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文化的自尊需要：基于中国人的研究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中国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总体态度（Rosenberg,1965）。高自尊意味着个体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有积极而肯定的看法。作为自我的核心成分之一，早在1890年，詹姆斯就在他的名著《心理学原理》中论述了自尊的含义和重要性（James,1890）。后来，由于Marslow（1943）、Rogers（1951）、Rosenberg（1965）、Coopersmith（1967）、Branden（1969）等的开创性工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自尊一直是人格、社会及临床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综述详见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 Vos,2003）。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表明，高自尊可以帮助个体免受或少受抑郁和焦虑之苦，可以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打击，提高个人幸福感（Taylor & Brown,1988; Baumeister et al.,2003; Brown,Cai,Oakes,& Deng,2009）；可以抵御来自死亡的威胁（Greenberg,Solomon,& Pyszczynski,1997），甚至有助于家族或种族的生存和繁衍（Sedikides & Skowronski,2000）。
自尊作为一种高级心理需要，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自尊是所有文化下人们共有的基本需要（James,1890; Marslow,1943; Rogers,1951; Greenwald,1981; Tesser,1988; Solomon,Greenberg,& Pyszczynski,1991; Brown,1998）。但是，1999年Psychological Review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文化普遍论（universalism）的观点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Heine,Lehman,Markus,& Kitayama,1999）。在这篇题为：“Is there a universal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的文中，文化相对论（relativism）的主张者Heine等在对东、西方的大量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和对比后，声称：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provides scant evidence for a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 among Japanese……The need for positive self-regard,as it is currently conceptualized,is not universal,but rather is rooted in significant aspects of North American culture.(Heine et al.,1999,p.766)
显然，在Heine等看来，自尊作为一种高级心理需要，不具有文化普遍性，追求高自尊只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特有的现象；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需要的不是高自尊，而是谦虚和自我批评。文中他们罗列了大量证据，以支持他们的观点。这些证据归结起来主要有：1）东方文化下的个体的总体自尊平均水平比西方人低，不像西方人那样对自己持有积极的看法（positive views）；2）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自尊都是和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的价值相关；3）东方文化下的个体不像西方文化下的个体那样积极促进自我；4）东方文化下的个体不像西方文化下的个体那样在自我受到威胁时积极维护自我。
然而，Heine等列出的来自东方文化下的证据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姑且不论他们考察的证据是否全面和充分，单是样本的文化单一性就难以令人信服。显然，日本不能代表集体主义、甚至是东方文化的全部。中国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集体主义文化体（Oyserman,Coon,& Kemmelmeier,2002）。因此，基于中国人的自尊研究对澄清自尊需要的文化普遍性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几年来，来自海、内外的心理学家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人的自尊进行了系列研究。这些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的研究在揭示中国人的自尊特征的同时，极大地澄清了自尊的文化差异及其含义和实质，回答了Heine等提出的关于自尊的泛文化普遍性问题。下面，我们将从六个方面针对中国人的研究进行梳理、整合和解读，以展示基于中国人的研究是如何回答“自尊需要是普遍的吗？”这一基本争议。
1 中国文化下的自尊是否和西方文化下的自尊具有对等的结构？
