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韦勒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的文学基础理论及其宏大的批评史写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本身雄辩地说明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合理性。对于相当贫瘠的中国文学研究(自1980年代)而言，韦勒克的观点和判断不啻一副“解毒剂”，成为汉语学界文学研究“向内转”的重要理论资源。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汉语学界将韦勒克著作经典化的历史合理性，但对韦勒克给出判断的前提和依据我们也应该了然于胸，由此才可能发现韦勒克方法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从而进一步理解他所论及的批评家。
通观韦氏的八卷本批评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直观上的“断裂处”，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严重脱节：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精神之父”(韦勒克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在韦勒克批评史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韦氏只承认其对文学批评产生的客观影响，却否认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六、七、八三卷及后期撰写的百科全书“文学批评”条目中，韦氏又以相当的篇幅对逐渐产生国际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述评，并且给出了不俗的评价(如对卢卡奇和葛兰西)。吊诡的是：既然已经判定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无甚价值，韦氏何以又对蔚为大观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另眼相待?如果前者毫无价值，后者的价值何来?本文旨在探究韦氏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从而窥见韦氏批评史写作中存在的局限。
一、“英雄情结”的偏见
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指出批评史写作应该以阐明和解释文学现状为目标，“但是撰写这样一段历史不能没有一套参考间架和一个取舍评价的标准，而它们将受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影响并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所限定”。①韦氏很清楚写作有“标准”的批评史会冒一定的风险，不仅评价本身，对批评家的取舍、论述的篇幅等都能凸显撰史者的某些“偏见”，但他认为这种“偏见”是批评史写作必需的：“我必须对文本和作者加以取舍。全然中允纯粹解说性质的史书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不伦不类的产物。没有一种方向意识，对未来的预感，某种理想，某种标准，以及由此而来的后见之明，就不可能撰述任何史书。”②那么韦氏的“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韦氏批评史写作中对批评家的取舍与定位?从韦勒克对其批评史写作哲学的论述及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批评家的专业性、独特性和趣味被韦氏当作批评批评家的标准，具体而言，基于同情新批评的立场，韦氏钟情于对作品复杂的形式结构有批评意识、并能表现出较高文学及理论趣味的“纯”批评家，批评史于是成为大小批评英雄的合传。
其一，所谓专业性是指韦勒克为了将自己的文学批评史与一般哲学史、思想史、美学史区分开来，在批评对象的选择和权衡篇幅上都体现出对纯粹的文学批评家的关注，“批评的历史在一个突出的方面与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历史相去甚远”。③在实际操作中，韦勒克则把批评史作为文学思想史的独立性提到了极致，哲学、美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根据韦勒克批评史的写作策略，这些方面必须被弱化，否则文学批评史的“文学性”会受到侵害。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虽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甚巨，在韦勒克的批评史体系中也没有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有文学批评问世的著名作家也处于边缘位置，如卢梭和托尔斯泰。以此标准来处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判断可以预料。正如韦勒克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青年时代热衷于文学艺术，两人甚至有创作诗歌、戏剧、小说的经验，恩格斯早年甚至师法青年德意志派的职业文艺批评家，但也仅此而已。1844年马恩在巴黎会晤之后，两人都明确了著述的方向，不再突出关心文学，韦勒克由此判定马克思、恩格斯并非职业的文艺批评家，“在漫长政治生涯的具体处境使之受到触动时，他们间或对纯文学发生些许兴趣”。④就批评家的专业性而言，韦勒克很难给予马恩过高的评价。
其二，批评家的独特性包含“首创精神”、“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几个方面。韦勒克虽然知道“偏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认为自己写作的是一种阐发性的而非论战性的批评史，阐发在文学批评方面有所创建的批评家成为韦氏的主要任务，“以批评家来诠释是出于我的定见：个人的首创精神而非群体倾向在批评上关系重大”，⑤能开批评风气的批评家尤为韦氏看重，如开新批评风气之先的T.S.艾略特、I.A.理查兹和F.R.利维斯。另外韦勒克在批评纯粹“思想史”方法时，指出了批评史写作的又一任务：“去认识大批判家的特性和个性，独特的态度和感受性。”⑥韦勒克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纳入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范畴内，并在《文学理论》的“文学与社会”部分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为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不良变种：一般对“文学与社会”的讨论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文学与一定的社会状况，即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走得更远，“他们不但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及其含义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而且也告诉我们应该或必须是怎样的。他们不仅是文学和社会的研究者，也是未来的预言者、告诫者和宣传者”。⑦从韦勒克对批评家独特性的要求来看，马恩的文学批评并不能独当一面，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和其他批评文本中，韦勒克也找不出任何“独特”之处。
