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道德资本——兼评西松著《领导者的道德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领导者论文,道德论文,兼评西松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 （2006）05—0004—06
自从我2000年发表“论道德资本”一文以来，我又分别和我的同仁们发表了系列文章论述道德资本，并撰写出版了《道德资本论》一书，先后多角度地论证了道德资本的概念、存在依据、基本特征、作用机理和作用形式等，受到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对有关道德资本理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有的学者认为没有道德资本的存在理由，并撰文提出质疑。这有必要对道德资本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久前出版的西班牙阿莱霍·何塞·G.西松著，于文轩、丁敏翻译的《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以其独到的视角论述了道德资本的内涵、特点、管理和作用方式等，具有明显的理论启迪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一、何谓道德资本？
道德资本是什么？道德资本有无存在的理由？这是我研究道德资本问题中反复论及的问题。针对不同意见和质疑，结合对西松著作的评述，再作如下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资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资本的本质所在。西松在其《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中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一经典思想。因此，他虽然认同道德资本，但他的道德资本思想有其局限性。因为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社会通行的道德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道德是否能成为资本要作具体分析，同时，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资本不一定是道德的，或者说资本不一定具有道德意义。只有在真正通行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下，道德的资本意义和资本的道德价值才可达到真正的统一。
（一）道德资本即美德？
道德资本是什么？我在“论道德资本”一文中认为，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入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1]。 西松的定义有所不同，他认为：“道德资本可以被定义为卓越优秀的品格，或者拥有并实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如今，道德资本的含义亦可被表述为‘诚信’，即一种让人联想到值得他人依靠或者信赖的人格上的健全性和稳定性的品质。具备美德或者优秀的品质可以被视为道德资本，这不仅因为它们是一种财富形式，而且还因为它们是在个人身上积累和发展起来具有生产力的能力或者力量，其积累和发展途径是在时间、努力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其中也包括在资金方面的投资。”[2] 在这里，西松的定义很有理论价值：第一，他把道德资本定义为“卓越优秀的品格”，同时，认为道德资本可表述为“诚信”，而将“卓越优秀的品格”与“诚信”相提并论，这是本书之特定话语背景下的精当提示。因为，诚信尤其是被西松界定为“一种让人联想到值得他人依靠或者信赖的人格上的健全性和稳定性的品质”之诚信，是推动资本增值的重要杠杆。第二，他认为道德资本是“拥有并实行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适合人类的各种美德”。这里他应用了“特定的社会背景”、“适合人类”等词语，这是明智之举，因为美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唯此才不至于泛化作为资本的道德。第三，他指出人的美德或优秀的品质被视为道德资本，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一种财富，更是因为它们是具有生产力的能力或力量。这里讲到了道德之所以为资本的一个重要前提或依据。事实上，道德或美德或优秀的品质等，它们只是可能的道德资本，或者至多是没有进入生产过程之前的道德资产，还不能把道德或美德或优秀的品质等同于道德资本。为此，西松以上关于道德资本的定义尚需斟酌，否则就会是“道德资本可以被定义为道德”、“道德可以被视为道德资本”的具有严重语病的概念表述。
（二）道德资本的表现形式及其本体
道德资本之道德，是投入生产过程并能增进社会财富的有用的道德或称科学的道德，这样的道德一定是一定社会生活中道德“应然”的体现，作为资本的道德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应该”。西松对此的思维角度虽特别，但在情理之中。他说：“幸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道德资本的确定的表现形式。幸福就是最大的道德资本，这种资本只会不断地积累和收益，而不会有任何损耗。对这种道德资本的使用并不会使之变少，相反会更加促进它的增长。体现为幸福的道德资本一经养成，就不会受到任何未来的风险，而且价值将变得更加内在，而不是简单的工具性。积累道德资本就是在追求幸福。”[2](189) 西松接着表达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即“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要追求一种本身具有意义的事物，而且最好是一种对人类最高的、终极的善的目标”[2](190)。因此，“在幸福的最佳状态，只有收获和享乐，没有任何损失或风险。幸福作为道德资本，价值是本体性的而非工具性的”[2](195—196)。
