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世杰与抗战时期的中共问题——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共论文,日记论文,中心论文,王世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开始中华民族共同抗战。但两党的阶级属性、政治目标不同，彼此矛盾不断、斗争持续，不时发生冲突甚至流血事件。整个抗战期间，双方都在努力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国民党内对中共问题形成两派主张，一派为武力解决，一派是政治解决。王世杰①是后一派的代表并长期致力于此，尽管未取得具体的、实质性结果，但应引起重视，毕竟这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重要一面。因此，本文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力求全面考察该主张提出的背景、遇到的种种阻碍及变化，增进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客观公正地评价王世杰与国共关系的变动。
一、国民参政会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念的尝试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中共提出把“实现民权政治”作为双方合作的政治目标之一，②社会上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开放党禁、言论自由的呼声此起彼伏，因而，组织国民参政会是两党合作之需，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之举。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就是兼容并包，故此，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及代表的产生，必须反映兼容并包的政治理念。国民参政会的筹备为王世杰实践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提供难得机会。1938年3月8日，他和汪精卫商讨国民参政会的权限及产生办法，认为“立法院既尚存在，参政会若成立，院会之间权限问题，颇不易解决”，③暗示要将国民参政会与立法院合并，使其真正成为兼容并包的民意机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决定“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目的是“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这与王世杰的主张较为一致。事实上，“蒋汪原主将立法院并入该会，其职权亦即移归该会”，⑤但在审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草案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删除了立法院并入国民参政会的条款，仍保留立法院。这样，国民参政会与一党专政的立法院职权有了冲突，埋下国共政治冲突的伏笔。因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的内容与王世杰原意有所出入。
国民参政会代表的产生及组成均影响其性质，王世杰着眼兼容并包的民意机关性质而据理力争。4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谈话会，研究国民参政会代表产生问题，有主张“将已经选出之国民大会代表，择选一部分，组织国民参政会”，王世杰认为这是“极端不明政理之论”。他审查代表资格时主张“政见不同者应从宽罗致”，⑥最终，国民参政会代表主要从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及各地区卓有声望之人中遴选产生，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及现任官吏均不兼任，“颇能包容党外一时之彦”。王世杰劝告蒋介石趁此时机向中外郑重表示：“吾国政治动向，为民治主义决非反民治的法西士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参政员，在会议中有绝对言论自由”，⑦表达了他对自由主义政治的诉求。
王世杰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理念，希图通过国民参政会来实现，因此他非常重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代表产生，虽然某些方面与其设计不尽相同，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具有“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⑧国民参政会从筹备到召开，王世杰同国民党内各派周旋，颇费心思，蒋让其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一职，这为他与中共接触、提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主张提供了机会与平台。
二、两党合并议题的提出与放弃后的对峙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式悬而未决。1937年12月中旬，毛泽东提出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⑨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就不会赞同共产党与他党合并。蒋介石则主张共产党并入国民党。“邵力子日前曾受命与周恩来商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事，周认为彼等如同意于此项办法，必致内部流血，且于国民党亦无益处。”⑩显然，周恩来不赞同两党合并，王世杰亦认为此事势难实现。蒋介石又提出“国民党及共产党均放弃其名称，另易他名”。(11)1938年2月6日，周恩来等起草建议书给国民党，“指出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10日，周会见蒋，蒋表示：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唯愿溶成一体。周说明：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12)
3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此次召集临时代表大会，原以决定本党与共产党之合并，暨民意机关设置两问题为目的。”(13)会前中共已就两党合并问题表明态度，“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14)两党合并尚无解决方案，但对共产党问题，蒋介石“主张采宽容态度，逐渐导本党以外各党各派入于法律轨道”。(15)因此，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此次大会的宣言和纲领“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16)4月5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有其阶级基础，国民党取消共产党不可能，但可以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17)仍是强调两党的独立存在。
10月初，周恩来先向蒋口头说明又书面提出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共产党员可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最近共产党举行会议（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笔者注），周恩来前往参加。周于日前返汉，谓共产党可加入国民党，……但仍保留党籍；或先以少数党人入国民党，俟若干时，看彼此协调情形如何，再商第二步计划。……至于青年团，共党亦可加入，……惟加入后仍须保留其党籍。”(18)《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对周向蒋的说明作了明确的宣称。(19)这是中共提出的跨党办法。王世杰与汪精卫商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汪精卫、朱家骅等“均表示可虑”，蒋介石“仍未切实表示态度”。(20)12月6日，蒋、周会谈，蒋表示：“（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二）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回答：“（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12日，蒋介石会见中共代表，拒绝中共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的主张。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周应约会见蒋，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周答“不可能”。(21)25日，中共中央致电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2)这是中共中央公开反对两党合并。蒋介石继“反对此种跨党办法”之后，再次表示：“决不能接受共产党最近所提跨党之办法”，声称对共产党问题“我党不再采取武力摧残或斗争之手段，但须以严正之态度处之，共产党有不当之行为当纠正指责之”。(2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宣言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24)这是国民党中央公开反对跨党办法。双方难以找到结合点，两党合作的形式未能解决，国共关系进入既合作又对抗的阶段。
