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岭东学者杨毓辉、杨史彬的洋务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近代论文,学者论文,思想论文,杨毓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光绪中叶，上海崛起一座完全新型的学校——上海格致书院。主持院务的是著名思想家王韬，翻译家、科学家傅兰雅。参与命题、阅卷、评奖的有身居高位的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有通晓时务名世的薛福成、郑观应、盛宣怀、周馥；有与西方世界接触较多的通商口岸官员龚照瑷（上海道台）、聂缉椝（上海道台）、吴引孙（宁绍台道台）、胡燏棻（天津道台）等。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涉及西学与时务。书院里有两位岭东青年学者杨毓辉、杨史彬。
杨毓辉，杨史彬，潮州大埔人，约公元1889—1893年在校。他们的获奖作品颇有思想价值，被王韬收编于《格致书院课艺》丛刊中。稍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皇朝经济文编》也收入他们的部分著述。杨毓辉还编校了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其中也收有杨氏的著作，或郑观应注明是引用杨氏的观点），还著有《寿椿庐治平刍议》，《寿椿庐时务丛谈》十卷。198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大型资料丛书《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时，也辑入他们部分著作。现就涉猎所及，将他们的洋务思想简述如下，从中可窥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洋务思想水平，以及近代岭东青年忧国忧民、追求新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忱。
一 中西兼学，重在科学技艺
杨毓辉主张中国教育必须改革，多设学堂，中西兼学，特别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1889年冬，他在《振兴西学善策论》中说：“凡西学中之天算格致等学、每学设立学堂一所，延请真正名师，并购办既翻译及未翻译各项西书，安置堂中。但须严定章程，凡学西学者，皆自华文始。譬如欲学算学，则需由《算学启蒙》、《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以及《数学理》、《勾方表》、《代数学》、《对数表》、《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华文之书始，然后再就西文书籍以广之，引而深之。欲学格致者，则须由《格致汇编》、《格致启蒙》、《格物入门》，以及《格致浅说》、《格物测绘》、《格物探源》、《博物新编》，与水火光声电汽重等华文之书始，然后再就西文之书籍，深以造之，精以求之。其余各学亦然。务使各守一艺，各执一业，不得有纷营之念，不得存泛骛之心。中国果能如此讲求，则四海从风，士习一变。于是精于西学者，并能精于中学，通于西文者，无不通于华文，不数年人才满天下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为此，他又主张清廷设特科专考西学，派遣学生出洋深造。杨史彬于1893年冬作有《论仿西法振兴技艺》，主张当道“宜仿武备学堂之例，设立技艺学堂。一设于北洋之天津，一设于南洋之上海，有成效后，再行逐渐推广，由一县而至数县，由一省而至数省。开办之初，延聘西国技艺名师，专司教习。凡聪颖子弟及有志之工匠，一概准其入堂学习”。他设想新式技艺学堂内设十所：奇珍所、格致所、图画所、化炼所、开采所、制作所、工程所、机器所、种植所、测量所，这些都是“振兴技艺之学”，要精学技艺，“务使无一技不精，无一艺不巧，方可与西国争衡也”，发展下去，“造成精奇物件者，果属有裨于国计，有利于民生，更赏以荣耀头衔，给以专利执照”。这样，“制造可以多，夫而后商务无不盛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他们都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振兴中华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基础。特别是已经提出“专利”保护问题，这是中国较早的专利思想。这些认识是可贵的，因为当时还是鄙薄西学、鄙夷技艺的时代。
