高翼为高展之孙，其伯父即高谠。高谠一子高祚仕为青州刺史，另一子高祐地位更加显赫，孝文时为秘书令，出为持节、辅国将军，西兖州刺史，终于光禄大夫[21]。高谠弟高颐即高翼父，而高颐父子都未曾出仕[22]，是高氏家族中地方势力的典型代表，终于在北魏末走上以武致显的道路。高翼与高乾兄弟，一改其家族儒风浸染的特点，显示出粗豪尚武的倾向。他们的行事，带着浓厚的地方豪强的色彩[23]。《北史·高允传祐从子昂附传》曰：“少与兄乾数为劫掠，乡闾畏之，无敢违忤。”高翼、高乾之所以粗豪尚武，可能因为他们这一房已经中衰。高乾曾向博陵崔僧念求婚，而不为所许。高欢在谈到高乾兄弟时说：“从叔辈粗。”[24]河阴之变后，高翼在家乡起兵讨伐尔朱氏，以首义之功却推大族封隆之为首领，自言“和乡里，我不及封皮（封隆之小名）”[25]。甚至在高乾做了司空后，还卑辞致书当时著名的士人裴诹之说：“相屈为户曹参军。”[26]而竟被裴所拒绝。可见，高乾兄弟在士人中名望不高。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高翼还是希望他的子侄能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所以他为“专事驰骋”的高昂聘请严师，特别偏爱高氏兄弟中唯一“颇涉文史，与兄弟志尚不同”的高慎[27]，正是体现大族以文为贵，弃武从文的愿望。然而，高乾、高昂兄弟已看出魏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故不愿“端坐读书，作老博士”，而走上以武致显之路。
二、建功立业
高翼本为山东豪右，纵横乡里，从未出任官职，是渤海高氏乡里势力的典型代表，实力显然不弱。孝昌末，葛荣在河北起事后，北魏“朝廷以翼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28]。北魏朝廷对高翼的实力是了解的，因而利用拜官委以镇压葛荣的重任，同时把高氏地方势力纳入国家军事编制。但高翼担任渤海太守的时间并不长，因农民起义军的烽火炽盛而迁至河、济之间。北魏朝廷此时对高翼仍寄予殷殷厚望，“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史，加镇东将军，乐城县侯”[29]。应该说明的是，高翼虽从渤海迁至河、济，实力并未削弱，相反，这也许正是高家从一声望不著的乡里豪右终而成为控制冀州的实力派的一个重要起点。高翼离开渤海时，“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30]，也就是说，他把渤海全境可以走得动的老百姓都迁到河、济之间，进而又在河、济之间因朝廷任命为东冀州刺史确立了自己新的地位。事实上，高翼已把河、济之间变为自己的据点。当时，高乾兄弟正在京都任职。河阴之变，尔朱荣大肆杀戮北魏皇室和公卿贵族，高乾兄弟侥幸逃脱后，便投奔其父在河、济之间所营建的据点，将此地一度变为对抗尔朱氏的基地。
高家在战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葛荣领导的起义军声势浩大，一路斩杀州官府吏。像高翼这样的冀州豪右、元魏官吏本也在劫难逃。但这时高家却摇身一变，由起义军的对抗者变为归顺者。《北齐书·高乾传》曰：“乾兄弟本有纵横天下之志，见（尔朱）荣杀害人士，谓天下遂乱，乃率河北流人反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屡败齐州士马。”高家藉以扩大实力的“河北流人”，即是葛荣起义河北时由河北流入青、齐的流民。
我们在上文说到高氏兄弟有粗豪尚武的倾向，这种风气的形成，与社会发展有共时性。这里结合其周围集团人物的社会背景对此特征加以解释。
高家父子所控制的私人武装骁勇善战，一以当十，往往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这支武装中，有许多随同高氏起兵的骁将。《北齐书·高乾传弟高昂附传》曰：“自昂初以豪侠立名，为之羽翼者，呼延族、刘贵珍、刘长狄、东方老、刘士荣、成五、韩愿生、刘桃棒；随其建义者，李希光、刘叔宗、刘孟和，并仕宦显达。”他们与高氏父子有相同的特点，即粗豪尚侠[31]。
所谓侠者，是粗豪的同义语，指性格粗犷，仗义豪爽。中国古代社会每当社会动荡时，必有侠者出现，并且在他们的周围聚集起依附于他们的浮动人口。魏末的流动人口就是因社会动乱而流亡和因农村凋蔽而破产的农民，即流民。这样的侠者实际上亦即流民帅。以上追随高氏父子起兵的侠者刘孟和等人，大多数来自渤海郡以外的冀州各郡县，他们应当就是冀州各地的流民帅。而高氏兄弟则是这些流民帅的首领。
透过高家父子及其周围好侠义从的地域背景，我们能更深地了解高翼、高乾及其私人武装的产生和特点。
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十二月，尔朱氏弑孝庄帝，受孝庄帝“托以形援”重任的高氏父子随即在东冀州起事反对尔朱氏。高翼不久后死去，高家武装全部由高乾兄弟继承下来。高翼创立了高家的基业，而高乾则以拥戴高欢之功确立了高家在东魏、北齐政治中的地位。