1940年4月中旬，国民党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却指责“共党到处作反抗国民党之秘密活动，其军队尤显然不遵命令”，(25)准备召开特种委员会审查中共问题，王世杰感到国共合作的前途极可虑。7月初，王世杰与蒋商谈国民政府改组提出：“党外分子（共产党在内）似要求加入政府，是否可以考虑”，蒋认为是“乘危要挟，决不可应允”，实际是不肯放弃一党专政。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朱德、彭德怀等，要求中共军队在一个月期限内全部撤至冀察、鲁北及晋北一部分区域内，王世杰觉得前途演变极可虑。此前，国共为解决双方摩擦事件，白崇禧与周恩来会谈提出：“共产党军队之在皖者须移往鲁北；共产党军改编为八师及数个独立旅团；陕北边区划定十八县归共产党。”(26)在中共尚未答复之际，国民党又提出要求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关系。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批驳国民党无理要求，揭露其“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阴谋，(27)但为顾全大局，中共答应将江南新四军北调，只是苏北军队不能撤至黄河以北，要求国民党派员彻查苏、鲁等军事冲突事件。中共做出让步，国民党仍步步紧逼。12月8日，何应钦等告知八路军驻重庆代表叶剑英：将江南新四军一个月内移至江北、二个月内移至黄河以北；并将江北部队一个月内移至黄河以北。国民党暗示各报刊公开主张统一军令与政令，公布共产党军队不法行为。王世杰力主慎重，“目前对日战事尚须争取国外援助，如予人以内战即将勃发之感，殊多不利。”(28)这体现王世杰从抗战大局出发，反对制造内战，但党内支持其主张的是少数，未能阻止反共事件。
1941年1月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王世杰主张从武力之外解决，努力劝说蒋介石及其他军中要人。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研讨宣传方案，白崇禧“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29)王主张不公开声明，认为公开宣示有“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30)蒋“决定公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扰乱行为等），及处理经过”，(31)但表示公布文件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以指斥新四军为限。不涉及共产党，是政治设限，仅限军事不涉及政治。不涉及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是军事设限，新四军不牵扯八路军。事实证明，没有这两条设限，国共合作很难维持。(32)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强调：“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33)这体现了国民党的两条设限的意图。18日，《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34)按照国民党新闻检查规定，《新华日报》将受重罚，但事后没有遭到惩罚，因为王世杰要求检查局“勿就此事对该报施行压迫”。为避免导致国共关系恶化，王要求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对于新四军事，不宜再发消息，刺激共产党人。”(35)在与蒋讨论共产党军队问题时，他力主勿封闭《新华日报》。正是其一再努力和持续主张“在政治方面仍对共产党采取宽大政策”，(36)蒋答应对于共产党在政治方面不妨从宽，所以，《新华日报》仍在重庆继续出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内如何因应国共关系存在不同意见，王世杰设法化解国共矛盾，缓和两党关系，是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主张的起初表现。
中共获悉了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汤恩伯、张治中、卫立煌等对今天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37)王世杰属于政学派。中共党内及苏联方面亦要求政治化解国共矛盾。15日，刘少奇致电延安，国民党“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38)同日，周恩来、叶剑英征询苏联驻华大使意见，其认为：“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39)20日，毛泽东提出：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40)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41)陈毅等就职通电申明“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中共中央军委又明确指示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42)这表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抗限于政治，不涉及军事。对比国共两党的态度，学者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的默契，(43)避免了因皖南事变导致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及内战爆发。
三、皖南事变后调和国共政治合作
皖南事变引发国共新的矛盾，王世杰认为“倘不能设法使局势善化，终恐不免恶化”。(44)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就皖南事变向国民党提出惩处何应钦等军事长官、释放叶挺等12条要求，王世杰感到“此事前途益趋僵持，至可虑”。国际上因皖南事变“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蒋认为是共产党的宣传所致，命令拟定宣传计划以期纠正，王世杰不得不执行，但主张“应视日内共产党如何决定其态度”再考虑，(45)避免国共陷入舆论战。2月14日，他与张治中商谈中共问题，主张必须极力避免大破裂。舆论呼吁：对于国家全局应当再有团结合作的新表现，(46)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对于打击敌人力量比什么都伟大、都重要。
皖南事变后，中共利用国民参政会同国民党展开交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47)中共抓住机会同国民党较量。2月15日，毛泽东等中共7名参政员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提12条要求并谓：“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48)身为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努力避免国共双方矛盾和冲突。26日晚，他和周恩来面谈提出：“（一）国共关系，不能善化则必然恶化；（二）参政会行将集会，可使局势善化，亦可使局势恶化；（三）共产党毛泽东等参政员致秘书处删电提出十二款并表示不能出席，足使局势恶化。”(49)盼望中共将该电撤回，周认为国民党正加紧反攻，共产党出席参政会无益。双方围绕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展开博弈，共产党最终未出席此次会议。
