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历史的一点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是研究学术和寻求真理的场所——这是20世纪我国著名教育家的共识。这就是说，大学应当成为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倡导者和传播者。这只是一种逻辑的推演，问题是大学和大学教育如何才能培育出具有文化自觉的人才；通过他们去影响社会，从而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大学历史比之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时间短些，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名副其实的大学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应当具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渗透，这才能培育出具有文化自觉的高素质人才。如果大学株守技术万能观念，否认两种教育的融合，或者对人文学术作狭隘功利主义的理解，这就不可能在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中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谈一点大学教育的历史。20世纪初我国教育文化的先驱者介绍西方科学，设计中国的科学教育时，他们没偏见。在他们看来，“科学”范畴中既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1912～1914年），他对“科学”的理解是：“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以知来者，乃称科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译余赘语》）含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鲁迅早年（1907年）所写《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强调科学与人文结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6～1923年），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关于人文教育，他聘请“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教授，主张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又将中学与西学融汇，以便产生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人文学术的“转型”问题。蔡元培在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认为对于学术问题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能“令行禁止”，应在学术竞赛中辨别是非，加以解决。他还特别重视大学的艺术教育，并将男女平等引进大学教育。历史地看，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奠定了北京大学百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蔡元培不愧是将文化自觉与近代大学教育相结合的杰出教育家。
我国大学偏离文化自觉，出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割裂，简称“重理轻文”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救国”论对大学的影响而加剧。当时民族危机深重，“科学救国”论认为，大学应着重发展技术教育，这和提高国力直接相关，此后人文教育逐渐淡化，工科技术教育被提到重要地位，因此所谓“重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工程技术，并非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还要提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割裂，在中等教育也有表现，称为文、理分科。这一分科始于1909年，即清宣统元年，当年三月《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摺》成为起点，至30年代国民党政府更加以强调，此后一直未变。
尽管如此，我国许多教育家仍然坚持大学应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结合，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学科在大学应占有重要位置。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有这样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见1931年12月4日《清华校刊》，总号为341）当时大学有“通”、“专”之辩，梅贻琦认为：“大学校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同上）过了十年，到1941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出版）中又说，清华大学毕业生，不论学哪一种专业，有一共同要求。这就是：他们对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三大部分应有“相当准备”，即相当基础。他特别提醒工科学生“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部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育的人愈博洽，则他在物力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这就是说，学习工科的人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们就更会办事。1943年梅贻琦草拟提纲、由潘光旦执笔完成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有这样的话：“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这就是文化自觉在大学教育中的体现，具有深刻内容。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我国教育家关于大学是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的辩论，来源于美国；美国一些著名大学主张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梅贻琦等教育家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虽然受美国的影响，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结合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实际，特别感到大学工科教育极易脱离人文教育，力求为工科人才的培养提出新标准。还要提到，1936年开始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对当年的新生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的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方法。”（《新生谈话训辞》，《浙大日报》，1936年9月23日）“谋食”即谋求一种职业，使生活无虞；如果大学教育培养人才仅限于此，那无异是教育的失败。因此竺可桢将大学教育提到文化自觉的层面，即“谋道”——追求真理、光大学术、推进科学的高度加以说明。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自觉成为大学教育的理念，采用不同的形式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融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技术教育的成果可立即得到实用，因此它极易离开文化自觉的轨道，远离人文科学（或人文精神）的浸润而傲视其他。这说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不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人们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见出效果。
在我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新结合在教育体制、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开始制度性变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是这方面改革的里程碑。“素质”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范畴，它包含德、智、体、美教育在内，最能体现我国的教育方针。“素质”范畴吸取了以往“通”、“专”问题论辩中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它们的内容，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准确地阐述了大学教育功能在于培养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素质”又是知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含有多种内容，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大学素质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大学素质教育中的文化（或人文）素质教育在实践中成为素质教育的切入口，通过此逐渐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起来。从1995年由教育部引导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受到大学生的热烈欢迎。笔者认为，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渗透的新起点，也是大学全面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