其三，韦氏尤为看重批评家的理论趣味和文学趣味。他曾批评过批评史写作中的“趣味主义”，他指出圣·茨伯里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3卷，1900—1904)是50年前印象主义和艺术至上论盛极一时的年代所写的东西，受到文学自律观念的支配，是“过时的”文学趣味史，同样的批评逻辑实际上也可以用在韦勒克身上。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以1750—1950年的批评为研究对象，并将这两百年的批评史视为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的继承和重新发现，现代批评在韦勒克看来就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观念的一种融合，如新批评对古典诗学命题“有机论”的发挥：《诗学》中的古老命题到新古典主义的“多样统一性”，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内模式”，经赫尔德、歌德、谢林和施莱格尔兄弟运用于文学批评，再由柯勒律治传至英国，最终形成新批评的“张力论”。韦勒克认为这种对古典诗学命题的现代发现是批评家的理论趣味的体现，所以不吝溢美之词，文学批评的现状即开始摆脱浪漫主义，开始“更加深透更加同情地领会新古典主义的观点”。⑧又如奥尔巴赫因全面整理自古希腊以降的“摹仿论”，并试图阐明文学现状受到韦勒克的称赞。韦勒克不仅看重批评家在理论趣味上的古典主义，甚至颇为欣赏批评家文学批评中对古典主义作品的推崇，如论及约翰逊博士的一章即为显例。在取舍批评家时，韦氏有这样的说明：“即便是著名作家，如果他们没有在其文学笃好和趣味方面拿出某种理论间架，我们也只是浮光掠影地谈一下。”⑨马恩以唯物史观评价文学作品的批评路径无疑不具备为韦氏称道的理论趣味，他们的主要批评文本(那些著名信件)都以现代文学为批评对象，而其全部著作中对古典作家的零星征引也不为韦氏所欣赏。
由韦勒克批评批评家的上述标准可见，韦氏的批评史写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批评英雄的过程，对批评家专业性、独创性和趣味的强调使韦氏的批评史成为一部与哲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美学史判然有别的“纯粹”的文学批评史，一部批评英雄发挥天才判断力，不断复归古典趣味的智力史。“专业性”的要求虽然可能避免与哲学史、美学史、政治经济学史的交叉，但这种视角同时会造成对批评家的误判：韦氏局限于马恩论文学的有限文本，失去了从马恩著作总体上把握其文学批评实践的宏观视角，而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割裂开来，将其批评文本从年代顺序上作较为绝对的切分(“早年卷入德国三四十年代的论战形式，经过严格的经济决定论的阶段，终而采取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框架中比较成熟而宽容的态度”⑩)。朱光潜曾谈到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批评的问题，即马恩文艺、美学观点与其整体著作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美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大体系中只是一个小体系，但这个小体系不能脱离大体系来理解的。”(11)囿于纯粹文学批评家的角度，仅从零星的文学观点出发无法把握马恩文学批评的价值，遑论“独特性”和“趣味”了。
二、“透视主义”的盲区
在《文学理论》中，韦勒克秉持一种“透视主义”(perspectivisim)的原则，即“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把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可能性”。(12)这是文学批评的方法，也成为韦勒克批评批评家的方法：“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不是我的指导标准，我所主张的是一种‘透视眼光’——争取从各个可能的方面去看待一个客体并且确信存在着一个客体：例如尽管盲人各执一说，大象却是存在的。”(13)“透视主义”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批评史上的各种命题，将历史事实和理论问题、过去和现在视为“密切相关的统一体”。在实际操作上，“透视主义”体现在对批评家批评观念及方法的溯源，因为现代批评所能提出的问题在韦氏看来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深深扎根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学的传统。这种宏观综合式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暗含着忽视文学批评的历史具体性的危险，韦勒克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作出的简单处理即为显例。
韦氏将马恩文学批评的“源泉”归为“青年德意志和黑格尔派左翼、尤其是阿诺德·卢格的领域”；(14)但在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写作的“文学批评”条目中，韦氏又在审美趣味上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溯源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甚至认为恩格斯晚期只是灵活运用了丹纳(Taine，1828—1893)的“三动因”，九十年代恩格斯采取多元决定论(见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和康·施米特的书信)也只不过继承了社会历史学派的传统。上述这些“溯源”工作将马恩文学批评简单地视为社会历史批评这种群体性批评思潮中并不优秀的一支。韦氏对以丹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向措辞激烈，在《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中，韦勒克认为实证主义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它主张一种机械的历史主义，拒绝对文学作品进行价值上的评判。在对实证主义文学批评不同动机的分析中，韦勒克实际上不点名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价值降到了谷底：除“力求客观、取消私人性格和确定”、“研究事物的起因和根源”的路径之外，“等而下之者便是用科学因果律来说明文学现象是为经济、社会、政治条件的原因所决定的”。(15)平心而论，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确实受到了丹纳的影响，但在使文学批评成为社会总体性批判的一部分，使文学批评具备历史意识方面，马恩远远超越了丹纳。
