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2第一部分第5卷《费尔巴哈》章的编辑新意
□王旭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编辑问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2017年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出现了以MEGA2编辑原则为基础的一套编辑体系。对MEGA2编辑体系进行反思，一方面，可以对各个版本作出评价，从中获得编辑经验；另一方面，为继续讨论《费尔巴哈》章的文献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要回答MEGA2第一部分第5卷《费尔巴哈》章能否描绘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情况，并成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个问题，只有将其放置在MEGA2编辑体系中去考察，把它与之前两个版本进行比对，才能认识它的版本价值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MEGA2
2017年11月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以下简称MEGA2I/5卷）出版问世，这一卷因收录《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而成为MEGA2编辑工作的重点，一直以来都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1972年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试刊版① 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Gesamtausgabe(MEGA).Probeband[M].Dietz Verlag,1972. （以下简称1972年试刊版）初步尝试开始，中间经过2004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以下简称2004年先行版）阶段性展示，最终到2017年MEGA2I/5卷正式出版，MEGA2版《形态》走过了整整45年的艰辛探索历程，才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地”《I.费尔巴哈》（以下简称《费尔巴哈》章）呈现在世人面前。通过研究《费尔巴哈》章收录文稿及其编排情况（见下表）会发现，在所收文稿方面，MEGA2I/5卷《费尔巴哈》章与2004年先行版相同，特别是将1932年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② 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Deutsche Ideologie.Kritik de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 ihren Repräsenten,Feuerbach,B.Bauer und Stirner,und des deutschen Sozialimus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Propheten.1845-1846[M].Marx-Engels-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and 5.Marx-Engels-Verlag G.M.B.H,1932. 和广松涉编辑的《新编集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附录部分的《费尔巴哈》[笔记]（H6）收入正文之中。1972年试刊版并未收入这份材料，2004年先行版将这份材料收入正文部分③ 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und Joseph Weydemeyer:Die Deutsche Ideologie:Artikel,Druckvorlagen,Entwürfe,Rei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I.Feuerbach und II.Sankt Bruno[M].Marx-Engels-Jahrbuch 2003.Akademie Verlag GmbH,2004.S.101-103. ，按照这一卷的编排原则将它排在“主要手稿”（H5）之后。这份材料首次发表时被编者冠以《恩格斯论费尔巴哈》（Engels über Feuerbach）的题目，它是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一份摘录。
那么，MEGA2I/5卷是出于什么考虑要像2004年先行版一样将《费尔巴哈》[笔记]（H6）编入正文之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MEGA2I/5卷将会对《费尔巴哈》章的解读带来怎样的影响。
表《费尔巴哈》章收录文稿及其编排情况表①
一、1932年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首次发表的一份新材料：《费尔巴哈》[笔记]（H6）
1932年，由梁赞诺夫的继任者阿多拉茨基主持编辑的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以下简称MEGA1I/5卷）出版问世，这一卷首次发表了《形态》的两卷部分，是世界上首部完整版《形态》② 1932年2月，西格弗里德·朗兹胡特和雅各布-皮特·迈尔出版了《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已经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部分合在一起发表，从时间上看早于1932年7月出版的MEGA1I/5卷。但是由于缺少第一卷的《II.圣布鲁诺》和第二卷的《IV.卡尔·格律恩》部分，因而不能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因此它在《形态》编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在MEGA1I/5卷附录中收录了一份名为《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的材料，即《费尔巴哈》[笔记]（H6）。在正文前的《导言》中，编者们指明这份材料与《形态》写作存在着紧密联系，他们认为，“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的摘录虽然是在《形态》创作结束之后进行的，但是，马克思应该在《费尔巴哈》章中使用了这份材料，就像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摘录情况一样”[1]Einleitung,S.XVIII。并且对这份材料作出了如下的描述：