西松把幸福作为道德资本的表现形式，并指出价值是幸福的本体。以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幸福，是在更深层面上说明道德资本由于其进取性、导向性、完善性之特点而有充分的存在理由。
当然，幸福作为道德范畴有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作为道德资本表现形式的幸福应该是体现为一定社会的生活追求之“应当”的幸福。
（三）道德资本的完美性决定了其作用和效益的“正向性”特点
道德资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存在随着利润和效益的增加或减少而增加投入或撤出投入的问题。这是因为道德资本是精神资本，其作为资本存在时就意味着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已经具备优秀的品德，同时也表明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已经在按照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善的目标在运作。否则，道德资本就不能成立。既然如此，就不需考虑道德资本的退路问题，它永远只会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尽管有时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投入后的效益不明显，甚至会亏本，但这不可能是道德资本的原因。倒是道德资本会因高尚的经济活动主体及其价值取向，努力改变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投资方式或投资去向，进而获得效益和利润的增值。而且，有时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因经济不景气、经营不善撤出原投资渠道时，此举动本身往往是道德资本在发挥着引导、协调作用。
西松在这一问题上观点鲜明，解释也较为有理，他认为，“道德资本不能像其他形式的资本那样具有善恶二重性或者同等的效用”，“它永远不会被用于罪恶的目的”[2](46)。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不会引发任何损失”[2](130)。 他还说：“道德资本或者美德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的同时不会排他，也不会消耗，美德具有‘正外部性’。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美德的增加不意味着另外人的美德的减少；事实上，如果要阻止一个人从自己的美德中获得收益，比之相反要难得多。同样地，如果一个人的美德只能够使自己受益，那么，基于‘公共物品’的属性，我们可以认定美德已经出现缺失。由于我们常常能够从别人的美德中获益而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成本，因此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美德的。”[2](216—217) 这里的关于“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美德的”结论是精当的表述，作为道德资本，它的确不存在买卖关系、交换关系，也不存在消耗、亏本之类的经济现象，它只有进取、协调、完善、发展之功用。尽管西松此观点很值得赞赏，但他在谈“作为道德资本的美德”时，思维逻辑上出现了漏洞，他说：“道德资本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或者社会资本不同，这些形式的资本仅从有限的方面去完善个人，例如从健康、知识、智力或者技能等方面，或者通过获得有利的人际交往、形成人际关系实现；但道德资本却非常不同，它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完善。道德资本不会使人更加有力、更加聪明、更加节俭（相反，它会使人更加慷慨）；它甚至不会使人必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是，道德资本却可以使人成为人类的优秀分子。这并不是说，具有较丰富的道德资本的人必定会丧失强健的体魄、健康和智慧，或者必须要放弃商业利益；而只是说，具有较丰富的道德资本的人不会较易地以牺牲其优秀的道德品质为代价，去追求健康、知识、社会关系或者利润。”[2](41) 这里，西松似乎把道德资本作为完全独立的资本来看待，并把道德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分开甚至对立，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因为道德资本不是以独立资本身份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它的“渗透型”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依托人的言行、实物资本、管理制度等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同时，其他形式的诸如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它们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道德资本的独特功能；人的健康、知识、智力和技能等水平的提高也并不是与道德资本无关。认为“道德资本不会使人更加有力、更加聪明、更加节俭；它甚至不会使人必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这更是形而上学的，并在西松书中是自相矛盾的理论观点。
（四）行动才有道德资本的意义
行动才有道德资本的意义。这是西松著作中表达的关于道德资本的一个重要观点。西松指出：“开发道德资本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人类自身在行动、习惯以及性格这三个操作层面上所具有的动力。在这些层面中，行动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可以被视为道德资本的基础货币。这就意味着，除非付诸行动或者产生结果，否则人类的活动将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2](62) 还说：“道德资本主要依赖于行动，这意味着，首先，无论思想或者观念多么不可或缺，但它们本身都是不够的。领导力，或者个人或其所在组织的道德资本的增长，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艺术，一种实践。”[2](84) 他还特别强调，“道德资本由行动构成，这意味着，仅具有行动能力——或者仅能够依理智行事——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真正地运用此种能力”，“而非仅仅对行动能力的拥有”[2](85)。
