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喻文化”视角下民族教育发展问题探论
孟 筱1,2
(1.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宁夏银川750021)
摘 要： 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提出了“三喻文化”理论，强调不同的教育主体延展出不同的文化传承和教育模式。民族教育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其多元教育主体与三喻文化传承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性，同时又契合了家庭、学校、社会不同教育机构的文化作用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将三喻文化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是以文化传喻为逻辑起点进行民族教育理论创新，在理论层面彰显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机制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前喻主体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新时代到来之时，在快速变迁又趋向命运共同体的现代社会发展浪潮中，民族教育应在保持自身文化传承基础上，积极融入社会主流，实现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文化选择。
关键词： “三喻文化”；民族教育；交往交流交融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著《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了“三喻文化”理论，即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将整个人类文化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类型，简称为“三喻文化”。“三喻文化”强调不同的教育主体，由此延展出不同的教育模式。民族教育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发展过程中也展现出三种不同的传喻主体，其形成的教育特征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既体现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传承，又积极融入了学校教育；既适应了本民族发展需求，又丰富了教育实践，使民族教育展现出新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文化传承模式不同选择的“三喻文化”内涵
1.前喻文化的自然传承——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遵从、沿袭与复制
前喻文化，即所谓的“老年文化”。传统社会生存环境恶劣、生活资源不足、社会发展速度缓慢，人们对于拥有超越祖辈生活的可能性不作憧憬，理所当然地认为既定的生存意义与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就是年轻人未来生活的图景。为了维系世代文化的源远流长，每一代长者都会以崇高的使命感和义不容辞的义务将生活中的文化因子传递到年轻一代的生活中，因此年轻一代的成长较多地依赖于年长者的监护、教育与影响。晚辈遵从长辈的意志、沿袭长辈的生活道路、习惯公认的生活方式、遵守简拙的是非观念，他们几乎不做选择地复制着长辈的生活模式，长辈也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够顺利继承世代相沿的传统。米德认为，前喻文化之所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前辈文化与生活深度融合的生命力使其在世代延续过程中仍然适用，并成为这一世族约定成俗的习惯传统，但关键是缺乏疑问意识和缺乏自我意识。
Sealing Analysis of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Based on ATLAS WANG Hui，HE Zheng(66)
2.并喻文化的主体间性——发生在年轻一代或年长一代之间的共学与共处
并喻文化是存在于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化。米德认为，并喻文化的产生源于科学发展和移民运动。文化中断使年轻一代意识到，前辈文化不再能够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生活模式，相反，快速变迁的社会浪潮客观地助推了他们创造与时俱进生活的内生动力。于是，年轻一代将前辈文化作为经历的存在进行经验调整，并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视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效仿的对象”[1](P.11)，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并喻文化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文化交流、传播，并喻文化存在的张力使文化传递由主体与客体向主体与主体的主体间性转变，在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中凸显互为主体性的相互交往意义。在并喻文化形成的时代背景下，年长者的生活方式、观念文化、情感价值观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的世界发展潮流中的需要，年轻一代将有所期望和可能收获于不同的未来发展轨迹，他们在不断更新的环境中与不同群体的接触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和适应新文化的高度可塑性，他们的社会化除了父辈的训导，逐步交由冷酷森严的社会来完成。可以说，并喻文化承前喻文化之时选择了传递文化传统的承诺，但正在发生的文化进化与整合又将开启后喻文化的新时代。并喻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但也蕴含了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
1.家庭教育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前喻文化教育
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其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两个特质：多元和一体。其文化要义不但体现了多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差异，还包括了国家和文化的整合，即民族差异中存在的共通的价值观和国家认同。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主流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有机组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体。有学者认为，使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模式得以持续运转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民族教育[12]。教育的功能在于社会成员对知识技能的共享、在情感价值观等方面对人的身心发展施加影响，使个体社会化、群体积累经验，最终形成人类智慧，由此世代交替，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在教育不断向多元化、均衡化、全方位纵深推进之时，这也要求民族教育必然是开放的，遵循教育的开放性规律，继承文化兼容并蓄之优长，在新的时代特征下，以教育代际结构关系的转化带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文化选择。