（1）对于《费尔巴哈》[笔记]（H6）写作时间和地点的判定，MEGA1I/5卷编者们推测为大约写于1846年10月，写作地点在巴黎。
四肢骨折患者虽然通过手术治疗可实现骨折处的解剖复位,然而术后极易因诸多因素发生关节僵硬,影响肩关节、肘关节及膝关节的运动能力,从而导致患者生活质量大大下降[3]。四肢骨折后关节僵硬患者的常规护理中,护士对患者心理状态缺少关注,而这不利于患者治疗依从性的提高。
⑤生态系统受干扰度。治理后河道原有生态系统不受较大影响，不存在本地物种生存条件遭破坏、生态系统种群结构被迫调整等现象，生态系统种群丰富度不应降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应降低。
排除标准：（1）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2）排除严重心律不齐、心动房颤的患者；（3）排除传染性、血液疾病。
基于上面的推论，陶伯特指出：“《费尔巴哈》[笔记]必须被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撰写过程中重构第一章的直接准备工作或部分，并且务必编入第一章。留下的{6}至{11}张手稿（恩格斯标注号码—笔者注）和《费尔巴哈》[笔记]之间内容上的相关性，与遗失的第{2}至{5}张（恩格斯标注号码——笔者注）手稿可能的直接关系，撰写方式的一致性（恩格斯主笔，马克思增补）和手稿使用的纸张都支持了这样的判定。”[4]108
（3）编号说明。《费尔巴哈》[笔记]（H6）存在两类编号，一类是正反页的页码编号，一类是每段前的字母编号。这两类编号都是马克思标注的。马克思在正反两页进行了编号。但是，由于修改的编号直接写在原初编号之上，就出现了原初编号与修改编号重叠在一起，造成了出现多种编号写作的情况：“在第1页首先写下了1，然后是8，接着是9，或者首先是18，然后是19，或者相反顺序；在第2页上首先是9，然后是10，或者相反顺序。”[1]639而“这些编号是否涉及《费尔巴哈》章手稿页码或者涉及第[8]页和第[9]页，或第[9]页和第[10]页，或第[18]页和第[19]页是不能确定的”[1]639。
（4）《费尔巴哈》[笔记]（H6）写作方式和笔迹与《费尔巴哈》章手稿第[17]页恩格斯处理方式相似。
可以说，《费尔巴哈》[笔记]（H6）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份材料与《费尔巴哈》章创作的直接关系也被MEGA1I/5卷编者们揭示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编者们的研究不足，这份材料仅仅被视为一份摘录材料。对于是否参与了《费尔巴哈》章思想建构，编者们也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因此，最佳的编排方案就是将这份材料编入附录中。
二、2004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首次收入正文
八个猎人，八对夫妻，八个家族，就按照坐落位置又分了八旗，也就是现在说的：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镶黄旗，镶红旗，镶蓝旗，镶白旗。[注]夏秋主编：《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下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陶伯特在1997年的文章中指出，收录《费尔巴哈》[笔记]（H6）主要有三点依据：（1）弥补了MEGA1I/5卷以来各版本对手稿本身研究的不足，2004年先行版编者“对原始手稿的辨认和分析不足”③ 这个基础性工作是必要的，比如MEGA1I/5卷判读《费尔巴哈》[笔记]（H6）编号是“9”和“10”，在先行版中被纠正为“18”和“19”。参见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J].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37. ；（2）巴纳发现的马克思编号29页部分提示“在以批判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草稿形式留传下来的第{6}～{11}④ 引文部分“{}”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张手稿与《费尔巴哈》[笔记]（H6）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2]；（3）《费尔巴哈》[笔记]（H6）与已经恢复了结构的，遗失的第{2}～{5}张手稿的联系“已得出新看法”。如果继续追溯的话，对上述观点的论证是她在上面提到的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完成的。
陶伯特在1989年的文章中指出，“由于不能确定《费尔巴哈》手稿的创作动机和产生时间，这份不是摘录的手稿不能按照时间顺序插入相应的MEGA1第一部分中”[3]102。因此，陶伯特首先的工作就是要还原出《费尔巴哈》[笔记]（H6）的写作目的和可能产生的时间，判定这份材料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陶伯特在《费尔巴哈》章形成史角度下，考察了《费尔巴哈》[笔记]（H6）与主要手稿（H5）之间的联系。
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期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一篇名为《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鲍威尔回应了《神圣家族》对他的批判，将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视为费尔巴哈主义者，宣称他们的思想与费尔巴哈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撰写一篇文章来回应鲍威尔对他们的指责。陶伯特认为，这篇文章就是《费尔巴哈》章主要手稿（H5）的一部分，它的结构对应的是《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结构，从现存手稿马克思标注页码第[8]页反映的情况来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逐一批判《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每部分内容⑤ 《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结构如下：（1）费尔巴哈的前提；（2）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3）费尔巴哈的黑格主义；（4）费尔巴哈的宗教；（5）哲学；（6）宗教；（7）基督教；（8）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9）费尔巴哈和唯一者，费尔巴哈的后继者及其反对批判和唯一者的斗争；（10）最后一节里，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以及赫斯的《晚近的哲学家》。 ，第[8]～[29]页（撰写时间至早是在1845年11月24～25日后，MEGA2I/5卷的文稿符号为H5a）很可能是《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部分。在《费尔巴哈》章的定稿过程中⑥ 《费尔巴哈》章的产生过程比较复杂，在撰写回应鲍威尔文章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撰写另一篇批判施蒂纳——针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和《维干德季刊》第3期《施蒂纳的评论者》——的文章（撰写最早在1846年1月初开始），即《III.圣麦克斯》（以下简称《施蒂纳》章）。大约在写到《施蒂纳》章《我的交往》一节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一小节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拟定了《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框架。从批判鲍威尔文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H5a），从批判施蒂纳文章中抽出两个阐述他们自己观点的部分（H5b和H5c）。将这三部分组成单独的一章，即《费尔巴哈》章基底稿。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基底稿进行了加工，形成了《费尔巴哈》章定稿。主要过程是：首先将H5a部分分为“鲍威尔”“费尔巴哈”和“历史”；之后将H5b分为“费尔巴哈和历史”与“圣麦克斯”；H5c分为“费尔巴哈和历史”。将关于“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作为《费尔巴哈》章的定稿，将有关“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部分分别归于《圣布鲁诺》章与《圣麦克斯》章之中，之后马克思进行了统一的编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H5a文稿主要进行了如下的加工：
（1）从这部分马克思的边注——“Bauer”“Feuerbach”或“F.”“Geschichte”——和手稿上面的垂直线可以推测：马克思按3个主题对这部分进行了分类；
最后，与《形态》一样，《费尔巴哈》[笔记]（H6）是两个人共同的作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提到：“《未来哲学》一开始就表明了我们同他之间的区别”[3]84。撰写方式和纸张方面与《费尔巴哈》章基底稿（H5a:马克思标注页码第[8]～[29]页）是相同的，即同样是左右两栏撰写，恩格斯大部分笔迹都位于左栏，马克思在右栏进行增补。《费尔巴哈》[笔记]（H6）的尺寸规格是 99（撕开后的宽度）×317mm，这和基底稿使用的纸张尺寸是一致的。
（3）恩格斯对要移走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誊清工作，这一部分文本就出现了《费尔巴哈》章的定稿部分（H5a）和《II圣布鲁诺》章（以下简称《鲍威尔》章）的前2节① 陶伯特认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是针对《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篇文章的结构展开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抽离部分开始进行的结构划分与鲍威尔的这篇文章存在对应关系：现存《圣布鲁诺》章第1节《“征时”费尔巴哈》对应的是《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1）费尔巴哈的前提，（2）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3）费尔巴哈的黑格主义，（4）费尔巴哈的宗教，（5）哲学，（6）宗教，（7）基督教，（8）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些部分；第2节《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第3节《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和4节《与“莫·赫斯”的诀别》对应的是“（9）费尔巴哈和唯一者。费尔巴哈的后继者及其反对批判和唯一者的斗争”部分。 。
目前相当多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业务范围单一，只包括项目建设某个阶段，甚至只是某个阶段中的一部分，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工程招标控制价的编审、实施阶段的预算和结算审核上，前期的投资策划及决策、可行性研究及工程项目后评估方面没有涉及。服务手段落后、造价咨询服务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应该是全过程的，工程实施阶段对造价的有效控制空间只有20～30%，而投资策划、投资决策阶段对造价的有效控制空间可达70～80%。
