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汉初论文,诛吕安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吕后执政以后汉廷发生的那场尽人皆知的流血政争，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定性为“刘吕之争”，合谋诛杀诸吕的周勃、陈平等人，也被尊崇为“安刘”的大功臣而备受传颂。然而，笔者细检史书，却发现这是一场由功臣阴谋集团和齐刘分裂势力合谋发动、事后又完全歪曲其真相的血腥政变，诸吕不过是阴谋政治的无辜牺牲品。下面分两个部分对此历史大冤案作一辨析，以便今人对于汉初纷纭变乱的政局增些了解。
一、汉初政局和吕后分封安刘之策
刘邦建汉后，把一大批武将谋士或封以广土众民，或授予公卿高位，使汉初很快出现一个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包括楚王韩信等九大功臣王和酂侯萧何等众多的功臣侯。不久，因功臣王对刘家天下构成了直接威胁，刘邦又将其逐个消灭（只留地远势弱的长沙王），同时以更大的规模分封功臣侯。据《史记·高祖侯者年表》， 刘邦在六年间共封143位功臣侯，并与之剖符盟誓，“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又依侯功排出朝次，对他们的权势、地位作出庄严承诺与制度上的保证。〔1〕刘邦优待厚遇功臣的政策， 《汉书·高帝纪》有云：“有其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子女为公主，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在这种优遇和倚重政策下，功臣侯很快发展起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
经济上，功臣侯“受地食邑”，又获允“自置吏，得赋敛”，一百多个侯国所领治的人口和从汉廷分割出去的税赋，当然不是小数目。他们始封时的食邑，是“大侯不过万家，小侯五六百户”。〔2 〕据《史记》功臣表所载列侯始封户数统计，列侯人均领有食邑二千一百一十多户，总数达三十多万户，如以每户五口计，则列侯始封时领有百姓一百五十多万人，约占汉初全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3 〕这样推算出来的数字，还仅是就汉初各地户口严重流散的情况而言，随着经济的恢复，百姓大量回归乡井，侯国所实际领有的人口倍增，“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4〕由此可见功臣侯们经济势力之雄厚。
政治上，功臣侯垄断了公卿高位，掌握着军政大权。根据《史记·汉兴以来名臣将相年表》、《汉书·百官公卿表》，高、惠、高后、文景五朝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全部由功臣侯或其后嗣担位，形成功臣垄断三公权位的局面。功臣们还担任太仆、廷尉、中尉、卫尉、郎中令、治粟内史等九卿之职，或出任郡国守、相、傅、尉等，占据了大部分朝廷和地方要职。李开元先生曾考察了汉初至武帝时期担任三公九卿、王国相、郡太守的官职中由军功出身者的比率，列表如下：〔5〕
高帝 惠吕 文帝 景帝 武帝初 武帝中 武帝后
三公九卿
10090624627
26 21
王国相 100862918170
0
郡太守 886040 0 6
21
6
平均9781503020
22 15
可见功臣侯（凡出任守相、九卿者多封侯）的政治权势，自汉初至文帝朝一直占着绝对的优势，“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将相公卿皆军吏”〔6〕，“迄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7〕诸如此类的记载确是史实。
因此可以说，刘邦虽消灭了功臣王，但整个功臣集团的势力并未受到大的削弱，因为140多位大功臣接连封侯， 其势力加在一起决不会小于几个功臣王，并且由于功臣侯尽据着朝廷和地方要职，有军政财方面的实际权势，对刘氏天下构成新的巨大的潜在威胁。刘邦后来对此有所觉察，心中总担忧“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8 〕但刘邦过早病逝，对功臣侯除心存疑忌外，没有采取直接的措施。
刘邦一死，刘盈幼弱，政局骤然失去平衡，朝政重心向功臣集团倾斜。处此危局中的吕后，起初准备秘不发丧，计谋尽诛功臣。但是郦商分析形势指出，功臣们在朝内握有重权，在朝外拥有大兵，“大臣内畔，诸将外反，亡可挤足待也”。〔9 〕政治头脑聪敏过人的吕后，既知道刘盈的幼弱堪忧，又看到功臣势力的积重难返，于是推出一项“分封安刘”的策略。
