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马斯理[1]2004年在《城市垃圾管理系统优化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巨大,年增长速度达8-10%。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不断发展,城市垃圾的激增,对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造成极大威胁,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城市垃圾的处置水平低,管理落后,亟待解决。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日益严重,但处理仍然还停留在单一的填埋和粗放的堆放阶段。本论文运用系统工程中的灰色预测模型对武汉市今后五年的城市垃圾产生量进行预测,并对武汉市的垃圾物流在产生源与各处理设施之间的分配进行研究,确定不同垃圾处理方式(包括焚烧、发电、堆肥、回收利用、填埋)所占比重,从而为优化武汉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进程提供决策依据。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结论如下: 1、概述了城市垃圾产生的特点及其危害,并由此而提出城市垃圾有效管理的重要性。城市垃圾的来源广,产量大,增长快,存在地区差异并相对集中,成份复杂,并且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市垃圾治理不善,将会造成城市容貌感观、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甚至直接危及人体健康。 2、概括了国内外城市垃圾管理的模式、城市垃圾收运和治理的状况,总结了中国城市垃圾管理的特点,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 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垃圾管理工作日益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标准控制日趋严格,实行追求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的最大化;城市垃圾管理和治理税收或服务收费多样化;法制化建设成效显着,实现了城市垃圾治理的市场化;市民的参与意识强,形成了城市垃圾管理和治理的广泛社会基础。 填埋、焚烧、堆肥是当今城市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体系。但工业化国家城市垃圾处理已不再是提高处理率的问题,而是如何强化处理手段,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和限制填埋处理的问题。发展中国家随着环境意识的增强,处理水平和处理率也处于上升阶段。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会逐渐缩小与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中国城市垃圾的管理为两级政府、叁级管理的体制,主要费用由政府全额财政拨款。垃圾收集、运输和转运方式多样,各共存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填埋在中国垃圾处理技术中占绝对优势,技术也日趋成熟完善,堆肥技术的应用处于低谷,而焚烧技术的应用则刚起步。因地制宜实现多元化处理,是中国垃圾收集发展的趋势。 3、重点阐述了武汉市城市垃圾管理和治理的现状,在系统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城市垃圾处理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武汉市垃圾的产生量大,增长快,成份复杂,易腐有机物居多,要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任务相当繁重。武汉市现行的城市垃圾管理系统为市、区、街叁级管理体制,城市垃圾的收集主要有6种共存方式。武汉市用于垃圾清运的机具和设施有垃圾收集和暂时存放机具和设施、垃圾转运机具和设施、垃圾运输机具叁类。武汉市98%的生活垃圾由分布在市区近周的5座填埋场处理,其中仅2座为卫生填埋场,焚烧处理已经步入实质性研究阶段。 经过多年的努力,武汉市城市垃圾的管理和治理系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还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缺乏相应的经济手段,设施设备水平低,技术落后,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滞后,科技进步迟缓;管理机制不灵活,市场化程度低下,
刘长玮[2]2007年在《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及其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城市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垃圾收集运输系统占据着重要位置。由于缺乏系统理论方面的指导,垃圾收运系统已成为垃圾综合管理系统中的最薄弱环节,因此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完善和优化对生活垃圾综合管理系统的高效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各个环节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物流理论,以经济最优化为目标,提出了城市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方法和数学模型,并结合重庆市西部新城和主城区垃圾收运系统的具体实例进行了验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①通过对城市生活垃圾逆向物流特点的分析,将城市生活垃圾中转站选址分两阶段进行优化,首先应用集合覆盖模型进行中转站待选点的确定,然后应用整数规划建立垃圾中转站选址费用现值最小模型,从待选点中选出垃圾中转站的最优组合。