尔朱荣死后，高欢设计从尔朱兆手里获得了统领六镇流民的权力。建明元年（公元530年），高欢又用计“请令就食山东”，率领流民逃离晋阳尔朱兆的控制。高欢虽然逃出晋阳，前往山东，但仍然处于进退失据之中，沿途还一再受到尔朱兆的追击。他们在山西已是“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32]。而出了山东仍求食无处，尔朱氏的亲信相州刺史刘诞拒绝供应粮食。当时，高欢率领的六镇流民至少有十万之众，《北齐书·神武纪》云：“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这十万之众既无地盘，又无粮草，几乎陷入绝境，遂由邺城（今河北临漳）转向冀州信都（今河北冀县）求生。
关于高乾奉迎高欢之详情，史书的记载极富传奇性：“属神武出山东，扬声以讨乾为辞，众情惶惧。乾谓之曰：‘高晋州雄材盖世，不居人下。且尔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效节之时，今者之来，必有深计，勿忧。吾将诸君见之。’乃间行，与封隆之子子绘，俱迎于滏阳。因说神武曰：‘……鄙州虽小，户口不减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详其计。’神武大笑曰：‘吾事谐矣！’遂与乾同帐而寝，呼乾为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33]这就是说，高乾之迎立为高欢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即提供地盘和军资，使高欢得以安定下来，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准备了条件，可谓功莫大焉！
不过，这里尚有一个疑点。当时，高家在冀州的势力根深蒂固，既有冀州的十万人口，又有“谷秸之税，足济军资”；而高欢所率也不过是十万余众，且处于穷途末路，那么高乾因何要以冀州奉迎？事实上，当时连高乾的兄弟也不能理解。如高昂“时在外略地，闻之，以乾为妇人，遗以布裙”[34]。在“众情惶惧”之时，高家兄弟独有高乾提出奉迎之谋，如将这一举动仅仅归结为个人一时的识见，恐未免流于一般化。这里我们从高乾的社会阅历及当时整个政治环境作一分析。
高乾是高氏兄弟中唯一富有政治阅历的人。细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北魏末年的许多政治事件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是高氏兄弟里最早出仕的，且在中央任职。早在元叉当政时，他便倾心交结，与其“意气相得”而受重用，起家拜员外散骑侍郎，领直后，转太尉士曹，司徒中兵，迁员外散骑常侍。他与孝庄帝的关系极好，“魏孝庄之居藩也，乾潜相托附”[35]。孝庄即位后，他曾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只因尔朱荣的反对，才被迫解职。尔朱荣死后，他又重回京师，被授予光禄大夫、河北大使，孝庄帝对他寄以勤王之重望。这一番经历，无疑使高乾对北魏末年的朝廷，对孝庄帝与尔朱氏的关系都有所了解。当时高欢是尔朱氏的得力骁将，担任尔朱氏入洛先锋，又在讨伐葛荣、羊侃、邢杲之战中立有大功，屡迁第三镇民酋长。所谓功高难赏，尔朱荣对高欢越来越不放心。《北齐书·神武纪上》云：“荣常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这个记载或许有史家附丽不实之辞，但从以后事实的发展看，还是基本可信的。后来，尔朱氏家族举兵向洛为尔朱荣报仇时，高欢阳奉阴违，拒绝出兵。高欢与尔朱氏的矛盾，站在近处的高乾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在高欢扬言兴兵致讨时，他才敢于只带十数骑出迎。这是粗武的高氏其他兄弟所不能了解的。
其次，高乾奉迎高欢，也是当时时势使然。尔朱氏实力雄厚，他主要武装来源于六镇兵户，战斗力很强。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尔朱氏独家上演了河阴之变、镇压起义、攻陷洛阳、废帝立帝、弑主夺权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至高乾兄弟冀州起兵时，尔朱氏家族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政局。尔朱兆据守晋阳，尔朱天光出镇关中，尔朱仲远独占山东，而尔朱世隆、尔朱度律把持洛阳政权。以如此军事、政治实力，即便是一年后的韩山之战，也令高欢望而生畏，更何况高家仅以一州之地、十万之众，如何对抗尔朱氏呢？高乾毕竟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他了解自己家族的处境，了解高欢和尔朱氏的矛盾，因而断然采取联合高欢对付尔朱氏的策略。高欢在进退维谷的时刻得到高乾鼎力相助，确实大喜过望，他当即与高乾联宗，“呼乾为叔父”[36]，又“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高昂[37]，深层的利害关系由表层的亲戚关系装饰起来了。