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3)10-0387-05
一、引言
翻译的本质即把一种语言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中国的翻译可谓源远流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文学翻译是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几乎所有的文学翻译家都声称翻译要忠实于原著，要忠实于原作者。但是，在文学翻译中，语言的运用绝不仅仅满足于信息的传送。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1954)一文中对文学翻译作了如下的概述：“……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象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茅盾，1949-1983：10)。为了使译作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实际上也要求译作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文学翻译的方法主要是异化法和归化法两种，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这两种文学翻译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将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问题。
二、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何为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归化法相当于意译，异化法就相当于直译。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1813年德国著名神学家、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第一种方法“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而将第二种方法“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Lawrence Venuti，1995：20)。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source language)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target language)读者靠拢，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作为两种翻译原则，“归化”与“异化”的争议由来已久，两者主要是对“语言转化过程中两种语言符号的本身结构差异与通过语言形式表现的文化差异作出的不同处理”(胡翠娥，2000)。“异化”论主张直译原文的语言形式，保留原语言隐含的文化因子，“归化”论主张以地道的译语表达形式和相应的文化因子进行翻译。
那么，什么时候采用归化法?什么时候采用异化法呢?朱生豪先生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说“每译一段竟，比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很明显朱生豪先生是提倡归化法的。然而孙致礼先生则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孙致礼，2002：40-44)，因而他曾撰文大力倡导异化翻译法。孙致礼(2001)指出异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并推断21世纪“异化译法将会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采用较为极端的做法，要么选择归化法，要么选择异化法，似乎这两者只能选其一，这种倾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提倡异化的声势要明显地强于归化的声势。
钱钟书先生在他的《林纾的翻译》中说得好：“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如果机械地照搬某些翻译理论家的观点，那根本不可能达到文学翻译的这个美学效果的要求。文学活动是一种审美接受与生产的过程，由作家(生产)-作品(文本)-读者(接受)三个主要环节构成的动态实现过程。文学翻译是一个整体理解到整体再现的过程，因此要对译文的生产和接受予以同样的重视，把作家-作品-译者-译文-读者等各个环节看作一个整体过程，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保证翻译的整体再现。选择异化法或归化法要视文学作品、作家、读者和民族的思维习惯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一定要选择某一种文学翻译方法。在当代文学翻译中，选择归化法也有其必要性，选择异化法有其必然性。
三、选择归化法的必要性
林语堂曾经说过：“一语有一语之语性，平常我们所说的‘通’与‘不通’即其句法是否跟从其习惯。无论何种语体未经‘国化’以前都是不通，不能以其为翻译而为例外”(林语堂，1984：429)。这里的所说的国化就是归化，按照汉语的行文心理对语序、对衔接手段进行调整是句法归化的主要内容，而其根本内容就是将源语的空间结构拆分，重组为以时间顺序为特征的的流水结构，这是因为汉语文化侧重知觉、体验和感悟，这种文化心态显现在汉语中就是表现出以神驭行、注重意合、略于形式变化，缺乏形态特征，以语序和虚词为重要语法手段，崇尚简约的语言特征。意合与体现时间顺序的语序是建立汉语内部规律的基石，也是我们在文学翻译时对源语进行句法归化的依据(秦洪武，2000：368-373)。
例如：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ickens:《David Copperfield:163》)。董秋斯的译文是：“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所在East(东方)。”可以看出，董秋斯虽然译出了原文的文字游戏，将字母e采用中英文相杂的方法得以体现，但译得别扭，甚至让人感到费解。试比较张谷若先生的译法。“我爱我的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的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着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她的名字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译文并没有把重复出现的字母e表现出来，而是将它巧妙地译成汉语的双元音ai(爱)，除了将east译成“爱仁里”有些牵强外，还是很巧妙地传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读来朗朗上口。对比上面两种译法，董译采用异化方法，坚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主观认为译文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足以正确理解译作；而张译则大胆采用归化方法，运用汉语意合的特点，不束缚于原文的英文字母e，合理地将她归化翻译成汉语的“爱”，使译文成功地跨越文化冲突之沟壑，充分再现原文之神韵。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汉英互译中，对语言形式的处理仍然应以归化为主”(朱健平，2002：78-82)。
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普遍的共性，但也具有各自特殊的个性。所以，一个读者的异域文化接受能力还是有限的，而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总是跟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语言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在领会其含义时，不能忽略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标(Target language)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目标语背景知识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才能在翻译中把作者的特殊风格及所表现的文化背景表露出来，合乎跨文化的社会习惯。这就要求译者在再现原文文化信息的同时，也要兼顾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和译文的可读性。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选择归化译法也是必要的。
例如：The barbed shaft of love had penetrated his dull hide.Six weeks--appropinquity--op-portunity--had victimized him completely.(W.Thackeray,Vanity Fair)。译文：“爱神的倒钩箭头把他身上的厚皮射穿了。一个半月以来，他和蓓基朝夕相处，亲近的机会很多，已经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杨必译《名利场》)。”在该句中，appropinquity,opportunity和victimized这几个词似乎过于抽象，翻译它们就有必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进行归化翻译，使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用异化翻译是不可能达到文学翻译的目的的。
另外，下面这个《尤利西斯》(Ulysses)中节奏整齐划一、音韵单调乏味、内容空洞无物的例句，体现了Jorce这位意识流大大师的超常的文学表达能力，这段话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它的翻译一直以来颇有争议。
With?