应用该模型对重庆市西部新城垃圾收运系统中转站选址进行优化,从128座垃圾收集站中应用集合覆盖模型选出12座做为垃圾中转站待选点,在此基础上,应用费用现值最小模型从12个待选点中选出最优组合,结果为6座垃圾中转站,其规模分别为:70,360,60,80,70,80t/d。结果表明,将垃圾中转站选址分阶段进行2次优化,避免了复杂运算,实际应用性好。②通过对现有的两种基本垃圾收集方式(固定容器式收集和移动容器式收集)进行分析,提出了垃圾收集线路优化的车辆路径(VRP)模型;通过分析垃圾转运调度的多点间运输特点,从物流角度出发,以经济最优化为目标,提出了垃圾转运线路优化的线性规划(LP)模型。针对重庆市主城区垃圾收运系统具体实例,应用垃圾转运线路优化模型对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的垃圾转运线路进行了优化。③通过分析垃圾收集过程中的垃圾收集车辆抵达垃圾转运站的随机动态特征,引入排队模型;考虑转运站设备配置的费用效益平衡,建立了转运站排队服务系统费用模型,进行转运站设备的最优化配置。结合重庆市西部新城规模为360t/d的大学城垃圾转运站设备配置具体情况,应用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应用此方法进行设备配置,转运站服务系统的各项排队模型指标均得到优化,如:配置4台垃圾压缩设备与配置3台压缩设备相比,系统服务强度从0.78降低为0.58,车辆排队队长从4.47降低为2.70,系统费用从494.71降为457.36。因此采用排队论进行转运站设备配置可以达到提高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以及抗风险能力的目的。
温汝俊[3]2003年在《城市垃圾处置系统方案决策及市场动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垃圾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如何更有效地处置垃圾，既是市政管理和环保部门的责任，也是经济发展部门的任务，更是科学和经济工作者关注和研究的目标。基于对此的关注，论文通过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以及博弈和模糊数学方法，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垃圾处置技术系统优化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城市垃圾处置系统的决策程序和垃圾处置行业的运作效率问题。其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于结合我国城市垃圾管理规划和项目决策的特点，构建了系统的优化思路和模型方法，其研究的实际价值在于将论文提出的我国城市垃圾处置市场运作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实施方案，成功地实践并运用在国内首例大型城市垃圾处置设施建设营运市场运作的项目-重庆同兴垃圾处理 BOT 项目之上。城市垃圾管理、处置系统决策和优化的特性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垃圾是永远相伴人类的问题；城市垃圾管理主要受城市的自然特性、传统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技术进步可能是垃圾量上升的直接动因，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促进而不是鼓励减少垃圾。（2）目前城市垃圾管理的任务必须是用有限的财力控制最终处置的过程和结果，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的落脚点首先应该是无害化，其次是资源化和减量化。减量化有广义和狭义的定义，不能简单混淆。（3）垃圾处置技术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但就技术本身而言，并无绝对意义上的优劣或高低之分。其技术发展和应用受技术、习惯、管理、经济和处理对象性质、任务规模等诸多因素制约，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但经济因素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公共选择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下，最为适合的技术会适应需求并迅速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只要尊重合理的公共选择和价值机制，市场作用会促使最适宜的技术得到快速发展。（4）城市垃圾处置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单是某一种最终处置技术的应用或几种技术的组合，它还涉及系统的社会制度、民众心理等社会层面的问题，决策前要研究并确定出决策的范围和内容。城市垃圾处置决策目前更多是作为垃圾处置技术的选择或组合方法。（5）作为系统的技术决策，首先需要研究并确定目标实现的标准前提、适应的起始经济规模、费用取得的方法；其次要确定和判断是否可获得科学和客观的数据；然后是选取合适的判断工具，即数学方法的计算判断模型，但工具不可能是唯一的；最后把判断结果交给行政或民主决策选择。垃圾处置行业的市场运作研究和实践表明：把市场机制引入垃圾处置行业是可行的，在减轻城市政府直接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了项目建设和经营的效率，是提高垃圾管理领域整 I
周靖承[4]2014年在《基于地理单元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张,城镇人口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都给生活垃圾的全过程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作为生活垃圾综合管理体系的重要方面,还是城镇环境卫生服务事业的依托载体。因此,生活垃圾系统的优化研究是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与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论文主要在城镇地理空间上针对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研究进行拓展。论文的内容总体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生活垃圾收运节点设施的选址及其关联配置组合优化问题。