首先，从第[8]② 关于《费尔巴哈》章原始手稿编号，本文参照了《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使用的示意符号：“[]”内为马克思标注的页码；“{}”内为恩格斯标注的纸张序号。 、[9]、[10]、[28]、[29]页内容上看，《费尔巴哈》[笔记]（H6）与它们具有直接相关性。第[8]～[10]页③ 参阅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5[M].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S.19-26.是有关费尔巴哈“感性”范畴批判，这部分与“手稿《费尔巴哈》（即《费尔巴哈》[笔记]（H6）—笔者注）中的论述（即第a）和b）部分）[3]83内容上是相互呼应的”[4]106。两者都是从批判费尔巴哈哲学和历史观的讨论开始的。第[28]、[29]页是对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发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论〈基督教的本质〉》中观点的批判。与之前不同，恩格斯将第[28]、[29]页正文部分写在了用于日后对正文部分进行整理加工的右栏。如果将这部分内容和《费尔巴哈》[笔记]（H6）对比的话会发现，前者文字与后者存在直接联系④ 陶伯特指出1处与《费尔巴哈》[笔记]的b）部分有关，3处与e）部分有关。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5[M].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S.57；3-8；57；34-58；17；58；35-59；13.。但是，因为右栏部分都是后续撰写部分，所以，陶伯特推论，《费尔巴哈》[笔记]（H6）产生时间在马克思将“手稿划分成‘Bauer’、‘Feuerbach’和‘Geschichte’之后。通过文本方面的对比证实了，《费尔巴哈》[笔记]中的叙述是这章重构后在第[28]页和[29]页进行内容增补的直接前提条件”[3]107。即《费尔巴哈》[笔记]（H6）产生于重新拟定《费尔巴哈》章结构之后，撰写第[28]页和[29]页之前。
式中: Φ(·)是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且 γk,i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原理,可以从测量值{dk,i}中得到w0的估计值,即基于Probit模型的最大似然估计器的解为:
以《费尔巴哈》章产生史为主线，陶伯特指出，从内容、撰写时间、创作动机、纸张情况上能证明《费尔巴哈》[笔记]（H6）与主要手稿H5a部分存在紧密的联系。
其次，《费尔巴哈》[笔记]（H6）与主要手稿（H5a）遗失的第{2}、{3}、{4}、{5}张手稿存在密切的关系。《鲍威尔》章的第{2}张手稿上有这样一句话：“关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的‘类’的观念同现存世界有着怎样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5]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是针对《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结构展开的，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部分的批判形成了现存《费尔巴哈》章以费尔巴哈“感性”范畴为批判对象所能看到的最早部分（马克思编号[8]）。因此，从结构上推测，第[8]页之前的内容应该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之前部分的批判。因为涉及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和费尔巴哈“类”概念的讨论，则可以推测对应的是“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宗教”部分的论述。主要手稿（H5）目前留存恩格斯编号为第{1}、{6}～{11}张手稿，马克思的编号为[1]、[2]、[8]～[29]，所以，马克思编号第[3]～[7]页应该包含在总共11页遗失的第{2}、{3}、{4}、{5}张手稿中。也就是说，遗失的第[3]～[7]页包含对费尔巴哈自然哲学和“类”概念的批判。又从抽出的“Bauer”部分拟定和修改的文字在《鲍威尔》章中留存情况——第1张手稿的23/4页，第2张、第3张和第4张大约2页，总计约123/4页——能推断，遗失的第[3]～[7]页上是相对完整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论述。所以，陶伯特认为，《鲍威尔》章第{2}张手稿中的这句话与主要手稿遗失的第[3]～[7]页相关。《费尔巴哈》[笔记]（H6）就是上述《鲍威尔》章第{2}张手稿那句话的前提条件。
再次，陶伯特推测“在基底稿重新编排时才撰写了《费尔巴哈》[笔记]（H6）”，即《费尔巴哈》[笔记]（H6）产生在马克思对整个《费尔巴哈》章重新编号之后。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笔记]（H6）产生在主要手稿H5a部分的基底稿阶段之后，最早写于1845年10月末，完成不能早于1845年12月或1846年1月之前。在注释中她还预告要在正式出版的MEGA2I/5卷中确定具体的创作时间。
2004年先行版首次——之前的1932年MEGA1I/5卷作为附录部分——将《费尔巴哈》[笔记]（H6）编入正文之中，这表示在编者们看来，这份材料直接参与了《费尔巴哈》章创作过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环节。但是，在2004年先行版《引言》以及《产生和留传情况》中，编者们都未提及将这份材料收入《费尔巴哈》章的具体原因，相反，作为主编之一的英格·陶伯特在她的两篇文章中——其中一篇是1989年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第26辑的《〈费尔巴哈〉手稿的产生史及其在MEGA2第一部分第5卷中的编辑》① 参见Inge Taubert.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nuskripts，Feuerbach und dessen Einordnung in den Band I/5 der MEGA2[J].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1989(26):101-109. ，另外一篇是1997年《MEGA研究》第2辑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一文② 需要说明的是1997年《MEGA研究》第2辑与2004年先行版存在紧密的关系。这辑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专门讨论MEGA2I/5卷编辑问题，并且文章中的大部分想法都在2004年先行版中得到了体现。相反，2004年先行版提到的很多观点都未展开详细说明和论述，只是简单地提及。因此，1997年第2辑可以看是2004年先行版的重要补充，只有回到这辑的相关文章中才能理解2004年先行版提出的一些全新的观点，了解这一版的“来龙去脉”。 ——对收录这份材料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说明。
（2）用垂直线删除了要放到对鲍威尔单独讨论的部分（即现存的《II.圣布鲁诺》章）；
（2）物理情况。这份材料的纸张呈长条形（对折后的一栏），恩格斯将这份材料寄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在第2页开头两次表达了书信称呼：Liebe[Freunde]，这个称呼被删除两次并且恩格斯接续之后撰写。
