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应避免五种片面性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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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全党应“适应新形势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根本性、经常性的工作,它受工作对象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特点的制约,不可能一劳永逸,立竿见影。只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才能收到实效,长期受益。要真正发挥这一传统优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避免以下五种片面性:

其一,偏重日常教育,轻视系统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概括地分为系统教育和日常性的教育两部分。前者包括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后者包括形势和任务教育、法制教育、规章制度和纪律教育等。前者的目的,是使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固树立起科学的理想信念。这些都是人的思想意识体系中基础的、深层的、发挥持久作用的因素,一旦形成,便有很大的稳定性,它对于一个人如何立身处世,如何认识、分析事物往往能起终生的指导作用。与此相比,日常的政治教育从内容上讲,更具时代性、变动性、不确定性,对于人们如何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认识和把握事物,校正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端正自己的态度,无疑是有益的、必要的,但对于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却不起主要的、根本的、决定的作用。一个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面前站稳脚跟,不迷失方向;有了正确的道德观,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各种规章制度和纪律面前才不会感到束手束脚,才能真正做一个自由人,“一个人只有感觉到他是不自由的,他才是自由的”;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利益标准,才能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巩固自己的道德堤防,塑造好自己的外在形象,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由此可见,系统教育和日常教育,都是必要的,不可偏废,但前者更为根本。轻前而重后,虽殚精竭虑,劳力伤神,常事倍而功半。

其二,被动疏导,灌输缺乏预见性、针对性。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我们必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群众中出现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出现一时的谬误和偏差,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只能讲理,不能强制,只能疏导,不能堵塞,“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为此,我们党把疏导确定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但是,世间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的入与出、源与流、吸收与渲泻都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这是事物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思想政治工作的灌输与疏导,对于人们思想觉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相互间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只灌输,不疏导,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又否定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唯物辩证的转化过程,忽视了人脑作为一个“加工厂”在对客观事物和外来信息等“原材料”的消化、吸收、加工、制作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反之,只疏导,不灌输,我们就不知道疏导的内容是什么,即不知道疏导的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过程中一时的偏差或误解,还是如法轮功骨干分子那样已经形成反社会、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立场、观点。而对后者,就不单纯是疏导的问题了,需要进行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斗争。所以,只讲疏导,不讲灌输,实际上是放弃了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的责任,是一种崇拜自发性的表现。关于灌输,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的灌输思想是针对处在自在阶级的无产阶级群众而说的,在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之后,对工人阶级的教育就不宜再采用外来的灌输教育。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无产阶级”是一个抽象的、高度概括化了的集合概念,而党的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对象,却是十分具体、明确且又各具特点和个性的工人阶级分子和群众中的成员。列宁在批判俄国党内崇拜自发运动的观点时曾经指出,不能把对于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已经过时的议会制度,当作对于整个无产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认为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之后,本阶级的每一分子随着这个转变也统统成了“自为的个人”。坚持这样认为,实际上就否认了事物的差别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次,列宁当时强调“灌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自发的工人运动,既有自发接受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影响的倾向,又有自发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影响的倾向。时至今日,是不是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呢?显然还不能这么说,不然就无法解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为什么会发生,也不能解释“法轮功”为什么会那么猖獗。只要世界上存在两个阶级,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就必然存在两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总是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此长彼消的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只要这个条件存在一天,灌输的意义和必要性就不会过时。近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在加强对人民群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灌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工作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特别是对诸如“法轮功”等关系社会稳定的在一些重大问题,缺少工作的预见性,没能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预防措施。问题出来后,虽然进行了积极的疏导工作,但显得很被动。这样的教训值得深思。

