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前景论文,走向论文,人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乃人类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之一部分，儒学价值与中国现代化有关，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有关。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看不清儒学，不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 难以发现儒学价值， 只有站在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的大背景，才便于洞察儒学发展之前景。这是研究本课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10年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儒学是中国封建文化之代表，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思想障碍。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否定儒学价值，把儒学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殊途同归。近些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被世界所瞩目，因此出现“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开出现代化，更有人发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的呼唤，有人预测“21世纪儒学必将在全世界复兴”。甚至有人认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所有这些论点，都涉及对儒学前景的预测，也都“持之有故，言能成理”。本文以为“21世纪是多元文化世纪，中国文化也是多元构成的，儒学的积极思想、有价值的伦理，肯定会被吸收在未来多元文化的结构之中，并在多元文化之中得到弘扬和传承。儒家的积极精神肯定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儒学的未来不可能是排他的，只能与东西方多元文化互补共存，携手并荣，而且古老的原生儒学理论形态也不可能再次复兴。人类文化永远是多元多彩的，人类文化永远在不断更新中，创造新的形态，结出新的硕果。
一 怎样看待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首先应当明确承认儒学（指先秦孔子所创原生儒学）本来是中国封建社会古老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它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小农经济农业大国的历史产物。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历史运行中发生过多次的演变，形成了自己的儒家传统。当我们说到“儒家传统”的时候，已经把“儒学”变成了发展演变着的儒学历史概念，它不仅仅包括先秦儒学的精神方向，而且熔铸了秦汉以后以至于明清时期儒学演变中所继续坚持的思想意趋。“儒家传统”虽然是历史的积累，然而更是站在现时反观历史的重构，因此，可以说儒家传统，既是历史的遗存，也是现实的摄取。所以，研究儒家传统，既要有历史的眼光，更要有现实的观照。
从历史上发展、演变出来的“儒家传统”当然可以概括许多内容，但是，这些没有必要进行详尽的叙述，我们仅就其基本的内容做以下的概括：
⒈人文精神传统。儒学重视人文，尊重个体人格，提倡伦理，因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但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又强化了“人治”，与秦汉以后发展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有着逻辑上的内在同一关系。
⒉民本精神传统。儒家有较强烈的“民本”精神，重视“民生”、“民利”、“民心”。然而孟子所谓“民为本”、“得民心”，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面对治国平天下而言的。如果不是封建专制主义扼杀，“民本”的思想的发展会自然的提出“民权”要求，“民本”概念也就可能在近代随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转化为“民主”的社会现实。然而，历史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⒊反躬修己、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梁漱溟把儒学概括为“反躬修己”之学，是有道理的。儒学强调“修身”、“内省”，通过修身、内省以达到理想人格。中华民族依靠发挥“自强不息”精神，创造了绵延6000年的东方文明，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然而，过分地“内省”自律也会影响向外开拓的竞争意识，创造意识。
⒋维护宗法、血缘家庭的传统。受宗法、血缘支配的东方或中国特有的家庭结构，容易给人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感情面纱，形成社会的内聚力与凝聚力。然而，这又是形成封建家长制、中央集权制的土壤，是培育封闭、狭隘、保守意识的温床。
⒌尊卑有序、爱有差等的精神传统。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这些人伦，在中国封建社会确实起到了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的作用。它能使社会在特定的轨道上有秩序的运行。但是，这种精神传统又给人的发展套上了精神伽锁，容易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限制人的才能的发挥。这些年，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三纲”是糟粕，“五伦”是精华，似乎值得讨论。“五伦”与“三纲”相比较，固然精华多于糟粕，但是，具体解剖起来，无论是“三纲”或“五伦”，恐怕都有精华和糟粕，应该做具体分析，切勿做“一刀切”的手术。这是历史的反省，也是现实的分析。
⒍忧患意识、承担精神的传统。儒家既强调士人要有“忧患”意识，孟子所谓：“生于安乐而死于忧患。”又鼓励勇于“承担”精神。孔子所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人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顾炎武所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云云。都曾经鼓舞过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发展而奋斗。这一点，儒家精神与道家精神是很不同的。
