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效率的传导机制检验——基于成本和规模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服务业论文,制造业论文,效应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3-0022-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生产性服务业特有的高成长、高辐射、高智力、高附加值特点，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天然的产业链条关系为“中国制造”蜕变为“中国创造”提供了绝佳机遇。由于制造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后者迫于技术衔接需要和生产效率诉求，会被动产生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和改进生产工艺的动机，由此生产性服务业借助与制造业的前向产业关联为制造业提供高级生产要素，产生前向产业关联效应。这种前向产业关联效应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尤为显著，也正是当前中国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情况。
制造企业基于企业组织扁平化、收缩活动范围以专注于更具效率的核心业务发展需要，将诸如法律、金融、物流、营销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外包给专业化服务型企业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简称服务外包)。依赖于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大，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加上期初投资较大但边际成本相对较少的产业特点，规模效应在这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使规模经济变得可能。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的途径包含以下三种：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企业提供可编码的、标准化的服务活动，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平均生产成本自然降低，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必然降低制造业中间投入成本，提高制造企业生产效率。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内含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具有知识密集和差异化特点(Markusen，1989)，有能力使生产性服务业有效嵌入制造环节的企业，将利用产品差别化形成市场势力，并通过控制市场能力、技术水平和价值增值等大幅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这种垄断势力降低了市场竞争引致的其它各类成本，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形式上的剥离促进了专业化水平发展，但内生的产业联系将巩固和强化两者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而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有属性恰好有助于建立并维系这种长期稳定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综合产业链升级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间接作用可能遵循以下螺旋式上升路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自身专业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产业关联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制造业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能够更加集中资源和精力专注于核心业务发展，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其扩大市场规模，由此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再次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制造业通过产业后向联系持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因此，生产成本和生产规模可以理解为生产性服务业间接作用于制造业的媒介和渠道。那么就中国产业经济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总的前向产业关联效应中，有多少来自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直接作用？又有多少来自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间接作用存在，以上假设的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厘清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明晰间接效应作用的机制和渠道，为更加顺畅高效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支持。
为了检验这种间接效应的存在性和效应传递的路径，本文将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中介变量进行相关探讨①。中介变量是一个重要的统计概念，它是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的中介，代表一种内在机制，自变量通过这种内在机制对因变量起作用。自从James等(1984)、Baron等(1986)等提出中介效应的概念、检验方法和步骤以来，有关单变量和单层中介效应的应用研究大量出现，并集中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国内方面，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在管理学的应用领域主要包括市场导向基于组织学习和营销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杨智等，2006)、企业创业导向基于国外市场知识对国际化绩效的中介效应(李卫宁等，2010)、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基于组织学习和组织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夏晶等，2010)、外部社会联系基于知识创造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谢言等，2010)、关系嵌入强度基于组织学习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魏江等，2010)等。中介效应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相对较少，目前能查到的国内文献主要有：生产性服务业基于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对制造业效率的中介效应(冯泰文，2009)、服务贸易基于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伍华佳等，2009)、城市化基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程开明，2009)、外资产业政策基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资企业溢出效应的中介效应(殷华方，2010)、政治力和经济力基于文化力对“三农”发展的中介效应(刘鹏，2011)等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在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时，如果X通过中间变量M来影响Y，则称M为中介变量，由图1所示的路径图和相应方程来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c是X对Y的总效应，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中介效应，c'是直接效应。当只存在一个中介变量时，效应之间关系如下：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为了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成本费用、扩大生产规模对制造业效率产生的中介效应，选取制造业技术效率为因变量④。为把握中介效应的存在性和传导路径在不同要素密集类型之间的差异，笔者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行业属性将国家层面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大类，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进一步，为深入把握中介效应在三大经济带之间的区域差异，笔者搜集了省域层面的制造业相关数据资料，其中制造业范畴包括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机械制造业共13个行业⑤。自变量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各行业的中间投入量，采用全国和各省市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间投入率指标代替⑥。两个中介变量分别是制造业成本费用和生产规模，用来反映成本效应和规模效应。其中：成本费用既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又包括营业费用⑦，采用制造业各行业的产值成本费用率代替；生产规模则采用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指标代替。