（1）写作情况。在撰写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文章过程中，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需要引用费尔巴哈著作时，他们都是从鲍威尔或施蒂纳的文章中间接转引费尔巴哈原文。后来在决定以独立一章专门批判费尔巴哈后，他们才开始直接阅读费尔巴哈著作，主要是《未来哲学原理》。MEGA2I/5卷编者推测，“在重新阅读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时，恩格斯直接编制了这份材料”① 这个推测主要有两点证据：第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笔记]（H6）划分的段落形式，明显对应的是《未来哲学原理》结构；第二，撰写《费尔巴哈》[笔记]（H6）使用纸张规格与《费尔巴哈》章基底稿印张规格是一致的。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5[M].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S.964. 。它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恩格斯在纸张正反两面写下了初稿后，在反面标记了“Feuerbach”的标题；第二阶段，恩格斯在正面增补了一处评语② 恩格斯这处增补写于第19页上，他在这处增补前加了“x）”符号。在这份材料第18页b）段的一处位置打上相同的符号表示在此接续。2004年先行版和2017年MEGA2I/5卷对这处评语的处理是不同的。2004年将这处评语直接插入第18页需要接续的正文之中（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und Joseph Weydemeyer:Die Deutsche Ideologie:Artikel,Druckvorlagen,Entwürfe,Reischriftenfragmente und Notizen zu I.Feuerbach und II.Sankt Bruno[M].Marx-Engels-Jahrbuch 2003.Akademie Verlag GmbH,2004.S.101.33-102.1-3 und Var.101.33-102.1-3）。2017年MEGA2I/5卷将恩格斯增补按原始情况编排在第19页上，将它判定为是一个注释，并且以小于正文的字号进行刊印（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5[M].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S.127.34-37und Var.127.1,34-37）。，在后面增补了《未来哲学原理》的一处引文[6]127.16-17undVar.127.16-17；第三阶段，马克思用编号“a）”到“f）”对正反两面进行了分类处理：起初马克思按照恩格斯写作顺序将正面标为18，反面标为19，并且给《未来哲学原理》第1段引文标注上“a）”，第2段标注了“b）”。之后，马克思可能决定对编辑中产生的顺序进行分类③ 参见KarlMarx,FriedrichEngels:DeutscheIdeologie.ManuskripteundDruck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Abteilung,Band5[M].DeGruyterAkademieForschung,2017.Var.S.124.2,124.15,127.13,127.19,127.29und128.14. 。将正面编号18改为19，及面编号19改为18[6]Var.S.127.1und127.13，将修改后第18页上的两段文字标注为“a）”和“b）”，将修改后的第19页（即原来的第18页）上之前标注的“a）”改为“c）”，“b）”改为“d）”，并且将之后的两段标注为“e）”和“f）”。
在写作时间问题上，2004年先行版采纳了陶伯特的观点，指出：“此手稿是在以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为对象的论文草稿写下之后才产生的，很可能就在草稿被划分为‘费尔巴哈’‘历史’和‘鲍威尔’之后，也有可能是在马克思通过编号将《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成形之后。”[3]148并且“此手稿是为了草稿的修订而成的”[3]148。
三、2017年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5卷对《费尔巴哈》[笔记]的详细考证
整体上看，2017年MEGA2I/5卷基本继承了2004年先行版提出的撰写时序的判断，将《费尔巴哈》[笔记]（H6）视为可能与《费尔巴哈》章创作相关联并且对于解读《费尔巴哈》章具有重要指示意义的一份材料。在2004年先行版的基础上，MEGA2I/5卷编者对《费尔巴哈》[笔记]（H6）作了更加全面和详细的考证工作，将这份材料更多的信息提供给世人。
合唱曲目直接影响到合唱的效果，如果选择的曲目不合理，合唱的其他要素将成为空中楼阁。特别是在合唱比赛中，从一定程度上讲，比赛曲目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导教师要从以生为本、围绕主题两个切入点选择适合小学生参加合唱比赛的曲目。小学生具有天真好动的特点，因此，对于他们的合唱排练要有异于成人。教师在给他们选择合唱曲目时，要善于根据小学生的童真特性。对小学生而言，如果合唱曲目的选择不合理，那么，他们进行合唱的效果是很差的，也不能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及主题选择合适的曲目。
（2）与主要手稿（H5）的关系。在整理《费尔巴哈》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费尔巴哈》[笔记]（H6）。具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第[28]页右栏[6]57.34-59.31r讨论了费尔巴哈有关存在和本质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论述在《费尔巴哈》[笔记]（H6）中被马克思标注为“e）”部分[6]127.29-33und128.1-6。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费尔巴哈的这部分是在“主要手稿”第1部分——来自批判鲍威尔文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H5a）——写完不久后才完成的，并且它是在与费尔巴哈论战中写下的，其中留传下来的很少。在MEGA2I/5卷编者看来，“这个事实使认识《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改变的创作方式成为了可能”[6]966。