我们准确地阐释儒家传统，并非是感情上的好恶，而是为了使这种传统的文化精神，发生创造性的即现时代的转化。要传统的精神转化为现代的精神，为现代化服务。
古老的传统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对封建专制主义起过既“维护”又“限制”的双重作用。两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儒学传统，更多的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封建血缘社会相关。不要认为儒家传统都是好的，当然更不能说儒家传统都是坏的。儒家传统本身没有现代化的要求，单纯靠儒学传统既不可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社会主义。我们只能发掘儒家传统精神并从特定的视角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既可以去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也可以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
从儒学传统的精神方向来看，既有与现代化相矛盾、相对抗的一面，又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相协调的一面。所谓使儒学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就是通过对儒学的现代诠释，发掘、弘扬与现代化相协调的思想，批评、避免与现代化相矛盾的思想，以便完成从古老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达到使传统与现代互补互动的效果。例如对从儒家精神引申出来的尊卑等级观念、家长制作风，一定要给以批评与避免。然而对于民本精神、礼仪精神、人文精神，要发扬、要继承。这就是把古老的传统的儒家精神，转化为现代的有利的时代精神。
在讨论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还有一个问题当再做交待，这就是多元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似乎多以儒家传统为代表，很少谈到其他各家各派，这是很不够的。因为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由儒、道、墨、法、名各家各派组成的多元结构。虽然构成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的地位、影响在历史上各不相同，但绝不是哪一家可有可无的。所以讨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时，除了研究儒家传统外，还应当研究道家传统、墨家传统、法家传统等等多元文化传统，这样才能做到全面地发掘、阐释、转化传统，真正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藏丰富的有利于推进现代化的精神传统，我们应当积极地予以发掘研究与弘扬。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内在多元结构，又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丰富资源。
二 怎样认识“内圣外王”、“返本开新”
“内圣外王”本来是《庄子》一书用来概括百家之学文化精神的概念，现代新儒家专用来揭示儒学的精神方向。“返本开新”是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纲领，旨在通过返回儒家心性学说之本，以开出现代新内圣、新外王（科学、民主）。这个思路是强调由内在的道德主体向外推出或开出外在的现实社会。其实，“内圣外王”岂止儒家有此精神？我认为其他如道家、墨家也贯穿这种文化精神。《庄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逼，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差，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闻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梁启超认为这里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外足以经世。这是比较准确地解释。因此，我们在阐扬“内圣外王之道”时，应该将立足点移于整个中国文化精神，当然，有重点的去阐释是可以的，而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家某一派。与此直接有关的就是对“返本开新”的解释。现代新儒家认为“返本”是返回儒家“心性”之学之本。他们认为：“心性”乃中国文化之核心，牟宗三等1958年元旦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称：“中国儒者所讲之德性，其本原乃在我们之心性，而此性是天理，此心亦通于天心。此心此性，天心天理乃我们德性的生生之原。”刘述先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家体证到，吾人所禀赋的生命人人涵有一生生不已、忧惕恻隐的仁心，由这一点仁心的体证不断扩充，即可以由内在接通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这些论述中看出，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就是返回儒家倡导的“仁心”，换言之，中国传统儒学的心性之学的主流即是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论。这样看来，“返本”的意趋便是返回与开发儒家提倡的人性论即道德心性学说。
我认为“返本”应该是返回中国多元文化之本即返回中国多元文化所共有的优良传统之本。这其中当然包括返回儒家心性学说之本，但远不止于此“本”，还应包括道家、墨家等优良传统之本。这个“本”应该是广义、多元的。除了儒家的心性道德之学（如忠恕之道、中庸之道、修己宽人之学、礼仪恭俭之学等）应该继承和发扬之外，诸如道家的优良传统、墨家的优良传统也应当继承和弘扬。道家的“少私寡欲”、“知足常乐”、“功成不居”、“清虚自然”、“以柔克刚”、“卑弱自处”、“大盈若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墨家的“兼爱非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尚贤”、“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节葬节用”、“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等等，这些道家精神、墨家精神，都应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之学，都是值得认真发掘、研究、继承、弘扬的。所谓“返本”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这些，而不只是儒家之本。如果把“返本”只狭隘、片面地局限于返回儒家一家心性之学，既不符合中国文化之“本”，更影响发掘中国文化资源之实效。
