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与明代抗倭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战争论文,宗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抗倭战争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亦是明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明嘉靖中期，倭患日烈。朝廷以胡宗宪任抗倭总督后，才基本上奠定了抗倭战争的胜局。然而他曾阿附权臣严嵩、赵文华，故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以贬居多。笔者认为，身为抗倭主帅的胡宗宪，对击败在我国东南沿海猖獗侵扰的倭寇，贡献突出，表现非凡，对其功过应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抗倭功绩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又号林龙川人。徽州府绩溪县（今属安徽）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知益都（今属山东）、余姚（今属浙江）两县，后擢御史，巡按宣府、大同。三十二年（1554年）始，历任浙江巡按、巡抚、抗倭总督、兵部尚书。四十四年（1565年）仲冬日，服毒自杀于狱中。
胡宗宪自任浙江巡按起，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以严嵩党事革职，始终参与和指挥抗倭战争。此间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倭患最重的时期。倭寇所至，“掳掠男女，劫夺货财”①。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袭击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在数百千区”②。三十三年，进犯浙、直，焚杀无数，仅昆山县“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③。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抗。胡宗宪顺应历史潮流，“以倜傥非常之才”④，抱定“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⑤的雄心壮志，领导抗倭战争七、八年，参加“大小数十百战”⑥，战功赫赫，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
第一，水陆并举，建立沿海防御体系。明初注重海防，“陆有战守，水有战船”⑦，倭寇偶有骚扰。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后，倭患频仍。这时明廷决定以胡宗宪任抗倭总督。他上任后，十分重视加强海防，并把苏、松地区做为重点，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防之于海；犹防江者必防之于江”⑧。以往抗倭总督于加强海防方面虽也曾有举措，但都未能形成防御体系。胡宗宪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⑨，沿海地区随时可能遭受倭寇焚掠的情况，决定建立沿海防御系统。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指导抗倭斗争。“缮甲造舰”⑩，修造战船千艘，多置火器，配备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由俞大猷、戚继光分率巡洋。福建沿海设立哨兵，置烽火门、小埕、南日、浯屿和铜山五大水寨，派驻军队捍卫海岸。浙江沿海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大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布列各港口，以四参将六总兵统之，“不拘警报有无，而亲出海洋，严督各总戮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来”(11)。明朝真正的水师是从这时建立的。