丹纳主张从历史和事实出发：“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从历史出发不从主义出发。”(16)他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产生艺术品的所有根源，广泛地涉及了社会风貌、人物轶事、地理环境等诸多问题，如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不厌其烦地介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的生活，个性、行为举止，告诉我们希腊贫瘠的地理因素如何地塑造着希腊人的精神，看似贯彻了他的“历史主义”，实则过度描述作品产生的一般背景，无法凸显批评对象的独特之处。马恩的文学批评虽然同样注重推动现代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但与丹纳不同的是，马恩的文学批评是其总体性批评实践的组成部分，而非偶尔涉及的兴之所至，在他们以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批评实践中，在他们对现代文学生产的背景即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视和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关切，马恩的文学批评所蕴含的历史意识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总体性视角。
马克思在1843年致阿·卢格的信中将政治的批判、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实际斗争作为总体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17)这种对“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在马克思的规划中也包含人的理论生活，即将哲学、宗教、科学、文学等等精神生产实践当作批评的对象，批判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18)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现代性”带给社会整体及现代主体心性上的变化，成为马恩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如恩格斯早期撰写的《伍珀河谷来信》(1839)对其家乡的文学生活就十分关注，此外如《卡尔·倍克》(1839)、《时代的倒退》(1839)、《现代文学生活》(1840)也都聚焦当下的文学状况；马恩论文学的著名信件中的批评对象，如拉萨尔的《济金根》、敏·考茨基的《旧和新》、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都属于现代文学范畴。通过批评现代文学，直接介入当下文学生活，从当代的立场出发，来看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说明现代的真正矛盾和现代人的真实愿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学批评的旨趣所在。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作品具备历史意识，真实地(而非绝对的反映论)叙述在一定历史环境中行动的人的“故事”，从而展示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冲突和矛盾(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组织制度等)，揭示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与韦勒克要求批评阐明现状的要求并不相悖。此外，如果我们不局限于“著名信件”等批判文本，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可以见出马恩对现代生产方式、现代世界状况的深刻把握。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作用，认为只有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将其视为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同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19)在马恩的现代性批判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给文学生产带来的颠覆性影响的洞悉，如对现代人——现代世界关系的描述，对生产方式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如马克思在1856年《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0)这种对现代性的深刻诊断至今仍具有合理性。
实际上，马恩现代性批判的“遗产”已被西方学者广泛承认，(21)其现代性批判为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一种总体视角：“现代性”的展开和入侵体现为一种历史过渡性，现代文学生产的商品化、一体化、全球化也仅仅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现状”，“现状”并不等于未来，这是我们批评现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透视主义”的原则让韦勒克只从共时方面见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的传承性，却无法从历时角度和整体上把握其著述中历史意识及其对后世批评的深刻影响。
三、“避重就轻”的叙述策略
虽然在韦勒克眼中马克思、恩格斯并非“英雄批评家”，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欧美各国产生的国际性影响却是客观事实，其中美国的拉夫，德国的本雅明、布莱希特、卢卡奇，俄国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批评家，意大利的葛兰西等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韦勒克都有专章论述，且篇幅都超过论述马恩文学批评的部分。除俄国外，韦勒克给出的评价都很可观，如称本雅明超越了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两个政党的立场，“实现了他的志向——他那个时代的‘德国首位批评家’”。(22)此外，在1975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4卷(增刊)中，年过七旬的韦勒克又增加《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发展》一文，承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23)并高度评价卢卡奇、戈德曼、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学批评，认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将批评对象拓展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抛弃了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封闭式影响。