至于“外王”和“开新”问题，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里既涉及转化“传统”，又关系于创造新文化、创造新社会的问题，既有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科学、民主、法治的社会，这是民心之所望，众议之所归，是海内外一切炎黄子孙都由衷赞成的。但是，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却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我同意说“返本”、可以帮助“开新”，但是不同意说仅仅靠“返本”就能“开新”。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开新”，具有创造现代科学、民主、法治社会的深刻内涵，是现代的历史产物。用儒家伦理、儒家精神可以帮助发展科学、民主、法治，亦即儒家伦理、儒家精神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转化为发展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动力。但是，儒学本身的弱点是轻技巧而重人文的，何况现代科学是现代生产、现代经济、现代生活的产物，只有现代的信息科学、自动控制技术、电子电脑技术的综合发展，才推动了宇宙空间技术的发展。早期儒家的“民本”精神，虽然存在转化为“民主”的契机，但是，长期实行的封建专制主义，已经把这种转化的契机扼杀。中国只有经过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能确立民主精神。至于法治，儒家本来就是不赞成的，孔子早就明确地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早期儒家认为实行法治，虽然使人由于骇政而可能免于犯法，但是失却了道德廉耻之心。当然，中国古代的法治主要是治人的刑罚，而没有公民的“宪法”意识，与现代的法治是不同的。实行现代法治，是和现代民主、民权相联系的，是广泛的商品自由贸易的产物，这不是封闭的小农业社会所能企及的。现代法治，完全是现代文化、现代意识，是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所以说，仅仅通过返回儒家心性之学之“本”是不能直接开出具有现代民主、现代科学、现代法治的社会的。
建立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法治的社会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之“本”，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只靠“返本”就能开出新社会。我们搞现代化，应该说主要是靠现代意识，是靠现代民主意识，现代科学意识，现代法治意识，现代市场经济意识以及现代社会管理意识。由于现代化是首先从西方发展起来并取得成功的，因而西方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创造发达的现代文明首先应该借鉴西方的经验，充分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单纯依靠发掘古老文化肯定是不能满足现代化需要的。当然，我们学习西方经验，引进西方技术，也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不要“返本”，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有选择地去吸收外国的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这和那种片面地强调只有“返本”才能“开新”的“理想”是颇不相同的。
这里我再强调一点，“开新”，建立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法治的社会，我是双手赞成的。我们在“开新”的过程中有“返本”，我也是极为同意的。但是不赞成说只有“返本”才能“开新”。因为“开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立体工程。只有把“传统”与“现代”衔接起来，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科学而清楚地理解、认识、处理古今中外多元多体文化的关系，制订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表现时代精神的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才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些年来，我们对“返本”，对弘扬传统文化讲的多了一些，原因在于过去对“返本”认识得不足，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还存在误解。近几十年经过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外国（特别是东南亚社会）走现代化道路经验的反省与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才越来越明确。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为我们正确理解“内圣外王”、“返本开新”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可取的借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说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是可以协调的，儒家伦理对实现现代化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有人依此为据，夸大儒学的作用。认为四小龙主要是靠儒学完成现代化的，从而为“新内圣开出新外王”做实际的论证。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也是达不到论证目的的。这里首先让我引证新加坡前总理现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最近（1994年10月5 日）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两段讲话。他说：“四十年的治国经验使我相信，道德价值的伦理规范，对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他还说：“马来、印度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有一些共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贡献。”这两段话无非说明三个思想：第一，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第二，但是对传统儒学要改造，使其适应现代生活；第三，新加坡是多元价值观在同时发生作用。