调查的对象为杭州市内五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群体，五所高校分别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数据收集时间为2018年9月9日至9月25日。调研过程共发放问卷350份，收回有效问卷336份，问卷有效率为96%。问卷收集到的信息包括大学生的基本信息、生活费的来源、对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认知、互联网借贷平台使用情况等一系列指标和信息。
（3）撰写日期。MEGA2I/5卷编者推测，《费尔巴哈》[笔记]（H6）创作时间是1846年2月中旬到6月。H6文稿写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以独立一章进行费尔巴哈批判的决定之后。因为从这份材料的内容可以看出，H6文稿的一些观点是在比对费尔巴哈观点与H5a文稿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撰写H6时，H5a文稿主体部分已经出现，所以H6文稿不能早于上述决定之前。他们决定建构《费尔巴哈》章的想法是在撰写批判麦克斯·施蒂纳的文章中产生的，这个决定的日期是1846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之间。所以，H6文稿最早写作时间是1846年2月。撰写结束日期比较难确定，MEGA2I/5卷编者推测为1846年6月，对此存在两个主要论据。第一，在重构《费尔巴哈》章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部分没有逐字逐句地引用费尔巴哈原文论述。在他们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创作的文本中，能够找到两处逐字逐句摘引费尔巴哈著作的引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两处引文附加了引文出处① 这个原因是，1845年10月末开始撰写的批判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章针对的是《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部分。这部分开始鲍威尔摘引了费尔巴哈大量引文，并且没有注明出处。他们认为借助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论述就足够了，当时没有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而是转引了鲍威尔文章引文。随着研究中对费尔巴哈认识的不断深入，他们在1846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之间决定撰写独立的《费尔巴哈》章。这时阅读费尔巴哈著作变得十分必要，所以在这个决定之后他们直接阅读了费尔巴哈著作，在此基础上才能逐字逐句摘引他的文章。 。最早的一处引文是在《施蒂纳》章（H11）最后一张手稿第4页上出现的[6]506.15-18。因为H11文稿撰写的截止日期是1846年4月中旬，据此可以推断，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阅读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第2处引文[6]149.39-151.1——《鲍威尔》章（H10）中——出现在1846年4月中旬到5月30日期间修订部分支持了上述推论。第二，在《费尔巴哈》章定稿过程中，马克思给恩格斯在右栏撰写的两页（第[28]和[29]页）进行了编号。因为这两页的左栏部分全部移到了他们回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章修订部分（H10），说明这两页由于已经被左栏占领，恩格斯只能将内容写在右栏。所以，在马克思重构主要手稿（H5）时（可能在1846年6月初），H6文稿已经完成。
Policy Changes and Their Multiple-streams Analysis in the Background of Media Convergence: A Case Study of the Changes from Only-child to Unconditioned Two-child Policy
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建立《费尔巴哈》章（H5）决定时，他们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在《施蒂纳》章（H11）创作接近尾声时，他们结束了对费尔巴哈著作的阅读。“因此，恩格斯撰写的H6文稿的日期是1846年2月中旬到4月中旬。结合马克思对H6文稿的编号和分类工作，《费尔巴哈》[笔记]（H6）写作日期扩大到1846年6月直接创作《费尔巴哈》章的时候”[6]969。
四、新编辑的意义
结合上文叙述，最后还要思考这个问题：《费尔巴哈》[笔记]（H6）收入《费尔巴哈》章的正文将会给这一章的解读带来什么？
《费尔巴哈》[笔记]（H6）提供了讨论《费尔巴哈》章结构以及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可能。由于《费尔巴哈》章的创作是在与布鲁诺·鲍威尔和麦克斯·施蒂纳论战中出现的“意外”作品，并且由于正文主体部分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历史观的阐述，所以长久以来，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论战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是，2004年先行版与2017年MEGA2I/5卷收入的《费尔巴哈》[笔记]（H6）提示我们，“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费尔巴哈论述留存较少的情况，H6文稿提供了最可信的指示，即恩格斯和马克思打算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讨论《未来哲学原理》中的哪些段落”[6]965。从现在留存的《费尔巴哈》章手稿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遗留第[8]～[10]页上对费尔巴哈进行过集中论述，之后他们似乎停止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开始了他们历史观的阐述。但是，《费尔巴哈》[笔记]（H6）的存在告诉我们，在写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回到了费尔巴哈主题上，而且不再像之前那样，假借论战者著作中的内容进行讨论，而是开始直接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如果像MEGA2编者推测的那样，《费尔巴哈》[笔记]（H6）是为了修订《费尔巴哈》章草稿而创作的话，结合这份材料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费尔巴哈》章结构将是有可能的。
