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生活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生活运动从发起到结束，历时长达15年，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1934年2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蒋介石集团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努力的时期，他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寄予很高的期望。然而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收效令蒋介石集团十分失望，即使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新生活运动也已呈现出衰落之势。
当年有些报刊为讨好国民党当局，曾对新生活运动作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报导，鼓吹新生活运动的成绩“见于行政者，如各省之严禁烟、赌、娼，颇著成效。其在人民，渐具整齐、简洁、朴素之观。都市中奇装异服，逐渐减少，妇女装饰，日见朴素，其具远识者，且提倡蓄发。在习惯方面，各地公墓，逐渐增多，即以减少丧葬之奢侈；集团结婚，已见推行，即以减少婚嫁之靡费。凡此种种，皆新生活运动之效果也”①。1937年2月，《每周评论》也说：“新生活运动之伟大功能，在此三年来所贡献于社会者，在军政党方面，在工商学方面，无不显出灿烂之异彩。”②
按照上面的评价，新生活运动似乎取得了全面成功。但实际情况又怎样呢？蒋介石集团曾标榜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③，并希望通过这样一场运动摆脱“九一八”以来国民党统治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可事实是，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虽曾一度热闹非凡，波及全国多数县市，国家和民族却并未因此而得以复兴，蒋介石集团所面临的统治危机也没有因此而减轻。相反，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更加紧迫，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收效究竟如何。
其实，早在1936年2月19日，身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中就承认：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爱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少了。”并认为，新生活运动落到这种地步，“是很可痛心很可惭愧的”④。1937年2月19日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蒋介石在纪念训词中对以往新生活运动工作成绩再次提出指评⑤。1937年2月20日，时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主任干事的钱大钧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演说时也认为，新生活运动在量的方面有进步，而在质的方面即工作效率方面，“还是不能够使我们满意”⑥。1937年3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6年度“新运”推行情况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作为新生活运动推行骨干的各级劳动服务团组织，“空有其名，尚无切实工作”⑦。另据新生活运动视察团1936年发表的工作报告，南京市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太过空泛，全无效果”；京沪铁路沿线“党政军各界缺乏合作精神，不独新运工作无进步，其他亦然”；而上海市民“生活及秩序之改善，尚极缺乏”，“新运工作……不能有普遍之发展”⑧。
如果用蒋介石集团当初定下的新生活运动的目标和准则来衡量，三年多的新生活运动既没有能够使“五四”以来日趋没落的儒家文化得以复兴，也没能实现所谓国民食衣住行方面的生活革命；既没有实现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的理想目标，也没能恢复“符合礼义廉耻的现代生活”；甚至连最基本的整齐清洁也无法普遍做到，当然更谈不上“挽救危亡，复兴民族”。事实上，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已基本走向衰落，归于失败。即使在当今台湾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当时虽推行得很热闹，实际则奏效甚微”，“就事后的成绩来看，人民的道德水准并未提高，社会风气亦没有大幅改善”⑨；“此种运动，虽以多方推行宣扬，但收效不宏，殊属可惜也”⑩。
为什么喧嚣一时、声势颇大的新生活运动收效甚微？为什么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一些符合现代社会文明标准的生活改良措施推行不下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蒋介石把原因归结为两条：一是人们对他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响应“缺乏真诚”；二是人们对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缺乏热烈”(11)。这恐怕过于简单。
笔者认为，对于新生活运动衰败的原因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第一，回避抗日问题，使新生活运动缺少号召力。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抵御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各阶层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统一御侮，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蒋介石集团意识到了人们的这种共同心理，因而给新生活运动含有“复兴国家与民族的革命运动”的意义。蒋介石本人曾私下向蒋梦麟、张伯苓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12)但是在抗战爆发前三年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行中，不论蒋介石还是其他国民党要员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文章和演说，也不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还是各级地方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各类文件，都很少涉及抗战问题，对“抗日”二字讳莫如深，不敢公开谈及。当时，蒋介石集团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方针，一边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帜推行新生活运动，并从事一些防御性的国防建设；一边则集中主要力量打内战，调集重兵追剿红军，镇压一切反蒋活动，同室操戈，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一再妥协退让。在这种情况下，新生活运动又怎能在民众中得到“真诚”响应和“热烈”支持？”在“九一八”后的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运动都不可能脱离抗日问题，新生活运动对此的回避，正是其失败的一大原因。
第二，借新生活运动宣扬封建文化糟粕，背离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代主题。