同时，国民党军事将领何应钦等主张从舆论上攻击共产党和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王世杰表示异议，“予觉共党问题如在本党报纸予以激烈的攻击，初不能使共党警觉，徒引起国内外之恐慌，且使中苏关系益陷危境。”(50)事实上，抗战开始后，八路军积极运用游击战术，很大程度上抵抗了日军侵略，《大公报》认为：“中共领导的抗战工作，在北方实在表现其特长。”(51)王多次劝说蒋正确处理国共矛盾，尽管蒋认为对于共产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最终表态“武力解决为下策”，这让王感到很宽慰。然而，国民党军事主将“对共党仍极愤恨”，王强调：“共产党问题决非单靠武力所能解决。政府应力求政治清明，以惬舆望。此为根本应付办法。”这是王世杰对“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阐释，包含双向的内容：一方面对共产党不能使用武力，需寻求政治途径，“政府或可划定特殊区域，允其（指中共——笔者注）在该区域内试验其理想，并保留若干军力，同时并允其参政中央民意机关。此种办法并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52)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必须改良政治，实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他与同为新政学系的张群“均主本党及政府应明示国民及国际，以吾国之政治动向（民主政治）”。为此，他拟定了实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方案：“（一）抗战终了之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宪；（二）扩充战时民意机关职权；（三）用人不歧视党外之人；（四）保障人民之合法自由。”(53)虽然中共对此尚不满意，但相对国民党内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态度，王世杰政治解决的主张具有建设性，体现其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
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即将召开，王认为应邀请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并获蒋同意。中共作出让步，拟派董必武出席国民参政会，为王寻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提供新机会。辛亥革命时，王、董曾在武昌共事，昔日的交情自然利于双方商谈。11月4日，王会晤董，“促共产党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54)董出席国民参政会仍有条件，“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55)蒋希望中共参政员自动出席会议，答应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56)鉴于这种僵局，15日，王世杰、张群向蒋提出：“共产党如愿出席，予等将向彼等表示，愿于开会后负责向蒋先生请求释放叶挺。”(57)蒋不反对。王世杰、张治中当晚会晤周恩来、董必武并告知此意，坚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董答应再电商延安。次日，中共中央致电周：“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58)17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董必武出席。1942年2月初，王世杰向蒋详陈参政会问题，提出：“对于反对本党之人，无论为共产党或他党，总以设法从政治方面导其入于正轨为是。”(59)希望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关系。11月25日，蒋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60)国民党高层对此“颇有认为不可虑者”，王认为“本党应昭示中外，吾人对共政策为政治的而非武力的”。(61)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宣言指出：对内尤必须共同团结。(62)然而，何应钦等以“共党之活动为可虑”、“共党决无服从本党主义或领导的诚意”为由，欲藉此加强管制共产党，王指出：“本在表示中央对共党之宽大及无武力解决之意”，“固极盼此一问题将来能由政治途径得到解决。”(63)
为化解双方矛盾，中共希望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1942年9月，中共派林彪赴重庆，以期打开商谈门路。(64)10月13日，林会见蒋，转达毛泽东的话：国共“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65)毛又致电周：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66)表明中共缓和国共关系、重开国共谈判的政治立场。12月18日，中共中央电复周恩来、林彪，要求从四方面同国民党交涉：“（一）在允许中共合法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行政区，人员、地境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战后北移，目前只做准备。”(67)1943年3月底，周恩来、林彪与何应钦会谈强调：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问题解决，彻底合作，彼此在现阶段能做到如何程度，即做到如何程度，如此则对整个问题，多少有些促进与改善。然而，蒋在政治解决之道上渐走渐远。4月，蒋对中共四项交涉作出批示：“必须其（指中共——笔者注）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68)这是单方面要求中共服从政令军令，为谈判设置了障碍。尽管如此，董在参政会告诉王：共产党甚盼能早日打开现时僵局，必要时毛泽东亦可到重庆商谈。5月底，蒋又提出：共产党如能将军权、政权统一于中央，中央便可缩短训政时期而早日实施宪政。(69)从要求中共服从政令军令到交出政权军权，体现国民党步步紧逼，破坏了双方兼容并包的谈判基础。但中共主张：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70)正如此，王世杰仍呼吁：“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赞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我此时最应先行设法谋共产党问题之解决；即不能完全解决，亦当求得部分之解决。”(71)
然而，蒋却开始秘密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上报蒋：“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三师为攻击部队。……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七月勘日，并预定一星期完成战局。”作战的计划和时间非常明确、具体。蒋批示：切实准备，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72)但中共仍获悉这一计划。7月初，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73)要求他们在西安向胡宗南交涉，力求避免内战。9日至13日，周恩来会见胡宗南等人，根据连日接洽及研究回电毛：蒋令胡宗南准备进攻尚未进入行动阶段。(74)毛还要求董必武在重庆立即公开蒋介石调集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发动制止内战的运动。延安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宣传反击与自卫准备。这样，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蒋敢于策划攻打延安，缘于日将攻苏的判断，而苏联取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日军攻苏的可能性不复存在。(75)实际上，1942年2月周已觉察并致电毛：“蒋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毛回电：“与我们估计略同。”(76)蒋的武力进攻计划虽落空，但认为“如果始终要用十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8月25日，蒋亲拟一份武力肃清陕北的行动方案，提出：“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从事，过此则中共坐大，中国莫救矣！”然而，该方案遭致美国干预，罗斯福告诉宋子文：“盼望改编‘共军’不诉诸武力，……望委员长能以政治手段解决。”(77)在客观条件非常不利之时，从各方战略利益考虑，蒋的武力计划再次搁浅，重新回到王世杰一直主张和为之努力的政治解决之道。
