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多舛 生机依然——--传统逻辑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运多舛论文,中国论文,生机论文,逻辑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99-07
在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口号下，传统逻辑在高校的去留存亡又一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讨论、探索，乃至争论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迄无定论，看样子还要争论下去。在新世纪新阶段，简单回顾一下传统逻辑从明末传入后的几次厄运，以为借鉴，对于当前的争论应是有益的。
首次输入 备受冷遇
公元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一位泛海八万里，远道而来的客人到了北京，他就是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他获准常驻北京传教。利玛窦是位非常聪明的人。为传教他不但通晓中文而且着儒装，熟读四书五经。他带来了自鸣钟、三棱镜、日晷仪、天主像、圣母像以及《几何原本》、《逻辑》等中国士大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物、西学。这些西物、西学令中国士人大开眼界。更令中国高士服膺的是利玛窦的学识与辩才。以一种外来的宗教要征服遵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谈何容易。利氏善于形上思维与逻辑推理，在与中国士大夫的辩争中，从思维方式、方法上便占了上风。对此，他写道：“他们（中国士大夫--笔者）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在处理论理学的某些训条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联系。”[1](P311)这使得士大夫中的高明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十分佩服。他们倾慕于西学，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名理探》等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此处所谓辩证法系指纯抽象的推理方法，实际上是形式逻辑即传统逻辑。该书是16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会士的逻辑讲义。原版系拉丁文。内容是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原书分为上下两编，共25卷。译本分五端，每端分五卷。首端五卷论“五公”，于1631年刻印。第二端五卷讲“十伦”，于1631年后不久亦付刻。后三端十五卷，据考证亦由李之藻译出，但迄今国内未见其刻本。
《名理探》的译者是李之藻、傅泛际。李之藻(1565-1630)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举人、进士，明末著名学者。傅泛际(1557-1635)葡萄牙人，传教士，早年毕业于高因盘利大学。1621年来华。1623年，二人合作始译，傅译义、李达辞。五易寒暑，1627年完稿。书成，李之藻须发皆白，一目失明。两年后（1630年）即病逝，可谓呕心沥血。这样一部反映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为国人开一生面的著作，问世之后，其命运如何呢？说来极为悲惨，它受到了空前的冷遇。首先，该书1631年在杭州刻印后，汉文书目录此书者，据章用《名理探考》说仅两见，一是南怀仁撰《道学家传》；二是王韬撰《泰西著述考》。而这两部书中亦只是书目而已。其次，该书刻印后，在国内很快难觅其踪。20世纪初，才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发现“五公”五卷。在国外，梵蒂冈教皇图书馆存有原刻本一部，而罗马、巴黎图书馆仅存有残本。再次，至20世纪20年代，未见任何论文，遑论研究专著。近300年，如此长的时间，对这样一门崭新的学问无人理睬，更不用说传播、弘扬与研究，不能不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难怪，陈垣先生在李之藻逝世289年以后的1919年为李之藻写的传记中大为感叹：如果不赶紧为李之藻作传的话，再过些年，他的事迹及著述将很快被人遗忘。
为什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又想起了李之藻及其《名理探》呢？答案是：时代使然。1896年传教士艾约瑟译的《辩学启蒙》刻印，20世纪初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胡茂如译《论理学》，王国维译《辩学》等逻辑译著也相继问世，极大地刺激了国人，他们回首过去，竟然发现300年前此学已传入中士。对李之藻译《名理探》的关注便成为必然。先是北京辅仁社影印了陈垣由马相伯处所得之抄本。而马氏之抄本系由徐家汇天主教堂所存传抄，仅“五公”五卷。1931年土山湾铅印“五公”五卷，与辅仁社本同出一源。后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十伦”五卷，万有文库将“五公”、“十伦”合在一起出十卷本《名理探》。传统逻辑首次输入竟遭到如此冷遇，不能不令人一叹！
实验逻辑 首先发难