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高欢是否真的出于渤海高氏家族，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在此持肯定态度。根据史书所记，高欢祖高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因而，“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38]。倘若世系久远，高欢伪托出自渤海高氏尚可混淆事实；然自高谧至高欢不过三世，在谱系严格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恐难掩人耳目，是其一。其二，若高欢本为鲜卑人，仅为借助高氏地方势力而改汉姓名，也恐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高欢与高氏地方势力接触的时间很晚，他不可能至此才改姓名。在此之前，他更无依托渤海高氏、改为渤海高氏的理由。《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录的《高建墓志》曰：
公讳建，字兴国，渤海修人也。……曾祖湖燕散骑常侍、吏部尚书，魏凉州镇都大将、秦州刺史、东阿侯。……祖拔，广昌镇将、燕州刺史。……父猛，鄯善镇录事参军。
起家为马场大都督。时属河陕未夷，崤冲尚梗，犬羊万计，揃覆王陵。而大行台尔朱天光受贤庙中，扬旌阃外，公入参谋画，出摧妖旅……除宁远将军、奉车都尉，迁前将军、太中大夫。既而诛行跋□，寇结晋阳，城雉失金汤之固，河洛无藩篱之限。……献武皇帝观白虎之戏，受赤雀之符，眷升陑以陈罪，抗义旗而揃虐。公既地属维城，戚当宗子，同心戮力，组钾持戈……除使持节、都督齐州诸军事、本将军、齐州刺史。
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考，这里的高建即《魏书·高湖传》之高达。建、达形似而讹。《高湖传》因原文有阙，故高达世系不清。幸同上书还有《高建妻王氏志》，称建为“神武皇帝再从弟”。可知高建（或高达）与高欢系同祖的堂弟。这是高欢出自渤海高氏的一个铁证。
这样，家族关系成为高欢和高乾兄弟双方结合的粘合剂。事实上，高乾奉迎高欢的确为一明智之举，冀州十万之众及充足的粮草增加了权力交换砝码。从此，高家以一汉族大族在高欢鲜卑化集团中占据了极重要的一席。最初建立的这种微妙的合作关系影响甚深，可以为我们解释许多饶有趣味的现象。例如，“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土，唯惮昂。神武每申令三军，常为鲜卑语；昂若在列时，则为华言”。“昂尝诣相府，欲直入，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责”。在潼关之战中，高昂负伤垂危，“顾谓左右曰：‘……所可叹息者，不见季式作刺史耳！’高祖闻之，即驰驿启季式为济州刺史”[39]。高季式曾强拉高欢婿黄门郎司马消难饮酒，对方推辞，他怒曰：“我留君尽兴，君是何人，不为我痛饮？”[40]总之，高家兄弟在对待高欢的态度上所表现的那种盛气凌人之态，恐怕不能完全用骁将得宠作解释，高欢集团中的其他骁将却不见有如此自傲的记载。
普泰二年（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与尔朱氏集团展开大决战。在这次决战中，高昂、高季式兄弟冲锋陷阵，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建立卓著功勋。韩陵之战后，高欢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高乾兄弟也加官晋爵，位登台鼎：高乾拜侍中、司空；高昂加侍中、开府，进爵为侯，邑七百户。
三、矛盾冲突
永熙二年（公元533年），高乾之死，是高家与高欢发生的第一次矛盾冲突。
高乾之死，表面上看，是高欢与魏王室斗争的牺牲品。这一年，高欢击败尔朱氏，进入洛阳，册立孝武帝，希图建立一个听命与自己的傀儡政权。但是，孝武帝不甘心受制于高欢，积极调动亲信，部署兵马，双方矛盾升级，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被视为高欢亲信的高乾则首当其冲，被罢免侍中职务。稍后，孝武帝又欲拉拢高乾，强迫他“共立盟约，以敦情契”。他身不由己，仓促间对以“以身许国何敢有贰”。高乾见孝武与高欢嫌隙已成，形势不妙，一方面对高欢劝进以表忠心，另一方面又求外放为徐州刺史以远离事端。这时，孝武帝则把高乾与自己共立盟约透露给高欢，“神武闻其与帝盟，亦恶之，乃封其前后密启以闻，帝对神武使诘乾”[41]，遂赐乾死。高乾之死，看来是情势使然，他夹在权力的两极中间，一极是万乘至尊，一极是位极人臣，他在两极中不由自主。
