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结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跨国公司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8）11－0162－04
近年来，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正在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扩大、新的主导力量。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组织结构、行业结构、进入方式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发展变化对我国服务业扩大吸收外资具有重要影响，应引起我们关注。
一、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组织结构
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扩张中逐步形成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对美国的确保产品销售市场型投资。这种对外投资模式以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为主，旨在通过扩大对美国制造批发业投资，促进日本对美国投资企业产品的销售，确保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份额，减少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另一种模式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的确保低工资劳动力型投资。这种投资模式主要以制造业投资为主，旨在通过与系列企业的“配套型”投资，在亚洲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以确保日本产品的低成本、高收益。在后一种模式主导下的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是以制造业投资为主，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为辅，相互依存、共生互动的模式。日本对中国投资模式决定了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对中国投资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组织形式。
1.在中国投资起步阶段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日元升值，日本企业从对中国出口贸易向直接投资阶段转变，许多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和政策不熟悉，日本综合商社发挥其在中国投资环境和本地化生产经营等方面积累的优势，与其他日本企业共同投资房地产和商业等服务业项目。
2.在中国投资扩大阶段以伞型企业（投资性公司）为主的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日本对中国投资进入了出口替代型的扩大阶段。日本制造业对中国投资扩大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华投资的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综合商社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为扩大对在中国生产企业的再投资和在中国国内的购销分别建立了伞型企业（投资性公司）。
3.在中国投资全面深入扩大阶段以总括公司为主体的对中国服务业直接投资。中国加入WTO后，日本跨国公司为加强对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成立了集中管理其对中国投资的子公司和企业的总括公司。总括公司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伞型企业（投资型公司）。以集中管理对中国投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为主。二是地区总部。主要负责制定对中国投资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对投资企业进行管理以及为投资企业提供生产性共享服务。三是特定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内的贸易公司。主要从事日资企业产品及进口产品在中国的销售。近年来。日本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建立的上述各种形式的总括公司已成为对中国服务业投资的主体。
二、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
从投资行业结构来看，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据对2005—2006年日本《中国进出企业一览》收录的1187件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的统计，截止2005年6月，包括商业批发、运输物流和信息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投资项目，占同期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总数的69％。日本主要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投资基本情况如下。（1）商业批发业。日本商业批发业对中国投资项目占日本全部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的43.5％（518件），居首位。商业批发业投资项目在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中占较高比重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近年来日本综合商社加快了向作为价值链下游环节的商业批发领域扩展的步伐。二是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为加强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营销，由母公司或通过在中国设立的总括公司投资建立批发销售企业。（2）运输物流业。日本运输物流业对中国投资项目数量仅次于商业批发业，占日本全部对中国服务业投资项目的15.4％（183件）。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运输物流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目前，初步形成以日本通运、山九和日新三大对中国投资物流运输企业为主导，包括公路运输系列企业（大和运输等）、海运系列企业（日本邮船等）、航空运输系列企业（日本国际航空等）、仓储系列企业（三菱仓库等）、综合商社系列企业（三菱商事等）和制造业大企业内部物流企业在内的日本运输物流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营销组织网络。（3）信息服务业。日本信息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占日本全部对中国服务业投资项目的11.8％（148件），居第三位。中国加入WTO后，日本跨国公司为扩大加强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提高经营效率，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迅速扩大，由此促进了包括软件业和市场调查咨询业在内的日本信息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扩大。据统计，仅2000至2003年的四年中，日本信息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就达51件，占日本信息服务业对中国投资项目总数的34.5％。其中富士通、日本电气以及大和综研等IT产业和信息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项目占较大比重。（4）金融和非金融业。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租赁公司在内的日本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先后进入中国。目前包括三菱东京联合银行、三井银行和瑞穗实业银行在内的日本三大银行共计在中国建立15个营业性分支机构和14家代表处。另外，近年日立、富士施乐等制造业跨国公司也先后投资建立了多家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5）设计研发业。中国加入WTO后，伴随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经营战略向本地化转移，日本对中国研发中心投资迅速扩大。据统计，截止2005年底，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研发中心投资已达39件，其中2001年以后设立的占70％。而且日本对中国研发中心投资项目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同时，更加重视与中国大学、科研院所问的“产学研合作”，更加重视人才的本地化。
除上述主要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外，零售业是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消费性服务领域投资所占比重较大的行业之一。目前，日本商业零售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主要有百货店、综合零售店（含超市）和连锁店三种业态。截止2005年底，伊藤洋华堂和永旺集团已分别在中国投资建立了大型超市7家和10家。在零售连锁店领域，目前已有罗森、柒——拾壹日本投资公司和福满家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连锁店跨国经营公司在中国投资，共建连锁店497家。其中，罗森、柒——拾壹和福满家分别占40.2％、45.65％和14.1％。
三、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进入方式结构
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特征。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主要以合资为主。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服务部门修改和新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对外开放的法规和规章，为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近年来，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独资化主要通过四种形式实现。（1）新增投资企业基本采取独资方式。据统计，2002年和2003年日本服务业新增独资对中国投资企业分别占同期日本服务业新增对中国投资企业总数的65.2％和68％。（2）通过在中国设立的总括公司建立独资企业。近年来，伴随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权和分销权（批发、零售、维修）的彻底放开，日本综合商社和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建立的总括公司积极新建或扩建独资商业批发企业。（3）通过形成市场营销型战略联盟建立独资企业。一些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从对中国市场的预期目标和企业总体经营战略考虑，为提高在中国市场的营销效率和市场控制力，通过相互间形成市场营销型战略联盟建立独资企业。2005年，日本通运与三菱商事就中国物流业务对接互补形成战略联盟，并建立了相互持股的对中国投资公司。（4）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对中国投资建立独资企业。2004年1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开始实施，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为充分利用CEPA协议对中国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宽带来的优惠措施和机遇，积极通过在香港注册的子公司对中国投资建立独资企业。近年来，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独资化趋势的动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和政策限制消除为独资化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二是日本对中国投资经营战略的调整与转变。加入WTO后，伴随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制的接轨、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日本对中国投资经营战略从出口导向型（对第三国或日本）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型的转变，日本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都亟须对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在内的产业链进行重新整合，而实行独资化或掌握控股权是前提。