要回答自尊作为一种需要是否具有文化普遍性，首先要阐明的问题是自尊作为一种心理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下是否被对等地操作（operationalized）。对于总体自尊的结构，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总体自尊是一个单一维度的结构，可以通过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Rosenberg,1965）；另一种观点认为总体自尊包含两个维度：自我悦纳（self-liking）和自我能力（self-competence），可以通过Tafarodi自尊量表测量（Tafarodi & Swann,1995）。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是否都适用于中国呢？对于基于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的自尊，Schmitt和Allik（2005）曾运用因素分析对其在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的结构对等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Rosenberg自尊量表在所有的文化下都具有因素结构对等性，并且，自尊和神经质、内外向、依恋风格的相关在所有文化下都类似，这表明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的自尊的结构具有文化普遍性，适用于中国。对于基于Tafarodi自尊量表测量的两维自尊：自我悦纳和自我能力，Tafarodi等曾同时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结果发现这个两维的结构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适用（Tafarodi & Swann,1996）。这表明，不管把自尊作为一种单维的结构来理解还是作为一种双维的结构来理解，自尊在中、美之间具有跨文化的对等性。
此外，关于自尊来源的跨文化研究也支持了自尊的跨文化对等性。Kwan等发现中、美两种文化下，自尊的变异（variation）都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仁慈（benevolence），品质或成就（merit）及积极自我偏差（self-positivity bias）。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一个人报告高的自尊，可能都是因为：他们对包括自己和他人在内的多数事物都有相对积极的评价；他们有好的品质或成就；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存在积极自我偏差；或者是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Kwan,Kuang,& Hui,2009）。这为自尊作为一个心理结构的文化普遍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总之，现有的研究表明，自尊作为一种结构，不管是单维还是两维，在不同文化下都具有类似的结构和起源，具有文化普遍性。
2 中国人的自尊是否存在积极自我偏差（positive self-bias）？
Heine等在1999的文章中提出东方文化下的个体没有自尊的需要，他们给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日本人的自尊没有表现出积极自我偏差，即对自己的看法是中性的，整体呈正态分布，既不积极也不消极。那么，同属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是否也没有积极自我知觉偏差呢？蔡华俭等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Cai,Wu,& Brown,2009）。他们以发表在中国国内的自尊研究为基础，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考察基于所有的自尊测量的研究，还是单独考察基于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Rosenberg自尊量表的研究，都发现中国人存在显著的积极自我偏差，自尊分数分布都呈明显的负偏态，显著地高于理论中点，即中国人对自己有明显积极的看法。Schimtt等发现所调查的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体都表现出了积极自我评价（Schimtt & Allik,2005）。显然，这些证据都不支持Heine等提出的观点。
此外，基于间接测量的内隐自尊研究也表明，中国人不仅存在内隐的积极自我偏差，而且偏差水平和西方相当。Yamaguchi等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大学生的内隐自尊进行了研究，发现不管是和群体内成员还是和好朋友相比，三个国家的大学生都表现出了显著的积极自我偏差，认为自己比任何参照群体都要好；并且，偏差水平具有跨文化相似性（Yamaguchi,Greenwald,Banaji,Murakami,Chen,Shiomura,Kobayashi,Cai,& Krendl,2007）。蔡华俭等在另外一个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即使不和他人对比，中国大学生也表现出了和美国大学生类似水平的内隐自尊（Cai,Sedikedis,Gaertner,Wang,Carvallo,Xu,Mara,& Jackson,2010）。此外，国内发表的大量关于中国人的内隐自尊的研究都显示，中国人存在内隐的积极自我知觉偏差（蔡华俭，2003；蔡华俭，杨治良，2003）；并且，这种偏差不仅表现在内隐联系测验上，还表现在阈下情感和语义启动等其它间接测量上（蔡华俭，2006）。
自恋意味着过度积极的自我评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个体的自恋水平可以反映个体积极自我知觉偏差的程度。在新近的一项跨文化研究中，Kwan等发现中国大学生在自恋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Kwan et al.,2009），这为中国人存在积极自我偏差提供了新的证据。
总之，无论是采用外显的测量，还是内隐的测量，都发现积极自我偏差不是西方文化下特有的现象，中国个体也具有积极的自我知觉偏差。
3 自尊在中国和西方是否具有类似的功能？
自尊需要是否具有文化普遍性还可以通过考察自尊功能的文化相似性来研究。因为如果一个心理结构在不同文化下同样地存在，就应该具有类似的功能。在西方，自尊最主要的功能是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Baumeister et al.,2003）。在中国文化下，自尊是否也具有这些功能呢？蔡华俭等以国内发表的大量研究为基础，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元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情况和西方类似，自尊和焦虑、抑郁都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和幸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即高自尊的人不容易焦虑、抑郁，幸福感较高（Cai et al,2009）。此外，国内还有大量研究表明自尊和基于SCL-90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自尊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罗伏生，沈丹，张珊明，王小凤，袁红梅，李志强，2009；马雪玉，2009；徐强，2010）。可见，东方文化下，高自尊一样有益于身心健康。