关于高乾之死，还有一个疑点。当高乾被罢免侍中职务后，孝武帝曾对他极尽拉拢之能事；恰于其时，高欢力求为他恢复侍中之职，而被孝武帝所拒绝。这似乎不合情理。高家自奉迎高欢后，无疑已被看成是高欢集团的一员。否则，高乾就不会首当其冲地被解职。高乾首劝高欢受禅，其忠心高欢也不可谓不知，却仅因自己的政治对手孝武帝的一纸诏书就与高乾恩断义绝，也颇令人费解。这究竟是孝武帝实行反间计，还是高欢将计就计，借刀杀人？《北齐书·高乾传论》的解释是：“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启疏，假手天诛，汪滥之极，莫过于此。”由此可见，李百药是持“借刀杀人”之论的。
高乾的确不是高欢的“元从故人”，然而在高欢的众多随从中，成份本来就很复杂，他们出自不同的实力集团。例如，慕容绍宗、侯景等便来自他的对手尔朱氏集团，而同为汉族大族的李元忠则一直深受高欢的宠信。他们同样不是高欢的元从故人。所以“元从故人”之论，不免显得有些牵强。倘若我们把眼光放远些，将高乾之死置于东魏到北齐这一历史动态环境中去考察，或许可以对高乾之死作出新的认识。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有一段记载，可以解释某些现象：韩陵之战后，高欢基本消灭了尔朱氏势力，但这时关中又出现了实力日益强大的贺拔岳，为高欢所忌。于是，“丞相欢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畏欢，欲单马入朝。行台左丞薛孝通说岳曰：‘高王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诚亦难敌，然诸将或素居其上，或与之等夷，屈首从之，势非获已。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高王除之则失人望，留之则为心腹之疾。且吐万人虽复败走，犹在并州。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劲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薛孝通这一长策乃开东西对峙之滥觞，这里姑且置之。我们通过分析这一长策可以看到：早在高欢创业之始，对他来说就存在一个严峻的局面，即将领成份复杂，军心不齐，对高欢并不心服，以致使高欢的行动处处受到牵制。而成为他心腹之患的，看来并非是仅因非“元从故人”的高乾。那么，薛孝通所说的高欢诸将中哪些是属于“素居其上”的，哪些是属于“与之等夷”的？对此，我们不能十分确切地指出。首先，像段荣、韩贤、蔡儁、孙腾这类始终追随高欢者恐怕不是“与之等夷”的。无疑他们与高欢之关系是极其亲近的，其中许多人与高欢建立了姻亲关系。其次，当年同高欢一起同属于尔朱氏部下的将领，在尔朱氏失势前后陆续聚集在高欢的周围。他们资格老，各自拥有一批武装，且多为骁勇善战的胡人将领，在对待高欢时恐怕会流露出“等夷”的心理，其代表人物如侯景。他常有“飞扬跋扈志”[42]。至于“素居其上”者，不能确知，但像高乾兄弟那样经常流露出一股凌人傲物的神气来，恐怕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此外，另有一段大家熟知的史料，高欢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43]这段记载，《资治通鉴》系年于梁武帝大同三年（公元537年），即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距薛孝通上策已有五年之久。五年过去了，而当年困扰高欢的问题却仍未解决，即人心不齐，“人情去留未定”。五年前薛孝通分析了高欢集团内部的涣散，当时高欢本人对此处境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从五年后高欢对杜弼所言，说明他心中还是有数的，只是态度谨慎，等待解决问题的合适时机。
阻挠高欢不能断然采取整顿集团内部的手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时客观形势的严峻。高欢在创业伊始，即遭遇强大的尔朱氏势力；韩陵之战后，又与东魏宗室展开了夺权斗争。接着，孝武帝进入关中，东西对抗局面形成。双方在初期打了几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高欢的神经始终紧绷着，丝毫不敢松懈。二是在严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的武装集团的质量往往逊于对手，人心不齐。高欢虽奄有山东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却缺乏西魏那样众多的高级将领。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军事体制，正是建立在拥有众多将领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欢不得不对将领的胡作非为有所放纵，甚至是惜将如命。沙苑战后，侯景屡请以精骑二万取宇文泰，娄后对高欢说：“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44]竟不愿以一侯景换宇文泰，可以想见将才之少使高欢何等苦恼。然而严峻的军事形势迫使高欢对这一问题不能不有所考虑。在邙山之战中，东魏将领彭乐竟以一己之贪利而放走宇文泰，可见放纵将领也有一个度的问题。
