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效力的几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几大论文,效力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3-0081-05
进入1997年下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相对缓慢的时期，政府动用了财政、货币、收入分配甚至人力政策等扩大内需政策以刺激经济。时间已经历了一两年，政策效力如何？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时间性因素、开放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及市场性因素都对我国扩大内需政策效力形成了影响。
一、内在稳定器启动时间上的错位，使其熨平经济波动的功能难以正常发挥
1.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都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的收支便与国民经济的运行构成某种函数关系。基于这种联系，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减随经济周期而发生反方向变化，这种变化就有可能弱化经济周期的振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指出：“在繁荣的年代，失业准备基金不但增长，而且还对过多的支出施加稳定性的压力。相反，在就业较差的年份，失业准备基金使人们获得收入，以便维持消费数量和减轻经济活动的下降。其它的福利项目也自动发生稳定性的反周期作用。”[1](P507)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恰好选择在经济低潮时期，这样社会保障制度内在稳定器的“熨平”周期功能不仅失效，反而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收缩的程度。1997年7月，国务院做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决定》；1998年，国务院又做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初，《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颁布实施。1998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 459亿元，支出1 511.6亿元，期末滚存结余611.6亿元；同年，医疗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基金收入19.5亿元，基金支出15.6亿元。职工大病统筹基金收入39.2亿元，支出35.6亿元。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基金收入1.9亿元，支出1.7亿元；1998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总收入68.4亿元，支出51.9亿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9.8亿元，支出6.9亿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21.2亿元，支出9亿元。[2]对上述项目结算，我们发现收入总和大于支出总和655.5亿元。社会保障基金本应在经济收缩阶段注入到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但我国的实际状况是，为了启动社会保障制度，一批资金却从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漏出去了。由于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基本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国家、集体和个人各拿相应的比例。因此，短时期内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的确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减少了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居民真正能对市场形成购买力的是可任意支配收入，可任意支配收入是可支配收入扣除居民用于生活必需品开支的剩余部分，而可支配收入则又是居民收入扣除税收和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执行的各种费用的剩余部分。近几年，虽然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年年在提高，但可支配收入之前的各种扣除也在增加，居民可任意支配收入的增加远不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高。有学者估计，“目前养老保险已占到职工收入的5%，如果再加上失业和医疗保险，职工个人在这方面的支出要占到个人收入的10%以上”[3]。
2.具有内在稳定器作用的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一样，税收对经济周期也具有“熨平”的功能。税收对经济周期的调节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厂商与居民的收入增加，税源增加，政府对各种经济主体税收收入也随之增加，进而抑制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对物价的冲击；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各种经济主体的收入减少，税源减少，政府对各种经济主体的税收收入也随之减少，从而保证了市场不因居民收入减少过猛而急剧收缩。1998年5月以来，为了加大启动经济的力度，我们一方面加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加大了税收征缴力度。税收的征缴力度恰恰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降温而逐步加强的。税收政策本应成为收敛经济波动的稳定器，此刻却变成了助推器、放大器。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早在1983年，前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法，选择21个国家做为样板，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36个百分点，高税收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了一个普遍的规律。1998年我国全国工商税完成8 552亿元，比1997年增长13.3%，增加税收1 003亿元。1998年的GDP增长率为7.8%，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为8.8%，工商税收的增长率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率4.5个百分点。199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1998年同期又增长了29.6%，增长幅度是1998年同期的2倍多，完成全年税收计划的52.2%，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第一次实现一年中时间过半，完成税收计划过半的年份。过快增长的税费收入，已经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大负担，它不仅使企业减少了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投资的预期收益下降，具有抑制民间投资的效果，而且使企业不得不减少股利所得，具有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作用。
二、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的政策目标使我们陷入了“需求政策困境”
