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相适应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发展水平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新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时期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福利如何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2008年是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发展水平
200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2698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几千年的发展史上，我国社会终于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
22698元人民币恰等于3000美元。国际上流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国际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时期，这个国家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如果处理得好，国家就能顺利发展，经济就能很快上一个台阶；如果处理不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的社会波动。因此，中等发展水平一定要求国家福利制度的全面转型。
目前，上海、浙江、北京、内蒙古等13个地方全部超过3000美元，这些地方的人口已经超过6亿。而上海已经达到了73124元，也就是1万美元了；北京则过了6.3万元，达到9000美元。
再向前看，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之后，达到4000美元的时间。发达国家都用3年时间就到了4000美元。日本和韩国，2年内就到了4000美元。而从人均GDP 4000美元到10000美元即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发达国家用了多长时间呢？日本用了10年，法国、西德用了7年，韩国用了9年，英国也用了9年。根据这些经验推算，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达到人均GDP 4000美元，而到2020年，中国还完全有可能达到人均GDP 10000美元！如何根据这种发展趋势，规划我国的福利制度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
二、社会福利体系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水平，而社会福利水平还严重落后于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
发达国家在人均GDP到1000美元水平之前，社会政策的建设，以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就已经具备了较高水平。英国是1955年人均GDP到1000美元，美国是1942年，日本是1966年。但这些国家在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做了什么？美国1935年就定了《社会保障法》，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1948年。日本则是1966年以前就确立了社会福利的六法体制，实施对于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的福利保障。德国1881年就发表了《黄金诏书》，当时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他们一方面要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结果，德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建立了福利保障制度。
从国际福利水平来看，更有意思的是，英国1908年就通过了第一部《养老金法》，这是100多年前，当时就规定70岁就以上的老年人，没有缴过费，也可以领养老金。印度与巴西也是全民医疗与全民教育免费，越南也有这种体制性的调整。
我们尽管路修得比人家好，楼房看着也比许多国家高大敞亮，但我们在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上，跟人家的差距还相当大。比如，我国的孤儿还存在着较大的生活困难，1800多万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中相当多还因缺乏制度性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出现较大的社会矛盾。
三、中等发展水平需要实现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
(一)战略方针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公平优先”
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保持稳定、发展经济，因此提的口号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达到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就不再是短缺经济。政府现在必须调整政策，实施公平优先战略，因为分配的公平性日益重要。这个时候发展模式也需要转型。过去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现在则需要社会建设带动经济发展。因为发展需要质量，社会消费率不足就不行，这是发展中国家职能的一个很大转型。
(二)公共管理从“人的服从”转向“人的服务”
到了中等发展水平，公共服务的内容要发生深刻变化。过去我们是管理型的服务，现在我们必须转向服务型的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也谈“为人民服务”，但前提是，你必须听我的，你只要服从我，我才会给你分配工作，会给你找各种资源，所以那时的惩罚手段就是开除公职、返回到农村等，因为政府的确掌握着就业和多方面的资源，当时确实强调人的服从，管理以人的管理为主。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经济发展以后，仅仅强调人的服从就不行了，因为市场要分配资源，需要每个人的创造性，现在的许多民营企业家往往是有着自主创新精神的人，各个行业的竞争，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大竞争，使政府管理往往也不太适应。在这种条件下，简单强调你听我的就不行了，比如大学毕业生，大家都很听你的话，那你给找个工作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当公务员，也要严格考试，有着严密的程序和标准。不仅如此，在新的发展水平上，社会大众还对于物的管理特别是食品质量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并不是公司的老总是坏人，但他们管不好奶粉的质量，即管不好物，结果整个奶粉业就受到了灭顶之灾。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内容要转变，转成一种服务型的管理。
这种对物的管理特别是服务型的管理，就是现代型的管理，它更强调技术标准化的管理，排斥行政随意性，要求建立标准化体系，来规范经济和社会行为，公共管理将全面转型。
(三)老人赡养从家庭转向社会
中等发展水平特别产生出一种极大的公共需求，即社会服务。在我国，老龄化的速度特别迅猛，极需要老年人从家庭赡养到社会赡养的转型，而照顾老人的责任由家庭转向社会，社会服务则需要由消极补救转向积极预防，于是就对老年护理业产生了巨大的需要，居家养老服务，高龄老人的照料等，过去完全由家庭承担，现在已经开始快速转向社会，这种社会服务，客观上要求政府职能开始承担一定的直接服务，因而对公务人员数量和技术也要有新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救助主要是救灾和低保，面向的是贫困的困难群体。现在恐怕是需要转向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客观上，公平性也要求普惠型的社会福利，要求取消身份制及城乡户籍的分离制。目前所有人的养老、医疗、教育、工伤问题，开始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其实是到了中等发展水平以后必然提出来的社会发展问题。
四、宏观发展战略面临的基本挑战
(一)经济发展水平提前了近40年，但战略目标调整意识不强