根据《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史记·吕太后本纪》、《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统计，吕后执政期间（包括惠帝时）共封13王、40侯，详如下表：
吕后分封表〔10〕
受封类别 功臣及其
吕氏外戚刘氏宗室 其 他合计
子嗣封侯
封侯封王封侯
封王 封侯 封王
惠帝时
3
1 0 0 0 00
4
元年 6
3 1 3 2 01 16
二年 2
0 1 2 1 00
6
四年 8
3 0 1 1 10 14
六年 0
1 1 1 1 00
4
七年 0
0 1 0 2 00
3
八年 0
2 1 0 0 30
6
小计 19 10 5 7 7 41 53
此表是吕后执政时期对等功臣、宗室、外戚政策的集中反映：
其一，笼络功臣势力。由于功臣势力的强大及其无所不在，吕后不敢贸然打击和排斥他们，而是沿袭高祖成法，尽力加以笼络。除对功臣优加赏赐，吕后继续封侯功臣，并重申侯国世袭和以侯功定朝位的制度。惠帝、吕后追封“高祖时遗功臣”， 前后封高祖时功臣及其后嗣共19人，使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无一遗落。高后二年， 第二代酂侯（萧禄）无后，按例应除国，吕后却将萧何夫人封为酂侯，又封其少子萧延为筑阳侯，使侯功第一的萧何得不绝祀。〔11〕同年吕后又下诏说，为避免功臣事迹因时间流逝而湮没无闻，“今欲差次列侯功臣，以定朝位，藏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高祖时曾议定萧何曹参等十八侯位次，吕后复诏尽列功臣侯次，目的是欲俗以恩结列侯”。吕后此举也确实有效。诏令一下，陈平、周勃、灌婴、王陵等人大喜，回奏说：“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请藏高庙。”〔12〕据说吕后此次将功臣侯次续列至143人。〔13〕
其二，对刘氏宗室，吕后抑其疏属强大者而扶其近宗弱小者。因刘邦大树同姓王势力，而同姓王在惠帝以后与皇帝关系已疏，这些强大的同姓王势力便在功臣势力之外成为汉廷中央集权的另一大潜在威胁。吕后对此有所注意而及早采取措施。当时“诸侯大王无过齐悼王”，〔14〕在惠帝之前以兄长自居，失君臣之礼，吕后大怒， 刘肥只得献出城阳郡。后来，齐之济南、琅邪二郡又被吕后析出，齐的势力有所削弱。惠帝一支在整个宗室势力中最为弱小，吕后予以大力培植。于高后元年封惠帝诸子二王（淮阳王刘强、常山王刘不疑）三侯（壶关侯刘武、襄城侯刘山、轵侯刘朝）。刘不疑、刘强病死后，吕后另以刘山（改名刘义）为常山王，刘武为淮阳王。刘义（改名刘弘）入继皇位后，再以刘朝为常山王，使其国始终不绝。七年又以昌平侯刘太为吕王（后改名济川王）。不过，其时刘氏天下的首要威胁仍在功臣势力，所以吕后既要防备和限制宗室中远支疏属过于强大威胁朝廷，又要团结和利用同姓力量来对抗功臣集团。吕后一方面连削齐刘的封地，另一方面又封刘肥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使“皆宿卫长安”，〔15〕视若心腹，原因就在这里。以往论者多以吕后接连废杀三赵王（刘如意、刘友、刘恢）和幽废前少帝，指责吕后用各种阴谋残酷消灭刘氏子孙，以图篡权窃国。清人赵翼早就指出，刘如意因曾夺嫡而被杀，刘友、刘恢被杀“则皆与妃吕氏不谐之故”，〔16〕违背了吕后结亲刘吕以安刘氏的政治意图。又吕后幽废少帝，“是恐其为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社稷，不可属天下”。〔17〕吕后卫辅惠帝并立其幼子，前后封刘氏8王7侯以及抚养淮南王刘长，都充分证明吕后一心安刘而“无盗汉之意”。〔18〕
其三，援引外戚以夹辅刘氏。为了对付异姓功臣王，刘邦外封同姓王，内倚功臣侯，暂时维持了政局的平稳。惠帝幸得吕后扶撑，“内修亲亲，外礼宰相”，〔19〕恩结同宗而优礼功臣，竭力维持皇权集团与功臣势力间彼此均衡的局面。然而惠帝过早崩逝，又无壮子继嗣，这就使政局再次骤然失衡，吕后因此更加忧惧功臣势力，正如张辟强对功臣们所说，“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20〕其实，吕氏外戚在高祖时即以军功封侯，但吕后终惠帝之世，没有分封过外戚，也未曾援引外戚参政，“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21〕通过分封诸品来壮大皇权集团，稳住刘氏天下。