前已述，《名理探》译出后近300年无人问津。到了20世纪初，在严复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身体力行之下，逻辑学又一次被输入。并且无论从内容、规模、参与人数上，《名理探》的翻译均不能与之相比。就在一方面学校将逻辑学设为课程、一方面学者用为治学方法的大好形势下，美国人杜威创立的实验论理学传入了中国。1919年5月，杜威来华，做了包括实验论理学在内的三大讲演。1920年刘伯明译杜威著《实验论理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又由于胡适等人大力宣扬实验论理学的同时，大肆攻击、诋毁传统逻辑，使尚未站稳脚跟的传统逻辑遭到了一场劫难，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杜威创立的所谓实验论理学即人们常称之为思维五步的东西，虽然称为论理学或逻辑，但其本质上并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其突出特点是：首先，实验逻辑注重并强调研究思维的内容。杜威认为：实验逻辑是人们获得正确知识、避免谬误的原则和工具，时刻不离开对思想内容的研究。其次，实验逻辑又称思维五步，注重思想的历程和阶段的研究。杜威认为：人的思想发于“疑难”，由于“疑难”而心神不定，这是第一步；如此，便会提出问题，是为第二步；第三步针对问题提出设想即假说；第四步进行推理，将假说中的含义展现，得出一个可以进行检验的判断；最后，第五步，对推出的判断进行检验。故实验逻辑又称“探究逻辑”。
与实验逻辑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主张实验逻辑的人自然就找到了传统逻辑的种种所谓“缺点”。罪名之一是：传统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胡适说：“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单教人牢记AEIO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2](P188)胡适的上述思想并非他的创造，不过是重复了他的老师杜威的观点：“法式论理学派--仅仅研究形式，偏于思想之规范的法则，不问后来的结论对不对。……他虽能证明已有的事实，而对于未有的事实，还没有能够发现。”[3](P2-26)这些议论恰从反面证明了传统逻辑的特点之一：只关心从形式上保证思维的正确。因为它是保证人们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而思维内容正确与否是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传统逻辑不管，也不可能管，只能是为了研究形式而联系内容而已。
基于以上的认识，当时一些深受实验逻辑影响的人士，在他们的著作中大肆攻击、否定传统逻辑，形成了一股浪潮。他们的一个观点是传统逻辑已经过时了。有人说：“……坊间的论理学教科书，完全是偏于形式方面的，已经不适用了。”[4](P1)又有人无视传统逻辑在中国蓬勃传播的现状，却说：“近代研究论理者，往往注重形式而忘却思考的真相。浮而不实，我国论理学之不克深造，殆由于此。”[5](P1)竟把中国逻辑学研究进展缓慢、发展滞后的原因全部记在传统逻辑的账上。
于是乎不少人纷纷用实验逻辑改造传统逻辑，以创造一门既管内容又管形式的新学科。有人以“实验论理学所分析的思想历程的步骤为骨干，大体精神是采自实验主义，但对于各步骤的指导，有一部分仍借助于形式论理。”如此“把两种论理学打成一片，呵成一气，自成一个完备的系统”[4](P1)。此外，朱兆萃的《论理学ABC》（上海世界书局，1928年）、尹荣绪的《实用论理学》（北平建设图书馆，1933年）等均声称要“将实验论理，夹入论理学的系统中，冶为一炉”并将论理学定义为“探讨思维历程并研究思维法则之学”。
极少数人对以上的作法尤嫌不够。他们认为只有实验逻辑才是唯一适用的逻辑。例如：江恒源所著《论理学大意》（1921年）虽名为论理学，但其内容则完全摒弃传统逻辑内容，宣传的完全是实验论理学那一套。因为作者认为实验论理学重内容、重实验、重应用而不重形式，是一种颇为适用的逻辑。不言而喻，在他的看来，用实验论理学代替传统逻辑是顺理成章的事。
主张实验逻辑的人对传统逻辑的批评、修正乃至取代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是基于对传统逻辑基本性质的误解之上的。逻辑要管内容的要求直接违背了逻辑学科的根本性质，必然导致逻辑学科工具性及独立学科地位的丧失。这不是创立新学科，而是在提供新工具口号的掩盖下，取消传统逻辑的科学地位。这在当时就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实践之学以及思想心理学都不能视为论理学。”“论理学的范围只限于知识的形式，至于指导人生实用，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科学。”[6](P250)更有人指出实验逻辑“实为一种方法论或思维术，不能视为逻辑”，“逻辑必为形式的，非形式的不当视为逻辑。”[7](P426-427)
实验逻辑的批评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实践中也对传统逻辑在高校的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詹剑峰先生的书中即透露出，30年代他在大学讲授传统逻辑课时，教务长在请示过校长胡适后要求他要去掉这门课，而代之以实验逻辑[7](P2)。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实验逻辑的人他们的书往往冠以论理学的名字，但旧瓶装的却是实验逻辑的“新酒”，这些人中应当说不乏“真诚的发展”传统逻辑的热情之士，但唯其如此，对传统逻辑的传播、发展伤害更大，虽然实验逻辑的主张早已销声匿迹，但其影响深远。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辩证学派 欲置其死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思想界先进分子对传入的唯物辩证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宣传唯物辩证法这一全新的思想武器。极其不幸的是，在这一宣传过程中，恰值当时中国革命者的楷模--前苏联思想界对主张形式逻辑的德波林学派大张挞伐。中国思想界某些人紧随其后，展开了对形式逻辑的围剿！这股建立在对形式逻辑歪曲理解上的批判势不可免，而且其规模之大，来势之凶猛、调门之高前所未有。
辩证法（逻辑）的主张者为传统逻辑罗织了以下一些“罪名”。
首先，老调重弹：传统逻辑已经过时，早已不合时代需要。不同于实验逻辑论者的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认定，传统逻辑是一种复古、保守的思维方法，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王特夫说：“形式论理学的思维方法，是最适合于封建贵族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8](P44)既然是保守、落后，代表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要被打倒，而用新兴的、革命的观念形式--辩证逻辑来取代。
