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市场资源的资本化运作及制度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市场论文,资本论文,农村论文,制度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作为新农村的倡导者林毅夫(2005)认为，“新农村运动既可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刺激国内需求”，新农村政策的基点是确保工业优先发展，它的逻辑过程是为发展农村工业提供投入农村建设的财源，改善农村公共产品及消费环境，同时通过扩散效应间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消费能力。可见，其隐含的逻辑终点在于拉动国内需求，缓解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这是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惯性思维延续。大量历史经验表明，农村有价值资源（从土地、劳动力到自然风光等）的开发成果沿着滴漏效应反馈。毋庸置疑，新农村建设是工业强系统对农村弱系统的一种反哺模式，但从长期来看，新农村建设全然在于建立起发展内动力的新思路。
稀缺的消费、农村消费区域性和消费刚性等前提条件，触发本文引入消费资本化理论来开发利用新农村特定区域中的消费市场资源，浇注自主发展的制度变迁之路。
一、消费资本理论的制度解释
消费资本理论是对“消费决定于生产”经济学命题的否定，其实质在于唤起消费向生产领域延伸，回归到消费能力与生产资源的融合状态，消费支出演变为一种新兴资本，消费主体必然获得上游的利润，至此，消费—生产—消费—…的流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再循环。目前，消费资本理论尚停留在科学革命前的范式时期，但理论潜在的价值已受到许多专家的关注。如北大萧灼基教授高度评价该理论：“消费资本化理论开拓了经济科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经济科学的重大创新，对研究消费、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方式都有重大意义”。实践涌现了许多成功范例，如某著名企业家提出给游戏消费者发工资的创新经营策略，并在短时间内集聚大量消费者而获得巨大成功。本文给消费资本理论下一个可操作化的定义，“当消费者选择某企业产品时，生产厂家和商业企业应把消费者选择本企业产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的行为视同是对本企业的投资，因而在消费发生时和／或按某个时间间隔把企业部分利润直接或间接让渡给特定消费者”[1]。此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单纯的消费转变为一种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进一步地，消费者对消费网络投资和动员可以获得超越财富回报，如工具性回报 （财富名声）和情感性回报等(Lin N,1999)，这种消费者、消费网络和生产者“共生”结果的是，“买卖双方在这种条件下合二为一、成为一体，完成消费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消费资本同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一样，成为推动国家、地区和企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2]。
消费资本理论为公平政策制订和企业创新经营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制度创新源泉，其典型地体现在以下几个制度功能：(1)消费资本理论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创造条件，它倡导一种信用经济，以达到市场经济的最高层次，即在交换中利人又利己；(2)降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倾向于长期合作，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偏好可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3)有利于外部收益内部化。正常的消费带来正外部性，而消费资本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在一个特定组织内行动规程，制度选择结果是组织成员不断聚集，进化为一个有效组织，建立起排他性制度，消费与生产互动创造的利益被内在化。
消费资本理论制度变革同样面临制度安排问题。作为一个制度变化的需求与供给的启发式分析框架，需要具体说明哪些因素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根据戴维·菲尼勾画的一个制度供求分析的框架，内生变量包括制度安排的利用程度、制度安排等，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影响因素有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等，对制度安排的需求包括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技术和市场规模等[3]，可见制度变化是非常复杂的。消费服务市场的资本化运作应考虑如下的评价准则：
准则1：目前，政府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允许这些行业的产业化运作，这是从权力中心的角度衡量某项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政治规则主要不是按照效率原则确定的，因为它还受到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4]，这是“制度变迁认知中的视角规则”。
准则2：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消费资本化运作成本与收益对比。如果预期总收益达到一定的总量规模，可以推行资本化运作；反之，就不予考虑。
准则3：行业的影响度，即规范性行为准则。规范性行为准则对制度安排的选择和制度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复强调了制度安排应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准则相容，否则就会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使制度变迁的成本提高。规范性行为准则是制约制度供给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项目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支出比重中，生活消费支出占了家庭人均全年总支出的绝大部分，如2003年的生活消费支出占全年支出的 64.24%。进一步地，考虑到我国农村有自给传统，有部分是非货币支出行为，因此有必要对生活消费支出项目细分，比较货币支出与非货币支出的权重。如2003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943.30元，其中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为1576.64元，大约为81%。将1995、2000、2002和2003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消费现金支出绘成图1，可得到消费支出的一个基本特征：消费现金支出比例在逐年提高，而且消费现金总额也在稳定持续上升。因此，使用消费资本理论的第一个重要前提是，选择和研究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项目是有意义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项目有八个子项目（见表1）。如果细分的支出项目没有一定的规律，那么这对具体实施肯定是不利的，所以本文深入探析生活消费现金支出项目的潜在规模和运行结构，借以剥离能够推行资本化运作的项目。