第二，蠲免租赋，不“为倭贼殴民”。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并存，军费开支浩繁。三十四年（1556年），额外增税，亩出兵饷一分三厘，加上其他名目众多的赋役征发和严厉的海禁，沿海居民“膏血为之罄尽”(12)，生路断绝，敝衣枵腹，皆曰：“与其守分而瘐死，孰若从寇而幸生？”(13)部分百姓被迫加入倭寇行列。胡宗宪深感问题严重，指出：“凡此经费，虽一木一石，一米一钱，皆生民膏脂……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重困之以征徭，搜刮之以劝借，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是有司者，乃为倭贼殴民，而又何怪乎？”(14)他奏请朝廷宽限征收江南地区历年所欠加派、逋赋，并蠲免倭患重灾区钱粮。浙江省加派缎匹、工料等项银两，已达20多万，户、工二部还催查历年逋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上疏请敕户部，将加派本省的缎匹等项一一查清，除国家急需者严督依限征解外，“其余姑照苏、松事例，暂宽期限，其节年拖欠钱粮，暂且停征。及以后再有加派，一应钱粮，暂派别省”(15)。
在胡宗宪疏争下，明廷除因自然灾害对东南地区减免赋税外，又多次在倭害严重地区大规模蠲免钱粮。他还根据需要，随时裁减水陆官兵，以减轻百姓负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奏准裁去部分士卒及岁费银49.9万余两(16)，有力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抗倭积极性。
第三，整肃军纪，赏罚分明，身先士卒，同将士共甘苦。明朝中叶，军队腐败，“法令废弛”，卫所官兵“桀骜不训，顽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17)，“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上熙下恬”(18)。“脆弱之兵”、“纨袴之将”(19)，正是明军状况的真实写照。胡宗宪认识到：“赏罚明而士心益以劝，军政肃而海贼不足平”(20)。即平定倭寇必须从整顿军政，严明赏罚，提高将士战斗力开始。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柘林倭寇犯乍浦、海宁，陷崇海，杀死官兵多人。胡宗宪奏请“正失事诸人之罪”。巡抚、指挥、参将、把总以指挥无方，临阵脱逃，“各坐罪有差”(21)。参照协总指挥王鹏“备御无方”，使百余倭寇流毒三郡，数百军民被害，为推卸罪责，竟“割取阵亡之首冒报部下之功”，胡宗宪疏请对其“宜重究以彰大戒者也”(22)。对抗倭有功官吏则不次超擢。知县杨藏、千户周勇、监生乔镗等作战有功，“奖赏有差”(23)。吏员吴成器“敢死善战”，“量改郡职”(24)。唐顺之战功卓著，迁佥都御史。即使对同一人，亦赏罚分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倭寇攻破杭州北新关，提督李天宠贻误军机被胡宗宪弹劾。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倭寇分掠绍兴府各县，李天宠率军斩擒300多人。胡宗宪上疏“请录巡抚都御史李天宠……等功”(25)。
为使赏罚制度化，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月，胡宗宪规定死事诸臣为三等，“有功而又能死事者为一等，虽无功而能忠于所事者次之，勤无可录而事适不幸者又次之。其或失机偾事，虽身故仍须追夺官荫”(26)。
在整顿军纪的同时，胡宗宪身先士卒，与将士同甘共苦。胡宗宪终年坚持在抗倭第一线，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仅嘉靖三十四年就多次亲临歼倭战场。四月，同总督张经追倭至王江泾，“斩贼首千余级，溺死千余”(27)。四十年四月至次年十一月，胡宗宪率师与屡犯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的倭寇战于海上6次，战于陆上12次，俘斩1426人，焚溺死者无算(28)。
总督亲临战阵，将士深受鼓舞，斗志昂扬。嘉靖三十五年八月，胡宗宪调兵进攻占据东沈庄的倭首徐海，倭寇穷凶极恶，保靖、河朔官兵先后为其所败。此时，胡宗宪“擐甲厉声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瞰垒下击”(29)，大败倭寇。同年十一月，倭兵侵犯会稽，报沈庄惨败之仇，来势凶猛，“官兵莫能御”，胡宗宪督促将领卢镗迎战，被他以士兵疲劳宜稍事休整为由拒绝，形势危急。宗宪不顾敌众我寡，“夜召亲兵袭破之，达旦，诸营方知，入贺，镗大惭服”(30)。在抗倭战斗中，胡宗宪常“辄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置生死于度外。倭寇围杭州时，他又“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31)，展示了身为统帅的风范。
第四，重用和依靠一批抗倭将领。胡宗宪十分重视用人，主张“用兵之道，任将为急”(32)。在他手下有一批著名的抗倭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明廷对军队控制颇严，凡将领遇事必先奏准朝廷而后实行，往往丧失战机。鉴此，胡宗宪建议给诸将必要的权力，“欲责其决胜，必须假以重权，临阵之际，俱得以军法从事”(33)。如有紧急军务，允许将领“一面先行处置，一面具本奏闻”(34)。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智灵活，不失时机地打击倭寇。