其次，辩证派批判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是认定传统逻辑是一种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且是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有人说：“从哲学的方法里，我们找到最普遍而决定的两种事物研究方法，便是所谓形式的逻辑与辩证法的逻辑。”[9](P5)既然如此，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形式逻辑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只能是主观唯心论与形而上学的代名词。当然，这是一种十分荒唐可笑的歪曲或误解。
再次，由以上的歪曲或误解出发对传统逻辑展开批判。郭湛波在《辩证法研究》一书中说：“形式逻辑是静的、固定的观察事物的关系及法则。辩证法是动的、矛盾的，从发展上来观察事物的关系及法则。”[6](P95)邱瑞五给形式逻辑的定性则更为直截了当，他说：“形式逻辑只在事物的静态中，事物的表象中观察事物，把事物看作不变的、形而上学的、隔离着的。”[6](P460)这是对形式逻辑即是形而上学这一歪曲、误解命题的具体化解释。
总之，在这些人看来，传统逻辑的错误多多，既然如此，把它打倒，以辩证逻辑取而代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于是，辩证逻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叶青就提出：复古和保守是形式逻辑的特征，是进化的蟊贼。“这便是我们要树立起革命旗子来打倒形式逻辑的所在。”[6](P467)艾思奇则在《大众哲学》中直率地宣称：“我们早已宣布形式论理学的死刑”。这哪里是什么论战，简直就是“法官”的无情宣判。
逻辑大讨论 瑕瑜互见
新中国成立后，逻辑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国内外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共同影响与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界展开了有关逻辑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对一些问题讨论的深入均是前所未有。讨论的文章大部分收入《哲学研究》编辑部编《逻辑问题讨论集》、《逻辑问题讨论续集》、《逻辑问题讨论三集》。这三大本总字数达150万字的讨论集就是明证。
逻辑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大致包括以下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对象和作用；形式逻辑推理中真实性与正确性的关系；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形式逻辑的修正、改造、发展；归纳逻辑与归纳方法等。客观地说，在以上这些有关形式逻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持久而深入的讨论，确实澄清、纠正了学界长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偏见、误解和完全错误的认识。但毋庸讳言，讨论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坚持主张并从事传统逻辑教学的学者对形式逻辑仍有许多模糊的认识，确实令人吃惊，这对传统逻辑的研究、发展不能不是一种损害。这种损害虽不如20世纪30-40年代辩证法派给传统逻辑造成的伤害那样大，但由于是“同一营垒”中人所为，更需引起警惕。全面考察与充分阐述逻辑大讨论的成果不是本文的范围，下面仅谈一谈大讨论中对传统逻辑的歪曲与误解。
继续20世纪30-40年代的余波及前苏联50年代逻辑讨论的影响，逻辑大讨论首先在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关系的问题上拉开了大幕。讨论中两种观点对垒：以马特等为代表的“高低说”与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主从说”。“高低说”囿于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有如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关系的比喻，认为辩证逻辑为高级逻辑、形式逻辑是初等逻辑。“主从说”意为形式逻辑并非形而上学，它与辩证法也不是同一系列的学问，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二者紧密联系，时刻不能分离。可以看出，“高低说”、“主从说”都没有正确理解辩证法、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主从说”更是把辩证逻辑视为辩证法；所论述的是辩证法而不是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应当说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均以思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是角度不同罢了。它们属同一系列，但有自己的研究范围。