西松的观点揭示了道德资本的重要特征，因为道德意识不管有多完美，道德规范不管有多系统，假如没有付诸行动就不能形成道德资本。
这里要进一步分析的是，道德付诸行动意味着什么？西松在书中论述不够，甚至没有涉及，这也是西松在书中许多地方学理透视和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不够所致。西松的道德资本依赖于行动的观点，强调的是思想观念或道德本身不能成为道德资本。但要确认的是，思想观念或道德一旦付诸行动，思想观念或道德也属于道德资本要素。因此，西松的道德资本“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理论”，如果改为“其本身不只是一种理论”更为妥帖。同时，思想观念或道德付诸行动，不能只理解为一般的道德活动，还应包括由思想观念或道德指导下的诸如生产管理、销售服务、企业制度建设等经济活动。而且，一般的诸如讲文明礼貌、助人为乐、保护环境等道德行为如果不与经济活动相联系，不在经济发展或利润提高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就不能成为道德资本。
二、道德资本的作用及其运作方式
道德资本的作用及其运作方式，在我和我的同仁一论至五论道德资本的文章中以不同维度多有论述，就道德资本的作用来说，一方面它影响和决定着经济活动主体或称生产者的价值取向、劳动态度和行为方式等，另一方面它协调着经济运作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关系，以特有的道德力促进代表着各种利益的群体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理性生存与和谐状态，并产生增进社会财富的特殊的能力。
道德资本的基础作用是增强领导的道德。西松的《领导者的道德资本》一书，重点关注了“领导者”，他认为领导力来自于道德力，“领导力是一种存在于领导者与其被领导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的、内在的道德关系。在领导关系中所涉及的双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通过相互作用，在道德上相互改变和提升。由此，在道德上的领导就成为主要的领导途径，基于此，个人及其所服务的组织都具有伦理道德性。领导力丰富了个人道德，使个人道德不断成长，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2](50)。西松从领导者的领导力角度，强调了“领导力的核心是伦理道德”[2](49)。而且，西松的一系列论述都表明，缺德的领导者是会丧失信任和权威的领导者。事实上，更进一步思考，领导者缺乏道德力，也就没有感召力，其自身也必然不具有道德分析力、道德组织力，更不会懂得道德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渗透机制。因此，缺乏道德力的领导，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必然会削弱甚至丧失道德资本的作用。西松在本书中重点研究了领导者的道德资本，其理论的切入点是十分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
西松认为作为道德资本的领导者的道德力，首先要求领导者在道德上合格，并且“优秀的领导者的必备要件是，不仅要在道德上合格，同时还要在职业上合格或者高效”[2](48)。其次要求领导者同时具备服务型和仆人型领导方式， “服务型领导体现了领导力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因为其强调领导者对组织及其员工的深层次的道德责任”，“应当认可员工就其自己的工作做出决定的权利，以及其影响组织的目标、组织、制度的能力”[2](50—51)。“仆人型领导与服务型领导相比更具革命性，它颠覆了传统的领导力思维模式，否认领导者的特殊地位和干预的权力。仆人型领导者不仅应当认可组织中其他人的利益，而且他还有义务超越自己的利益以更好地服务于他人的要求。仆人型领导者的义务是，为受其领导的人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他还应当提供机会，使被领导者能够通过在组织中的工作，获得物质和道德上的收获”[2](51)。再次要求领导者确立信任理念。因为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对话，不会有理解，不会有合作，不会有商务，不会有社区”，“由相互信任发展起来的社会凝聚力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创业活动，并促进了经济的竞争性”[2](52)。西松的观点是深刻的。说到底，一个具备道德力的领导者，或者说，领导者要积聚更多更好的道德资本，他应该是“道德型”的领导者，应该具备人格平等、群众或职工至上的理念，应该是群众智慧的集大成者，更是道德楷模等等。大凡等级观念强烈的领导者或善于玩弄权术的领导者，他一定是平庸、无能之辈，是缺乏甚至丧失道德资本的重要根源。
道德资本的核心作用是促进经济活动主体的道德觉悟提高和崇高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全部经济活动过程都是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的外化、物化的过程。所以，道德资本的作用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的作用，道德资本的首要的直接的任务是解决资本的精神层面的问题。一是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二是完善经济行为规范，三是明确行动方向和行为价值取向。可以说，没有经济活动主体的道德觉悟，不仅道德资本不能产生，而且其他资本也不能顺利获得应该获得的效益或利润。甚至“缺少了道德资本，其他形式的资本都很容易由企业的优势转变为其衰败之源”[2](56)。西松在书中用美国安然公司等企业作为例证，说明企业丧失道德资本就将丧失其他资本。我国的一些企业（有的是老字号企业），经营不景气甚至倒闭，究其根本原因是经营者缺乏基本的道德觉悟、丧失信誉、缺少道德资本所造成的。