四、国民党发表政治解决的决议及两党具体商谈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筹备期间，中共问题是一项重要议题，国民党内形成不同意见。王世杰与吴铁成商谈时说：虽明知中共问题不易以协商方式求得解决，但必须尽力向此方向去做，“必须力求政治解决”。围绕关于共产党的决议草案，国民党内多次商讨，蒋介石多次召集会议。在8月28日的会议上，王主张“‘以政治方式求解决’之政策宜公开表示”。(78)9月9日，针对草案内容一面暴露共产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产党叛乱，王宠惠、戴季陶“均称甚善”，王力称“此一文告之发布必然造成一种很普遍的印象，即内变将即发动之印象”，而一面容忍，一面采取必要的政治措施才能使局势转危为安，“今日仍宜采取此种慎重态度”，孔祥熙、陈诚大略赞同，最后蒋“决定将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党一段删去”。(79)这表明王的主张和努力收到效果。11日，蒋提出对中共的三种方式：“（一）封锁而严厉处分之；（二）声罪而不致讨，但我无论如何表示，彼皆有所借口诬蔑造谣；（三）一字不提而同时在美英宣传其罪行（即曲线的对付）。”经讨论后蒋认为“我们不于正面宣传而取曲线的方式”，(80)“此项决议，无论具何内容，不宜公表。”(81)这样，王世杰9日所提意见被完全采纳。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声称：中共问题“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82)这一决议消除外界对内战的疑虑，王世杰感到宽慰。舆论评价：“这决议是极端正确的”，(83)肯定了王世杰多年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他提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主张并一直为此努力，终于被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接受，是较为满意的结果，为解决因皖南事变激化的国共矛盾、缓和国共关系、促成国共谈判，提供了和解的方向，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成功。但是，国共矛盾能不能循着政治解决途径，充满曲折与变数。
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王告诉董：“中央全会既决议以‘政治方法’求解决，共产党不应续有拒绝出席参政会或使局势恶化之举动。”(84)中共中央亦决定由董出席参政会。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大会开幕，董出席会议。21日，何应钦在会上作军事报告，四分之一篇幅指责中共和八路军的“不法行为”，引起董强烈不满，当场质询何应钦却遭到其他国民党参政员抨击，董随即声明退席。(85)王认为“何部长不能体察蒋先生容忍之意，言词与态度均不能使共产党折服”，当时及事后均不胜痛惜，担心“共党将因是而确认本党‘政治解决’之言为虚幌”，(86)导致国共矛盾激化，内战加速爆发。这担心不无道理，毛复电董说：“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87)次日，王向蒋汇报参政会之事，说：“蒋先生决不可对共党问题采取漂流政策，听任事势自然演变。倘如此放任，则在二、三月内政府对日敌反攻军事发动以前或发动之时，国军与共军必发生重大冲突”。他甚盼蒋介石采取果断的决定，约束党内同志，并采取具体办法，以求局势缓和。国民党参政员多认为既然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不应对于会中一个中共参政员施行攻击而致其退席。25日，蒋出席参政会讲话，“对中共问题，声明无计较过去之意亦无解散中共之意。”(88)这是对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重申。
稍后，蒋嘱咐王询问董改善目前国共关系的方法。10月2日，王会见董，谓：“现在局势如不图善化必恶化”，“愿意努力求目前危险局势之缓和。”董回答：“亦愿努力，中共立场仍然与去年七七无异，将履行其四项诺言。”(89)目前需要解决：一是中止相互攻击，二是放松对陕边包围俾与外界往来。王认为：第一点诚属迫切，否则冲突加剧，前途甚危；第二点须等军事问题有解决方法始能谈到。董表示将向延安电商。5日，毛复电：“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愿意恢复两党谈判”，“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90)11日，董转告王中共回电内容，称：“新华日报日昨著论拥护蒋主席，并表示愿意‘政治解决’，系遵延安之决定。”第二天，王向蒋报告董所说内容，并请蒋通知本党报纸暂亦停止攻击共产党，由于他将出访英、美，请蒋“指定熊天翼、陈布雷、邵力子诸人与董必武试商‘政治解决’之法”，(91)蒋表示认可。学者认为：基于四国协定的签署有求于苏联，蒋在中共问题上不得不重新提出政治方式，以此作为与苏联的政治交换。(92)但通过前述来看，蒋态度转变实与王世杰的努力与坚持分不开。
1944年3月底，王世杰结束出访，返回重庆。是时，国共双方即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王面告何应钦，若此次商谈完全无结果，“对外将表现政府无‘政治解决’之能力”，(93)意在表达不要有政治解决之外的言行，力求谈判取得结果。4月28日，蒋指派王世杰、张治中赴西安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商谈，要求“对林谈话不可过于相信，并不可过于放宽”。(94)王认为国民党应“容许共党及其他党外人员入行政院任不兼部国务员，徐图政治解决之法”。(95)他觉得中共有诚意，主张开诚相商。5月2日，王、张抵达西安，4日至11日，他们与林伯渠商谈，主要围绕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承认及中共合法地位问题。前一问题，王提出边区内的法令须经国民党中央核准，应停止发行钞票。后一问题，王认为抗战完毕实行宪政，国民党自可依其党纲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主要是就党报言论、党人逮捕等若干与党相关的具体问题商量解决办法。双方同意到重庆再谈。
17日，王返回重庆，中外记者询问与共产党商谈的结果，他答曰：“予向来乐观，现在还是乐观”，体现他对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信心。第二天他向蒋汇报会谈情形，“郑重主张此次务成立若干初步解决办法，若干时以后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之商谈。蒋先生似亦以予之意见为然。”因此，王和张治中协商拟订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在军事方面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应服从军委会命令，在行政方面，陕甘宁边区应实行中央法令。他们又向蒋“力陈对中共问题必须觅致解决，并谓即令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解决亦属必要。因此时如不解决，将来反攻时仍须商谈。”(96)6月3日，蒋对王、张所拟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方案，未多更动，予以核定。5日，他们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林向他们递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12条。双方的内容相距甚远，谈判陷入僵局。30日，毛致电林伯渠邀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来延安商谈提示案。次日，周恩来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共中央现正研讨答复案，以期合理解决。毛又复电林伯渠：现在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答复案问题，再次邀请王、张赴延安谈判。(97)7月3日，林伯渠向王、张口头通报中共中央对提示案的意见：一是民主尺度放宽；二是中共军队改编为16师；三是邀请王世杰及张治中赴延安细商；四是恢复中共在重庆的电台。王认为最近国民党中央对于民主化一事已采取若干步骤，民主化须一步一步实现，国共两党若希望在战前解决僵局，则此次为最好最后机会，希望中共郑重考虑。(98)
林伯渠返回延安后，王担心外界会认为国共谈判破裂或停顿，在举国乃至中外注目这一谈判之时，“此种破裂殊多不利”。8月2日，他提议蒋接受中共邀请派张治中赴延安商谈，“宜继续采取宽和政策，庶几一般社会乃至国外舆论不感决（绝）望，即不能遽得解决，亦当延长交涉，以示政府觅求解决之诚意。”(99)蒋以王提议为是，认为如赴延安仍以王为宜。10日，王、张致函林伯渠，“请先生向中共主持诸公，剀切敷陈，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并速予答复”，又将王草拟的对中共12意见答复交林，同意“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100)王还向蒋提出：“扩充参政会之职权”、“宪政之准备宜逐渐开放政权”，并表示“将继续提出此类主张，反对所不计也”，(101)仍是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呼吁。30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对王、张10日来信的回复函送达王、张，中共认为政府提示案与中共的12条意见，“在原则上相距太远，无法接受。”希望国民党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放第一，应从有利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而不应从维持一党统治的方针出发，才能使双方的谈判趋于接近，才能使一切问题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102)当晚，王和蒋商讨该回复函，王提出如派人赴延安必须定一新方针，“只就中共军队编制数目与服从军令两事商一大要”，其他留待以后再谈，“彼如愿参加政府，政府可在行政院予以地位。”(103)他还提议：政府应从改革政治方面造成有利于政府的国内外新环境；对中共政策应预想到二三个月后苏联参加远东战事，中共军队与苏联联合时的情况，应预先采取办法，防止苏联承认中共政治组织或接济其军火以与政府对抗。