高乾恐怕是高欢采用了“借刀杀人”之法整顿内部的第一个目标。在高欢集团中，高乾不像自己的两个弟弟，他更多地是以政治人物而非军事将领的面目出现。对于他，其实高欢未必不知其忠心，但是在高欢集团中，他又的确是一个格格不入的音符。他的政治背景和阅历，他在冀州根深蒂固的势力，以及高家兄弟的卓著功勋，都使高欢有所顾忌。而且，高乾又是一个权欲很盛的人，他曾与崔凌一起反对高欢复立节闵帝，而改立孝武帝，尔后正是孝武帝与高欢不欢而散。高乾在失去侍中之职后，“居常怏怏”，汲汲于荣利形之言表。这与当年和他同迎高欢的赵郡大族李元忠的态度截然不同，侍中李元忠也劝高欢受禅，但他居于权力中心却远离权力。史称，“元忠虽居要任，初不以物务干怀，唯以声酒自娱，大率常醉”[45]。所以，不仅高欢，甚至是以后柄受乃父对众朝臣大立威行的高澄对待李氏始终都很优厚。在高欢看来，高乾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政治斗争紧张的时候。当然，高乾毕竟是有功之臣，高欢不能亲自动手，以免引起汉族大族的反感和恐慌，于是便利用孝武帝之手除去高乾。是后，孝武帝竟进而围追高乾弟高季式，高季式和高昂都不知祸从何来，先后投奔高欢。高欢的这一着实在高妙，既转嫁杀高乾的恶名，又赢得高季式、高昂兄弟的信任，可谓一举两得。无怪乎孝武帝愤愤不平，觉悟到上了高欢的大当，他在诏书中说：“顷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指高欢）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46]
与高乾之死相对照，十多年后，即高欢让杜弼“少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左右，高欢整顿集团内部的政策全部出笼，其方式手段与当年杀高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的历史背景是，经过东西之间几次大战，双方互有胜负，基本上奠定东西相持的格局，一方倾覆另一方的可能性不大。此后，双方虽仍有战事，但大致局限于局部地区的争夺。外患一旦消除，内忧便突出出来。这时高欢集团内部，实已是积弊甚深，元从义故、皇亲国戚，都非常跋扈，尤其是著名的“四贵”—孙腾、高岳、高隆之和司马子如十分专恣，致使贿赂公行。高欢自己躲在幕后，放权给其子高澄，“以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又“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并对权贵们宣言：“儿子浸长，公宜避之。”[47]同时，他还授意高澄起用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人对权贵大加弹劾。而崔暹等果然不遗余力，“受世宗密旨，以法绳之，未几之间，内外整肃”[48]。这次大整顿，基本达到了高欢的目的，对出力居多的崔暹“高祖握暹手而劳之曰：‘……中尉尽心为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群公奉法。冲锋陷阵，大有其人。’”[49]从高欢这席话也可看出整顿具有军事目的，与以往的举措一脉相承。
从元氏东魏到高家北齐政权的最终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无论是高乾被杀，还是高澄重用崔暹等人，都是在一个共同政策指导下的产物，即高欢父子对集团内部的整顿。它的结果是保证了新政权建立前统治集团内部的统一与团结。这一切与以后北齐史上多次的胡汉冲突事件应属于不同的性质。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毫无联系的。众所周知，东魏北齐是由鲜卑化的汉人控制和建立的。在这里，鲜卑贵族占据统治地位，有意排斥和打击汉族人士，出现多次激烈的胡汉冲突事件。这首先固然是民族矛盾的产物，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各阶层权力的集中与分散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了本已尖锐的民族矛盾。高欢、高澄父子通过整顿内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却把鲜卑贵族的怨恨引向汉族士人，使崔昂、崔季舒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在高欢、高澄死后，那种假手于人的权力运用模式对以后北齐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潜在影响。