二 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接二连三掀起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源的狂潮，中外贸易严重入超，利权外溢。怎么办？杨毓辉、杨史彬主张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1892年秋杨史彬作《论讲求铁政织务以收利权》，他说：“总而论之，今之时，非封关闭世时也。既难禁洋货之不来，即难杜利源之不溢。使于此漠视之，恝置之，而不设法以转移，流弊将伊于胡底！故铁政织务皆当大加振作，以收利权，而最要者，无论钢铁织纺，不当仅资官用，并当趋乎时宜，以资商民之用；且不当仅资民用，并当投乎嗜好，以资外洋用。但使土铁土布多销一分，即洋铁洋布多塞一分；外洋利息少赢一分，即中国利源少耗一分。虽漏卮尚未尽塞，而视昔之如水趋壑者亦自不同矣。”（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在前引《论仿西法振兴技艺》一文中，他具体说：“西人之于技艺，虽一丝一忽之细，无不赖机器之功，所由物美价廉，商务日旺也。今欲推广机器，使工人尽造其精，莫如设机器所，以课生徒。先学造模之法，如铸铜铁、造螺轮等模，悉关紧要。机器则小而剪铜搓铁，大而织布纺纱，以及打铁炉、熔铜炉、倒焰炉，与凡制造所必需者，皆宜购备若干种，安置所中，备学生随时揣摩，并由掌教亲为提撕，明其制作之功，习其运动之法。学有成效，……可造成大小汽机，运往各处销售，将见利权独擅，国势日新，何难驾西之上乎？”又说：设制作所，“专习大小工艺，……数年后，凡各种日用之物，皆能设局创办，推广销售之路，扩小民之生计，即塞国家之漏卮也。”
农业生产也要讲求科学，主张设种植所，“专格农桑，凡土性之荣枯，地质之美恶，何种稻宜于润下之区，何种麦宜于亢燥之地，如何壅田始不致苗而不秀，如何培种始可以丰而多收，水旱灾荒宜何绸缪于事先，并如何补救于事后，桑则用何法培护，萎落方可无虞，蚕则用何法养烘，病疫方能尽免，凡此诸法，苟格以精心，究以实力，则种植之所自兴焉”（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 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这既是振兴土货挽回利权的一些办法，也是农业的“科学种田”，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
三 设议院，以通下情
1893年冬，杨史彬作《议院利害论》，采用辩论的文体，从十个方面系统地驳斥了所谓中国不必开议院，中国不能开议院，中国无法开议院等守旧论调。杨史彬写道，在中国谈开议院，“言其利者一人，言其弊者或十人；谓其益者百人，谓其害者千人，”守旧势力远远大于革新势力，“苟不举其间利害，推阐详明，将何以破浮言、成大局？”他将反对设议院的言论归纳为十条：一、开议院“则君无权，官无权，而权在议员”，于是，倒行逆施之弊就会发生；二、议院乃泰西之物，中国开议院，“盖用夷变夏，贤者所耻也”；三、开议院，步西人之后尘，将为西人所轻视，有害无利；四、开议院，倘如法、美，不免弊端百出；五、俄国彼得大帝，曾私访欧美各国，凡各国的有利之图，无不仿行，独不立议院，如果议院确实好的话，他为什么不仿行呢？所以中国也根本不必设议院；六、中国幅员广阔，不同于西方，即使开设议院，也难通下情；七、西方议院，实权操于少数宰辅，君与民均无权，“所利者官耳，君民有何利哉？”八、苟立议院议员薪俸是个不小的数目，时事多艰，筹款不易，这笔钱从何而来？九、在中国，“天下之利，御史得据事直陈；天下之害，御史可危言相阻，是言官之设，利益良多，何须再立议院，以滋流弊乎？”十、利不大不图，利不远不为，“议院之设果能大而远乎？”