不过，吕后仍没有立即重用和分封外戚，公卿之位一直由陈平、周勃等功臣充任，她又依照“欲侯诸吕，先侯功臣；欲王吕氏，先王刘氏”的原则进行分封。由前表可知，吕后每次分封外戚，都同批分封了功臣和刘氏，但远少于功臣受封人数，且外戚10侯陆续经五批才封完。吕后先后封吕氏5王，但她所封刘氏有8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封诸吕，并非出于吕后一己之私虑，当时整个统治集团都认为有必要援引外戚力量，功臣权贵和刘家诸侯中，赞成封王诸吕的大有其人，“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22〕所以说，吕后封诸吕，并不想以吕氏取代刘氏，而是出于局势演变的需要，希望借吕氏之力来安刘氏天下。吕思勉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吕后在称制之年始封王吕氏，“盖诚以少帝年少，欲藉外戚以为夹辅，亦特使与刘氏相参”。 〔23〕
吕氏长期协助刘邦处理政事，她对功臣集团于汉廷的潜在威胁，对高祖惠帝相继崩亡后政局的动荡都有深切的认识，终吕后之世，对待功臣、宗室、外戚的政策虽有所不同，但她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始终只有一个，即以势力均衡取得政局稳定，安定刘氏天下。所以要说汉初的“安刘”，吕后正是第一大功臣。
二、阴谋策划的一场流血政变
对于刘邦以来既优待、倚重功臣侯又疑忌和打击功臣势力的两面政策，功臣们心中十分清楚。功臣王相继被杀，曾带来一场“功臣人人自危”的心理恐惧，〔24〕继刘邦执掌权柄的吕后，在功臣们的眼里，更是一个“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的妇人，〔25〕他们对吕后的畏惧自不待言，“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26〕因此，吕后执政期间，陈平、周勃等表面上与之合作，实际上进行消极对抗，暗中还积极谋划反抗。例如，他们同意分封诸吕和废立少帝，就是“伪听之”；他们都自度“力不能争”，为免祸及己身，陆贾“病免家居”，陈平任相而不治事，日夜饮醇酒戏妇人。然而，他们“常燕居深念”，彼此交通，共谋吕氏。陆贾在拜见陈平时，就道出富贵至极的陈平之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他为陈平“画吕氏数事”，使陈平与周勃“深相结”。陈平再送给陆贾车马钱财，使他“游汉廷公卿间”，暗中把功臣们团聚起来，阴谋策划反吕。〔27〕
吕后对功臣势力同样始终有所戒惧，比如她杀韩信、除彭越，将相职一分为二并倚重左丞相审食其，又援引吕姓子侄和扶植刘氏势力，都是为了牵制、分割功臣手中的权势。对于功臣集团暗中策划的阴谋，吕后很可能有所觉察，临死前，她告诫说：“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28〕
吕后虽敏锐地预感到了身后的政局变乱，却未曾料到变乱最先会出现在刘氏宗室内部，更想不到宗室势力会与功臣集团联合。吕后在其宗室政策中大力削齐，刘肥一支对她怨恨至极，所以，尽管吕后亲刘章兄弟，刘章却“忿刘氏不得职”，公然在酒宴上喊出“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并追斩吕氏逃酒者一人。吕后对此不加措意，功臣们却欣喜地找到了同盟，“大臣皆依朱虚侯”。〔29〕高后八年（前179 年）八月辛巳（初一），令功臣和刘章等人畏惧不已的吕后病死，刘章兄弟最先行动，“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30〕为了夺取帝位，刘章还“欲从中与大臣为应”，〔31〕《汉书·高后纪》则明书刘章“欲与太尉勃丞相平为内应”。八月丙午（二十六日），齐王刘襄起兵，西向关中进军。早就谋划起事的功臣集团趁机而发，受廷命东征击齐的颖阴侯灌婴，率军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32〕。这样，各有异图的齐刘分裂势力和功臣阴谋集团，公开勾结，共同对付诸吕。