道德资本的直接作用是提高产品的质量或降低产品成本，获得更多收益。我曾在“论道德资本”一文中论述过这一观点，这里要强调的是，一般情况下，企业具备道德资本就能保证产品质量。但是企业发展是一个经营过程和经营链条，产品质量好不一定能获得预期效益或利润，当然，也有可能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益或利润。假如企业能在销售产品后很好地兑现服务承诺，那就会扩大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加速产品销售和资金流转速度，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相对来说就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假如企业不能在销售产品后很好地兑现服务承诺，那就会缩小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放慢产品销售和资金流转的速度，就会减少利润的获得，这就相对来说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产品的成本。
三、道德资本的培育与增强
道德资本形成的前提是经济活动主体具备一定的道德觉悟，并在经济活动中指导或影响经济行为。如果仅仅是懂得一些道德知识，或者仅仅是明确了善恶价值标准及其行为规范体系，这还不足以形成道德资本，因为道德要求没有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自觉意识或没有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并促使财富增值，道德的资本功能就没有发挥，也就无所谓道德资本。因此，培育人们的道德品格是培养和增强道德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事实上，道德资本不是实物资本，它需要通过培育来不断得到增强。西松认为：“努力培养美德，即是为道德资本增加投资股。”[2](155)
西松在前面提出“行为是道德资本基础货币”的基础上，提出要培养人的习惯，有创见地认为习惯能使道德资本不断增加和延续。他认为“习惯产生于人类自愿行为的反复”，“如果行为可以视为道德资本的基础货币，构成了账户的本金，那么习惯就可以看作行为产生的复利。习惯就是人类反复的自发行为所产生的道德资本”[1](97)。西松在这里把习惯作为道德资本，不无理由， 但把道德资本称之为“人类反复的自发行为所产生的”，这里的“自发行为”概念不清，会引起误解，假如把“自发行为”改成“自觉行为”，概念表述就会更清楚。
西松提出习惯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时间。他认为“时间意味着一定的性能和状态持续存在”[2](111)。我认为这一条件作为理论观点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西松是在强调“习惯总是通过行为的反复出现而逐渐形成的”得出时间的条件[2](111)，这是不争的明白人都有体会的事实，以时间作为专门的条件来叙述显得多余而失去理论力度。其实，视角和语词稍作转变，即可把“习惯总是通过行为的反复出现而逐步形成”的客观事实，由强调时间改变为强调行为的反复锤炼，强调不断实践的重要性，更有理论力度。二是自由。西松把自由分为物理自由、心理自由和道德自由三个层面，认为物理自由“意味着个人所处的环境开放，运动自如”；心理自由“是指一个人做出选择时，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支配，而只依赖于他的主观意愿”；道德自由“是一种超越个人自然状态的更强大的自由，道德自由来自于个人的美德和善德习惯”[2](112)。他评论说，“物理自由和心理自由均属‘消极自由’，是指不受到外来力量干涉的自由。而道德自由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是“更强大的自由”[2](112)。西松在这里是为了强调道德自由的本质特征而提出物理自由和心理自由的概念，并与之相比较。问题是依据西松对物理自由和心理自由的解释，这种自由客观上不存在，而且说到底，“消极自由”就是不自由。我指出这一问题的意思是强调自由只能是在把握自然和社会客观发展规律并按客观规律行动的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懂得“善德习惯”的培养与自由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依据道德生活规律而获得的自由，即所谓的“道德自由”，才能养成作为道德资本的习惯。
为培养美德，为道德资本增加投资股，西松在强调“习惯的性质代表了一种优于其他活动的道德资本”[2](127) 的基础上，认为“习惯并非道德资本形成和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是人的性格往往发挥着比习惯更大的影响力”[2](127)。这是因为，性格是由习惯塑造的，“我们可以把性格或文化称为道德资本中的债券。债券是政府或公司用来实现资本增值的一种金融工具。投资者延迟消费而购买债券，为的就是在若干年后收取红利。只有经过了特定期间后，他才可以收回利润和最初的资本”[2](129)。“性格和文化与债券类似，是一种长期投资的结果，通常意味着主体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过一旦形成，他们就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也不会随便丢失。他们所产生的风险很小。这是由于他们是主体多年来自由和理性的结果，体现出了主体的良知和意愿，深植于主体的习惯之中。与债券不同的是，性格和文化可以在低风险的同时保持较高的收益率。一旦一个人的习惯完全形成为他的性格，他就不仅仅能够做得更多更好，而且可以养成其他与之相关的习惯，并相辅相成，不断实现自我完善。”[2](130)如果对西松的观点作简要概括的话，那就是培育和增强道德资本需要培养“善德习惯”，道德资本增加投资股需塑造性格。这是形成道德资本的一个中心问题，西松用“习惯”、“性格”的视角来论述道德资本的培育和增强问题是立足于应用的独到的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西松仅仅从人或“企业作为人”的人格角度研究道德资本的培育和增强问题，似乎思路不周延，尽管人的习惯的养成和性格的塑造需要多种因素的加入或配合，但有些条件还是需要专门的关注和创制。