但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价值有限，“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依然暴露出在其精神之父的言论之中亦偶可发现的激进思想意识、黑格尔辩证法、经济决定论、现实主义典型说大杂烩的痕迹”，(24)那么后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家的价值何来?韦氏是如何弥合这种“断裂”的?从韦勒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叙述策略，即在评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时，韦勒克时刻警惕将其与苏联的机械式马克思主义批评区别开来，并强调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获得成功并不在于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是有所“创新”。如韦勒克谈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美、英、法、意、德的传播(埃德蒙·威尔逊、肯尼斯·伯克、考德威尔、戈德曼、葛兰西、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但认为这些批评家只有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传统结合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某种“变体”时，才可能有所发明。如考德威尔依据人类学和心理分析，戈德曼掺入结构主义和发生学，葛兰西结合克罗齐美学，卢卡奇注重德国古典主义等等。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一文中，韦勒克援引P.德默兹的论文《古典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之间：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卢卡奇》(《水星》1958年第12期)中的观点，认为卢卡奇重新阐释“具体的普遍性”理论，重提与德国古典美学传统有密切联系的“理想的典型”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富于创造性地实现了唯心主义美学的复兴，(25)可见韦勒克盛赞的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而是一个旨在振兴德国古典美学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美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菲利普·拉夫(1908—1973)则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信任自己的“审美感受力”(26)时，才能写作出最优秀的文学批评。韦氏还热衷于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逻辑上的含混和矛盾，如他指出美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前后观点的不一致，认为葛兰西在《文学与民族生活》中一面提倡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实用文学”，一面又认为当下不存在这种能起到帮助大众深化并提高趣味的文学，“他理解没有希望通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学来提高腐朽的大众趣味，这种文学刻意造作，在葛兰西看来并不起作用，虽然他赞成它所代表的理想”，(27)这种文学观念在韦勒克看来只是一种乌托邦。韦勒克的上述叙述策略虽然成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的“创新性”和“复杂性”，但难免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本身有何价值，而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博弈中形成理论张力的批评家才能有所创获，这就是韦勒克一以贯之的叙述逻辑。
韦氏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论述苏联文学批评的部分，以及《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沃尔夫冈·伯纳德·弗莱希曼主编)的“文学批评”条目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称为“三个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但他以绝大部分篇幅声讨作为“严密理论体系”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认为1932年之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上称为党的路线及其曲折行程的历史”。(28)基于对以意识形态论代替甚至取消文学批评的反感，韦勒克的上述批评是可以理解的，雷蒙·威廉斯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首先是由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观点加以系统化的，随后又由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普及的。”(29)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与马克思本人无关，是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二手诠释的基础上建立的，并由苏联共产党最终拟定的四手理论，于是威廉斯回到马恩本身建立“文化唯物论”。但纯粹的文学批评史写作哲学及其追逐批评大家的“英雄情结”，使韦勒克虽然意识到不能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等量齐观，却失去了深度阐释马克思著述的机会。《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1965)中对马克思分析明显不足，对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介绍也流于表面。我们可以理解韦勒克对苏联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不以为然，但以此为现实依据将其“失败”归咎于马克思、恩格斯，实在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意味。
在韦勒克1962年成为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协会主席之前，他就以大批评家的“热情”审视捷克(马克思主义学说居主导)的文学状况。《现代捷克批评和文学研究》(1954)一文对捷克共和国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竟能合作展开感到“由衷的欣慰”；《近期捷克文学和捷克文学批判》(1963)指出斯特里布尼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1959)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但对诗的感受能力和剖析能力给韦勒克带来了“希望”，使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精神生活方面并非完全死气沉沉。1967年韦勒克成为马沙瑞克出版信托协会主席，致力于翻译出版捷克爱国主义者被捷克官方扣压的著作，在他为穆卡洛夫斯基的《词和词的艺术》(1977)撰写的导言中，韦勒克再次为穆氏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抛弃早期著作的行动“深感遗憾”。(30)纵观上述韦勒克的一系列活动，我们很难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没有裹挟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和美国冷战意识形态的立场，这种立场进入韦氏的批评史写作，进而造成其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时的吊诡。