对于这十条，杨史彬一一具体驳难，并藉此论述了中国开议院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其所述观点跟时贤王韬、郑观应等洋务思想家不相上下，甚至有所突破。他驳斥开议院是“用夷变夏”的论点时，所据理论即是“礼失求诸野”的说法；驳斥开议院如法美则弊端百出的论点，所持理论也是沿袭了王韬、郑观应的君主制权偏于上，民主制权落于下，君民共主最为善美的那些通行说法。当然，他的驳论中也有一些是较有见地的。针对所谓中国幅员广阔、议院难以行通的说法，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可以仿照英国立绅之法，“英之城乡市镇每一地段分立士绅一二人，将地方利病曲直随时布诸同院而上陈之”，中国如照此法，于各州郡县，遍立绅士，“随时采访情形，达诸议院，何难利益溥于天下乎？”针对所谓开议院后议员薪俸难于筹措的说法，他认为，上议院多王公大臣，他们本有养廉，不需增加开支，而下议院议员，所需薪俸不多，不难筹措，再说，兴办如此大事，于国家有大益，花一些钱也是理所当然的。针对所谓中国已有御史言官，无需再设议院的观点，他指出，言官与议员是两回事，言官既不明大局情形又往往揣摩时趋，专看皇帝眼色行事，而议员则“行见大局，不致束缚”，可以直陈胸臆，议论大发。御史是代表君主行使职权的，言官也是从根本利益上维护君权的，而议员则是代表民权的，这大致指出了专制制度下的言官与议院制度下的议员之间的本质区别。
杨史彬还具体论述说，学习西方，哪能仅学科技，而将西方政治体制摒弃于外呢？“泰西之富强，大都由于议院。其始立议院者，仅一二国，继而各国闻风兴起，莫不创立，藉通君民之情。……且使议院为西法，而上有以利国，下有以益民，亦当采彼所长，补我所短。不然，电报轮船，西法也；造枪炮，用机器，西法也，何不闻一概绝之？可见事之有裨大局者，原宜创行，初不必分乎夷夏。”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有利于民众的利益，西方的政治管理体制如议院，也不妨引进。引进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呢？他进一步论述说：“法美之制，固不当从，可从者，莫如意荷英德之制”，即选择君主立宪制。日本“近来尚设议院，励精图治”，可资学习。又说，“盖必设立议院，政可以有得无失，官不敢舞弊营私，民间有疾苦之情，立能上达，天下遇灾荒之事，不壅上闻，何难庶绩咸宜，百废俱举。然则议院之利益，诚可谓无穷矣”。“可见议院之行，诚为当今之急务”。
值得指出的是，杨史彬眼中的“意荷英德之制”，即君主立宪制，在近代是非常进步的。它与民主共和制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都是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由民主论、三权分立学说为基础的。不过，他对这种政治体制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朦朦胧胧的。如议院职能，他认为主要是起咨询、通上下之情的作用，而不是定宪法，兴民权的立法机关。他说，设议院后，“中国政事，议员能辩论是非，而不能发号施令。盖议员所司者，议事之职耳，朝献一治安之策，夕陈一富强之谟，务使利害之关键阐明，得失之机缘无隐，是其所职。若事之行否，仍须国家批准，方可照行，否则议员无擅行之理，安得谓君无权乎？”可见他们眼中的议院制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制，而主要是传统的重民思想。他说：“盖古之为政皆重民，《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言国以民为重也。又曰众心成城，言既重民，斯能得民心也。设使堂廉高远，下情或不能上达，虽欲重民而无自，虽欲得民而未能矣。故说者谓中国亦宜设议院，达舆情、采清议，以追乡校之遗风。”（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 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他们对西方议会制的精髓尚缺乏了解，主要用传统的重民思想来附会议院制度。在那个闭塞的时代，要彻底完整地理解西方政治体制及其动作过程，以及与之相宜的社会文化土壤，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康梁变法之前，主张学习“意荷英德之制”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是君主立宪论的先声，仍然具有进步意义。
四 去秽政，兴公益，设善堂，实行社会救济
晚清社会黑暗腐败，弊政百出，各种怪现象层出不穷。厘捐为弊政中之至弊，厘局成为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场所，尤应尽早清除。杨毓辉抨击说，“厘局委员大则太守，小则县令，……皆视厘局为利薮，钻营者有之，奔竞者有之，甚至贿赂公行，苞苴迭进，差一到手便以为此乃生财之地，机会不可失也。于是以多报少，百计弥缝，而司事差役又层层扣，其实数上解者大约不过十之三四耳。”厘金成为某些官员中饱私囊的项目，是吏治腐败的根源之一。“终无裨于库款，何如酌量减免反可惠彼商民！”（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54－555页；第529—531页。）