开放型经济的总需求等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四项之和。任何一项子需求的增减都会影响到总需求。而在总需求不变的前提下，任何一项子需求的增减势必牵扯其他子需求的增减。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萎缩，我国出口规模下降不得已需为之的一种选择。但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相反，外需状况的好转会减轻内需市场的压力，为扩大内需政策提供更为广阔的操作空间。因此，扩大内需政策应该兼顾外部经济。由于我们的政策目标是追求国内外市场的双重扩大，既要降低国内的失业率，又可保持外贸顺差，这样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国际经济学特定的“需求政策困境”。为扩大内需，我们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促使利率下调，利率下调一方面会阻碍外资流入，加速内资的外流；另一方面会迫使汇率下调，给我国带来“外汇倾销”的利益。但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既没有有效地制止资本的外流，也没有使人民币贬值，使得同一经济目标下的同一经济政策的内外效力相互抵消。
1.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的资本顺差减少。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将资本外逃描述为“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所导致的短期资本的异常流出”。其中，对货币贬值的预期是造成这种异常流出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利率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与汇率变动（国际经济效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提高利率，意味着货币汇率的上浮；反之，降低利率，则相当于货币汇率的下浮，利率与汇率呈正相变量关系。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使得人民币的名义利率已经低于美元的名义利率。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但国际资本还是做出了人民币将要贬值的正常反应。国内外的债权债务人加快了债权债务结构的调整，从而使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帐户栏目在近2年出现了异常变化。1993-1997年我国的资本帐户保持了每年近200亿美元以上的顺差规模，其中1995年这一规模达到创记录的387亿美元。1997年我国的资本帐户顺差比前一年虽有所减少，但也有230亿美元。到1998年，我国的资本帐户却出现了473亿美元的逆差。一是外商在华证券投资急剧下降，从73亿美元降到1亿美元，而我国在海外的证券投资却大幅增加，从9亿美元增加到38亿美元，这样证券投资就出现了37亿美元的逆差。二是在其他投资项目中（包括贸易信贷、贷款、货币和存款和其他资产），在资产方基本未变（1997年350亿美元逆差）的情况下，负债方发生巨大逆转，从上年的84亿美元顺差变成当年逆差86亿美元。这表明，严格的外汇管理体制没能有效地阻止资本的外逃。一方面，我们不断地通过财政手段向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注入资金，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和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又使得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的资金大量汇出体外。这种注泄式的资金运作方式难免不使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力大打折扣。
2.在外贸收支方面，外贸顺差减少。前文已经谈及，在一个开放型的国家中，外贸出口对该国的经济拉动作用至关重要。据有关专家测算，1998年按支出法计算货物净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率为4.7%，拉动经济增长0.37个百分点。而以我国现在的出口匡算，如果出口每增长5个百分点，出口额就增加约100亿美元，就扩大了约合人民币800亿至1 000亿元的消费；而如果出口下降10%，经济增长会下降2个百分点，下岗、失业人数会增加250万人。1999年1-6月我国累计出口830亿美元，负增长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外贸顺差缩减为80亿美元，比1998年同期下降80亿美元，造成外贸收支顺差缩减整整1倍。造成外贸收支顺差锐减的主要原因是，亚洲一些国家趁金融危机之机，纷纷使本国的货币贬值，这样就增加了它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成功地将国内的通货紧缩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传导到国外。而我国的外汇管理政策则没有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仍在一味地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白白地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在平衡国际收支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放弃掉了。笔者由此认为，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不应单纯化、片面化。我国既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就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外部经济既然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我们理应扩张正面影响，收敛负面影响，且不可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应通盘考虑经济政策形成的内外经济效力，尽量克服它们之间的抵消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它们的合力。
三、扩大内需政策忽视了对消费者主体研究
扩大内需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刺激居民消费，像降息、提供消费信贷、扩大招生规模和开征利息税都是这一政策动机的具体体现。然而，我们在制定消费政策时，总是习惯于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待市场，而忽略了从市场的另一极主体——消费者角度来制定政策。我们应转变观念，在充分把握消费者现状、预期和心理变化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做到“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居民消费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1.分化性特征。由于城镇居民之间，地区之间及行业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我国过去较为统一的消费群体分化为具有不同消费水平、不同消费规模和不同消费指向的消费群体。不同收入的消费阶层，会形成不同的消费支出增长率和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样，在我国高、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中便出现了一组耐人寻味的组合：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的低增长率和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它说明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阶层，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消费阶层的分化还会引起不同阶层消费需求指向的分化。改革初期，我国居民的消费指向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但今天，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未来的消费指向具有了明显的差异。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绝大部分将用于日后投资，这使得消费也有相当一部分购买力转移到了海外市场。现在斥巨资进行或准备进行投资移民、送或准备送子女自费到国外留学的家庭愈来愈多，到外国旅游或在国内市场上购买高价泊来品的花费也相当惊人。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家庭的北京居民未来的消费指向将集中在住房、汽车和电脑上，所选比例分别为60.4%、59.4%和41.21%，远远高出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选择。彩电等大件耐用消费品仍然是未来在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热点。