图1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表1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及其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如没有特别说明，文中所用数据均来自于此。
图2 农村居民消费现金支出项目比重
由表1数据绘制成图2。从图2可以看出，除“其他商品服务支出”子项目有下降外 （比例最小，均在4%以下，可以忽略），其余各子项目都处于平稳或持续上升状态。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58.62%下降到 2002年的46.2%，但恩格尔系数还是很高，农村消费结构相对稳定，其中居住支出项目保持绝对领先地位。因此，我们得到另一个基本特征：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我国农民的消费水平仍属于未从根本上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农民的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小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费现金支出的刚性特征，成为推行农村消费服务市场的资本化运作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和现实意义所在。
三、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实证分析
表2 2003年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及构成分析（按支出比例从高到低排序）单位：元／人
根据上述评价准则，本文编制各消费现金支出项目的有关产业在位者态势、产业市场结构、项目的收益和成本（个人、社会和政治）等内容（见表2）。
按照上述表格，本文具体分析如下：
1.不允许资本化运作的项目
上表中的③和⑤均属于政府管制范围的事关民生的特殊行业，尽管它们存在产业化的事实和改革趋势，但是进程极其缓慢，至少在社会经济发展薄弱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所以也就不存在消费资本化的先决条件。现实中，这些行业中存在着消费资本化的迹象，例如，保险公司提供的分红型保险颇受风险厌恶型的农村居民家庭的钟爱，农村可以要求进入该区域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承诺一定的“反哺”义务。事实上，保险公司出于扩大公司影响的动机，它们也做一些“反哺”事业，如资助农村基础教学和文化活动中心等活动，但保险公司的行为本质上是看中了农村区域现实和潜在的消费能力，是消费资本化的无意识或被动性实践模式。
2.缺乏运作规模和条件不适宜的项目
表2中的⑥和⑦属于这一类型。第⑦项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对比农村与城镇居民家庭拥有主要耐用消费品可以看出，2002、 2003年全国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电冰箱拥有量为87.4%和88.7%，而农村每百户居民电冰箱拥有量为 14.8%和15.9%；2002、2003年全国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彩电拥有量为 126.4%和130.5%，而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拥有量为60.4%和67.8%。前者的比例是后者的2倍以上，说明农村市场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对于消化当前过剩的生产能力意义重大。但不无遗憾的是，它仅是一种可能性，要刺激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还有几个前提条件需要满足。第一，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西方经济理论中无论是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理论还是生命周期理论，都认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2000、2001、2002、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1.9%、5.0%、4.6%、5.9%，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高达3.23。第二，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新农村建设切入点就在于提高交通、通信、自来水的普及率，改善电网等基础建设。第三，农民具有既要投资又要消费的双重身份特征，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使农民未来消费支出预期增加，减少了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最后，也受到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农民对市场的选择有固定性的消费模式，“对家电等大件的耐用消费品、大中型农机具和大宗的消费，农民一般都要到县城或附近的大中城市购买，挑选余地大，质量有保证”[5]。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有效地推行消费资本化模式。随着小城镇发展和商场网络终端下移和完善，该项目的消费能力资本化还是很有潜力可挖的，如将来可推行产品集体采购招标制，起到缩短交易环节，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产品价格；集约和扩大同一品牌的消费规模，厂家可以在本地建立起维修网点，推动消费者消费和使用便利性，厂商也乘机坐收市场份额。
按照世界各国衣着消费支出比重的一般变动规律，第⑥项的衣着支出是先升后降，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前，衣着消费比重略有上升，在超过1000美元后，衣着消费比重缓慢下降，没有明显的大起大落，表2中的数据也得到证实。在农村，衣着商品一般由规模较小商店经销，属于普通消费品，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更为适宜，它的影响度在所有项目中是最低的，所以没有必要推行消费资本化模式，如果强制推行，反而会引起交易成本增加，减少商品的丰富程度，不利于消费者福利提高。
3.可以推行消费资本化运作的项目
(1)居住支出项目
我国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大事就是结婚、盖房子、子女抚养和养老，这决定了他们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有一个定期的消费高峰和相应的储蓄行动。为此，农民平时一般不注重提高消费，倾向于储蓄（龚志民和毛中根，2002）。农民的居住支出在逐年上涨，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从1995年的21.01平方米提高到2003年的27.24平方米。农民居住消费在总支出中的弹性增加，2003年居住支出占现金总支出的17.64%。因此，居住支出是最具规模性和持久性的消费支出项目。