第二,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基于固体废物管理框架、系统规划和运筹优化这两大视角,分别从收运模式和技术路线、垃圾分类与分类收运、技术经济性分析和综合评价,以及规划布局与设施选址、能力规划与组合配置、网络分析与线路优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归纳。此外,对地理信息系统在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中的应用也进行了综述。第叁,论文对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概念、组成、功能、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系统地比较了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叁种模式,即直接收运模式、一级转运模式、二级(多级)转运模式,并探讨了收运系统的地理空间关联性,由此提出了收运地理单元的划分体系。第四,建立了基于地理单元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首先提出了关联收运地理单元的空间选址方法体系,用以获取收运地理单元并得到收运节点设施的选址。然后从收运设施、设备、人员等资源分配和收运路线选择的组合优化上,以系统总成本最小为目标,构建了系统总成本最小为目标的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的模型。为使优化模型更具有普遍性,模型以我国现行关于垃圾收运的行业标准中的规定指标(值)作为约束或参数,并提出系统有效运行时间以及配属对应节点设施的允许车辆数的约束,最后采用分支定界法进行求解。第五,对×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进行了案例研究。预测该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为540.2t/d得到与相应收运地理单元对应的14个节点设施选址,收运系统的运行总成本为40271.6元/,每吨垃圾的平均收运成本为74.55元/t。节点设施包括：Ⅰ、Ⅱ、Ⅲ类的收集站分别为1座、5座、1座,以及Ⅳ类、V类的转运站分别为5座、2座；收运地理单元总面积为69.24km2,约占市域陆地总面积的3.68%。案例研究表明,对于中小城市或小城镇而言,以相对独立的收运地理单元为服务区,采用直运为主、一级转运为辅的垃圾收运模式较为适宜。论文在理论层面上探讨了基于地理单元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组合优化问题,其结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也具有参考意义。
刘洁[5]2011年在《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以每年3-10%的速度快速增长。日益增长的垃圾量给市政环卫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清运压力,也是造成我国垃圾围城现象和环境污染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垃圾量的剧增也导致其收集、运输与中转费用的不断增加。在城市生活垃圾的全过程管理中,城市生活垃圾的收运是连接发生源与处理处置设施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其收运费用耗资最大,约占总费用的60%-80%,且操作过程也极为复杂。为此,本研究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现状及发展方向,采用理论研究、模型建立算法设计、实例分析等方法,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通过模型应用以期兼顾社会环境各因素的同时实现收运系统经济、高效、稳定运行,为优化收运设施选址、制定垃圾物流分配方案和收运路线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收运系统作为固废管理系统的子系统,具备功能综合性和与上层系统的紧密关联性。基于此,本文从城市固体废物全过程管理的角度,在充分考虑收运过程对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收运系统多目标动态规划模型。模型应用不但可使混合收集背景下的成都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成本由2011年的184.2元/t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58.4元/t,且焚烧量逐年增加,其与填埋量的比值由2011年的1：3上升至2020年的6：1,其处理方式的改变符合成都市固废规划要求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宗旨。为迎合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发展方向,结合当地垃圾资源回收和处理现状,针对厨余垃圾含量高且无专门生物处理设施等特点,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提出厨余垃圾源头分类收集并运输至脱水式压缩转运站,经过脱水处理后运往焚烧厂或填埋场处理。并采用多目标动态规划模型对脱水式转运站的选址及不同类垃圾的物流分配方案等进行优化,结果表明该分类收运体系的运行不仅使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成本降低23.1%,且达到7.7%的垃圾减量化效果。在系统规划模型应用的基础上,针对国内有无中转房的两种收运模式,分别提出车辆路径点问题和弧问题模型并设计出一种具有聚类策略的蚁群算法,展开收运路线优化的理论研究。随后结合研究结果,为充分考虑实际道路和交通限制情况,在GIS环境下建立求解模型以开展实例研究。以成都市双楠辖区为例,针对现行收运模式下垃圾堆放点周边环境二次污染以及重复性劳动等问题,对取消垃圾临时堆放点的生活垃圾收运路线进行优化。结果表明在改进模式下有无转向约束的线路优化后单位收运费用分别为12.0元/t和11.8元／t,分别比实际情况节约了36.51%和37.57%,优化效果明显。另外,为避开交通高峰时段拥堵道路,减少车辆运输时间和车辆低速运行所带来的燃料费的额外消耗,建立带时间窗的垃圾收集车辆路径问题模型对成都市双楠区生活垃圾收运路线进行优化。