其次，关于推理中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即所谓真假、对错问题的讨论，暴露出极为严重的、根本性的错误。在大讨论中，沈秉元认为：“形式逻辑只管论式的正确不管论断的真实性这一论点，与作为一门真正科学的形式逻辑的品质是毫无共同之处的。”[10](P35)因此，沈的主张是形式逻辑不仅要管形式的对错，更要管内容的真假。因为“正确的前提，必然推出真实的论断，反之，就会作出荒谬的论断。”[10](P37)这个论断是何等的荒谬！更为可悲的是持有此种观点的人在整个论战中竟然是多数。他们将论断的真实性与正确推理形式是事物正确联系的反映混为一谈，将前提与结论的真实性与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混为一谈，反映出对形式逻辑的性质即工具性与全人类性的认识是多么的混乱不清。而持有这种混乱认识的人偏偏又是一些长期从事形式逻辑研究与教学的人，更显现出问题的严重性。这对形式逻辑这门科学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再次，囿于当时的形势，有的论者走得更远，他们从“逻辑体系是发现、认识和掌握、利用规律的问题”这一认识出发，认定“由于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逻辑体系也必各异”，因而“逻辑体系乃是知识内容和阶级目的、党性原则相结合的问题，它不是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而是具有阶级性的”。既然如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建立新的逻辑体系--无产阶级的逻辑体系”[11](P227,228)。主张形式逻辑有阶级性，从而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逻辑并非只此一家。现在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当时一些论者对形式逻辑的认识，但却是歪曲的、错误的认识。后来，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等人的谈话中就批评了这种错误的观点。他多次指出：形式逻辑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12](P135)。对形式逻辑认识的偏颇决不只是上面这三点。但这三点已够“触目惊心”。如果按照这些错误的观点来“发展”、“修正”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将真的踏上一条不归路，因误入歧途而消亡。这决不是耸人听闻。好在历史是最公正的，它不依某些人的主观想象为转移，循着身身的规律向前发展。这是值得欣慰的。
取代论者 欲取而代之
50、60年代的大讨论后，很多理论问题得到了澄清，逻辑研究本应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但不幸的是“文革”的爆发打断了这一历程。耽误整整10年宝贵时光。
1978年，科学春天的到来，使逻辑研究的复苏成为可能。同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逻辑讨论会，会上有的学者鉴于传统逻辑内容的陈旧与体系的不完整提出了“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第二年又有人提出“逻辑课程现代化”的问题。这类提法受到逻辑界的重视与赞同。但对于什么是逻辑现代化？如何去“化”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并为此展开了尚未有穷期的争论。
这一争论毫不夸张地说使传统逻辑又一次面临生死的考验。1978年以来。逻辑界广大同仁正努力编出一些新的教学大纲乃至逻辑教材，尝试着如何使逻辑课程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这一切努力都是无效的。原来所谓逻辑现代化或逻辑课程现代化就是用数理逻辑取代传统逻辑。理由无非是：传统逻辑不精确、歧义、陈旧，已经过时，必须送进历史的博物馆[13](P20-24)。在主张“取代”的同志看来，“普通逻辑只是一个哲学分析方法、实验科学方法和粗浅的逻辑碎片的大杂烩。”[14](P92)他们抛弃传统逻辑就像丢弃敝
一样毫不吝惜。这些“取代论”者还断言：“普通逻辑这样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搞，因为这是不值得的。”[15]他们甚至主张，在我国高校中，逻辑教学应以数理逻辑取代普通逻辑。
以上说法听起来耳熟，20世纪20年代，实验逻辑派有言在先，他们设计了种种方案，尝试着取代“已过时”的传统逻辑，但以失败而告终。20世纪40年代，已有人得风气之先：“现在形式逻辑，自己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等已造出很严密、很广大的推演方法，以致要把原有的形式逻辑解脱下来，称之为古典逻辑或传统逻辑而遗置一旁。”[16](P68)时间又过去了20多年。在60年代又有人老调重弹，宣称：“在人类知识发展的现阶段，唯一可以作为科学存在的形式逻辑就是数理逻辑。”[17]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再次听到了这种论调。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历史应当是为了向前看。如果问题像某些同志想象的那样简单：一个新工具明明比旧工具各方面都强了不知多少倍，却有一些人偏偏顽固、保守，抱着旧工具不放，原因是他不会使用新工具。那么你从新人开始培训使用不就完了吗。可事实并非如此。从上个世纪初输入中国之始，传统逻辑即不断遭到批评和非议，然而几经波折，几经起伏，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生机依然。这其中自有奥妙。其奥妙就是传统逻辑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中国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一段讲字句、篇章关系的文字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以上论述除了修辞学的意义，我们从逻辑角度看到的是，通过语言（口头或书面）思维着的人们，他们离不开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只要人类思维着，并通过语言思维着，那么规范着人们的思维，使之达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论证有说服力的传统逻辑就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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