上述将领中，胡宗宪尤为器重戚继光、俞大猷，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嘉靖三十五年，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次年，胡宗宪就推荐他任参将，镇守倭患最烈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胡宗宪特别重视招募土著民兵训练参战，曾亲自“于沿海招募义勇，照依客兵支给口粮”(35)。他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当时义乌县乡民正同处州来的矿夫为争夺采矿权展开大规模械斗，义乌乡民骁勇善战获得胜利。胡宗宪认为义乌民悍勇可用，指出：“外贼称悍，乌民一战歼之，勇可知矣，吾方求其人而不得”(36)。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戚继光奉命裁汰所部旧兵，去义乌招募3000兵丁，组成威震四方的“戚家军”。募兵的作法是对明代卫所制兵役的变革，调整了士卒世袭制，使军伍编制和领导体制更加适应抗倭战争的需要。不久，戚继光又献鸳鸯阵，胡宗宪高兴地说：“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37)嘉靖四十年夏，倭寇一、二万人犯台州，戚继光面对“敌众我寡”之势，分路策应，合力并击，以次歼灭。胡宗宪赞许道：“是时兵实千五百人，而一鼓殄二千贼于呼吸间，全师奏凯，可不谓奇耶？”在上疏中，他推崇戚继光“督战功最”(38)。
可见，戚继光、俞大猷对平定倭寇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胡宗宪指挥、重用是分不开的。过去有人认为胡宗宪压抑戚、俞，这种观点也是不妥当的。
第五，剿灭倭寇巨魁王直、徐海。王直、徐海长期以来在海上“南面称孤”，坐遣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为倭寇巨魁。胡宗宪不顾一些朝臣反对，决计剿、抚并施，铲除王、徐。他一面令戚继光、俞大猷痛击倭寇，一面派人到日本五岛招抚王直。此时，日方因连年进犯我国，伤亡颇大，或“全岛无一归者”(39)，怨声载道。王直集团内部亦矛盾重重，他表示如明廷能免其罪并开放海禁，就可归附。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徐海、叶麻与陈东率倭数万大举入犯，胡宗宪施离间计，倭寇自相擒杀。明军抓住时机，大败徐海、陈东部。徐海投河自尽，叶麻、陈东和辛五郎并斩于嘉兴。未几，势力日蹙的王直从五岛西渡至定海，欲同徐海联合，但徐部已被剿灭，王直进退维谷。胡宗宪即命戚继光“督健将埋伏数匝，水陆要害，星罗棋列，鱼鸟莫度”(40)。同时，答应为王直请封都官号，允许通商互市。王直迫于官军“兵威甚盛”及利禄诱使，投降官府。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灭，“两浙倭渐平”(41)。
作用评说
胡宗宪善于用人，精通谋略，冲锋陷阵，冒死报国，功绩在主持抗倭的诸位大员中当推第一，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侵扰做出了杰出贡献，作用颇大。
首先，保护了东南地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明人薛应旗在论及胡宗宪抗倭作用时说：“闽浙江淮数千里之惨害，东南三十六岛之妖气，一旦廓清荡定，而士民举手加额，载道欢呼，咸遂更生之愿矣”(42)。抗倭胜利使明政府在嘉靖四十二年四月“诏罢江南加派兵粮银两”(43)，江南人民多年的“加派”有所减缓，经济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东南税赋之场，复旧生理”(44)。百姓安居乐业，国内贸易繁荣。“民复其居，士安其业，耕不释耒，行不弛担。层轩飞陛不烬于炎灰，楼船画舫不绝于觞泛，筒绮杂贿充溢于廛市，闾阖之间，士风嘉丽无减于畴昔，孰非公（胡宗宪）所赐矣”(45)。生产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流通，冲击了我国传统的封闭式经济，有利于新的生产关系萌芽。
其次，海禁解除，对外贸易益愈活跃。在平倭过程中，许多官员逐步认识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46)，海禁既不能断绝走私贸易，又不能防止倭患，纷纷要求开放海外贸易。朱纨主张，百姓船只长不过四丈，宽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47)。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胡宗宪疏请与日本互市。由于当时条件不具备，开放海禁未能实现。