分别对不带时间窗、以时间为成本及以燃料消耗为成本的叁种准则的优化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优化结果表明以燃料消耗最少为目标的优化中,综合考虑了交通拥堵状况和路线长短因素,达到燃料消耗最低34400g,与路程最优时相比,节约了11.73%,,降低了收运成本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减小了运输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系统优化模型的城市垃圾收运系统设计有利于降低城市固体废物的全过程管理成本,提高综合利用效率和减少最终处置的废物量,从而获得最大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杨禹[6]2015年在《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多目标多级优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环境卫生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生活垃圾的污染治理在近些年备受关注。在生活垃圾污染治理研究中,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优化一直是许多学者、机构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生活垃圾收运处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的技术环节和管理环节,一个科学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决策的制定应该是综合考虑区域特点、技术手段、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影响而成。大部分研究者着眼于城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优化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环境卫生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随着乡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加剧,部分研究者投向乡镇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的污染治理。而对一些环境敏感性较强、理应重视的特殊区域,如风景名胜区研究却寥寥无几。为此,针对现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风景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问题,本文将展开对风景区中较为常见的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理决策展开研究。论文从垃圾的产生分布及理化特征、收运和处置特征等多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山岳型风景区的区域自然地理、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特点及这些特点对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所形成的影响；根据一般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主要结构和缺陷,有针对性地建立并讨论了基于索道运输的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新模式；对该模式的优化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在景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多方面共同约束下,建立了该收运处理系统的多目标非线性数学优化模型,纳入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构建了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多目标多级优化决策体系。论文将建立的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系统多目标多级优化决策体系应用于黄山风景区展开具体的实例研究。首先论文将生命周期评价应用于黄山风景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评价中,建立起了该系统完整的生命周期分析清单,并以收运处理单元／环节的环境影响评价方式对其展开了LCA分析。其次将LCA研究结果形成该处理系统的环境影响形成多目标优化模型,利用遗传算法对优化模型进行了求解,得出叁种偏好条件下的黄山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优化方案,通过分析比较得到最优收运方案,即一级转运下,索道转运站与一级转运站共存形成多层次一级转运,而二级转运采用索道运输,其中一级转运站启用2座,索道转运站启用3座。该模式下经济、环境和社会优化目标值分别为1400.06、298.04、4.94E+07,相比人力一级转运,索道运输的各方面的效益均有大幅度提升,经济成本减少了23.1%,环境影响减低了55.8%,社会影响降低了19.8%。此外,优化方案中的转运站的选址、各级转运站和索道转运站的建设规模、转运站和索道转运站配备的环卫工人人数也得以最终确定。最后通过LCA分析了多目标优化下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综合环境影响,针对分析结果给出建议,完成对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多目标多级优化决策研究。论文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索道运输新模式对于特殊地理条件的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是科学、适用和安全、环保的；所采用的多目标、多级决策方法能有效地指导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的决策优化,并均衡经济、社会和环境多方面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姜维[7]2016年在《基于功能区时间窗的高新区固体废物收运路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固废管理系统尤其是垃圾收运优化问题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之间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如区域特征、优化目标针对性和各因素指标量化等,这些不确定性增加了管理决策难度,影响了优化方法的设计。