与前喻文化相对应的后喻文化是一种反向社会化，由年轻一代引领先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带动年长一代对新文化内容关注、对新文化行为模仿、对新文化模式逐步接纳。米德认为，“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1](P.48)。后喻文化的产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年长者的经验传喻价值式微，那些凭着自己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开拓精神的年轻人，已经掌握了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他们身上蕴藏着新的创造力，也蕴藏着青年一代影响年长一代的趋势。文化传递的教育活动不再是已知带动未知，而是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年长一代的乐于接受教益，主动调整互动模式，实现共同学习、共同创造未来的新教育模式。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柳士彬、杨启亮(1996)将三喻文化迁移至家庭教育的研究中，提出了新家庭教育范式[2]，认为当代家庭教育既包括前喻式文化、并喻式文化，也包括后喻式文化，这种内涵泛化的家庭教育是与三喻文化有机融合的；罗秋蓉(2009)从文化视角分析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对传统师生关系模式的挑战，重视三喻文化中的文化反哺在师生交流中的作用[3]；董素蓉(2017)基于三种文化传递模式，提出了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与外界环境的三种互动模式，即前喻模式的亲子互动、并喻模式的同伴互动、后喻模式的师生互动[4]；田艾灵、吴义昌(2017)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这个教育热点问题上借鉴三喻文化理论，提出前喻文化视角下的师长引领学生对策、并喻文化视角下的学生相互影响对策和后喻文化视角下的学生反哺师长对策[5]；骆郁廷、史姗姗(2012)在三喻文化视域中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将处于代际关系与教育关系不同交集点上的多维教育主体进行有机结合和相互协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多维主体的教育能力和教育优势[6]；马琛琛、牟艳(2013)认为并喻文化中隐喻的对话方式应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加以运用，增强基于三喻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话中的渗透[7]。同时，还有学者将三喻文化用于广义教育概念中，何爱霞(2006)认为，每个成人的发展同时受到后喻式、并喻式和前喻式成人教育的影响，施教主体不是单一取向，年长老人、同辈群体、年幼晚辈都可能对成人教育施加影响，因此三喻文化传递与成人教育存在关联性[8]；崔丹(2016)认为老年教育中，前喻文化有利于丰富教学模式，并喻文化有利于丰富教学方法，后喻文化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9]；高飞(2008)提出在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教育理念基础上，社区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更具广泛的社会功能，它所覆盖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不同年龄段群体，可以依据三喻文化的文化传递方式进行教育定义[10]。
列举在我国一例比较经典的资金成本控制失败的案例：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之初出于对预期效益的乐观评估，杭州湾跨海大桥一度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17家民营企业参股杭州湾大桥发展有限公司，让这一大型基础工程成为国家级重大交通项目融资模板。然而后来投资入股的民企又纷纷转让股份，退出大桥项目，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国企回购赎回了项目80%的股份。通车5年后，项目资金仍然紧张，2013年全年资金缺口达到8.5亿元。而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大桥通行费收入全年仅为6.43亿元。按照30年收费期限，可能无法回收本金。所以要想完成好项目成本控制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构成的意义体系是由每一个基本的文化特质构成，包括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倾向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就是以一种导入式教育方式，维护其民族的共同行为习惯和心理认同感。著名哲学家Paul Tillisch认为，发展个人潜能不是导入教育的终极，而是将个人生活中的所有文化因素导入集体与群体之中，在个体参与群体生活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在一代代人们生产生活的符号互动中编织民族历史文化意义之网。因此，前喻文化教育模式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主要以长辈为主导，在家庭场域进行生活传统教育、道德与信仰的教育。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家庭中，长辈们通过家庭生活潜移默化地对子女言传身教，以自身的生活经历、为人处世方式感染晚辈，特别是在日常节日庆典以及道德行为等方面陶冶和培育年轻一代对本民族的认知、对共同心理特征方面的趋同。因此，家庭年长者在培养年轻一代的信仰和感情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通过年长一代潜移默化的文化传递，最终形成了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统一体。
三、“三喻文化”传承与民族教育发展内在机制的逻辑契合
3.后喻文化的反向社会化——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学习过程中的文化更新与整合
综上所述，三喻文化对教育学的嵌入，既有隐喻主体迁移的理论阐述，又在教育实践例如教学法、师生关系、学习方式等方面加以应用，除学校教育之外，在更广义范围的老年教育、社区教育领域也尝试将三喻文化与教育相结合，但目前在民族教育领域应用较少。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传递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根据教育关系结合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少数民族教育主体也可划分为前喻主体、并喻主体和后喻主体，由此衍生出多维主体的传喻方式，其内在逻辑与三喻文化传承具有内在一致性，又契合家庭、学校、社会不同教育层次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对个体社会化的影响。由此，三喻文化与民族教育相结合，是以文化传喻为逻辑起点进行民族教育理论创新，是新时期建构共居共学共享的民族教育环境、形成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教育氛围的生动教育实践，也是加快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在教育文化领域的体现。
与家庭教育不同的是，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专门社会化的职能机构，学校教育是在一种开放、互动、社交的情境中塑造人、培养人，逐步完成个体社会化的教育。学校教育对少数民族群体形成全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具有外显作用，即发展年轻人适应社会的观念体系和他所处的社会价值，培养了集体意识和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同辈群体(Peer Group)的形成，是因为他们年龄相仿、兴趣爱好大致相同、社会地位大致相当、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伙伴群体。学校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少数民族同辈群体的交往不仅仅限于本民族学生之间，在信守社会普遍的和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同辈成员以平等的话语权完全自由地展现自己，充分发挥个性与优势，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践行社会文化准则，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社会互动，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共通的心灵，他们希望相互帮助、彼此合作，因此，学校教育提供了培养所有社会成员共享价值观念、维持社会共同文化的平台，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得以实现，并将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化于个人。