九月庚申（初一）晨，使齐归来的郎中令贾寿把灌婴“与齐楚合众，欲诛诸吕”的秘密全部告诉吕产，并促其赶紧入宫应变。谁知平阳侯曹窟“颇闻其语”，飞马报告周勃、陈平，于是功臣集团当即行动。主管符节的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周勃因此控制了北军。陈平则召来刘章，让他带兵赶往未央宫，攻杀了吕产，并派人分头“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第二天，又“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33〕至此，吕氏被族灭，然而功臣集团的阴谋仍在继续。“始大臣诛诸吕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34〕可是功臣们控制京师局势后，又违背这一分赃协议，“戊辰（十八日），徒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35〕接下来，功臣们又经过一番“阴谋”，废杀了汉少帝，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而遣朱虚侯以诛吕事告齐王，令罢兵”。〔36〕这样刘章立齐王刘襄为帝的如意算盘落空，政变的成果全部为功臣所有，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齐）不得不俯首罢兵，虽朱虚侯，亦不料其徒为汉大臣驱除难也”〔37〕。
由于功臣集团的胜利，这场蓄谋已久的流血政变，竟被完全歪曲了真相。政变一开始，周勃闯入北军，“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38〕将政变巧妙地说成是“刘吕之争”，借以掩盖其阴谋。他们还大肆宣扬“诸吕擅权谋乱以危刘氏”，把自己打扮成“诛吕安刘”的社稷之臣。前文已论及，吕后分封吕姓子侄，是其“安刘”策略的一部分，根本就不是要篡夺刘氏天下。再看吕姓势力是否强大得足以威胁、动摇汉廷统治。吕后称制以来，吕氏封侯者先后有13人，但吕它、吕更始获封非因裙带，史传已明书其功；吕产虽吕后亲侄，但他封洨侯也因“有功”。即使以13人计，吕氏侯与数十上百名刘氏侯、150多名功臣侯相比，侯势孰强孰弱？吕后先后封吕氏5王，但以高后八年数字来看，刘姓共9王，吕姓仅3王，吕姓王又无一人就国，这跟齐、吴、淮南等刘姓王在各自封国内大肆发展势力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吕氏岂有危刘氏之力？！可见所谓“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39〕之类，皆为无稽之谈。
诸吕有否擅权呢？谓诸吕“擅权”主要指吕禄任将、吕产任相。可是史汉两书诸篇所载，彼此歧异：《史记·吕太后本纪》谓惠帝崩，陈平等人从张辟强计，“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军居南北军”，又谓“（八年）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后死，又有遗诏“以吕王产为相国”；《汉书·高后纪》则书之于高后七年正月，“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汉书·文帝纪》又云：“吕产自置为相同，吕禄为上将军”；《史记·灌婴传》亦云：“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等等。可见，不仅对二吕任职时间的记载差异很大，获任方式也绝不相同。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百官公卿表》均无禄任上将军、产为相国记载。《太史公自叙》谓：“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果如诸书所载诸吕擅权谋乱，太史公岂能不书其职不彰其恶！实际上，陈平、审食其终吕后之世一直分任丞相，吕后死，审食其在近两个月内的相位变动，史汉二表具有详载。可见，吕禄、吕产有无担任将相，事已可疑，“擅权”之罪实难成立。
诸吕在吕后死后是否准备谋反为乱呢？吕后临死曾告诫吕产、吕禄，为防大臣“为变”，“必据兵卫宫”。当时可据之兵为南军与北军，这两军在汉武以前实属皇宫卫队，南军卫未央宫（皇帝所居），北军卫长乐宫（太后所居）。〔40〕对这两支军力有限的宫卫兵，二吕事实上没有控制过，甚至未曾想过要控制这两军。当郦寄受令前来给吕禄，劝他放弃北军，“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如果诸吕蓄意谋反，会出现这种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吗？正由于吕禄所领之北军，原为守卫吕后所居之长乐宫，时吕后已死，故诸吕对放弃北军不以为意。政变开始，周勃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骗吕禄说：“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吕禄以为是帝命，立即交出北军。