不但厘捐应裁减，严刑酷法也应酌改。1893年夏，杨毓辉又作《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认为中律严西律宽，判刑轻重差异很大。如断狱，“西律审讯案件，俱凭人证，从无刑讯之条。……中律不然，审案由官独断，原告被告俱须下跪，不论事之从违，动用刑讯”。除律载夹棍、拶指、枷号、竹板、拧耳、跪链、压膝、掌责等刑外，“乃今之刑官，动用点锤、太平架、老虎凳板、罾吊、吃金饼，上凤凰台等刑，直出乎律之外，安得不严于泰西哉？”这也是应改革的，“为今之计，莫如设律例馆，将中西各国律例逐条译出，衡情酌理，汇为中西谳案一书”（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第779页；第833—837页；第829—833页；第781—785页；台北版。 ），以资借鉴。这里他已提出借鉴西方法律，进行法律改革，特别是改革严酷的刑罚制度的问题，这在近代中国也是比较早的。我们知道，清政府借鉴西方法律，进行法律制度改革是1902年实行“新政”以后的事，比杨毓辉的提法晚了整整十年。
杨毓辉还曾作《论泰西善堂》，主张仿西法，设善堂，实行社会救济。他说：“自道光年间大开海禁，西人之工于牟利者接踵而来，操贸易之权，逐锥刀之利。民间生计皆为其所夺。未通商之前，大布衣被苍生，业此为生者何可数计。自洋布、洋纱入口，土布销场遂滞，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帆船亦为绝大生业，当其盛时，北至天津、牛庄，南至八闽、百粤，凡舵工水手恃以养赡家口者尤多。自轮船入华，而帆船之失业日众，帆橹之影几叹无矣！近来中国贫民之多，职是之故。”“为今之计，非仿西法以设善堂不足安流民而归久远。”他认为西方善堂法良意美，很值得中国当道学习。方法是建立善堂，收留鳏、寡、孤、独及其他难民，“教工艺，严部勒，洁居室，别勤惰”。其中，所谓教工艺，则男女不同，针对不同对象教给不同技能。男如做鞋、理破布、制木器、铜器等；聪明者教以印书、绘画、制造、织造之细工；粗愚者，教以农工、种茶、种谷、垦地、肥地、兴修水利等；女工，则教以纺线织布，刺绣缝衣，甚至读书识字、烹饪等，让他们掌握谋生技能，尽量自食其力。他还身体力行，奔走呼号，曾与江、浙、闽、粤有关人士筹办直赈义捐，还参与倡设李鸿章批准的天津广仁善堂，办义学、施医、施药、施棺，且收养无业小童，教以工艺，织有藤器，刻有善书出售。他还奉劝世人，“窃观各省富绅积财以贻子孙，不三代而尽散。何妨仿设善堂，收养万人，立德立功，名垂不朽乎？”（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54－555页；第529—531页。）表达了他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抚恤贫孤的善良社会愿望。而且这种积财不如积德的劝导，还是富有劝世意义的。
此外，杨毓辉还非常推崇郑观应的洋务思想。郑观应也非常赏识这位青年学者。杨毓辉被郑请去协助编校《盛世危言》，时为1894年。他在《盛世危言·跋》中称誉“郑陶斋观察经济才也，所著《盛世危言》高掌远蹠”。读其书，如读“经世文编”，如披“名臣奏议”，“今之士大夫犹多鄙夷时务，有以西学用心者则讥之曰‘悖圣教’，有以西法相尚者则斥之曰‘攻异端’。……吾知斯编一出，世之不达时务者如闻晨钟暮鼓，忽发省悟之心，如服玉札金丹，悉革聩聋之病，为斯人导其先路，使天下除厥弊端，不诚有裨于大局哉！”（注：《盛世危言·杨毓辉跋》，《郑观应集》上册，第929—930页。）。从《盛世危言》的社会启蒙作用中，看到中国振兴富强的希望。
杨毓辉在维新运动时期，还著有文稿《权度考》，《寿椿庐治平刍议》，《寿椿庐时务丛谈》十卷，内分《时务刍议》、《时务通考》、《时务新说》、《时务略论》、《时务要策》等，所论皆时务（即洋务），曾请汪康年《时务报》馆代印代销。今已难窥其全貌。
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上面叙述中看到他们的思想价值。而且这些思想反映了近代岭东文化的开放性（向异域求新知、容纳外来文化），务实性（检讨现实、改造现状），民主性（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等若干特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