在西方，广为接受的自尊的另一功能是，高自尊有利于个体的自我调适，可以增强个体应对失败和威胁的能力（Brown,1998）。自尊的这一功能是否具有文化普遍性呢？Brown等研究发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尊对受威胁后的自我都具有类似的保护作用：即在收到关于自我的负面信息后，高自尊的人较多地进行有利于自我的归因，因而较少地体验到消极情感（Brown et al.,2009）。同样，张向葵等发现高自尊可以缓解失败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张向葵，田录梅，2006）；还可以缓解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e）带来的焦虑（张向葵，郭娟，田录梅，2005）。
自尊的功能虽有普遍性，但并不能说明文化的影响就不存在。Gaertner等以台湾的中国人为对象，对中国文化下积极自我与适应能力的关系进行了考察（Gaertner,Sedikides,& Chang,2008）。结果发现，只有积极的集体性（communal）自我和个体的心理调适存在显著正相关，积极的主体性（agentic）自我和个体的心理调适无关：个体在集体性特质词上的自我评价越高，个体的适应能力越强。在另一个关于自尊和自我评价关系的跨文化研究中（Brown & Cai,2010），研究者发现，对于高自尊的个体而言，不管是主体性还是集体性的特质词，个体都会在这些特质上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并且积极评价的程度具有文化普遍性；但是，对于低自尊的个体，个体对自我的看法则同时受文化和特质重要性影响。在东方文化下，个体在集体性特质上的自我评价要高于其在主体性特质词上的自我评价；西方文化下则相反，个体在主体性特质上的自我评价要高于在集体性的特质词上的自我评价。这些发现表明，自尊对个体的影响既有文化普遍性，又有文化特异性。
总之，高自尊有益于中国人的心理健康、自我调适等，和在西方文化下的功能有类似性，但某些方面也有文化特异性。
4 中国人是否努力维护和促进自尊？
Heine等人认为东方人没有自尊需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发现日本人有维护和促进自尊或积极自我的行为证据（Heine et al.,1999）。中国人是不是也没有维护和促进自尊的行为呢？对此进行探讨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探讨西方文化下盛行的方式是否适应于中国。最近的一个研究对西方文化下最常用的自我维护方式——自我证实（self-affirmation）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考察（Jiang,Wang,& Cai,2010）。结果发现，中国人也可以通过自我证实来维护和促进自我。具体地，自我证实可以增强个体的自我完整性和价值，消除由死亡威胁、刻板印象威胁等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有效的是证实家庭相依的我（family-dependent self），而不是独立的我（independent self）或朋友相依的我（friend-dependent self）。这表明西方文化下使用的维护和促进自我的手段也适用于中国人，但是，具体实现方式上有中国特色。
另一种途径是探索中国特有的维护和促进方式。众所周知，对谦虚的强调是中国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谦虚的人通常表现出低的外显自尊。但是，新近的一个关于谦虚的研究却发现，中国人可以通过对谦虚这一文化价值的实践来间接和巧妙地维护和促进个体的自尊（Cai et al.,2010）。该研究发现，谦虚和外显自尊虽然呈负相关，但是却和内隐自尊呈正相关；谦虚在抑制个体的外显自尊的同时却在促进着个体的内隐自尊。这一研究表明，中国人在维护和促进自尊上非常讲究策略性，不是不需要促进，而是用同中国文化要求相适应的方式促进。
总之，尽管现有的研究不多，但是这些研究不仅表明了中国人需要维护和促进自尊，而且揭示了中国人维护和促进自尊方式的文化独特性。
5 中国人的自尊比西方人低吗？
Heine等在1999年的文章中提出，东方文化下的个体，特别是日本人的自尊水平比西方文化下的个体低。确实，也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人的自尊也比西方文化下的个体低（Cai et al.,2007; Schmitt & Allik,2005; Tafafodi & Swarm,1996; Yamaguchi et al.,2007）。但是，这些结果几乎都来自基于Rosenberg自尊量表的总体自尊。显然，仅仅考察总体自尊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研究表明，自尊既包括情感成分又包括认知成分（Brown,1998; Cai et al.,2007）；既可以从自我悦纳维度衡量，又可以从自我能力维度衡量（Tafarodi & Swann,1995,1996）；既可以外显的形式表现，也可以内隐的形式表现（Greenwald & Banaji,1995）。除非能够证明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自尊在所有的成分、维度和表现形式上都比西方文化下的个体低，否则，断定前者的自尊比后者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幸，已经有系列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蔡华俭等把自尊的认知和情感成分进行区分并分别考察他们的文化差异，结果发现，自尊的认知成分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情感成分则没有文化差异；而且，总体自尊的文化差异主要是由自尊的认知成分的文化差异导致的（Cai et al.,2007）。Tafarodi等对中美大学生在自我悦纳和自我能力两个维度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Tafarodi & Swann,1996），结果发现，控制总体自尊后，中国大学生在自我悦纳上得分高于美国大学生，在自我能力上得分低于美国大学生。Yamaguchi等曾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大学生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在外显自尊上，东方文化下的大学生确实比西方文化下的低；但是在内隐自尊上，东方文化下的大学生不低于西方文化下的大学生（Yamaguchi et al.,2007）。蔡华俭等在新近的一个中、美对比研究中也发现中国大学生虽然外显自尊比美国大学生低，但是内隐自尊水平却类似（Cai et aL.,2010）。