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开幕，董必武、林伯渠出席会议。15日上午，林伯渠作大会发言，报告国共两党谈判经过，提出政治主张：“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4)会前，王向蒋提出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时，国民党参政员不宜发言，“以共党参政员仅二人，我若以人多言激之形式逼之，将失第三者之同情”，(105)蒋深以为然并严格要求国民党参政员。因此，当日会场秩序尚可。舆论认为：公开政争，公开党争，是国家的大喜事、大进步，这充分表示了彼此的容忍。容忍，是运用民主政治的一个要着，在容忍的作风之下，就能团结全国，统一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更能解决国共关系。(106)
五、美国介入及政治解决主张的破产
1944年，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军事大溃败，使得美国政府对于改变国民党政权的一党性质，特别是促进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团结，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107)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蒋与其商谈提出，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政治解决”主张取得成功，最好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或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不可一味督促政府速求解决。华表示：“中苏关系之增进，为罗总统所最关心之事”，美国虽不便调停，但中共问题有苏联为背景，中国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蒋“仍盼美国暗中多为中国之助”，(108)是希望多为国民党之助。
稍后，罗斯福指派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停国共问题。9月19日，王世杰等与赫尔利商谈中共问题的解决办法。赫提出：一是苏联表示不支援中共；二是愿意以协助者资格参加国共谈判并赴延安一行。王提出：赴延安商谈一次殊有益；赫氏参加商谈或有益，惟何时及以何方式参加尚须详细考虑；赫氏如参加，应注意设法使中共不因此而认美国为其奥援。(109)之后，王、蒋商议是否由赫尔利出面调解，蒋倾向于由其调解，主要考虑国民党的内外环境紧迫，“（一）国际舆论日对我中央不利；（二）各党派均对中央不满；（三）党内亦不满现状，要求有所改进；（四）中央处境日趋艰难，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均处于逆境时期。”(110)王接受蒋的主张，但表示：“赫氏可约在渝之林祖涵董必武一谈”，“如中共愿意美国调停，彼将于请求中国允许之后，提出解决方案。”(111)蒋也赞同。
10月17、18、23日，赫尔利在重庆与董必武、林伯渠举行会谈。赫说：此举得到蒋允许，必要时将赴延安商谈，拟约张治中、王世杰与董、林商谈，得出两党合作初步结果后，他拟向蒋谈。蒋同意后，他到延安和毛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毛见面，发出宣言，两党便合作起来。赫尔利出面调停，中共持欢迎态度。毛指出：“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11月6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赫尔利到延安谈判问题，毛说：“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112)
同时，赫尔利与王、张及蒋不断商讨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赫氏认为“承认中共为政党及承认实行民主政治两点似不能不列入”。(113)11月6日晚，赫向蒋提出解决中共问题的“协议之基本条件”，共五条。第二天，王、张与蒋将原件“略加修正”，然后交赫尔利带往延安磋商。内容包含：军令统一；中共军队与国军待遇平等；彼此均拥护三民主义，并力促民治之实现；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等。(114)
8至10日，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最后，毛、赫分别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上签字。(115)签字前毛说明三点：一是请将此文件转达罗斯福总统；二是这个协定经我们中央委员会开会一致通过，并授权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签字；三是决定派周恩来与其同去重庆。(116)赫尔利随即返回重庆，向王世杰说明与中共会谈情况并将所签协定交给王，王责怪“何不坚持彼原提议五条（指前述经王世杰等修改由赫尔利带往延安的五条内容——笔者注）”，认为“此（指赫尔利与毛泽东签字的协定——笔者注）大不妥”，暴露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不过，王与蒋商讨此协定时认为不必拒绝，但要求再修改，协定中的“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名称必须删改。(117)赫说：国民政府不愿求得解决，而中共则希望觅得解决，“美国之意在防止苏联于加入远东战事后承认中共政府为对手，而中国政府则蔑视此危机”，反映美国调停国共关系的真实目的是防苏。王说：“此层危机予等极重视，故如此委曲求一解决。”(118)
22日，经赫尔利促成，王世杰与周恩来、董必武商谈国民党提出的《中共与政府间之协议案》，周不同意该协议案，坚持联合政府主张，但表示愿从双方协定中找出共同点，为成立联合政府作准备。王指出政府将制定政治结社法，规定政党承认手续与活动范围，解决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问题。但周、董会见蒋时，蒋要中共交出军队，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然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周坚持联合政府主张。(119)双方分歧很大，毛致电周、董返回延安。
但王世杰并未放弃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努力。12月4日，他就宣传政策发表讲话，说：“中共问题应依‘政治解决’之方针，力谋相互攻击之中止。”稍后，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会报告宣传方针，谓：“关于中共问题，力求相互攻击之停止，造成较为宁静空气，以利政治解决。”(120)但中共因对国民党的修正案不满，坚持毛与赫尔利签字的协定，周不愿返回重庆继续谈判，王世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主张及国共谈判面临困境。他向蒋提出新方案：“允许党外分子参加国防最高委员会及行政院；至于中共军队之整编及指挥则不妨暂使美国军官参加。”(121)蒋认为可行。但中共认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我们决不能干。(122)28日，周致信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向国民党提出四点要求请其转达：“（一）释放政治犯；（二）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和对华中、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特务活动。”(123)
为采纳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及早恢复国共商谈，王一再劝说蒋，蒋同意在行政院成立“战时行政会议”，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均可参加，后改为“战时政务委员会”。1945年1月15日，《行政院战时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通过，规定以此作为行政院决策机关。这是国民党释出的善意，为重启国共商谈创造了条件。赫尔利也致电毛建议再派周到重庆谈判。24日，周飞抵重庆。当晚，宋子文举行招待宴席，周提出三点主张：“一是放弃一党专政；二是召集各党派会议；三是组织联合政府。”(124)王世杰认为国共双方须互让才能合作，次日，提出三项办法：“（一）组织类似战时内阁性质之政务会议于行政院，俾各党派均须参加；（二）组织中共军队整编委员会，由中央将领、中共将领及美军官各一人组成；（三）组织中共军队总指挥部，由政府派美国军官一人为总指挥，以中央将领及中共将领各一人为副。”(125)但周坚持前议，双方的分歧难以化解。