2.收缩性特征。1998年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9 155亿元，比1997年增长6.8%，增幅是90年代最低的。1999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 6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4%，增幅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造成居民消费规模相对收缩的首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幅的减缓。1996-1998年，受GDP增幅减缓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增幅也开始减缓，GDP年均增幅为4.16%，处于5%以下的低位。农民纯收入1996年增幅曾达到9%，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峰，但1997年又急剧回落到4.6%,1年间收缩幅度竟达4.4个百分点，1998年的增幅又继续下降到4.3%的低位。造成居民消费规模相对收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因素。尽管从1994年起我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逐年回落，但与居民生活联系密切的房价、医疗和教育服务费却直线上升。仅就房价而言，1991-1996年，全国商品房平均每建筑平方米售价从786.2元提高1 805.8元，增长了近1.3倍，年均递增18.2%。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 544元提高到4 377元，增长了1.8倍，剔除掉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年均递增7.2%。房价的上涨幅度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幅度1倍多。为积攒购房款，许多家庭不得不压缩其他开支，又诱发了消费规模的结构性收缩。
3.谨慎性特征。该特征表现为受对未来收入与支出悲观预期的影响，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变得畏首畏尾。最具说服力的事实是，居民减少了眼前消费，扩大了储蓄，以增强日后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1996年至今，活期存款利率从2.99%降到0.99%，降了整整2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9.18%降到2.25%，降了3倍还多。然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却一年上升一个台阶。1996、1997和199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分别达到38 520亿，46 279亿和53 407亿，较各自前一年分别递增了30.3%,20.4%和17.1%。千万居民消费行为谨慎性特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增加缺乏信心。中国人民银行近几年来对城乡储蓄户的调查问卷显示，在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减缓的同时，他们预期未来1-2年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反映居民收入预期状况的信心指数值从近30逐渐降低。1997年第二、三、四季度的信心指数值分别为15.2、14.2和7.9；二是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增加充满耽心。社会保障制度措施的相继出台，改变了过去职工养老、医疗费用由国家统一负担的做法。今后，在社会保障各专项基金中个人承担的比重将逐渐加大，这无疑会扩大城镇居民的支出范围。
4.周期性特征。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除了与科技进步、固定资本的更新相联系外，还以居民消费水平的递进为重要前提。消费积累的周期性制约着生产发展的周期性。我国居民消费自80年代以来一直以“强行军”的速度在进行。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连续攀上了几级台阶。一级台阶以家电需求为主；二级台阶则以住宅及装修、空调器、电话及服务性消费为主；三级台阶以电脑、私车消费为主。种种迹象表明，农村居民完全达到一级台阶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完成从二级台队向三级台阶的跳跃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理由是：第一，随着台阶的升高，对登上台阶的居民收入实力要求相应地提高了；第二，经历了消费需求持续的超常增长后，城乡居民客观上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恢复；第三，房改等政策的加速实施，分散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打乱了他们原有的消费步伐。
5.市场性特征。随着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我国消费者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消费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改变了以往以消费者行为政策动向为主的格局，消费者行为更多地融入了市场变量。以有限的收入换取最大的效用是支配消费者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消费者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消费经验和对各种消费信息的分析判断，在众多的商品和服务面前进行选择。消费者行为市场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去政府单靠行政手段来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做法也不合时宜了，政府的消费政策必须通过市场才能产生效力。譬如，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拿出1 000亿用于城镇居民的个人住房贷款。然而，此举在市场上的反应却相当冷淡。一项对京、沪、穗、沈和汉等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有50%的人表示不愿意采取这种消费方式，有39%的人表示要看手续繁不繁琐再说。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政府提供住房信贷的思想内容和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并不一定十分吻合。政府的动机是为了激活房地产市场，以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而消费者的信贷消费是按照市场原则来进行的，居民贷不贷款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无还贷的能力。在未来收入增幅减缓，支出面扩大的情况下，居民对消费信贷的热情自然不高。
收稿日期：2000-03-20
标签：扩大内需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政府支出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顺差论文; 税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