2.学校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并喻文化教育
教育的文化功能并不是简单的保存和保持文化现状，教育要作为驱动力量生产、发展和传播新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并培养这些具有新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新青年。通过这些赋有新时代印记的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反哺和反作用，提高年长一代在面对社会变迁之时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展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命力。
3.以社会发展创新为动力的后喻文化教育
按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对住院费用的支付标准按医疗机构层级的提高而逐级降低。分析显示，就医的医疗机构层次与患者医疗自付费用正相关。基层医疗机构作为控制慢性病患者疾病经济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不够牢固，上述住院报销比例的政策设计，不仅不能优化卫生资源利用，反到成为增加慢性病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研究者们已提出，有效控制慢性病病情，延迟恶化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降低慢性病患者的疾病负担[9]。延误诊断或治疗将导致随后更多的侵入性的治疗，而这也往往造成大量的医疗费用支出、健康恶化、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结果[10]。
新的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文化反哺是“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11]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逐步走向多元化与现代化，其广泛的现代教育意识，把教育作为求功效、求创新、求发展的条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涌向城市，他们带着个人的梦想来到城市学习、工作甚至出国留学。社会的发展进步拓宽了他们的眼界和学识，他们已经毫不费力地学会使用电脑、手机、iPad等各类电子产品，通过微信、语音聊天等即时通讯进行亲子沟通、求职交友，利用各种APP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少数民族青年已不局限于仅从祖辈那里获取古老的谋生技能，他们甚至更愿意成为新生活中捷足先登的那一部分人，试图通过日益更新的知识和多元的生命体验改变贫穷落后地区封闭的生活面貌。他们重视社会形塑个体、个体改造社会的“教育场”，与此同时，将这些社会教化的经验以反哺的形式及时传递给他们的父辈，以此感同身受并带动年长一代尽快适应并融入新的社会生活。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互动已经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让远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及时交织在一起，更是以教育代际关系结构的转换带来了生活的重塑体验。
四、新时代民族教育发展走向：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文化选择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在教学范围上基本局限于教材、辅导书和习题集，拓展教学的内容相当少，这不利于学生单词量、知识量、词块量的积累，也不利于未来的进一步深入学习和应用。因此，有必要应用预制性词块教学拓展外语教学广度和深度。[5]具体来说，每一个需要储存的预制性词块都不能看成一个单纯的固定词语组合，要详细了解这个词块背后的语境、语义，能够解析和运用这个词块包含的语法，对词块中的单词也要熟练掌握，这样一来词块在教学中的作用就得到极大的拓展，学生的知识得到了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延伸。
第一，少数民族家庭要避免选择“分离”(separation)的文化适应策略。以血缘为纽带的少数民族家庭关系非常密切，依据性别分工的传统，父亲劳作务工承担经济支柱角色，母亲留守家庭承担养育角色，即使是父母双方务工的家庭，因少数民族地区聚居的特点，子女也由直系或旁系血亲照顾生活。所以，朝夕相处的家庭生活、丰富持续的情感交流、封闭固化的文化形态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客观条件。在一些地处偏僻、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区，由于人们生活贫困，无法给子女提供好的学习条件，家长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甚至不识字，无能力辅导子女学业，孩子的低学业成就导致升学的失败，前途无力感使得一些贫困家庭客观上形成了较为封闭的思想意识，遏制了渴求知识、开拓视野、融入现代社会的愿望。在著名学者John W.Berry提出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中，对“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和“适应外围主流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的选择被分为融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模式[13]，少数民族家庭教育要避免由于经济贫困、文化冲突而选择“分离”(separation)策略面对文化适应：只注重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拒绝融入现代社会文化。而应积极创新自身文化，教育并引导子女选择在保持自己原来文化特征的基础上，能够积极地和每一个社会成员建立良好关系的“融合”(integration)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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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校同伴交往是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文化吸收和适应发展的必要途径，学校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搭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平台，减少不同民族学生间的文化误解和冲突，使交往交流因素自发地渗透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师生同伴关系中，使“交融”成为现实可能。从学理意义上看，交融的前提是交往，目的是融合。在学校这个社会成员家庭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为共同行为规范，促使学生间的交流交往，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的优点和长处，有利于学业发展、人格发展、兴趣发展、人际发展等社会性共同因素得到增长，实现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精神上的相互融通。构筑互嵌的校园环境，通过混合编班、插花排座、教师交流、团队合作、民族团结教育课程等途径，使所有同学在相同的学习资源中学习，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以“互嵌”这种空间距离的相互交叉缩短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学校管理者、教师应保持文化敏感性，正确引导并谨慎处理可能由于不同文化误读引发的学生矛盾、群体性事件甚至校园暴力，避免无意识的文化区隔对学生个人心理产生的危害。