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与大学研究组织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研究论文,组织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11)03-0005-05
现代大学的科学研究愈来愈成为一种有组织或具有较强组织性的活动。19世纪德国大学的讲座制给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德国大学科学研究活动的兴盛提升了德国的科学水平，不仅德国大学领导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而且德国也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进入20世纪，“系”的建制在美国大学的发展与定型，克服了讲座制下大学教师组织的等级性特征，为美国大学整体水平的提升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随着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水平领先于世界的发展，包括大学内部的组织形式在内的美国大学模式成为许多国家大学改革所学习的范本。
大学中研究组织的发展与科学发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现代科学无论在形式、结构还是内容上都与19世纪初德国大学的讲座制成型或是20世纪初美国大学的“系”建制的发展时代的科学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差别。因此，适应科学发展的大学研究组织的变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现代科学研究发展的特点
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究竟具有哪些特点，人们有过不少研究。在此，我们不妨从一些数据出发作些粗略的分析与讨论。
人们在讨论科学研究活动的性质、内容等特征时，常常以反映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科研论文所包含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反映科学研究活动的进展、科学发达的水平，而且还反映科学研究活动的样式。例如，表1给出了1981年、1991年、2001年这三个年份世界各国研究者发表的SCI收录论文作者署名人数的统计。这一统计清楚地反映出自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论文作者署名人数的变化。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论文署名作者的人数愈来愈多。单个作者（即独著）的论文数所占比重明显下降，从1981年的23.6%下降至2001年的10.6%，下降了一半以上；2人作者的论文数所占比重也是明显下降，从1981年的30.3%下降到2001年的19.6%；4人以上作者的论文数的比例则显著上升。上升最多的是6人以上作者的论文数的比例，由1981年的5.4%上升到2001年的22.6%，增加了3倍以上。3人以下作者的论文数所占比重在1981年达到76%，2001年则降到49.7%；而4人以上作者的论文数所占比重从1981年的24%上升到2001年的50.3%。
图1给出的从1981年到2001年各国研究者所发表的论文篇均作者数的变化则可以使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论文作者数逐渐增加这样一种现象。在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各国研究者发表的论文篇均作者数（全学科）的变化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81年的2.7人增加到2001年的4.19人，增加率为55.2%。不同学科的论文篇均作者人数有着一定的差别，2001年临床医学的论文篇均作者数达到4.94人，而人数最少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有1.21人。在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虽然所有学科的论文篇均作者数都在增加，但是不同学科的增加幅度也是有差别的。例如，生物学、生命科学、农学从1981年的2.68人增加到2001年的4.36人，增加率为62.7%；临床医学从1981年的3.11人增加到2001年的4.94人，增加率为58.8%；地球、环境科学从1981年的2.14人增加到2001年的3.25人，增加率为51.7%；物理学、材料科学、化学从1981年的2.74人增加到2001年的4.09人，增加率为49.3%；工学、计算机科学从1981年的2.33人增加到2001年的3.26人，增加率为39.9%；人文社会科学从1981年的1.08人增加到2001年的1.21人，增加率为12.0%。
图1 分学科论文篇均作者数的变化[2]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论文合著者的单位情况，则可以发现（如表2所示）：(1)SCI收录论文的合著发表是一普遍现象，2001年合著发表的论文数比例已经高达近90%；(2)论文合著者的单位主要还是在一国内，如2001年同单位与一国内跨单位合著的论文数占总数的比例为70%，而国际合著的论文数比例只有18.8%；(3)在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三种不同类型合著发表的论文数比例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单位合著的论文数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81年的44.8%下降到2001年的32.7%；一国内跨单位合著与国际合著的论文数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前者从1981年的24.6上升到2001年的37.3%，后者从1981年的5.3%上升到2001年的18.8%。
上述有关论文作者人数及合著情况的统计分析，实际上反映了科学研究活动的状况，即论文署名作者愈来愈多的趋势反映出科学研究活动的一种变化。有学者称这种变化是由“学院科学模式”向“后学院科学模式”的转变。
“学院科学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3]“学院科学是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4]在“学院科学模式”下，研究者的研究往往以个人对于科学的兴趣为出发点，研究活动的展开也往往以个体自由自在的形式，研究者们组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学院科学作为整体是一种建制。在此没有书面法规，没有法定身份，没有首席执行官，没有共同计划。本质上，它是极大地依赖于个人信任和机构信任的既定关系的一种社会秩序。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团结，作为一个‘执行机构’运转着，并朝向其成员的共同目标。”[6]