2月1日，蒋召集王世杰、吴鼎昌等商讨中共问题，王“力陈政府必须以最大之忍耐与努力，求取‘政治解决’政策之成功”，国民党应一面健全政治，一面允许中共公开活动，“如纯赖军队或特务警察与之斗争，则成功难而失败易。”(126)舆论认为：今天的问题，谁都知道不应该军事解决，唯有政治解决，既然必须解决，又非政治解决不可，就是相忍相让的妥协，否则所谓政治解决便成为政治不解决。(127)这时，周根据毛电告的内容，起草了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并交给王。王亦拟定一项协议草案交给周，草案规定由国民党召集会议，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及其他无党派人士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128)这表明“对于各党派会议，政府亦已接受”，虽然与周拟定的草案内容不一致。王又宣布对中共的“重大让步”：“（一）承认共党合法地位；（二）共党参加军委会；（三）各党派参加行政院；（四）组织三人委员会改组共军部队。”(129)舆论呼吁当局开放政权，容纳党外人士参加，包括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130)但国民党没有回应中共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周认为“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131)《大公报》认为“目前谈组织联合政府，纵得实现，亦距离安全条件，民主原则，国民公意，甚为遥远”，(132)是为国民党反对联合政府提供辩护。16日，周飞返延安。
然而，王世杰并未放弃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主张，仍在不同场合加以呼吁。2月26日，他向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详细报告与中共谈判的经过，主张：“一、继续努力‘政治解决’；盖不如是，则国民将谓政府无诚意，本党及政府在国人及国际舆论之前，以及未来历史裁判之前，不能站住。二、如与中共成立任何协定，我必须准备忍受麻烦，忍受困难并准备冒若干风险；否则政府与中共之关系必再破裂。（予意为避免武力解决之更大危难起见，我必须如此忍受。）”(133)3月5日，他在其他会议上报告与中共的谈判经过，得出结论：“一、继续求政治解决；二、努力在最短期内增强政府的政治军事力量，造成可使政治解决成功之环境。”(134)这是回应周恩来的提议，即政治解决“不宜以中共有无夺取国民党政权之‘动机’为决策之因素，而当以能否造成国共必然合作之‘环境’为决策之标准”。(135)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等6名中间势力参政员飞赴延安。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即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等5名参政员：“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136)中间势力参政员赴延安视察是王提出来的，“今日与蒋先生商定，将由参政会主席团提议，组织中立性之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提出解决中共问题的建议。”(137)由于时隔很久才成行，成员和名额有所变化。在延安期间，毛泽东等与他们商谈并达成两点共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138)7日，他们会见蒋，报告与中共商谈情况，并将双方会谈记录交给王世杰。这样，在中共、中间势力强大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就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问题再度走到中共谈判的桌前。”(139)但谈判并未取得进展。不过，王世杰仍主张国民大会召集前应继续努力寻求中共问题的解决，扩大人民自由，依法承认各党派并成立地方民选机关。
六、余论
抗战胜利在望，新政学系认为“单凭武力不足以压服中共，主张与中共谈和，在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共并将其约束至体制内，以求得国内和平”。(140)因此，吴鼎昌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解决国是问题，为蒋所采纳，并让吴起草电报。(141)蒋给毛的三封电报均出自吴之手，“经蒋核可后径交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拍发的，所以身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也不知道”，(142)可谓绝对机密。《大公报》认为谈判“可以考虑扩大范围，更邀其他党派的领袖及无党无派的人士参加”，“走向民主宪政的一切措施，都可迅速的坚决的实行”，(143)也是自由主义的政治表现。毛泽东毅然接受邀请亲赴重庆，双方谈判代表主要是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与周恩来、王若飞。所以，谈判办法由新政学系提出来，并由其人物代表国民党谈判。尽管王世杰因出席五国外长会议而没有连续参加，但认为“中共问题大致可望成立协议，予纵不参加到底，亦似无妨”，(144)再度展现他对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信心，并致函毛泽东说：“彼与蒋先生在性格及信念上，似不难合作。”(145)出访回来后，他继续参加谈判并在《会谈纪要》上签字。国共最高领导人会谈并发表会谈纪要，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共都从相关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同和需要的内容。(146)
抗战时期，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王世杰倡导国民参政会兼容并包的性质，顺应了双方合作的需要。国共分别提出的两党合并或跨党办法，最终没有成为双方合作的形式。国共两党关系进入既合作又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历史阶段。国民党内武力解决的主张甚嚣尘上，王世杰则提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为此，他一直坚持这个主张并为之努力，不断游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内部，且多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参商谈。虽然政治解决的主张和国共两党的谈判最终并未取得具体的、实质性结果，双方兵刃相见，内战未能避免，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政治解决的主张及国共较长时间的谈判，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化解国共矛盾，缓和两党关系，维持国内暂时和局，避免内战过早发动，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实际作用，这一点是应该承认的。这表明处理国共关系问题，需要双方采取商谈的方式，总结历史的经验，凭借中华民族的智慧，国共两党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注释：
①抗战时期，王世杰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主席团主席、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正因为他阅历丰富和身兼数职，蒋介石把他作为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重要人选。
②《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载《解放》第1卷第18期（1937年10月）。
③《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3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02页。
④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486页。
⑤《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4月8日，第238～239页。
⑥《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4月5日、5月30日，第235、269～270页。
⑦《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16日、18日，第286、288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⑨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⑩《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6日，第176页。
(11)《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3月29日，第203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403页。
(13)《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3月29日，第203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91页。