四、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地区结构
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和城市分布差异性。从地域差异性角度来看，目前，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原有经济基础较好，又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均在其范围之内。其次，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具有相对完善的交通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充分满足研发、咨询、技术服务、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的需要。另外，迄今为止，日本制造业对中国投资的约93％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为制造业投资提供配套服务的日本生产性服务业投资也主要选择东部沿海地区。据统计，目前，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97.1％，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仅占1.43％。从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东部沿海地区内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不同地区投资变化的差异性来看，上世纪80年代，包括大连和广州、深圳在内的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成为日本制造业在中国的制成品生产出口基地，因此，这一时期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向这两个地区倾斜。90年代后，伴随家电、电子、汽车等日本制造业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聚集，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开始向上海及长三角地区集中。中国加入WTO后，伴随日本对中国投资战略向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型的转变，长三角地区以其较为发达的经济、较高的经济国际化水平和相对领先的开放型经济吸引了日本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51.55％和58.8％。
从城市分布的差异性角度来看，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内少数超大型城市及特大城市。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了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97.1％，特别是其内部的上海、北京、大连、天津、深圳、广州、青岛、苏州8个城市集中了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76.7％。其中，日本服务业对上海的投资就占日本服务业全部对中国投资的53.1％。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海运中心，目前已经成为日本制造业和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和采购中心集聚数量最多的城市。据统计，截止2003年底，日本在中国共设立地区总部76个、研发中心39个、办事处820个和营业分支机构41个。其中设在上海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办事处分别占49％（37个）、38％（15个）、和41％（335个）。
五、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结构的变动趋势
首先，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组织机构将从垂直一体化向网络化转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垂直一体化的集权式模式。在这种总部集权模式下，母公司高度集权，子公司对母公司高度依赖，在华子公司只拥有极为有限的决策权。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伴随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范围和经营领域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始追求提高在中国投资子公司之间以及子公司与总部之间的协调效应和网络关系，强调通过整合在中国的资源来提升持续竞争优势。在这种战略思维影响下，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始建立运营中心型子公司——总括公司。总括公司在对中国投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计，作为对中国投资网络核心的总括公司，将成为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创新单位、利润中心、投资中心和责任中心。
其次，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行业结构将逐步从生产性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变。迄今，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餐饮酒店、房地产管理等消费性服务业为主的投资阶段。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运输物流等劳动密集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投资阶段。三是中国加入WTO后，以银行、保险和租赁等资本密集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投资阶段。近年来，随着日本对中国投资经营战略的转变，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向服务业倾斜，更加重视把服务环节作为附加值和利润的主要领域。与此同时，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式——大规模定制服务（对定制的服务进行个别规模化生产）。在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服务业产业化和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制造业服务化的共同作用下，包括服务业和制造业在内的日本跨国公司的对中国投资，将逐步向以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为主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变。
再次，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进入方式将从独资向并购方式转变。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有两种基本进入途径：一种是绿地投资，另一种是并购。目前，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进入方式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近年来，伴随日本对中国投资营销战略向重点开发中国本地市场转变，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投资建立的原有合资或独资企业的销售网络都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变化，急需建立自己控制的包括销售渠道和销售经营人才在内，覆盖全国不同地区，能满足多层次需求的销售网络。而利用中国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有利时机，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完善销售服务网络，将成为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新的方式。从并购对象的规模、影响力、市场准入限制以及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自身的比较优势等因素考虑，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服务业企业的并购将主要选择三种类型企业：一是在中国国内具有较强的品牌力、竞争力和销售网络的上市服务业企业；二是日本在服务产品和风险管理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保险和租赁业企业；三是在中国服务市场成长性较强且日本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内容产业（动漫、游戏、音乐、影视等）企业。
最后，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的地区结构将逐步从东部沿海地区少数超大型城市及特大城市向中西部地区主要商业城市拓展。目前，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北京、大连、天津、深圳、广州、青岛、苏州8个城市。而中西部地区主要商业城市数量极少。伴随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投资的扩大和东部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在继续深化对东部沿海地区投资的同时，将逐步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武汉、重庆等主要商业城市的商业流通、运输物流等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部，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将调整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一边倒”模式，适度加大对华南地区的投资。从不同城市之间来看，日本服务业跨国公司将加强对苏州、无锡、青岛、大连、深圳等日本制造业主要聚集城市的服务业投资。
［收稿日期］200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