隆庆初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禁例，准贩东西二洋”(48)的建议，并制定一些商税制度，有条件地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洋贸易合法化。此乃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胡宗宪维护民族利益，消除倭患，为这一经济趋势的形成，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另外，国防得到巩固。抗倭战争中，海防设施修缮，士兵得到训练。浙、直、闽、粤沿海防务打破了卫所防御格局，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海防整体性加强，为对外贸易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由于倭寇被平定，东南海疆安稳，明廷才能将戚继光、谭纶、王崇古等调往蓟镇等“九边”，加强北部边防。其中，王崇古为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成功实现作出了贡献，从此蒙汉两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49)，北疆生产发展起来，“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50)。这些都是抗倭胜利后取得的可喜佳绩。
对胡宗宪抗倭的历史作用，时人给予很高评价。张鼎说：“浙、直中倭六、七年，更总督数人，费金钱动巨万，迄无成功。公（胡宗宪）奉公授计遣将，或剿之内地，或徼之海外，倭生还者少矣。其擒徐海、诱王直，功尤奇……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其再造力也，抑公可谓社稷臣矣”(51)。
沈明臣指出：胡宗宪“慨然志死，誓不遗贼，爰声大义，则张胆明目；迭出奇策，则潜虑密谋；延揽英豪，选锐授甲，劝以赏赐，纤以刑罚……旧吴遂有罂脰、陆霸、横泾之捷；东吴遂有清风、仙居、龛山之捷”(52)。
王士性推崇胡宗宪“雄行阔略……故论浙中平倭功，当首祠胡公”(53)。
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春，一些大臣以胡宗宪抗倭不力，请追夺其功赏，嘉靖帝“命廷议之。咸言宗宪功多，宜勿罢”(54)。
四十二年六月，巡按御史李邦珍上福建平倭功，称胡宗宪“功最多，宜从重赏”，并说“虽去任，亦宜优录”。兵部议，从之(55)。
嘉靖时人皇甫汸说：“绩溪近在数百里内，曾不得一过其门；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临其尸而哭。断怀土之思，割肌肤之爱，视其身轻如鸿毛，赴国家之急如水火”(56)。
从上述明人的评价来看，胡宗宪抗倭功劳卓著，实不可灭。为抗倭战争胜利，他忧劳国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问题”辨析
很久以来，胡宗宪顶着“军门倭主”等罪名，不白之冤未得昭雪。现就有关“问题”辨析如下。
关于厚结严嵩、赵文华。赵文华认严嵩为义父，胡宗宪一次贿赂4000金，并通过文华厚结严嵩、严世蕃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57)，奴颜以事。清人谷应泰评论他“才望颇隆，气节小贬”(58)。
嘉靖年间，世宗昏愦，权臣擅政，贪贿之风盛行，吏治衰败。即便有为之官吏不厚结权臣，无论公私，事亦难行。朱纨主持浙闽海防，触犯了通倭官僚、富商大贾利益，在朝闽浙籍官员便“劾纨擅杀”，“祸发朝堂”(59)，朱纨被迫自杀。严嵩当政，官吏“凡迁转，必赂世蕃始得，不尔，必不迁，且中以祸”(60)。王忬出督抗倭，颇有作为，因“阃外有遥制之忧，中枢失内赞之力”(61)，竟以抗倭不力罢去。张经、周琉不买赵文华的账，先后遭其陷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胡宗宪由赵文华推荐升任抗倭总督，恃严嵩为内援，“东南帑藏，悉从调取；天下兵勇，便宜征用”(62)，对他放手从事抗倭斗争十分有利。胡宗宪贿严、赵的目的是“豢之令为我用”(63)。他深知，贿结严、赵虽受恶名而终成抗倭大功，否则，自身难保，又将继张经、李天宠等后“肆诸市朝矣”(64)。对此，明人张鼎说：“不贿则身危而功不成，贿则幸成功而受恶名以死。疆场之臣难言哉，盖千古蹈斯弊也”(65)。何乔远说：“世讥宗宪内结严嵩，外比赵文华以自固”，但因他抗倭功大，“身没既久，浙人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66)。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指出，严嵩猖獗时，胡宗宪“果硁硁自好，立罢矣。江南中倭患，妇孺之命悬于矢刃，非胡尚书谁为出死力者。献瑞通赂，虽不轨于正，论其功宥以十世可也”(67)。他们对胡宗宪贿结严、赵党事是从抗倭大局考虑的，在封建社会，下级官吏贿赂上级乃至权臣可谓司空见惯。不能因胡宗宪贿结严、赵，就抹煞其抗倭功劳，亦不能将他划入严党集团，从其一生所作所为看，他与严党是有区别的，就连嘉靖帝也肯定地指出：“宗宪非严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68)。