从农村微观运行现状来看，居住等相关产品经营存在一定的进入壁垒，如经营所需资金较其他普通商店更为密集，经营方要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才能够吸引和影响本地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积蓄有限和收入存在周期性等影响，居住产品消费赊账现象极其普遍。它不反降低经营方的资本周转率，同时会提高他们的经营风险，因而迫使经营方要有一种长期经营的准备，否则很容易失败。这种特殊环境的演化结果是自然胜出并形成几家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提供消费资本化运作条件。
(2)食物支出
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支出比重并没有显著性降低，仍然在2003年的34.96%，是现金消费支出中的首要项目，其市场化率比较高，总量具备规模效应。由于食品经营的市场结构接近完全竞争，几乎是无序竞争状态，导致近年农村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影响了农民的健康，所以无论从政治稳定角度还是从经济性上考虑，通过消费资本化运行契机来规范市场结构不失为明智之举。
(3)交通和通讯支出
交通通讯支出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一方面可由农民收入增加产生了需求来解释，另一方面也是农民外出流动打工更频繁从而导致费用发生。此外，政府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也带来了其消费效应。农村居民交通通讯现金支出占2003年消费现金支出的8.76%，而且农民对交通通讯消费的收入弹性近年来不断上升，1995年为1.39， 2002年增至3.66。现有的交通路线是政府管制下的混合运行体系，政府管制的通讯行业是典型的垄断市场结构（固定电话）和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移动电话）。专营和管制极易导致超额利润，因而交通通讯项目消费资本化运作的制度安排在理论上是简易可行的，但会涉及到众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为评价消费服务市场资本化运作的总体收益，本文以三个项目在2003年的支出为例进行初步估计，以测评其所能达到的尺度。当年三者支出合计是991.81元／人，占当年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 51.03%。如果把2003年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0816.9亿作为农村居民消费现金支出总量，一般资本收益率以当年一年期银行存款率1.98%为标准，那么农村消费服务市场资本化可实现的收益为109.29亿（10816.9亿×51.03%×1.98%），它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的20.72%。
四、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挑选出来的，选择的标准就是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两个方面。为什么选择这个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安排比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针对上述三项消费资本化运作的项目，本文提出相应的三种制度安排。制度设计部门应本着效益和成本比较原则，实现引导、规范和发展至适宜的市场结构，促进地区的有效竞争。
1.经营权特许机制。农村居住及相关产品经营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利益，具有事实上的垄断性和经营投资较大等特性。因此，可以参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来管理农村居住项目资本化运作。为此，我们可以核实该农村地区居住产品的消费规模总量，对居住产品经营者和大宗居住产品生产厂家（如钢材和水泥等）收取相应的市场经营权和进入权费用。同时，为规范和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和信贷机构可以给予经营者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适当的扶持政策，而 （政策性）资金借贷制度安排将成为一种事实上的间接信贷方式，即信贷机构通过经营者间接发放资金，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因经营者拥有本地农村居民良好和充分的信息知情权，这种信贷方式是比较安全的和低成本运作，从而居住产品的经营者演化为信贷机构职能延伸的触角。
2.分税机制。食物支出（副食）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型的，也造成了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多发。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安全问题，极力鼓励规模型超市把网点延伸到农村。如浙江省从2005年开始就在全省开展“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争取两年内在全省1279个乡镇建立连锁超市。事实证明，只要政策到位，农村的副食品市场经营可以适度集中，并逐步向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演变。具体实施中，为不加重经营者的负担和防止负担转移给本地农村消费者，与对居住产品采用经营权特许制度安排不同的是，副食品消费权收益应该主要来自于对商场收取税收，把该项税收的相当部分截留给本地农村社区支配使用。
3.混合机制。交通和通讯消费市场经营为垄断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它的资本化运作政策主要综合前面的两种措施：其一，地区消费权经营特许收费制；其二，税收就地转化。考虑到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还需要各种资本的投入，为不影响交通和通讯投资方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在混合机制中应以分税制为主体，适当兼顾经营特许制。
五、结束语
消费资本化运作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转化模式，经验证实，农村可以拥有比往昔更大的参与社会大生产的再分配的权利。本文提出了三项制度安排，当然还应重视相应的制度配套，如消费资本化所得收益的配置制度。一方面，可转化为农民持久性消费收入。李锐和项海容(2004)以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为理论基础，研究结果显示，持久性收入每增加1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0.694元，是暂时性收入效应的2倍；另一方面，可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福利，并赋予农村社区发展资金和新管理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