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文化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初，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国，都是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从这一时期，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全球范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是从这一时期，我国脱离了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城市化具有加速性。据世界银行统计，当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0%时，城市化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我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了走出低收入国家而向中等收入国家前进的新时期。2006年，我国第一次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城市化率的目标，即2010年达到47%，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8个百分点。有关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往往可以称为“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期”。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其他发达国家往往需要30至5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在我国城市，这个阶段时间过程短，建设强度大，投入密度高，因此城市发展与城市文化之间的种类矛盾非常集中、异常激烈。
近些年，各地政府对城市化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并且一提到城市化水平，就会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标准，甚至将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存在着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以致出现“城市化急躁症”，追求城市化率的高速度增长，提出各种不切合实际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认为城市化到了什么程度，经济就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事实上，城市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出现过的种种弊病，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吴良镛教授指出：“‘城市化’虽然带来了人口集中、产业集聚、文化中心的生成等积极要素，但同时也要保持警觉，‘城市化’并非一路凯歌，‘城市化’也是众多问题之源。”城市化加速进程对应城市建设的高峰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移居城市，人口过剩和城市短缺成为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矛盾，由此引发城市“摊大饼”式地无限蔓延，造成对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以及对能源、生态的巨大压力。1995年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时，忧心忡忡地写道：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真正处在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城市物质建设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够。为此，我归纳分析了八个方面问题或应该避免出现的情况，建议切实加强城市文化建设，避免城市文化危机加剧：
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由于急功近利作祟、经济利益驱使等人为因素，实施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一处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拆迁和破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由于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的文化的凝结，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和发展中，城市面貌正在急速地走向趋同。由于城市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布局雷同、风格相仿的城市街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显著的位置，人们感到自己的城市愈来愈陌生，其他的城市却愈来愈熟悉，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各地具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城市风貌正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
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是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而城市规划是合理配制公共资源，保护人文与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但是，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却多了一些盲目决策和浮躁心态。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和房地产开发来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大幅度扩充城市用地，大面积的增加建设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景观大道、豪华办公楼，而这些项目却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它表现出每个城市过去的丰富历程，也体现着城市未来的追求和发展方向。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实现人们对城市特色景观的追求和丰富形象的体验，而且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为了气势而不顾城市环境，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建筑体大量追求高容积率而破坏了原有的城市尺度和轮廓线，寄希望于城市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而大量新建筑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城市的文化身份和特征，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城市环境与城市的生态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好的城市工业环境不但可以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研究城市环境的基点是如何使人与城市更好地相融，城市如何既宜人居住，又宜人发展。但是，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和征服来满足自身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视觉污染、听觉污染；热岛效应加剧、交通堵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绿色空间减少、安全空间减少、人的活动空间减少。同时，城市改造中的大拆大建造成巨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错位、超载开发更使不少文化遗产地及其背景环境出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趋势。
避免城市精神衰落。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核，是对城市文化积淀进行提升的结果。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但是，一些城市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目前不少城市纷纷提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存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的倾向。一些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志性建筑”的数量，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表现出对文化传统认知的肤浅、对城市精神理解的错位和对城市发展前途的迷茫。
避免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通过城市管理不但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而且要为人们提供一个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用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但是，一些城市有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由于不能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不断从更高层次上寻求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往往城市问题已然成堆、积重难返之际，才开始采取各种应急与补救措施，而为时已晚。“城市病”所产生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是市民生存状况、精神面貌以及城市景观的总体形态，并与市民的社会心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城市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缓慢演变发展，形成城市的文脉。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在文化领域，一些人的价值观扭曲、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蔓延，“文化危机”问题以及伴随而来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
人类聚居学的倡导者、希腊城市规划学家道萨迪亚斯(C.A.Doxiadias)认为：“为了获得一个平衡的人类世界，我们必须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避免仅仅考虑某几种特定元素或是某个特殊目标的片面观点。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建立秩序以摆脱我们所处的混乱局面。”
“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既是治国谋略，更是现代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新发展，是向新时代倡导正确价值观，实现社会和谐、诚信、责任、尊重、公正和关怀。我们把这文化精髓和灵魂贯彻落实到各项实际事务中去，有助于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从而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好循环。我们现在要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对城市精神进行新的归纳。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写照和依托。因为，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变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兴衰，一个精神失落的城市必定是失效的城市，而一个繁荣的城市必定有着积极活跃的民风和秩序。贫穷的城市难以和谐，但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严重的因为精神空虚而出现的社会问题。
和谐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等三个方面。但是我们认为和谐不只是政治与经济的和谐、文化和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括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和谐，保护与发展的和谐。
文化创造和谐城市。城市要新陈代谢，发展更新是必需的，但是作为历史性城市，文化遗产要保护，城市特色要继承，继承和发展构成一对矛盾，文化传统和现代化要求都是人们的需求，这就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文化的差异应该延续其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要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城市是人们生活和交流的地方，应该能够激发人们的交流、合作的欲望。一座城市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其外在的建筑，而是漫于城市中的文化气息和特有的生活方式。破坏性的建设和建设性的破坏都会使城市丢失“灵魂”，破坏城市中人们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赖以维持的基础。
城市市民的文化素养是和谐城市的重要因素。归根到底，市民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2006年夏天，有报道称国家统计局正考虑把幸福指数纳入国家统计范围，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称：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是政府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理念的具体体现。发展经济是增强幸福的手段，人民幸福才是社会发展的指标，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只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全面的，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舍本逐末。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我国GDP以年均增长超过 9%的速度位居全球第一，在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人们追求幸福的声音显得如此迫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2006年9月《人民政协报》的一篇报道也指出：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
宜居城市(livable cities)在1996年的联合国第二届世界人居大会“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中得到系统发展。人类需要文化内涵丰富、自然生态良好的城市环境，这是城市适宜居住的重要特性，并与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和结构相关。2000年广州市在国内率先编制了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将21世纪的广州建设成为“适宜创业发展又适宜居住生活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山水型生态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2005年1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此次总体规划提出北京的城市目标明确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自此，全国各地许多城市都将“宜居城市”作为未来城市的建设发展目标，“宜居城市”这一颇具理念性和亲和力的概念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并在国内迅速引起共鸣。时下建设“宜居城市”、“宜居社区”、“宜居乡镇”、“宜居村庄”等成为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
什么是“宜居城市”？我们的城市现在“宜居”吗？这些问题既是百姓关心的，也是政府关注的。但是一座城市的政府和市民对“宜居城市”的要求和感受有时是不一样的。建设“宜居城市”就要求政府以市民的全面发展和身心愉悦为中心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而不是片面地追求建大广场、大商场，追求面子工程！有人间道：“背弃这样的理念，人们不仅要问：高楼大厦栉比鳞次，公共厕所却遍寻不着，这样的城市‘宜居’不‘宜居’？高尔夫球场棋布其间，市民活动的场所却局促寒酸，这样的城市‘宜居’不‘宜居’？”
我们一般情况下谈“宜居城市”，多是站在城市硬件建设的角度，相应的对策自然是加大城市建设的投入，却很少站在民众的语境下，考虑居民对城市的满意度，不是如何提高市民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而是盲目地贪大求全，追求通过塑造“形象工程”实现城市发展。缺乏从公众需求的角度考虑宜居城市建设，是当前“宜居城市”建设的一大误区。建设“宜居城市”，不仅仅是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培育；因此，“宜居”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感受，一种和谐和一种文明，宜居城市更需要建康、和谐的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