关于“军门倭主”。王直降后，胡宗宪“待以宾礼，使指挥某为馆主，全舆夫肩舆出入，复出薪米、肉酒供其舟人，日费百余金，且交质为信，保无他虞”(69)。“江南人汹汹，言宗宪纳直（王直）、善妙（日本人）等金银数十万，为求通市贷死”(70)。“军门倭主”由此得名。
胡宗宪诱降王直后，江南人民拍手称快，要斩其首以解心头之恨。然王直虽降，其子王敖仍领数千倭寇盘据舟山，为稳住王直余党，争取他们归降，胡宗宪对王直采取优待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江南人民误解，“疑宗宪纳贼赂”。(71)其实胡宗宪一面厚待王直，一面启奏朝廷，建议对王直或正法，或免死罪，使其立功自赎。(72)当接到斩杀王直诏令后，即将其下狱，斩于杭州。这就是所谓“军门倭主”之真相。
对倭首王直、徐海，是招抚，还是剿灭，朝廷内一直争论不休。胡宗宪派人招抚王直时，有的大臣攻击他“且酿东南大祸”。王、徐被消灭后，倭寇又大举入犯，这些大臣借机弹劾胡宗宪“诱王直启畔”(73)，利用江南人民不满情绪，诬他为“军门倭主”。事实说明，诱降倭首及其部众，只能加快平倭步伐。当时兵部尚书杨博认为，诱歼王、徐，“功实非常，赏宜从重”(74)。大臣许国热情洋溢地称赞胡宗宪“从容谈笑乎杯酒之间，而婴抚二酋于股掌之上”(75)。一个时期倭患加剧，正是由于对归降的王直处理不当，“其党大恨”而致，与胡宗宪招抚并无联系。嘉靖帝当时就把将倭患加剧之因看成“诱王直启畔”的观点斥为“不分是非，不明功罪”(76)。严嵩倒台，徐阶当政，那些大臣为迎合新首辅，旧案重提。时人徐学谟对此看得十分清楚，说：“言事者阿新辅臣意，诬宗宪党（王）直勾倭，必欲杀宗宪以悦其仇。此天下之大冤而至今无人白之也”(77)。徐阶主修《世宗实录》，又将“军门倭主”说载入，造成千古奇冤。
关于“加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创编提均徭之法，加赋额外，民为困敝”(78)，又“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两）”(79)。有人据此认为胡宗宪搜刮民财，加重百姓负担，于抗倭不利。
对“加派”问题，究竟如何看待？明嘉靖中叶，面临“南倭北虏”严峻局面，九边军费浩繁，朝廷大兴土木，帑藏匮竭，入不敷出，抗倭经费严重不足。而“夫欲足兵，必先足食”，自古皆然。加派固然增加百姓负担，但倭患不除，“身家且不能保，又何有于资财乎？是犹覆舟者，不思身命之重，而惟忧囊橐之溺也”(80)。正如户部尚书方钝所云：“民困固所当恤，倭情尤为可虑，设使地方无备，一时倭寇突至，则其焚劫杀伤之惨，将有甚于提编加派之苦者。”(81)持论允当，入木三分。胡宗宪顶着骂名，从抗倭大局出发，搞些加派，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加派大多是在未被倭患或倭患较轻处进行，对遭受倭害或自然灾害较重地区，则极力争取蠲免钱粮。需要指出的是，加派仅是胡宗宪筹措军费的途径之一，他主张多渠道筹集抗倭军饷，或取自官府，或取自富室，或暂借岁派。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他奏准留浙江原派河工银36000两“于本省充饷”(82)。次年，奏留两淮余盐银30000两。四十一年（1562年），世宗降诏，令淮浙两运司各发银20000两，“运浙直军门充饷”(83)。从外省调来的兵马费用，胡宗宪请求各省支付，尽力把江南人民的负担减少到最低限度。
关于“总督银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科道官罗嘉宾、庞尚鹏弹劾胡宗宪“扣侵边饷为常规，有‘总督银山’之号”(84)；又“所侵官帑、敛富人财物亦不赀”(85)。次年六月，奏其侵盗军饷33000两(86)。
嘉靖年间，将领侵盗军饷比较普遍。但胡宗宪所谓侵饷事却大有可辨之处。其一，如上所述，取资官帑、富室是胡宗宪筹措抗倭经费的主要方式。其二，最关键的是这些钱财并未被他据为私有，而是用于招降王直、徐海等倭首和奖励作战有功将士。
倭首之一毛海峰归附后，帮助明军进攻倭寇，遣其党羽说谕各岛“相率效顺中国”，胡宗宪“乞加重赏”(87)。兵部覆言：“兵法用间用饵，或招或抚，要在随宜济变，不从中制。”(88)嘉靖三十五年，为解桐乡之围，胡宗宪馈送徐海黄金千两，缯绮数十箱(89)。为诱降王直、徐海，而“日费百余金”。
为鼓舞士气，胡宗宪决定奖励作战有功将士。汤克宽部抗倭有功，军饷“每日人各八分”，对“戚家军”更是“给饷甚厚”，士兵“愿出死力战守焉”(90)。