〔41〕史书又云吕产据有南军，但是当周勃“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因此不得入未央宫，〔42〕可见吕产并未掌有南军。所以说，二吕充其量只是名义上领有两宫卫屯兵而已，连未央宫卫尉都不服从吕产之命，更不要说诸吕控制京师戍军或全国兵力了。〔43〕所以“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吕禄、吕产欲发兵乱关中”〔44〕等等，显系政变后的诬辞。诸吕也没有遵从吕后“据兵卫宫”的遗诫，吕禄就“信郦寄，时与出游猎”，吕产则在事急时想入未央宫而不能。很明显诸吕在吕后死后根本就未有过据南北军来谋乱的想法或行动，这正是他们一旦败亡冤死的原因，“诸吕之败，正由其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45〕
对于这次流血事变，史汉诸书有两类记载，一类说诸吕在吕后死后阴谋“为乱”，故为大臣所诛；另一类更多的则如：“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46〕、“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47〕、“及太后崩，平与太尉勃会谋，卒诛诸吕立孝文帝”〔48〕、“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49〕诸如此类，未指诸吕为乱，而明言吕后一死，大臣就合谋杀死诸吕，“欲诛”、“相与”、“会谋”等字眼，将功臣集团合谋策划政变、主动攻杀诸吕的隐秘昭示于众。更能说明事变真相的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禄以赵王谋为不善，大臣诛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曰：“产以吕王为汉相，谋为不善，大臣诛产，遂灭诸吕”，《史记·文帝纪》在赏赐周勃等“功臣”诏书中说：“……（灌）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平与太尉勃谋夺吕产等军”，《史记·吕太后本纪》言郎中令贾寿出使齐地归来，“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可见，诸吕所谋，仅是一种莫须有的“不善”，而且诸吕之“谋为不善”，还是在获知功臣集团与齐刘合谋“欲诛诸吕”的消息之后，可见诸吕之“谋为不善”，完全是形势逼迫下的一种消极应变企图，事实上吕产未能入宫，连这种临危应变都没有做出。所以有人说：“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地作了政治上的牺牲品。”〔50〕仔细一想，才智与胆略极为过人的吕后，在大权独握时都未曾有过代刘之心，庸碌无能的吕产、吕禄之辈哪敢诛功臣、灭刘氏呢！况且，吕禄诸人最大的奢望，止于封王而已，也未曾有过代汉之意。〔51〕
此外，对于这场变乱，当时早就有不少人识别出它是功臣集团的阴谋。代王郎中令张武认为功臣迎立代王事不可信：“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代王为名，实不可信。”刘恒及薄太后也觉可疑，行事极其谨慎，“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人乘六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52〕后来爰盎又当着文帝说：“陛下从代乘六乘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53〕可见政变后由功臣势力控制的京师被人视为不测之地。刘恒即皇帝位的当晚，即任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将南北军收归己有，对周勃等人的疑忌显而易见。〔54〕文帝还曾自述其在功臣集团控制下获取皇位的心情说：“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55〕
吕思勉先生曾称这场事变为“功臣外戚相诛”，消除了诸吕危刘的嫌疑，惜未明确指出其政变的真相与性质。实际上，吕氏外戚未尝诛过功臣，而功臣除了诛灭吕氏外，还废弑少帝，杀死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等，是真正的灭刘（惠帝一支）危汉之罪人，只是对于文帝支系来说，周勃陈平之徒确有“定刘”之功，所以爰盎对文帝说周勃之流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