如何从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的权衡固废管理系统中的各个影响因素,设计合理可行的目标评价指标和优化方法将是研究和解决此类优化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高新区区域空间布局特殊性——功能区划特征,将其与垃圾一级转运系统中一次运输环节收运优化问题进行关联。在数学优化模型构建过程中考虑了敏感时间段——功能区划——收运路径叁者间的相关性,提出基于功能区划特征和收运社会负面影响设定收运节点功能区时间窗的概念,进而将一次运输问题抽象为带时间窗、中间设施及多次卸料过程的VRPTW-IF扩展问题,建立了高新区垃圾收运一次运输环节基本数学优化模型。针对所构建的VRP模型,对扩展式Solomon插入算法(ES)和遗传算法(GA)两种启发式路径构造算法进行深入研究,结合高新区功能区划特征设计了相应的算法程序,并从车辆路径重迭／交叉度和负载均衡两方面分析了两种路径构造算法设计思路在具体操作和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通过算法缺陷分析,提出了优先考虑收运路径社会负面影响,同时兼顾收运经济成本的多目标遗传算法(MOP+GA)。分别设计了单条路径内收集点聚合度评价指标Er和车辆路径空间独立性评价指标Nr,对垃圾收运路径社会负外部性进行量化和评价,并引入Pareto排序法和Graham扫描法对新算法进行设计,以保持各优化目标特征的独立性及解的搜索性能,实现了对车辆路径内收集点进行凸壳化操作的可行性。新算法在原算法基础上分层次综合考虑了4个优化目标(单条路径内收集点聚合度、车辆路径空间独立性、车辆数量和总行驶距离)的优先级,进一步挖掘和研究了垃圾“一次运输”与高新区功能区划特征的关联性。实例研究中,对比分析了多目标遗传算法与另外两种优化方法对实例区域垃圾收运一次运输优化问题的求解效果,并实现了路径方案和凸包示意的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多目标遗传算法在充分考虑火炬高新区功能区划特征条件下能有效降低区域内垃圾收运路径的重迭／交叉程度,减少由于部分路段或区域内收运车辆／车次频繁、路线密集等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尤其在功能区时间窗约束下,新算法优化效果尤为明显,相较于扩展式Solomon插入算法和遗传算法,车辆路径空间独立性指标Nr改善幅度分别为20%和29.41%；相较于遗传算法,路径内收集点聚合度指标Er改善幅度为3.41%,且其单位收运成本仅比求解结果中较优的遗传算法增加了0.97%,而较现有方案减少7.0元/t,改善率为18.87%。在收运路径社会负面影响指标对比中,结合车辆配备数量和凸包示意图分析了扩展式Solomon插入算法求解结果中路径内收集点聚合度Er较低的原因,发现了Er评价过程中的限制条件,同时进一步验证了原算法设计思路上的缺陷。最后,参数敏感度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功能区时间窗约束条件对于原算法的经济成本影响度较高,当功能区划特征消除后,其单位收运成本降低。而在不同参数调整过程中,多目标遗传算法在削弱社会负面影响和兼顾收运成本方面始终保持较好的改善效果,证明了本算法与实例区域之间较好的相适性、相容性。本研究中对功能区时间窗其概念、影响因素,以及在垃圾收运优化研究中的内涵和意义进行挖掘,扩展了固废管理的空间特征分析,对现有垃圾收运体系是一种突破和补充。提出的区别于一般城市的垃圾收运优化方法有效解决了传统方法中难以对收运社会影响因素精确量化和改善的问题,有助于高新区及类似区域制定合理的垃圾收运优化策略,削弱收运过程带来的“邻避问题”。
刘洁, 刘丹, 何彦峰[8]2011年在《城市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在综述国内外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现状的基础上,从收运设施规划、收运调度以及收运路线优化等叁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收运系统优化模型的研究进展,总结了研究成果,指出了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实际应用性,并提出了建立中转站规划-调度一体化优化模型和在规划基础上的优化路线的优化模型的整体研究框架,为我国大城市和人口密集背景下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研究及完善提出了前进方向。
马晓鹏[9]2005年在《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选和垃圾物流优化调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活垃圾是整个社会经济中生产、分配、消费再循环过程各环节的必然产物,与所有社会成员均密切相关,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生活垃圾既是有害物,又是可以变害为利的永续的资源。生活垃圾治理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的提高是改变城市生态环境、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北京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本论文的工作是北京市发改委环资处委托的“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十一五'发展规划前期研究”(北京‘十一五'发展规划研究的配套课题之一)课题的组成部分,并用线性规划模型进一步研究改进了课题建议的2010年生活垃圾规划方案中垃圾物流优化调度方案,为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系统“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本论文的主要工作如下:1.