韩国儒教学会会长、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成均馆大学教授安炳周说：“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首先，儒家强调对学问的研究，这对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儒家思想对人的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上进精神的养成，对人的道德修养、自我人格的完善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对防止随现代化的发展而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调节作用。”他又强调说：“当然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其中同儒学的主要文化思想有重要的联系。……儒学也要适应发展而改革更新。儒学也有腐败倒退的倾向，这是应当批判的。对儒学进行清理，对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加以改造，使儒学向好的方面转化，经过清理改造的儒学思想是现代的精神宝库。”（以上均见《光明日报》1994年10月6日）这一段话也主要阐发了三个思想：第一， 传统儒学对韩国的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第二，东亚经济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其中与儒家的文化思想有重要关联；第三，对儒家思想必须改造更新、批判、清理，否则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以上李光耀与安炳周两位，一位从新加坡情况出发谈儒学价值与改造，一位从韩国情况出发谈儒学价值与更新。但是，殊途而同归，他们对儒学的结构、价值、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见解基本一致。我们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儒学与东南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它在海外的影响。这对我们分析“内圣外王”、“返本开新”，对认识儒学的发展前景，都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三 21世纪是多元开放的文化世界
人类的命运在很长时间里决定于利益集团的战争和征服。在远古时代，人们要求得生存除了适应和征服自然而外，必须抵抗其他部落或氏族的武力袭击，保卫自己的生存条件。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往往以武力征服其他利益集团、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作为发展自己的契机。本世纪由军事大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战争与武力征服对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威胁，各个国家竞相发展经济，经济大国（而非军事大国）在世界的交往中，越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不只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还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实际标志。实现“现代化”是本世纪全人类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由于地域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揭开了“后现代化”的序幕，有的国家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赶追。不管怎样，历史已经把人类生活进程推到了世纪之交。
站在世纪之交既要回顾过去，又要展望未来。在回顾与展望的交思中，调动着我们的理性去证实现实，设计未来。现在世界上虽然还有局部地区的战火需要熄灭，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难民需要给他们运送物资，还有更多的地区需要快速去发展经济。但是摆在全人类面前更带普遍性、现实性的问题是包括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在内的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生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也是发展现代文明的主要问题。
生存环境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文环境关系。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构成整个人类完整的生存环境或曰生态环境。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文化和文明才能改善人类社会所处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
从反省人类历史看，如果说19—20世纪是武力征服和战争的世界，本世纪是经济竞赛的世界，那么21世纪可能出现文化的世界。如果说武力征服和战争的世界是军事大国主宰人类的历史命运，经济竞赛的世界是经济强国决定人类历史的面貌，那么在文化的世界里，文化交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社会的前景与走向。文化在21世纪将会对人类生活具有更加超越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地缘、国家的沟通和含容作用，文化既能提升人的道德和素养，又能销解人的矛盾和纷争。总之，21世纪可能出现一个充满文化氛围、文化引导人类生活的世界。
这个文化世界仍然是多元并存、百花争艳的自由世界。各种文化虽然仍带有其自身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但是，会越来越走向趋同的道路。具体地说，21世纪人类文化将可能表现出两个在形式上似乎矛盾，实际上极为相关的特征：第一，世界文化多元化；第二，多元文化世界化。各地区和民族的人民都要发扬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说成是最优秀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大踏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的各地区、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又仍然保持自己的区域的、民族的特色，这是可以理解的，符合文化发展特征的。当代世界文化的多元构成，其大体格局是：西方欧美主要是基督教文化盛行，东方主要是佛教、道教、儒教文化占领，广大中亚、阿拉伯地区主要由伊斯兰文化主宰。这个世界性多元文化格局到21世纪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仍然还会是影响人类生活的三大主要宗教。此外，在新的世纪里还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文化思潮和文化形式，这只说明在新的世界里多元文化更加斑烂、辉煌。