因此，当胡宗宪知道有人诬他“侵盗军饷”时，上疏辨曰：“臣为国除凶，用间用饵，不有小费，不可以就大谋，而忌者遂缘此生奸，指为侵扣，臣诚不能以危疑之迹自埋于谗谤之口，乞且赐罢，以待分论少明，然后东西南北惟上所用。”(91)在他请求下，朝廷命浙江巡按崔栋申勘“侵盗军饷”事。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崔栋将调查结果上奏皇帝，说“宗宪无他，且言军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财耳。其中用间行饵，贾勇赏谋，鼓舞之术居多，若使尺寸之间尽以绳墨约之，宁遽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宪可原。”(92)世宗诏旨：“钱粮既查明，胡宗宪令照旧尽心督抚”(93)。时臣萧彦后来回忆道，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94)。因此，“总督银山”说不能成立。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南京户部给事中陆凤仪为献媚徐阶，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指责其“日取驿递官民军前粮饷而斩艾之、朘削之，督府积银如山”(95)。胡宗宪以此被逮。徐阶主修《世宗实录》时，又给他留下“总督银山”的恶名。
上述可见，否定胡宗宪的几种观点基本上站不住脚，而且大都在当时早已澄清。所以流传至今，与徐除关系很大，和党争密切相关。徐阶与严嵩同在内阁任事，对严嵩长期把持朝政十分不满，双方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胡宗宪交结严嵩，很自然引起徐阶嫉恨，一直寻机对他进行报复。严嵩倒台，徐阶任首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宪以“党严嵩”被逮，嘉靖帝让他归乡闲住，徐阶仍不放过，派人观其动静，谓其侵匿别人财产，特别是给他加了“妄撰圣旨”的罪名，便将胡宗宪置于死地。主修《明世宗实录》时，又把过去攻讦胡宗宪的流言蜚语作为结论收录。胡宗宪因而成为朋党倾轧的牺牲品。对此，时人王畿说，胡宗宪“权位重而责愈备，经费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罚而德怨易至于横生”(96)。谷应泰明确指出：胡宗宪抗倭有功，但权太重，尤其厚结严嵩、赵文华，“祸机萌此矣”(97)。
胡宗宪蒙冤被逮，茅坤“上书颂其冤”。及卒，沈明臣“作孤愤，走墓下哭，天下闻而悲焉”(98)。史家谈迁为其鸣不平，曰：“中山之箧再入，而鸟尽弓藏矣，国家酬功类然，所以劳臣为之裹足也”(99)。
胡宗宪作为封建官僚，有其自身难于摆脱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攀附权贵，气节稍贬，生活放纵，携妓酣饮，视总督府为杂剧场。对俞大猷虽很器重，但一旦触及到私利，便不惜嫁祸于人。俞大猷与御史李瑚同乡，又都反对招抚王直。王直被杀，“其党大恨”，倭寇蜂至，流窜福建，“闽人大噪，谓宗宪嫁祸”(100)，李瑚趁机弹劾胡宗宪“招王直启衅”等三大罪，舆论对胡宗宪十分不利。胡宗宪怀疑俞、李合谋倾己，便上奏说俞大猷对倭寇“邀击不力，纵之南奔”(101)。俞大猷被逮诏狱，这成为胡宗宪一生最大缺失。尽管如此，胡宗宪仍将作为明代杰出的抗倭将领永载史册。
注释：
①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②(31)(63)(64)(97)(10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③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
④(63)(65)谈迁：《国榷》卷63，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乙亥。
⑤胡宗宪：《题为恳乞天恩酌处监试职务以便督军以图补报疏》，《三巡奏议》卷3。
⑥茅坤：《茅鹿门文集·贺宫保胡公序》，《明经世文编》卷256，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明世宗实录》卷410，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庚子朔。
⑧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御海洋》“总督胡宗宪云”条。
⑨《明世宗实录》卷419，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
⑩沈明臣：《宁台温之捷》，《筹海图编》卷9。
(11)胡宗宪：《胡少保海防论》卷3《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明经世文编》卷267。
(12)(40)(90)朱九德：《倭变事略》。
(13)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8《上总制书》。
(14)(15)《胡少保奏疏》卷2《题为献愚忠以图安攘事疏》，《明经世文编》卷266。
(16)《明世宗实录》卷452，嘉靖三十六年丁酉。
(17)谭纶：《谭襄敏公奏议》卷1。
(18)(20)(22)胡宗宪：《题为倭寇突入贼内杀伤官军残害居民乞赐究治失事官员以肃军政疏》，《三巡奏议》卷3。
(19)(21)(23)(69)(72)徐学聚：《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神州国光社1952年12月版。(24)《明世宗实录》卷440，嘉靖三十五年十月癸巳。