小平在1987年谈了一个发展战略，他定了两个阶段，即1981-2000年，经济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小平认为，到4000美元的时候，就是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意小平用的概念，是“中等发达国家”，他用的指标是人均GDP到4000美元，小平并且进行了极为具体的阐述，他说我们的人均4000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那个时候15亿人，人均达到4000美元，那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6万亿美元，这属于世界前列。其实，我们多少年来的国家宏观战略，制定的很多政策，就是按照小平的理念来制定的。
如前所述，如果到2012年实现人均GDP 4000美元的时候，比十七大的目标又提前了8年。我们要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整个讨论社会改革也好，或者讨论其他体制性的调整也好，总得考虑一下原来宏观设计的目标，它到底进展到了多少，然后进行什么样的体制调整。我认为经济发展目标的提前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社会政策如何调整呢？我认为还缺乏规划。全民族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在许多问题上都高调，唯独这个问题上集体失语。没有人来讨论这样一个事关整个民族发展水平、体制调整的基本数据，以及相关的逻辑判断。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已经提前到来，我们应该如何迎接呢？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回答的时候了！
(二)“人口多，底子薄”的思维惯性严重束缚福利体系建设
现在出现了一个世界经济史上最为特殊的景象，就是，一个自称为发展中国家并且自认为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却将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最发达国家的各种债券。为什么中国有钱反而在自己国内花销不动呢？
其实，我们流行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福利逻辑，大家坚持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都认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不行，福利政策要服务于经济发展，特别强调以家庭保障为中心，所以整个福利发展还几乎没有再分配的效果。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这类理念的支配下形成的。比如很多人一说起老年赡养，就强调家庭责任，强调是孝道；社会上发生这类问题，就说这个社会不行了，道德沦丧了，孩子不养老人了，道德水平低下了等。人们用一种很传统的理念来解读现代的社会，不会讨论专业护理技术，依然讨论保姆素质，不谈福利制度建设。
陕西神木县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这个事件对我们整个社会政策冲击很大，对我们的传统理念冲击也很大。但坦率地说，我接触到的北京知识界，几乎90％以上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很多经济学家一谈全民免费医疗，就说“这是乌托邦，哪可能这样呢”？一说起儿童大病要免费医疗，就说那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我心里想，这些人很多是思想很解放的，于是只好提醒，不是全世界没有，印度就有，结果他们很不好意思。
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效率型的社会保障意识形态”，它已经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结果就是我们有钱不知道如何给自己人花费，其实是自己害自己！
(三)文化传统对于程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的忽视
一种文化的自我屏蔽现象需要警惕！建设与中等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建立较为完备的程序、技术、标准体系，但我们的文化传统恰恰漠视这些。当前，不会建立福利社会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缺乏意识、缺乏习惯，也缺乏技术，这就会使宏大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出多么好的方案。传统社会过于强调道德，甚至泛道德化，但解决不了现代社会的问题，以老年护理问题，如果缺乏专门的技术，即使儿女再孝顺，也不会侍候好父母，正如我们的许多医生医德极高但由于缺乏技术仍然无法医治许多患者一样。
五、如何建设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体系
(一)未来三年是社会突变期
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社会计算，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理念和见识，现在则需要将各种好的理念进行模型设计和精密计算，要改变经验计算、凭直觉计算的办法，因此就需要算大成本、大账，不是算小账。
2020年目标设计太晚。第一步应该是明年，第二步应该是2012年，否则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成熟了。稍微换一个角度，大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未来三年应该是关键，因为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个时候的矛盾很复杂。为什么会有很多社会问题？其实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各种问题大家不能忍受了。因此，我们应该将目标定位于在未来三年基本建立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家福利体系。
(二)从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医疗卫生和教育福利开始实施
从哪几个领域开始建设？根据我国社会需要和国际经验，应该在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医疗卫生福利和教育福利开始。基本内容应该是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津贴、社会救助、社会服务这几个方面的福利体系。全国现在有几十万孤儿，他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而儿童的大病往往是许多家庭的难题；还有，全国1800万左右的80岁以上的老年人绝大多数还在靠家庭赡养实际上生活处境艰难，全国有1000多万的重残人员，还有900多万失能失智的老年人需要社会护理和照顾，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经济条件。
(三)高龄津贴贫困地区可以普及因而全国已经有条件实行
高龄津贴能不能实行？其实可以实行。比如北京现在开始就对60岁以上没有养老金的城乡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的福利养老金，2008年全市就55.9万人得到这类津贴，重点是农民。
贫困地区也可以普及。宁夏今年就开始全面建立高龄津贴制度。发放的津贴今年预计是3400多万元。需要说明的是，宁夏是全国省级单位中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外，第一个建立了按月向8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的制度。宁夏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宁夏的百岁老人每人每月按300元钱发放，但是沿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每人每月百岁老人也就是200元钱，更不要说80岁以上的人能够按月统一在全省范围内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了。
看来关键是理念，不是经济实力。现在主要是缺乏思想实力，特别是政策设计的实力。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关键是真正以人为本，设计多种方案，围绕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医疗、教育福利进行，不然的话，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建议我们的新闻界多展示社会政策的成就，形成一种新社会风气和理念，最终产生一种社会激励。
前景如何？中国福利体系的就业容量一定超过1000万，服务的人口将会惠及所有13亿人，让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