多元文化必然显现出逐渐沟通、趋同的走向，但是不可能形成全世界统一的文化、主导的文化、独尊的文化。全世界多元文化的逐渐趋同走向主要表现为：日益模糊地域文化的界限，逐渐淡化学派文化的对垒，更加超越政治文化的成见。在观念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东西方文化由某些天人相分逐渐趋向天人合一，由世界的物我分立逐渐走向物我一体，由社会的群己矛盾接近群己和谐，由文化的理情偏执逐渐走向理情和谐，由价值的义利对立逐渐走向义利关照，由管理的礼法分治逐渐走向礼法互补。这便是21世纪人类多元文化的趋同走势，也是多元文化走向趋同的主要内容。
当然，趋同不是统一。当代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70年代曾经估计21世纪人类文化将会实现统一，他认定“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他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说：“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这种估计既不认同世界历史的方向，也不符合文化运动的规律性。中国的历史虽然自秦汉以降经历了由分裂而统一的过程，但是一种封建性的“大一统”， 是封建专制下的统一。 21世纪是一个多元自由的世界，怎么能够设想由一个民族、国家去统一其他的民族、国家呢？文化的运动也是多元的，首先是民族的、区域的，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生活中，是在不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的熏陶中发展、演变的，怎么可能由一种文化去统一（取代）多民族、多区域的不同文化呢？由于世界性经济、交通、信息的发达，而带来的各民族、各地域生活方式、文化、习俗、道德的接近与趋同是可能的，但是，“接近”与“趋同”不是“相同”与“统一”。世界文化、习俗、道德、生活方式在相互接近与趋同的运行中，还将不同程度地保持自己民族、区域的特色。世界文化还将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多元文化丰富其内容，增加其光彩。所以汤因比关于世界统一文化之设想，在理论上是困难的，在实际上也是难以实现的。人类文化虽然会不断地出现沟通与趋同，但是永远不会是统一的，不会是独尊的。
四 21世纪儒学经过肯定与认同之后会逐渐更新、转化形态
中国的传统儒学在清代随着宋明理学的解体已经开始解体，已经逐渐失去它昔日光辉的历史地位，随着近代西学的传入，中国文化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儒道为主体的多元传统文化变而为中西交融、互补、互绌的多元近代文化。从此以后，这种近代文化发展的主题就是探索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德国19 世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 —1920）在其著名《儒教与道教》的论文中专门探讨了中国儒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批评儒教为了坚持世上完人在所有方面都完美无缺的高贵性，要求经常地、谨慎地自我控制，把个人置于来自高低贵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并从伦理学上把这些关系理想化，而不去承担任何其他的社会义务。儒家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意在保持自己外部形态和仪式的尊严（即面子），因而对别人掩饰自己，认为别人也是在掩饰自己，这就形成了人际关系上的普遍不信任。这种谨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和彼此不信任，妨碍了所有的信任和经济活动，也不能激发起自由竞争的机制和奋斗的精神。因此韦伯对儒学的价值功能做出否定认识，他认为儒家伦理是中国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这种理论曾经被西方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所认同。美国当代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reson）在其发表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是没有价值的，传统观念正在失落。他在1966年第9 期《外交官》杂志上著文说：“现代世界与儒家是不相容的”，儒家讲究和谐、稳定，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韦伯和列文森关于否定儒家现代价值的观点，一度在西方是颇为流行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他们只看到了儒学结构内部的一个方面、一部分问题，只从一种视角去观察、分析儒学，对于儒学缺乏全方位的研究。其实，儒学除了有韦伯指出来的弱点而外，还有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儒家的人文精神、民本精神、道德修养精神等等，都对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谐人际关系、鼓励奋进和责任心、稳定社会秩序、培养教育人材，总之，对于推进现代化起一定历史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经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腾飞就充分说明传统儒学经过转化和改造，能够为社会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这个历史事实也改变了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儒学的观念。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gudr）认为东亚社会的发展，按其性质来说是对西方的“后儒家挑战”。美国俄亥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宾·尤教授说：“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引《南方日报》1992年11月27日）由此可见，儒学的现代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