(15)《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4月1日，第230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96页。
(1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61页。
(18)《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9日，第398页。
(1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700页。
(20)《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2月11日，第446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427～428、431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23)《王世杰日记》第2册，1939年1月17日、26日，第18、24页。
(2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547页。
(25)《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4月13日，第256页。
(26)《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7月2日、22日，第300～301、313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43页。
(28)《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7日，第5页。
(29)《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30)《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17日，第10页。
(31)《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月16日。
(32)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3)《军委会通令》，载重庆《大公报》1941年1月18日。
(34)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35)《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18日、19日，第11、12页。
(36)《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2月1日，第19页。
(3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25页。
(38)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39)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292页。
(4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260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页。
(4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2、611页。
(43)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44)《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20日，第12页。
(45)《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2月2日、7日，第20、22页。
(46)《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载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34页。
(4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10页。
(49)《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2月26日，第31页。
(50)《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5月17日，第76页。
(51)《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载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
(52)《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4月3日、9月14日、7月31日，第51、151、121页。
(53)《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1月15日、24日，第187、192页。
(54)《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1月4日，第181～182页
(55)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39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19页。
(57)《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1月15日，第187～188页。
(5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341页。
(59)《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2年2月3日，第242页。
(60)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793页。
(61)《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2年11月25日，第397页。
(6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778页。
(63)《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2年12月3日，第400～401页。
(6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6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42页。
(6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11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44页。
(6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第251、247页。
(69)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6月29日，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0页。
(7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10页。
(71)《王世杰日记》第四册，1943年5月25日、6月15日，第78、91页。
(72)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6月29日，第366页。
(7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49、452页。
(7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59页。
(75)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26页。
(77)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册，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2年版，第361～364、366～367页。
(7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8月21日、28日，第132～133、137页。
(7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9日，第147页。
(80)《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9月11日。
(8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11日，第149页。
(8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41页。
(83)《延安视察的感想》，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8月5日。