这段历史逆流中的诸多事件都有相似的形式，这不能仅归因于历史的偶然。当我们重新审视北齐这段历史，不能不考虑到历史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经历代皇朝更替，而绵延不绝。但是，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世家大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同一家族内部，在不同阶段，各房支的政治经济地位经常发生升降变动，这恰恰是大族绵延不绝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北方世家大族比南方世家大族更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所分析的渤海高氏就是一个例证。按照一般原则，北方与胡人政权合作的世家大族的生存条件肯定比南方要困难得多，但北方世家大族的生命力却超过了南方，这种表现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渤海高氏本非北方一流高门，但隋唐以后其家族中仍然出现了四个宰相。这是与北方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积极态度以及家族内部新陈代谢能力的加强分不开的。这也是本文所要揭示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高瞻附传》。
②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
③ 《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穆席永和七年。
④ 《资治通鉴》卷一○二晋海西公太和四年。
⑤ 《资治通鉴》卷一○五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⑥⑧⑨ [11] 参见《魏书》卷三二《高湖传》、卷五七《高祐传》。
⑦ 王大良：《从北魏刁遵墓志看南北朝世族婚姻》，《北朝研究》1992年第2期。
⑩ [32] [38] [42] 《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
[12]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
[13] 关于渤海封氏，将另文论述。
[14] 《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且浩已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
[15] 参何兹全先生《崔浩之死》，《文史哲》1993年第3期。
[16] [17] [18] 《魏书》卷四八《高允传》。
[19] [20] [21] 《北史》卷三一《高允传》。
[22] [28] [29] [30] [31] [35]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
[23] 关于高翼和高乾为父子关系，《北齐书·高乾传》、《魏书·高欢传乾附传》、《北史高允传乾附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均作如是说，但《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胡注曰：“翼，乾之族也。按后以翼为乾之父。”据此，则翼、乾非亲父子关系。当三省之时，尚有许多未佚之书，三省言之凿凿，必另有所据。笔者推测，翼乾或为养父子关系，待考。
[24] [45] 《北史》卷三三《李元忠传》。
[25] [33] [36] [41] 《北史》卷三一《高允传乾附传》。
[26] 《北史》卷三八《裴让之传弟诹之附传》。
[27]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弟慎附传》。
[34] [37]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39]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弟昂附传》。
[40] 《北齐书》卷二一《高乾传弟季式附传》。
[43]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44] 《北齐书》卷九《娄后传》。
[46] 《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47] 《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十年。
[48] [49] 《北齐书》卷三○《崔昂崔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