良好的交往基础能够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适应能力，由此在社会成员共同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认同方面做出一致的情感反映，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实现高学业成就，促进每一名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教育对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的引领作用，以文化反哺提高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一方面要认清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血脉关系，增强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提高他们传承、发扬、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14]“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15]。
就目前来说，传统纸媒与新媒体的融合阶段已经度过磨合期，虽然还处与萌芽时期，但日后的融合速度会越来越快。纸媒改革融合需要引进“中央厨房“机制，运用图文、图标、动漫、音频等更加精致化的方式，通过微博、微信等客户端平台向用户推送。推动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满足多种终端传播与多种用户体验需求，从而将内容优势与人们阅读习惯有效对接。这样，报纸才能真正与新媒体“拥抱”，相互融合。
已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年轻一代相比年长者内隐的、固化的文化信念较少，文化认同主要是基于对外部因素的认知而产生的，获得的是关于文化和民族关系的客观判断，继而能积极融入并与不同民族文化群体接触。[16]因此，加强对年轻一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国家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内容对其进行思想政治引领，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和“四个认同”意识，由此反哺家中的年长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面貌展示给他们的祖辈，提高年长者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性传递给他们，增强年长者在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时的甄别能力；引导并影响年长者心中烙下本民族思维习惯、价值取向和民族文化的印记，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统一起来，将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化为一致认同和遵循的政治信仰和民族发展动力，促进少数民族和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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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etaphors Culture "
MENG Xiao1,2
(1.College of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China ； 2.Party School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Yinchuan 750021，China )
Abstract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Margaret Meade's book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Three Metaphors Culture", emphasizing th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subjects extend differen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al models. Ethnic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the inheritance of minority culture,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in minority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ociety, has the inherent logical unity between its pluralistic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hree metaphors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 line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 role of differ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Combining the Three Metaphor culture with national education is to innovate the theo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al metaphor, which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as a mechanism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theoretical level, especially the unique role of the predicate subject i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ethnic minor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whe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t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es, in the wave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ethnic education should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its own cultural inheritance,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hoice of blend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jointly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 "Three Metaphors Culture"；ethnic education；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收稿日期： 2019- 04- 18
基金项目： 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宁夏扶贫搬迁移民子女义务教育的社会支持研究”
作者简介： 孟 筱(1984-)，女，回族，湖南常德人，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宁夏党校学报》编辑。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 2019) 04-0038-05
(责任编辑：安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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