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帝制被推翻，儒家学说也不再被人们推崇，民主与科学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几年后，蒋介石集团却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把禁锢人民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重新恢复起来，重新确立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新生活运动期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礼义廉耻”即所谓四维八德，被规定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新生活运动本身也被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复兴运动”(13)，以补救“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旧道德的诸般“偏颇”。民国初年曾明令禁止的尊孔祀圣活动又重新泛滥，国民党中委会还于1934年5月31日正式通过决议，决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恢复尊孔。同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又通过有关尊孔办法，给予孔孟曾颜的后裔以优厚政治待遇(14)。针对蒋介石集团借推行新生活运动大搞尊孔复古活动的作法，鲁迅先生曾尖锐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者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15)。宋庆龄在《亚细亚》杂志上也载文指出，新生活运动“是带了儒教气味的”，“它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儒教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无疑地，只要一天封建制度存在，就一天需要孔子之道”；由于儒教“阻碍了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秩序的发展”，因此在现代中国提倡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16)。另外，当时《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及胡适等人，也曾对蒋介石集团鼓励复古尊孔提出过批评。总而言之，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集团的所作所为，与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这是新生活运动遭到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反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生活目标和准则，严重脱离中国实际。
新生活运动期间，蒋介石集团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提出和推行了一些旨在改进国民生活习俗，使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生活目标及行为标准，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这些生活目标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因为在当时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广大民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榨下，生活极度困苦，许多人连最低限度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怎么还能关心“整齐清洁”、“文明生活”。拿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提出的“惜时”、“节用”、“爱物”三大口号来说，当时就有人尖锐指出，中国人与世界其他民族比较，是“最爱惜光阴”的，广大农工每日劳作都在10小时以上，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惜时，是如何省时”。关于“节用”，“中国大部分国民，是衣不足，食不饱，住不蔽风雨的贫民，是无物可用的贫民，他们已到节不可节，节难再节的地位了”，因而“真正问题不是节用，而是有物可用”。关于“爱物”，“中国大部分国民，爱物亦已达极点。草根树皮充饱，破衣粗麻蔽体，茅茨土阶为室，此非爱物，如何方是爱物？”所以中国“病不在奢侈耗费，而在虽知爱物，无物可爱”。总之，在当时政府提出所谓“惜时”、“节用”、“爱物”之类的口号，“实已文不对题了”(17)。无视客观实际，盲目照搬外国，是新生活运动因缺少民众支持而导致失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四，新生活运动推行者言行不一，使新生活运动缺乏说服力。
在新生活运动期间，那些负责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国民党权贵们往往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要求百姓信守新生活运动的道德规范，自己则很少依照执行，不愿受新生活运动条规的约束。正象有人所提出的那样：“目前领导新生活运动者，必须立刻解决最大的问题，中央委员可以免费坐头等车，老百姓出了汗血之资换来的车票，却只好挤在乌烟瘴气的‘四等客车’中，试问：在此种情况之下，新生活运动，究有多大意义？”(18)更有甚者，不顾人民死活，大发“新运”财，以至社会上流行这样的顺口溜来讥讽新生活运动，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孝悌忠信礼义廉（无耻）”(19)。对此，周恩来曾深刻揭露道：“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20)这种只对下不对上的新生活运动，很难使人们心悦诚服地去拥护。
此外，生活习俗的改良需要说服、教育和劝导，不能靠强迫命令。而那些负责执行新生活运动纠察任务的宪兵、警察们平日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惯了，对未执行规定的百姓常常是非骂即打，以至有“新生活打人”的说法(21)。象这样强迫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综上所述，从抗战爆发前三年多新生活运动的实践看，这场由蒋介石亲自倡导和发起的运动实际上在当时已基本归于失败。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推行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因为这一运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和需要，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因而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这样，新生活运动达到其发展顶峰之日，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只不过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延长了它走向失败的时间进程。
注释：
①《新生活运动一周年》，见1935年2月19日《武汉日报》。
②《新运导报》第3期，1937年2月发行。
③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2、19)，《革命文献》第68辑，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发行。
④(11)见《革命文献》第68辑。
⑤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革命文献》第68辑。
⑥钱大钧：《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感言》，《新运导报》第3期。
⑦《二十五年度本会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期，1937年3月发行。
⑧《新运视察团三月来工作述略》，《新运月刊》第35期，1936年7月发行。
⑨《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12月发行，第42页。
⑩陈鉴波：《中华民国春秋》，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9月版，第645页。
(12)蒋梦麟：《新生活运动之基本精神》，《新运导报》第121期，1948年2月发行。
(13)杨永泰：《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促选总会会刊》第2期，1934年8月发行。
(14)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年6月发行，第371、414页。
(15)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4、29)，《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2页。
(16)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1937、4)，《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第80-88页。
(17)见《新运月刊》第36期，1936年8月发行。
(18)《申报月刊》（时论—斑）第3卷第4号，1934年4月发行。
(19)黄锡章：《“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南昌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0)周恩来：《论中国的新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1943、8、1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46-147页。
(21)黄锡章：《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南昌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