Sinbad the Sailor and Tinbad the Tailor and Jinbad the Jinler and Winbad the Whaler and Ninbad the Nailer and Finbad the Failer and Binbad the Bailer and Pinbad the Pailer and Minbad the Mailer and Hinbad the Hailer and Rinbadthe Railer and Dinbad the Kailer and Vinbad the Quailer and Linbad the Yailer and Xinbad the Phthailer.(James Joyce,Ulysses:871)
跟谁?
行海船的辛伯达和当裁缝的当伯达和看牢子的看伯达和捕鲸鱼的捕伯达和打铁钉的打伯达和不中用的不伯达和舀舱水的舀伯达和做木捅的做伯达和跑邮差的跑伯达和唱颂歌的唱伯达和说脏话的说伯达和吃蔬菜的丁伯达和怕惹事的文伯达和酗啤酒的叶伯达和行什么船的行伯达。(王东风译)
跟谁?
水手辛伯达、裁缝廷伯达、狱卒紧伯达、捕鲸者珲伯达、制钉工人宁伯达、失败者芬伯达、掏船肚水者宾伯达、捅匠频伯达、邮寄者明伯达、欢呼者欣伯达、咒骂者林伯达、食菜主义者丁伯达、畏惧者温伯达、赛马赌徒林伯达、水手兴伯达。(萧乾、文洁若译)
奈达说过，“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有时为了保持某一方面的对等而不得不放弃另一方面的对等时，意义应优先于风格形式”(周婵秀，2001：39-41)。王东风先生的这段译文读起来总有一点牵强附会的感觉，为了达到风格上的对等，有些地方甚至文不对题，他所追求到的效果是以损失原文的信息内容为代价的，也就无所谓美的享受了。萧乾和文洁若的翻译就显得更贴切一些，他们采用归化法。这段译文既体现了原文的“形”和“神”，又符合汉民族的思维习惯，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化境”。
作为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的侧重点不同，表达形式就各异。英民族侧重形式逻辑，汉民族重辨证思维，这种思维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也就是说，英语注重运用各种有形的联结手段，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英语句子在外表形式上关联紧密，句子中的各种成分，如从句、短语、词根与派生的关系都有形式上的表现。而汉语中则几乎没有这种关联，语言的表现形式受意念引导，只是靠意思来联系句子中各种成分，在形式上分不出单复数等的区别，词汇词性不象英语那么分明，词形也不象英语那么可以变化。了解了这一点，在翻译中就能克服那些生硬的欧化式汉语和汉化式英语。
四、选择异化法的必然性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的转移，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因为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文化的特质和需求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而翻译活动反过来也无时不在影响着发生了交流的两种文化。文学翻译的宗旨之一就是向读者介绍异域文化，实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通过时间的与空间的，内部的与外部的，亦即经济、政治、道德风尚等诸多社会因素所组成的文化氛围来考察民族的群体特征、社会心理、精神风貌与时代特征，乃翻译的焦点所在。每一部原作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译作将另一民族的生活场景及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译介给译文读者，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这才是翻译的根本目的(谢应喜，2001：53-56)。
接受理论表明，读者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接受者。如果他发现没有接触过的异域文化因素时，会主动地根据上下文或注释等手段去理解、接受这一事实，进而丰富自己的阅读经验，不断扩大期待视野，他们有理解和接受异域文化的要求和心理准备，以开放的心理不断调整、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心理。一味的归化，不利于读者了解源语的文化背景，接受新鲜事物，译者应该信任读者。这一切就要求译者不应满足于用目的语传达原文的意义，而应把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视为自己的一种职责，因此，选择异化翻译法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例如：
A：I'd rather be a headmaster in a distant uncomfortable town than be a teacher in a nice town.
B：You'd rather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I suppose.