其三,偏重对“事”的解决,轻视对“人”的培养。通过对建国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这一传统优势,已成为全党的共同信念。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同志并不是从战略上真正认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们的所谓重视,往往是带有某种实用主义色彩的重视,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顺利时,不提也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出问题了,才想起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自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农民的思想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等粮食收不上来了,等许多农民参加了法轮功,才想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同志那里,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单纯用来解决问题的,暂时没有发现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无事可做。在他们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是雨衣,是抹布,是橡皮膏,是一种用得着抄起来,用不着随手一丢的东西。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作为党的一项传统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培养人、提高人、造就人的重要途径,当然,它也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它有“雨衣”的作用,可以防止和抵御不正确思想的侵蚀,但不仅仅是雨衣;它有“抹布”的功能,可清除人们的“思想污垢”和“精神垃圾”,但也不仅仅是抹布;它有“橡皮膏”的效用,可用来粘合人际关系上的裂痕,弥补人们思想的缺陷和不足,用以补偏救弊,改过迁善,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拾遗补漏的工具;它可以着眼于“事”而做即解决具体或实际问题,也可以针对“人”而做即为了培养人、提高人、造就人,但要真正解决好“事”的问题,又必须从解决“人”的问题即从培养人、提高人、造就人入手。总而言之,它不是那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时束之高阁,用得着时信手拈来就能发挥作用的东西。那种带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不能从战略上认识其地位和作用的所谓重视,完全不管当事者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降低了它的地位,也难以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其四,偏重物质鼓励,轻视精神鼓励。需要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要求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需要一旦被意识到,就以思想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支配人的行动。马克思说过:“没有需要,便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9 页)所以,需要是人的积极性的原动力。需要从性质上可划分为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两种。荀子说:“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第82页)这里讲的就是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讲物质利益,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人的一部分思想积极性是靠对物质需要的满足来调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鼓励也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个量度问题。在十年动乱时期,搞平均主义,抹杀人们的物质利益,使人们“谈利色变”,那一套“左”的做法固然不对,但把人们的物质利益强调过了头,有可能从“精神万能论”滑向“金钱万能论”的另一极端。物质鼓励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时候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也是午过影斜,日落影消。人们对于奖金,一个普遍的观念认为它是对人们过去或已支付的超额劳动的报偿。在人们把钱装进口袋之后,要想进一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就需要再发奖金,这种周期性反复的结果,是人们胃口越吊越高,慢慢的就会变成“刚性”的东西,不管贡献大小,钱只能越发越多,一旦受单位支付能力的限制,没钱或钱少了,一些人就会躺倒不干。“有了包和奖,不用抓思想;只要有实惠,其他无所谓”;“书记思想政治工作一大套,不如厂长一张票”;“宁肯跟着厂长跑断腿,也不给书记打口水”;“工厂靠钱管,职工为钱干,一切向钱看,没钱玩不转”等,这种种思想表现,说明“金钱万能论”、“拜金主义”在人们心目中已有了相当大的市场,已严重腐蚀了人们的灵魂,到了该引起高度警惕的时候了。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包括精神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物质文明的水平固然制约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但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促进和保证,物质文明也难以得到充分发展。而且即使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却大幅度滑坡,这种现代化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五,队伍建设“以兼代专”、“业余化”,忽视专业政工队伍的建设。一个时期里,在“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指导下,政工队伍“兼职化”、“业余化”观点很热闹了一阵子,使一些企业出现了“政工机构等着砍,政工队伍等着减,政工干部等着转”的不良局面,导致相当部分政工干部心理失衡,感到干政工政治上不光荣,经济上不实惠,工作上不硬气,待遇上不公平,前途上不光明。所有这些,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实际上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项传统工作,要全党去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政治优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党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思想政治工作者。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又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有自己矛盾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要有效地而非敷衍地、自觉地而非盲目地、积极地而非被动地把这项工作当作保证党的中心任务实现的工具来使用,并不是仅凭抱着良好愿望就能做到的。这样,就需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专门人员,需要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门队伍。这项工作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到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专门业务,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是人类劳动分工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生产的一种重要分支,有着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功能。政工队伍的“兼职化”、“业余化”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永远不可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走出“小生产”的低谷,登上现代化、科学化的光辉殿堂。实践证明,生产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的因素越重要,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惟一能动的要素。现代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大舞台,这种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人心的竞争。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的实力,四分之三是由士气构成的。”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国家,都要有一点精神,有一个精神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打造”精神支柱的工作,就是鼓舞人们士气的工作。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时代,要造就一代兼有开拓精神和竞争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仅靠一些人兼职地、业余地、零打碎敲地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是远远不够的。政工干部“兼职化”、“业余化”,暂时可能减少一些经费,缩小几个编制,但它的后果却可能导致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将一个千载难逢又转瞬即逝的使自己崛起的机会白白从手边放走。应该承认,目前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水平还不高,甚至可以说与“生命线”的地位还不十分相称,还需要改进,需要加强,但改进不是削减政工队伍,加强也只能从纠正“兼职化”、“业余化”倾向做起。

总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解决好它的摆“位”问题。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摆在了“生命线”的位置,它才能够对“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发挥出“生命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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