一是要创造其他形式资本的道德理念的可渗入性。企业制造某产品首先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文化参数，一定的道德理念要能影响或改变按技术和文化参数常规所设计的产品，使之更适合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同时，道德理念要能在产品制造的全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指导、规范和监督。二是要研究道德资本的作用机理和机制，并使之成为可操作的程序和制度，否则，即使人们已具备高尚的道德觉悟，并已形成西松所说的“习惯”与“性格”，那也不可能使道德成为道德资本。三是道德资本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道德付诸实践，然而道德“却需要适当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者社区环境”才能够付诸实践。因此，培育和增强道德资本不能忽视对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净化与完善。
四、道德资本的管理
西松在书中提出了道德资本的管理问题，这的确是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考虑的课题。管理不好，道德资本就意味着道德资本的效益会降低，甚至可能丧失道德资本。
西松指出，“管理道德资本的最佳战略，是投资于追求善德的生活方式”[2](194)。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融合了他的感觉、行为、习惯和性格； 人的生活赋予结构和存在意义”[2](195)。他同时指出，公司的生活方式或称“公司的历史”如同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西松主张以“追求善德的生活方式”来实现道德资本的管理，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因为管理道德资本首先要存有道德资本，否则，管理道德资本就无从谈起。而“投资于追求善德的生活方式”，是西松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即人或企业的全方位生活方式上培养道德觉悟，实践公正、节制、勇敢、谨慎的美德，实现最大量或最好的“道德资产”。
西松同时认为，要实现对道德资本的有效管理，需能够衡量道德资本。他认为对道德资本有两种“衡量战略”，“一个是间接衡量，针对缺乏道德资本所产生的后果；另一个是直接衡量，针对存在道德资本时的后果”[2](205)。西松认为，针对缺乏道德资本所产生的后果分析的间接衡量，是指通过对员工的流动率、旷工率和懒散等行为和对员工的诸如殴打、袭击、杀人、盗窃、故意或疏忽盗用公司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定量分析，通过对员工生活质量、快乐程度、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等的负面因素的定性分析，了解道德资本的缺少量[2](206～208)。由此推理，我想西松针对缺乏道德资本所产生的后果分析的结果，自然地会形成如何消除后果、培育和增强道德资本的理念和举措。西松的直接衡量是指“公司层面上人力资本适格水平、人力资本忠诚度、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以及公司氛围指标等等”[2](211)的定性指标分析。具体说来，可以衡量公司和个人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和伦理责任，衡量公司吸引、激励和留住人才的能力，衡量公司有效留住客户群、增强员工忠诚度和投入度的声誉，衡量企业家是否“强调团队合作、以客户为中心、欣赏公平竞争、不断创新、富有主动性”[2](212)。他的直接衡量道德资本的定量分析包括“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和人力资本附加价值”[2](219)。直接衡量道德资本不仅能从中了解道德资本的现状或现有量，而且同样能了解道德资本的缺损，从而厘清管理道德资本的经验和教训，并为积累道德资本货币更有效地选择道德资本投资股。
西松的道德资本的管理理念是对当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重要突破，它崭新的视角开拓了当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新领域。
当然，道德资本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从道德资本管理的内容、道德资本管理的方法和途径到道德资本管理的目标等等都需要有明确的计划，并且要从思想道德观念与实践操作、从公司与个人、从矫正与投资等方面来考虑道德资本管理的策略和举措。而且，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企业，道德资本的管理有不同的要求，甚至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更需要有针对性地规划道德资本管理方案，以促使实现道德资本的高效管理。
在我国，当务之急是要全面地盘点企业道德资本。诸如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目的、企业领导的道德素质、企业职工的道德品质、企业制度的道德化、企业文化的道德性、企业道德环境、企业产品蕴涵的人性要求、与其他企业的合作诚意、产品售后的服务承诺及其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的道德与道德资本管理等等，都应该有一个清晰而深刻的分析，唯此才有可能更多更好地积累道德资本，并充分发挥道德资本的应有作用，不断增强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标签：经济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个人管理论文; 个人习惯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