本文涉及的研究期间为1999-2008年。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2002年国家投入产出表(122*122部门)；基于区域层面涉及的投入产出表是2002年各省市投入产出表(42*42部门)。为消除价格变动影响，所有面板数据均按照《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价格指数调整为1992年不变价，为满足中介效应检验条件，所有数据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最终模型选定为固定效应模型。为简化研究方法，针对两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独立进行。
三、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
模型一、模型二和模型三分别是中介效应检验涉及的三个回归模型(如图1所示)。当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则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以成本费用中介变量为例，检验程序先进行以生产性服务业为自变量、成本费用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然后进行以生产性服务业、成本费用为自变量，制造业技术效率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针对两个回归模型结果(模型二和模型三)，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图2)，如果模型二的回归系数和模型三的中介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与此同时，若模型三中生产性服务业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如果模型二的回归系数和模型三的中介变量回归系数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构造Sobel统计量并进行Sobel检验，以确认中介变量产生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分别探讨了基于国家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以及三大经济带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效应。回归及检验结果分别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中介效应检验及分析
表1给出了基于国家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生产性服务业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产生正效应，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平均增加一单位，制造业技术效率将提高0.465单位(模型一)，但是由成本变量产生的成本中介效应和由规模变量产生的规模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对成本中介变量而言，效应传递路径在两个环节均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专业化投入没有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费用，平均成本费用的降低也没有显著提高制造业技术效率，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对生产规模中介变量而言，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显著改变制造业生产规模，但生产规模改善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规模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主要产生直接作用，经由成本变量和规模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不存在。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往往希望将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工业化载体，中国也不例外，加上传统经营观念的束缚，中国制造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遍追寻自成体系、自力更生、自我服务的“大而全、小而全”发展模式(刘志彪，2006)。这种自我服务的发展模式，既难以使制造业做深、做精和做强，又阻碍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厂商的市场需求，从而进一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市场化发展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低效率难以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因此成本中介效应的传导路径受阻。规模中介效应不显著，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回归系数统计显著，其原因可能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国有垄断势力不断削弱，多种性质经济主体主动参与市场竞争使得制造业平均生产规模不断下降，尽管制造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使得生产规模有小幅上升⑧，但仍然无法抵消市场化进程引致的制造业整体生产规模的下降，这种生产规模下降趋势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中间投入的下降趋势保持一致，使得对应的回归系数为正。
(二)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中介效应检验及分析
表2给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⑨，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从模型一看出，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都具备正效应，但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正效应低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正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383和0.802)，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更能提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效率。提升技术效率的机制缘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生产过程中要投入大量密集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从而产出中含有更多难以模仿和持续创造价值的要素，这种高级的知识技术资本正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最核心的投入要素，因此对其产生的正向推动效应最显著也最强劲。加拿大学者Gruble等(1993)就曾经指出：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社会中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导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因此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运营效率、经营规模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并同时增加其产出价值。
