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角色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纪念新文化运动，我们须回望1915年前后发生的有关科学的要事。1915年任鸿隽、赵元任和秉志等留美学者发起创办《科学》杂志并成立中国科学社，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称《新青年》）。前者传播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扮演了科学启蒙的重要角色。后者提倡科学（赛先生）、民主（德先生）和新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阵地。不过，要想全面理解认识文化运动，我们不能忽视19世纪开始由西方传来的工程科学。
问题3 一般地，一元二次方程ax2+bx+c=0(a≠0)的根与二次函数f(x)=ax2+bx+c(a≠0)的图象有何联系呢？
1.2.1 对照组 采用一站式考核方式，内容包括康复评定和治疗（不需要进行病例分析考核），主考老师在所有评定和治疗内容中分别以抽签的形式抽取3项，共6项，考生通过传统毕业实践考核模式进行，将模拟功能障碍的“患者”作为考核对象，考核期间与“患者”无任何交流和沟通，考生把相关考核的内容对“患者”逐一进行操作，主考教师对考生的作答和操作不作点评，所有考生考核完毕后再统一总结。
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自己的技术与工匠传统，成就了数不胜数的工程。到18世纪和19世纪，工匠传统与科学传统在工业革命中走得越来越近，关于技术的经验知识逐步发展为工程科学，即成为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化的知识。
古代中国是发明的国度，也是工程大国。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看到西方船炮的威力，后来知道船炮技术的知识基础是“格致”（科学）。在自强运动中，西方技术和工程科学随着军事工业的兴建及相关的洋务实践而传入中国，即进入一种异质文化之中。工程科学使人们看到“西学”的突出用处，并且有选择地接受它。洋务派力主“师夷之长技”，并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
工程科学曾因朝廷维护“中学为体”而被牺牲。曾国藩、李鸿章和沈葆桢等人派留学生的初衷是学习外国的制造、船政、步算、军政等知识，以深究“推陈出新之理”。然而，由于担心学生们被西方文化同化和离经叛道，朝廷在1881年不惜撤回全部留美学生。首次官派留学活动就这样看似荒唐地收场了，当时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的仅有詹天佑、欧阳赓等个别人。这个事件表明，朝廷是不允许自强运动越过文化底线的。
“科学管理”是有机农场的普遍运行标准，而“天然绿色”则是农场主们共同的追求。虽然有机种植在我国尚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探索阶段，且受众面仍比较小众，但主打“健康标识”的有机农场、生态基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与大城市毗邻且环境良好的城市区县，成为农业种植中逐渐兴起的活跃板块。
工程科学是典型的“为用”的西学。中国人以办学和留学等形式接受工程科学。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开始培养轮船制造人才和轮船驾驶人才，使工程科学首次进入原本属于学者传统的学堂。1872-1875年，120名幼童分三批赴美国留学。福州船政局从1877年起派出60多人去欧洲学习制造或兵船驾驶等技术。同一时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设馆翻译工程科学与自然科学书籍。这些书籍对军工企业掌握先进技术作用不明显，但对中国早期科学启蒙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工程科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行学科。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西学学堂（后称北洋大学）。该学堂以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学制为蓝本，设法律、矿冶、土木、机械等四科，开创了晚清高等工科教育。到1904年1月，清朝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在制度上首次确立理科（格致）、工科、农科和医科在中国社会和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随着科举制被废除，特别是新式学堂的兴办，科学终于可以与圣贤之学比肩，这在中国具有革命意义。
职业工程师们较早成立了工科社团，突显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也促进了工程科学的学科建设。詹天佑在1905-1909年间主持修筑成京张铁路，1912年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师会。该学会在1913年与另外两个类似的社团合并为中华工程师会，其宗旨为“统一工程营造，发达工程事业，日新工程学术”。1915年学会易名中华工程师学会，其会报改称《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18年，84名留美学者发起成立中国工程学会。1931年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程师和工程科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
工程科学作为一类科学，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起初以“夷之长技”的形象成为19世纪西学东渐的先行知识，直接服务于工业建设，也促进了早期科学启蒙。工程科学作为“为用”之学，首先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突出了科学的实践性。其实，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特质，应当既有共性，又有区别，都被中国人视为救国的手段。
总之，工程科学是150多年来中国最具实践性的新文化，在西学东渐和新文化建设中曾扮演先行学科的角色。中国人首先在战争和工业建设中看到西方技术和学术的先进性，并以开办西式工科学堂和译书等方式促进技术转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新文化传播和科学启蒙。在自强运动及其后的“新政”实践中，工程师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术社团，为工业建设和新文化建设准备了一支新生力量。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已经冲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桎梏，为全面接受现代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及其人文社会科学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文化环境。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1.009
（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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