由于自我悦纳和内隐自尊涉及的主要都是自尊的情感成分（Oakes,Brown,& Cai,2009; Hofmann,Gschwendner,Nosek,& Schmitt,2005），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只是在自尊的认知成分上水平比西方人低，在自尊的情感成分上不低于西方人。
6 中国人的自尊为什么会低？
虽然东方文化下的个体并不是在自尊的所有成分、维度和表现形式上都不如西方个体积极，但是，确实在总体自尊和某些侧面上存在差异。如果这种文化差异不是动机本身的缺失或差异导致的，那么，对此该如何解释呢？目前的研究涉及了三种可能的原因，即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谦虚、反应偏差和认知风格。
谦虚 崇尚谦虚是东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自古就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的智慧论述（《尚书·大禹谟》）。西方虽然也认可谦虚，但是对谦虚的强调远不如东方（Markus & Kitayama,1991）。谦虚要求个体保持低调、必要时进行自我贬抑。那么，是不是不同文化对谦虚的强调程度不同导致了自尊的文化差异呢？确实，有研究发现自尊的文化差异可以由不同文化的谦虚水平的差异解释（Kurman,2001,2003）。在一个中、美比较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总体自尊的文化差异是由自尊的认知成分的差异导致的，而认知成分的差异进一步又是由谦虚导致的（Cai et al.,2007）。另一个实验研究对中国和美国大学生在不同情境下的自我评价进行了对比，也发现谦虚可以导致中国人的低自尊（Kim,Chiu,Peng,Cai,& Tov,2010）。这些都表明自尊的文化差异可以被谦虚的文化差异解释。
反应偏差 研究表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在完成自我报告的测量时，有一种趋中的反应倾向；相比较，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则更多地表现出极端的反应（Chen,Lee,& Stevenson,1995）。由于外显自尊都是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的，那么这种由反应倾向导致的反应偏差是否可以解释自尊的文化差异呢？一个最新的研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对跨文化研究中最常用的Rosenberg自尊量表的反应偏差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Song,Cai,Brown,& Grimm,2010）。结果发现，Rosenberg自尊量表的某些项目确实在中美之间存在题目差异，在这些项目上，中国人倾向于采用趋中的反应，而西方人倾向于采用极端的反应；有趣的是，当运用统计手段对反应偏差进行控制以后，自尊的文化差异消失了。这表明与文化相关的反应偏差确实可以解释自尊的文化差异。
认知风格 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认知具有朴素辩证主义倾向（Spencer-Rodgers,Boucher,Mori,Wang,& Peng,2009）。据此，有研究者认为，东方人的低自尊主要是由东方文化下个体的朴素辩证主义（na
ve dialectictism）导致的（Spencer-Rogers,Peng,Wang,& Hou,2004）。因为具有辩证认知风格的人，更能忍受冲突和不一致，可以同时接受积极的我和消极的我，这使得个体在自尊量表的正向题和反向题上容易得到类似的分数，以至最终均分处于中间水平；相比而言，西方文化下个体则更强调认知的一致性，不能忍受冲突，认可积极的我就意味着拒绝消极的我，这使得个体在自尊量表的正向题上得高分而在反向题上得低分，使得总分较高。在一个跨文化研究中，Spencer-Rogers等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自尊、辩证自我取向等进行了对比（Spencer-Rogers et al.,2004）。结果发现，中美间个体自尊水平的差异确实是由不同文化下个体的辩证自我取向的差异导致的，当排除了个体辩证自我取向的影响之后，自尊的文化差异就消失了。Kim等在另外一个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东方文化下个体的低自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他们的辩证认知风格解释，而西方文化下个体的高自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一致性动机所解释（Kim,Peng,& Chiu,2008）。最近，Boucher等还发现中国文化下的个体在内隐自尊上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朴素辩证倾向（Bourch,Peng,Shi,& Wang,2010）。可见，朴素的辩证主义对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影响非常深入。
上述三种解释都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三个因素似乎都可以独立对自尊的文化差异做出解释，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彼此相互解释？迄今尚没有研究同时对这三个因素进行考察。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有研究对此做出回答。
结语
综合关于中国人的自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1）按照现有的操作定义，自尊作为一种结构在中国和西方是基本类似的；2）中国人的自尊是积极的，具有积极偏差；3）和西方一样，高自尊也有利于中国人的健康、幸福和自我调节，具有和西方类似的功能；4）和西方人直接促进自我不同，中国人喜欢委婉、策略性地促进自尊；5）中国人的总体自尊和自尊的认知成分上水平比西方人低，但是在自尊的情感成分以及内隐自尊上和西方人水平类似；6）自尊的文化差异可以由动机或需要本身以外的因素解释，比如：谦虚、趋中的反应偏向、朴素的辩证认知风格等。这些显然支持文化普遍论（universalism）而不是文化相对论（relativism），即自尊作为一种需要是泛文化的，但是，其表达、维护和促进受文化制约、因文化而异。
收稿日期：20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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