(25)《明世宗实录》卷417，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己丑。
(26)夏燮：《明通鉴》卷62，嘉靖三十八年十月。
(27)玉垒山人：《金山倭变小志》。
(28)(38)《明世宗实录》卷501，嘉靖四十年九月甲辰。
(29)茅坤：《胡公宗宪剿徐海本末》；焦竑，《国朝献征录》卷57。
(30)《国榷》卷61，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乙酉。
(32)(33)(34)(80)《胡少保奏疏》卷2《为议处紧急寇以救生灵以安根本事疏》，《明经世文编》卷266。
(35)《筹海图编》卷6。
(36)(37)(69)徐开江：《明名臣言行录》卷59。
(39)(41)(51)(54)(57)(68)(71)(78)(85)(100)《明史》卷205《胡宗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42)薛应旗：《方山薛先生集》卷16《贺胡梅林序》，嘉靖三十八年重刊本。
(43)高汝栻：《皇明法传录》。
(44)(46)唐枢：《御倭杂著》卷1《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270。
(45)(56)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45《奉贺开府宗宪加宫保进位左司马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14，别集类。
(47)朱纨：《朱中丞甓馀集》卷2《阅视海防争》，《明经世文编》卷206。
(48)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49)《明史》卷222《王崇古传》。
(50)《明史》卷222《方逢时》。
(51)(67)《国榷》卷63，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52)沈明臣：《少保胡公诔》，《国朝献征录》卷57。
(53)欧阳祖经：《明谭襄敏公纶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1年1月版。
(55)《明通鉴》卷63，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庚戌。
(60)(61)傅维鳞：《明书》卷149《严嵩传》。
(62)黎光明：《嘉靖御倭主客军考》，原引《征兵考实》。
(66)《国榷》卷64，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丙戌。
(70)(73)《明世宗实录》卷453，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乙卯。
(74)《明通鉴》卷62，嘉靖三十九年二月甲辰。
(75)许国：《许文穆公集》卷5《祭故少保兵部尚书胡梅林》，万历三十九年刊本。
(76)《明世宗实录》卷465，嘉靖三十七年十月辛亥。
(77)《国榷》卷62，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
(79)《明史》卷77《食货志》2，《赋役》。
(81)《明世宗实录》卷454，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癸未。
(82)《明世宗实录》卷435，嘉靖三十五年五月辛巳。
(83)《明世宗实录》卷508，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丙子。
(84)《明世宗实录》卷474，嘉靖三十八年七月戊子。
(86)(91)《明世宗实录》卷485，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壬寅。
(87)(88)《明世宗实录》卷437，嘉靖三十五年七月戊午。
(89)《西园闻见录》卷77，兵部26《用间》。
(92)(93)(94)《明世宗实录》卷496，嘉靖四十年五月乙亥。
(96)《明世宗实录》卷515，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96)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3《三锡篇赠宫保梅林胡公》，万历四十七年刊本。
(98)《绩溪县志》卷10。
(99)《国榷》卷64，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丁丑。
标签：胡宗宪论文; 戚继光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嘉靖帝论文; 明经世文编论文; 俞大猷论文; 筹海图编论文; 王直论文; 倭寇论文; 明朝论文; 严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