其次，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言，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但生产规模会产生负向中介效应，并且占总效应的22.4%；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成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8.4%，规模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1%。结合前面对中介效应传导路径的理论假定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介效应传导机制没有遵循本文假设的逻辑关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成本中介效应显著的基础上还存在显著的规模中介效应，说明这种传导机制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已崭露头角，也进一步佐证了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内生而紧密的产业联系，知识技术的有效对接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对中介变量传导路径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没有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规模中介效应显著为负的原因是制造业生产规模的提高降低了制造业技术效率，说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制造行业存在冗员现象。由于该类型制造业集中于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生产规模庞大且市场化程度较低，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普遍，冗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配比，因此要积极转变发展思路，从密集投入低效劳动力要素转到挖掘人力资本潜力和改善质量上来，以提高现有资本配置条件下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投入降低了制造业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降低又提高了制造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制造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提高，再一次改善了制造业技术效率。这种中介效应显著的原因是，高度密集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嵌入有助于降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平均成本，加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规模相比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较低，生产规模的提高自然能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并进一步提高了行业技术效率。
(三)三大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中介效应检验及分析
表3给出了三大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从表中模型一看出，环渤海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生负效应，而长三角经济带恰好相反，呈现正效应。出现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区域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存在差异。在三大经济带中，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现象最为突出，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已初步形成了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为中心，江苏、浙江制造业为外围的区域空间结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强大的支撑功能提高了制造业知识密集化程度和产业竞争能力，也提高了制造业技术效率。原因之二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根据2007年的投入产出资料，广东省制造业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仅为0.265，山东为0.306，浙江为0.337，江苏则高达0.45，四省制造业对中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率依次为0.306、0.326、0.336和0.419。高端和中端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简称为APS)的典型代表，特有的隐含性知识或可标准化能力增强了产品差异化程度、强化了企业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等，这种制造业对不同等级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程度的差异强化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正效应。相比而言，环渤海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带在保持制造业技术效率小幅上升的同时，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水平却大幅下降，特别是环渤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率由2002年的12%下降为2007年的5%，这大大削弱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能力，因此表现出负向关系。
针对成本中介效应检验，三大经济带的共同点是成本费用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变量，产生的绝对中介效应显著为负，相对中介效应依次为15.7%、16%和38.7%。从成本中介效应的传导路径可以看出，三大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都提高了制造业平均成本，从而降低了制造业生产效率，这说明即使作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仍然普遍较低，服务的品种少、质量低、效率差，而服务的成本相对高昂。以物流行业为例，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GDP的20%，而美国和欧洲国家仅占5%～10%，这种低质高价的中间投入无疑会提高制造业平均成本。结合冯泰文(2009)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得知，平均成本中的交易费用对制造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这间接说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成本产生负向中介效应。事实上，大量制造业扎堆集聚于沿海区域，随着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生产成本大幅压缩的空间逐渐减少，因此要积极谋划将低端制造业向邻近省份转移，做好新一轮的产业区域布局工作。
针对规模中介效应检验，三大经济带生产规模变量产生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其中，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地区绝对中介效应为负，珠三角经济带与之相反，绝对中介效应为正，相对中介效应分别为13.8%、12%和1.9%。对规模中介效应传导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环渤海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带生产规模与制造业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模型三)，珠三角生产规模扩大却能提高制造业技术效率。这表明环渤海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存在冗员现象，导致规模中介效应为负。事实上，这一方面缘于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较高，而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关系国计民生，国有化程度高、规模大。以2007年为例，山东、江苏、浙江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总产值占制造业整体的比重分别为31%、26%、30%，而广东省同期该指标仅为20%。