(8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17日，第154页。
(85)《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4页。
(86)《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21日，第157～158页。
(8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71页。
(8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22日、24日、25日，第158、160、161页。
(8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10月2日，第167页。
(90)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474～475页。
(9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10月11日、12日，第173页。
(92)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
(9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21日，第294页。
(94)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30日，第427页。
(9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4月30日，第300页。
(96)《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5月17日、18日、29日、30日，第315～316、322、323页。
(9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22、524页。
(9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7月3日、6日，第348、351页。
(9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8月2日，第368页。
(10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99页。
(10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8月13日，第378页。
(10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01、603页。
(10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8月30日，第390页。
(104)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10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12日，第398页。
(106)《中共问题的公开民主统一的进步》，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
(107)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10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6月23日，第341页。
(10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19日，第402～403页。
(110)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10月3日，第462页。
(11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3日，第402～403页。
(11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2、530、539、555页。
(11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0月19、21日，第426、428页。
(11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1月7日，第439～440页。但王世杰后来才知道，此协议草案又经宋子文修改过，《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1月21日，第451页。
(1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38～639页。
(11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8页。
(11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1月11日、12日、13日，第442、443、444页。
(11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1月21日，第450、451页。
(11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89、560页。
(12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2月4日、11日，第462、467页。
(12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2月21日，第473页。
(1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41页。
(1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593页。
(124)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2月17日，第492页。
(125)《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1月25日，第17页。
(126)《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2月1日，第22页。
(127)《应该赶快团结了！》，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2月20日。
(128)《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2月3日，第22页。
(129)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5年2月15日，第492页。
(130)《政治前进之路》，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3月2日。
(13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32)李庆华：《论“联合政府”》，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2月24日。
(133)《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2月26日，第38～39页。
(134)《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3月5日，第42页。
(135)《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2月4日，第24页。
(13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46页。
(13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9月14日，第399页。
(13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609页。
(139)石毕凡：《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140)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4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418页。
(142)程思远：《政坛回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
(143)《最后胜利与民更始》，载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17日。
(144)《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8月31日，第162页。
(145)《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9月4日，第169页。
(146)薛毅：《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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