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广泛深入地调查了国内外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同时特别重视了对国内大城市新技术应用动向的调研,并将调研成果与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现状、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未来可能适用北京的8种主要终端垃圾处理技术及其组合;2、针对北京市未来可能应用的8种主要的垃圾处理技术,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从经济效益、环境和社会效益、技术要求叁个方面18个指标对各种技术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为规划年新增垃圾处理设施的方案选择提供了科学依据;3、根据资源的最优配置、合理使用的原则,首次将线性规划方法用于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系统垃圾物流的优化调度研究,对北京市垃圾可联片处理的12个区的垃圾物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以北京市政府对生活垃圾处理的补贴费用最低为目标函数,建立了两个不同参数方案的线性规划模型进行整体优化;用LINDO软件包对模型进行了求解和灵敏度分析,得出最优解和对偶变量值;对两个模型方案的优化结果和原定性分析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给出适合北京市2010年生活垃圾物流调度的优化方案和政府需要支出的垃圾补贴费用;分析了最优调度方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提高叁化效益、降低处理成本应该采取的措施,并提出支持优化方案实施的政策建议。
孙晓伟[10]2014年在《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系统优化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天津市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步步提高,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也急剧增长。而目前天津市城市管理系统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低下、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管理观念落后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的清运、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既影响了天津市的市容,又造成资源浪费,限制了天津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针对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实际情况,建立天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优化模型对天津市的固体废弃物进行有效管理势在必行。固废产量是固废系统优化管理的关键性参数,本研究基于灰色预测理论对天津市城市生活垃圾产量进行了预测,并率定其准确性。通过对天津市填埋处理、焚烧处理、堆肥处理和综合处理等四种处理方式的详细分析,确定对天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起决定性作用的5个填埋场、4个焚烧厂、1个堆肥厂、2个综合处理厂为研究对象。由于城市固体废物管理系统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本研究基于区间规划和机会约束规划,考虑固废处理系统中CDM项目交易和污染物排放限制,以焚烧厂的容量为风险因子,以系统经济成本为规划目标,建立不确定性条件下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优化模型,研究为促进天津市城市固废管理系统中的废物流合理分配、资源利用最大化及天津市未来固废系统各种处理方式的发展方向及城市规划提供有力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城市垃圾管理系统优化的研究[D]. 穆罕默德·马斯理. 武汉大学. 2004
[2].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及其应用研究[D]. 刘长玮. 重庆大学. 2007
[3]. 城市垃圾处置系统方案决策及市场动作研究[D]. 温汝俊. 重庆大学. 2003
[4]. 基于地理单元的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研究[D]. 周靖承.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5]. 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研究[D]. 刘洁.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6]. 山岳型风景区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多目标多级优化研究[D]. 杨禹. 华中科技大学. 2015
[7]. 基于功能区时间窗的高新区固体废物收运路径优化研究[D]. 姜维.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8]. 城市垃圾收运系统优化模型研究综述[J]. 刘洁, 刘丹, 何彦峰.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11
[9]. 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综合评选和垃圾物流优化调度研究[D]. 马晓鹏. 清华大学. 2005
[10]. 天津市城市固体废弃物系统优化管理研究[D]. 孙晓伟. 华北电力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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