另外，这份材料对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笔迹、增补等文献细节讨论《费尔巴哈》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分担问题由来已久，不论是苏联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说，还是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说”，以及望月清司的“两种历史观”说，都是将文献细节与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些观点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文献细节的差异来推论思想内容上的差异，从统一的文本中分离出二者的思想。但是，依据这个思路分别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各自思想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现在《费尔巴哈》[笔记]（H6）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从创作过程上看，《费尔巴哈》[笔记]（H6）是恩格斯创作之后寄给马克思审阅的作品，虽然马克思进行了最后的修订和一些增补，但是，这份材料应该可以视为恩格斯思想的产物。如果将《关于费尔巴哈提纲》视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思想批判材料的话，《费尔巴哈》[笔记]（H6）则可视为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认识。所以，讨论恩格斯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2017年MEGA2I/5卷提供的《费尔巴哈》[笔记]（H6）文献信息加深了我们对这份材料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为还未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份材料与《费尔巴哈》章正文关系的问题。总而言之，MEGA2I/5卷将会再一次掀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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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und Drucke[M]//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Erste Abteilung,Band 5.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2017.
The New Idea of the Edition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MEGA2 I/5
WANG Xu-do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edition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 of German Ideology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German Ideology.With the publication of German Ideology,MEGA2 I/5 in 2017,a set of editing system based on editorial principle of MEGA 2 has emerged.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on of the editing system of MEGA 2,each version can be evaluated from which editorial experience can be gained on the one hand,and it provides a new possibility for discussing the bibliographical issue of the Feuerbach Chapter on the other hand.Can the Feuerbach Chapter,MEGA2 I/5 describe the overall situation that Marx and Engels move towa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become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To answer this question,only by placing the Feuerbach Chapter in the editing system of MEGA 2 and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other two previous versions can its version value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e realized.
Key words German Ideology;the Feuerbach Chapter;MEGA2(New Edition of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1-0086-07
收稿日期： 2018-09-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10JZD0003）
作者简介： 王旭东（1987-），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与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志猛）
标签：《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费尔巴哈》章论文; MEGA2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