虽然韦勒克批评史体系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处理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韦氏第一次从历时方面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并在欧美各国开花结果的过程。后出的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1957)甚至没有给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任何篇幅，只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纳入以下公式：“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要求文学的是，社会的真相，见解健全的小说，社会资料的记录，党的路线的尊崇，社会计划的蓝图。它所禁止的是：抒情的呼声，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复杂的象征，客观冷静的沉思，和其他避免或超越集权体系下的社会责任的作为。它不信仰艺术。它所要求的社会艺术，不会是好艺术。”(31)韦氏批评史与之相比少了不少“门户之见”，对本雅明、卢卡奇的推崇也符合客观事实，在某些地方甚至闪现出批评史大家的洞察力，如指出马恩并未提供一整套完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社会学，但马恩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并没有显出不连贯性，原因在于“它们是由其总的历史哲学贯通起来的，而且显露出可以理解的演变”，(32)隐约意识到马恩著述和观点上的整体性；又如《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一文指出：“在揭示文学作品潜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内容方面，马克思主义独擅胜场”，(33)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内含的两个维度，即政治—经济之维与意识形态之维。这些洞见与其局限一样，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⑥⑧⑨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第7、14、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②③⑤(11)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第9、1、12、2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④⑩(13)(14)(24)(32)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第281、288、3、281、289、28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⑦(1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101、3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5)(25)(33)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第245、229、330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6)泰纳《艺术哲学》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6卷第一册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0)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5页。
(21)如马歇尔·伯曼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分析中雄辩地说明了马克思是“最早的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一”；戴维·弗里斯比称马克思为“隐蔽的现代性分析家”，认为他在资本主义中确认了现代性体验的起源；G.E.麦卡锡则将马克思指认为“现代性最强有力的对抗者——最早的后现代批判家”；本·海默尔指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坚持的是现代化的日常性，通过把技术和社会的变迁与日常经验的变迁联系起来，《共产党宣言》成为了最早把现代性当作处于日常生活的水平上的革命经验的文本之一。分别见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6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第3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乔治·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第38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41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2)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第33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23)(28)韦勒克《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第179、3—4页，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
(26)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第1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27)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8卷第45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9)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马丁·巴科《韦勒克》第123—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卫姆塞特、布鲁克斯《西洋文学批评史》第432页，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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