加上这两大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规模较高，根据2008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计算，以辽宁、山东和江苏为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就业人数分别为广东的2.92倍、2.41倍和1.81倍，而国有企业承载的政策性负担导致其缺乏市场竞争能力，技术效率低下在所难免。因此，要提高规模中介效应，必须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步伐，剔除其背负的行政负担，强化预算硬约束，减员增效，以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和技术效率。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基于成本变量和规模变量中介效应的存在性、行业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国家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制造业效率，但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平均成本、提高制造业生产规模并最终改善制造业技术效率的中介作用并不存在，说明通过降低平均成本和提高生产规模提升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机制作用极其微弱。可能原因：一方面，中国制造企业存在“大而全”的经营理念，相对于外购服务所产生的搜寻成本和长期合作可能招致的“承包方控制”，内部服务具有更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因此许多生产性服务环节还内化于制造企业内，没有实现有效剥离，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产业化水平；另一方面，即使市场上存在部分专业化生产服务厂商，也因为专业水准不够、服务不及时、收费不透明等原因而饱受诟病，来自制造业母体对其的市场需求自然减少，而市场规模容量小将进一步制约专业化发展，引致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路径受阻。
(2)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十分显著，作用机理遵循了本文假设的逻辑关系，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更紧密，加上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市场化程度高，来自生产性服务业的中介效应传导机制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更强。生产性服务业拥有的高级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能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化诉求产生有效对接，并通过发挥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优势提升制造业技术效率。
(3)对于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沿海三大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的成本中介效应和规模中介效应均存在，但除了珠三角的绝对规模中介效应为正外，其他中介效应均显著为负。成本中介效应为负，一方面缘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专业化水平低下导致的低效率阻碍了制造业平均成本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本身集聚程度过高引致的要素成本上涨推高了产业平均成本；规模中介效应为负主要源自国有化程度较高引致的冗员现象严重，妨碍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因此，一方面要科学协调产业区域布局，另一方面要积极破除各种垄断势力束缚和有碍产业效率提升的体制和机制，加快市场化进程步伐。
鉴于生产性服务业作用于制造业传导机制受阻，从而影响制造业技术效率提高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打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恶性产业循环链条，因此所有影响两者内在联系的因素都可能为制造业的效率提升找到突破口。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提高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如深化制造业体制改革，强化制造企业竞争、加速专业化发展从而促进主业和副业分离，改善制造业内在结构比例、侧重发展资本密集以及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等，但这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供给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例如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体制改革，取消行业管制和垄断、降低进入壁垒，引入外商投资和民营资本、加强市场竞争，通过相关政策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建立健全的生产性服务行业组织、提高行业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培养复合型专业化人才、充分发掘人力资本潜力等，这又依赖于制造业对其存在市场需求的激励。因此，两大产业螺旋式发展存在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逻辑关系，需要结合各地产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建立良好的市场软环境，促进两大产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并内生形成产业间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最终建立起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顺畅通达的效应传导机制，真正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引擎功能。
注释：
①依据经济现实和理论逻辑，假设中介效应传导机制遵循先降低成本，后扩张生产规模的传导路径，但此处为简化问题分析，对生产成本和生产规模中介变量进行了单独处理。
②值得说明的是，部分学者开始逐步从单一变量的单层中介效应过渡到多变量的多重中介效应和多层中介效应(MacKinnon，2007；Preacher,et al.,2008；Taylor,et al.,2008；柳士顺，2009；Mathieu，et al.,2008；Fairchild，et al.,2010)的理论研究，而相关的应用研究目前还较少。
③分析中介变量M产生中介效应的前提条件为回归系数c显著。
④制造业效率指标的选取有多种，相关实证研究中常用指标有劳动生产率(行业总产出/就业人数)、产出率(增加值/产值)以及用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简称SFA)估计的技术效率等，依据笔者前期相关研究结论，综合研究的连续性和指标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制造业技术效率作为因变量。
⑤由于统计年鉴中的行业分类和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存在些许出入，所以对制造业涉及的行业按属性进行了部分归并；由于国家投入产出表和地方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略有出入，因此国家层面的制造业范围和省际层面的制造业范围存在差别。但是这种划分整体上不影响最终分析结果。
⑥结合生产性服务业内涵及数据可获得性，此处生产性服务业范畴为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和金融保险业。
⑦主营业务成本指企业已销售的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工业性劳务生产过程耗费的成本，营业费用指产品销售阶段发生的各种费用，用主营业务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差额表示。
⑧由2002年和2007年全国投入产出资料得知，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下降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上升，其中前者比重从2002年的29%下降2007年的25%，后者比重从34%上升为38%，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基本持平。根据相关资料可计算出研究期内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平均规模较大，因此制造业内部结构调整小幅提高了平均生产规模。
⑨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用不显著，不满足中介效应分析前提条件，分析结果在此不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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