但是，随着儒学价值被肯定的声浪，近年来又有人喊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21世纪必将在全世界复兴儒学”等等口号，这就涉及如何估计儒学在21世纪的前景问题。过去有人（包括中国大陆60年代的批孔运动）片面地否定儒学的现代价值，把儒学说得一无是处，看不到儒学的优秀传统和思想精华，我不赞成。今天又有人过分地片面强调儒学的积极价值，看不到儒学的消极方面、过时方面，把儒学说成是人类最好的文化、永恒的文化（我只承认儒学中包含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成份），从而提出“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的论断，我也是不赞成的。实际上，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既包括有积极的有价值的（其中也有永恒价值）的思想、成份，也包括有消极的过时的思想、成份。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消极的过时的思想不利于发展现代化。我们对儒学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日本学者林其根有分析地指出：“中国的儒教对日本特别是封建体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给予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治时期在此之前长期竭力地吸取中国文化的日本，来了180度大转弯， 急剧转而吸取欧洲文化，儒教暂时被传入的欧洲思想所冲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儒教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完全失去其生命力，它的漫长历史也告结束。”（《光明日报》1989年11月22日）韩国学者权重达也具体地说：“大多数知识界以为过去支配朝鲜的思想是儒学。同时也认为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主要责任也在儒学，而且很多学者认为儒教是退步思想，应该列为被打倒的对象，而在现代社会中应该吸取西方思想，采用西方的文明制度。”（《儒教与韩国的近代文化》，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学术《论文集》）。以上，不论是从中国的或是日本的、韩国的历史发展看，儒学影响社会的功能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儒学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所以它在古代影响社会的功能比较普遍，在近现代对社会的影响不及古代。仅仅是由于在近现代在国内外都掀起过否定儒学现代价值的思潮误导，因而引起近年来重新发现与确认儒学现代价值的讨论，也许因为重新发现儒学的现代价值，会使儒学在某些地区扩大影响，这是正常的。
21世纪何以不可能是儒学的世纪呢？第一，这不符合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第二，这不符合前进、创新的文化机制。所谓“儒学的世纪”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儒学是排他的，事实上儒学只有在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才是“独尊”的、排他的。但是，与“独尊”儒学的同时仍然有多元文化（道家、佛家等）的并存。今天还有人呼唤“儒学的世纪”，实质上是无异于欲呼唤回归“独尊儒术”的统一文化局面，这当然是违背“多元文化并茂”的历史潮流的。
从当今人类文化信仰的分布与比重来看，儒学在全人类的文化信仰中，当今并不占优势。根据香港天主教《公教报》1986年发表的“世界各宗教信徒最新统计数字”：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教徒1,508,039,000人，占世界人口32%；佛教教徒300,146,000人，占世界人口6.25%；伊斯兰教教徒837,308,000人，占世界人口17.4%， 总计三大宗教教徒2,685,493,000人，占全世界人口比例的56%。 儒教主要在亚洲地区流行，至今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宗教，大部分西方人（除了文化学者之外）不知道儒学为何物，就是亚洲社会，也有许多年青人根本不了解儒学，中国大陆的青年人也是这种情况。我曾经在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中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多数学生倾向现代意识，对西方文化感兴趣，只有少数学生了解儒学，喜欢传统文化。
21世纪中国文化仍然是多元、开放与不断创新的，总的格局仍然是中西文化交融，古今文化承传。中西文化在交融中逐渐趋同，古今文化在承传中逐渐更新。传统的多元文化将会居于何种地位、处于何种形势呢？我以为中国社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将逐渐告别古代，传统文化也必将逐渐更新和转化形态。所谓更新与转化形态，不是否定和抛弃，而是在充分肯定和认同其积极思想的基础上，使其成为创造新文化的材料，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既能积极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能创造（转化）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便是在继承传统中，转化传统。儒学也是如此，预测21世界的儒学肯定会发生新的变化，变化的趋势是：她在经过被社会肯定与认同其具有积极的现代价值之后，必将逐渐更新、转化形态。所谓儒学被社会肯定与认同其具有积极的现代价值，就意味着将其吸取或融化为不断创新的（包括吸取西方文化优秀成果）、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化成分之中，这种创新的文化，就是更新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转化形态。我理解，这就是传统文化（包括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创造性传承。
有人说，21世纪可能出现一种“新的儒学”，我不相信。因为儒学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态，社会发展不但冲破了旧的内容也突破了旧的形式。传统儒学所创造的积极精神已被现代文化所继承，但是，文化形态应变化。“儒学”这一古老的文化概念、文化形式，可能一代一代的不断淡化。我们一代一代的要创造那个时代的新社会、新文化，就应该把眼光放在创新和吸取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成果上，不应迷恋于美好的过去。我相信，儒学的积极思想成果，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不相信中华民族在未来的辛勤劳动和生活中不能创造新的思想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的结论就是：儒学的积极价值要肯定、要继承、要弘扬，儒学的形态必更新、必改变、必转化。这就是21世纪人类文化的走向，这就是21世纪儒学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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