译文1：A：我宁愿在条件差的边远小镇当校长，也不愿在条件优越的城市当个教员。
B：那你是宁做地狱之主，不做天堂之仆了。
译文2：A：我宁愿在条件差的边远小镇当校长，也不愿在条件优越的城市当个教员。
B：那你是宁为鸡首，勿为牛后了。
比较两种译文，我们可以看出：译文2采用了归化译法，即表达了源文的含义，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读者理解起来毫不费力。然而。这种归化的译文于译文读者并无裨益，读者无法从中获取新知识。译文1虽然保留了源语的表达法，却也并不妨碍读者理解。因为前一句已将句义表达得明白无误。读者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中文的相应表达法“宁为鸡首，勿为牛后”了。异化译法既传达了源文含义，又使译文读者了解了西方文化中相应的表达法，扩大了译文读者的知识面，这样的译文更能为现代读者所接受。因此，此句应采用异化译法。又如：While it may seem to be painting the lily,Ishould like to add somewhat to Mr.Alistair Cooke's excellent article.(March:GUAKDIAN WEEKLY,19Feb.1953)。这句话可异化为“我想给阿利斯太尔·库克先生的杰作稍加几笔，尽管这些也许是为百合花上色，费力不讨好”。因为百合花在西方人心目中是贞洁和高贵的象征，所以为百合花上色是一件徒劳无益的工作。如果归化成“多此一举”，则会抹杀掉原文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象，更不能体现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而通过“异化”翻译的手段则使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西方“百合花”的象征意义，从而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另外，把“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归化为“穷得象叫花子”，原文中文化意象荡然无存，倒不如用异化译法将其译为“穷得象教堂里的耗子”更富有鲜明的形象和文化色彩，还丰富了原文的文化意象。Benjamin Franklin在1748年写的《致青年商人》(To Young Tradesmen)中有句名言：“Time is money”。过去的归化汉译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译文体现了汉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现在的异化汉译是“时间就是金钱”。它直接移用英语句式，和“质量就是生命”一起成为众多商家的宣传口号。这两句话极具表现力，准确、形象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家群起竞争的状况，揭示了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将整个世界连成一体，政治、商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内交往频繁。现代人通过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渠道，可以了解和感受到异域文化，人类各种文化差距将逐渐缩小，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受到同样的影响，适当增加“异化”翻译的运用，不仅能将新鲜元素注入本国文化之中，也能促进本国文化对外的传播，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加速“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异化”翻译并不是以忘掉自身文化为代价，恰恰相反，它是以熟悉了解他种文化为前提，然后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翻译工作。给予“异化”翻译更多的关注也决不是否定、排斥“归化”翻译的方法，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才是解决翻译中文化冲突现象的真正出路。
五、归化法和异化法的取舍
那么，怎样决定翻译一篇文学作品时归化法和异化法的取舍呢?读者在阅读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既能从中获取一些知识，又能产生强烈的情感活动，得到审美的愉悦。文学作品的这一特殊性要求文学翻译既能给读者提供一个与原文的审美效果对等的审美客体，以让译文读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又能提供给读者原文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精髓。只要译文能做到这一点，不管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是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是形似还是神似，是紧扣原文还是进行再创作，都是可取的。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中的直译；反之，归化则是用与原语有相同使用频率、但一般都带有某些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意译。归化和异化的取舍要受具体的语境、翻译的目的、译入语的包容度、文学作品、作家、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效果、民族的思维习惯和不同文化的趋同程度的具体情况等限制。例如，在文章《当医生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中，阿瑟看到自己的女友被舒茨抱着要强吻的时候，立即冲上去，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I'll teach you how to kiss a girl!”
“No,”said Sute,“I've graduated.”
有人将这段话异化为“我来教你怎么样同姑娘亲吻!”，“不，”舒茨说，“我已经毕业了。”此译的准确性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有人用归化法把它翻译为“我来教教你怎么样同姑娘亲吻!”，“不用你教，”舒茨说，“我早已出师了。”第二种翻译多用了一个“教”字，更好地表现出了阿瑟充满敌意和威胁的口气，读者甚至可以感觉到一场争斗即将来临的气氛。而且，译者把“毕业”归化为汉语特色的“出师”，这两个词语虽然意思相近，可表现的意义却有所不同。一个人“出师”了，就意味着此人在一个行业里称得上师傅，是个行家里手了。更主要的是，“出师”二字一出口，就让人体会到说话者那副玩世不恭、油腔滑调的样子。很明显，后一种归化译法的语言表现力强于前一钟异化译法，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思维和语言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翻译界似乎大有扬异化避归化的趋势。但叶蜚声先生说的好：“实际能为目的语所用的异化都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不涉及结构规则本身的变化”(叶蜚声、徐通镪，1981：268)。过度强调异化就违背了汉语发展的规律，也损害了翻译本身的文化传播价值。文学翻译中许多异化结构像补丁一样贴在汉语里，使之褴褛不堪，这无助于汉语的正常发展，也难以实现翻译有效传播异域文化的目的。根本违反目的语基本规律的异化只能算死译或硬译，可接受的异化翻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目的语的内部规律和文化习惯，所以，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翻译只是相对的。
六、结语
由此可见，在文学翻译中，采用异化法和归化法中的哪一种翻译方法，并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这两种方法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当然，无论采取哪种翻译方法，都应该遵循下列原则：(1)译出原作的意义；(2)表达出原作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精髓；(3)使译文的表述自然地符合译语的要求；(4)努力使译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应与原文读者一致。
收稿日期：200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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