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科学的社会经济作用日益增大，各国政府愈来愈多地通过法律、经费资助等手段规划科学研究活动的展开，“在不足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见证了在科学知识、管理和实施方式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不可逆转的、遍及世界的变革”[7]，所谓“后学院科学”兴起了。
“后学院科学”与“学院科学”相比，研究活动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研究活动的“集体化”。“专门研究人员之间的团队合作、网络化或其他合作模式不仅是时尚，更受到了即时全球电子通信乐趣的激励。它们是知识和技术累积的社会结果。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无法依赖个体独立工作来解决突出问题的阶段。”[8]上面关于科研论文的统计数据充分支持了研究活动“集体化”这样一种特征描述。90%的科研论文是合作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由于网络通信的不断发展，合作研究更是愈来愈超出学校、地域、国界，跨单位、跨国合作研究、发表论文成为研究的一种趋势。
“超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是“后学院科学”的又一个特征。“在‘常规’学院科学中，研究的问题在既定的学科边界之内被表述和解决。但‘应用语境’并不是如此划界的，后学院科学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发现它的问题。它们几乎总是超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后学院科学拒绝把大学比喻为一个概念大脑的隐喻——其固定模块是学术设施和院系，各自按其专业整齐分布。而这并不能阻止那些基础的或应用的问题很自然地从传统学科互动或交叠的地区冒出来。”[9]超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之所以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其“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综合性理论的产生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需要，而后者是跨学科研究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10]。
“后学院科学”还有一个特征是“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从个体到集体的研究模式的趋势明显伴随着更正式的组织安排，需要适当的管理体系，来协调一个大研究设施的建设，并服务于来自不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队伍。”“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使用之间的良性联系，必须要有系统的组织和管理。”[11]显而易见，“后学院科学模式”的“官僚化”，主要是指当科学研究活动由个体行为发展为集体行为，由某一学科内的行为发展为跨学科的行为，由某一机构内的行为发展为跨机构的行为之后，组织与管理就成为必要。
二、大学研究组织的变革与发展
“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使得研究活动的组织形式也在作相应的变革。归纳与总结研究组织变革与发展的趋势，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我国大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1.个体与团队
研究活动所具有的创造性智力特征，使得研究者个体成为研究活动中最为基础的因素。这一点即使在具有“集体化”特点的“后学院科学”时代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由于科学发展的综合化趋势，科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趋于复杂，以及随着科学研究手段的技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科学理论的发展、科学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研究者个体的能力范围，团队成为组织研究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表1统计的SCI收录论文数中著者6人以上论文数所占比例的迅速增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活动的“团队化”趋向。
重视团队研究，鼓励高校组织优秀研究团队也是我国政府进入21世纪以来资助高校科研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以稳定地支持基础科学的前沿研究，培养和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群体。到2009年，获得该科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达到225个，其中高校123个。2004年，教育部开始推行“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以大力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群体力量。到2008年，该计划已资助了182个创新团队。这些获得政府资助的优秀研究团队中，有不少确实促进了研究活动的开展，提升了研究水平，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美国Science等杂志以‘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向前沿’等为题报道了我国研究人员在新一轮铁基超导体中所开展的富有重要影响的领先性工作，并称‘至少已有4个不同的中国科学家小组合成出了新的超导化合物’，其中3个研究小组均来自创新研究群体。关于铁基超导的研究成果入选Science评选的2008年度世界十大科学进展和2008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12]。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高校的研究团队组织建设尚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研究者将团队建设的问题归纳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的虚团队多，高水平的实团队少；短命团队多，长寿团队少；自下而上形成的团队多，自上而下形成的团队少；单学科、单部门的团队多，跨学科、跨部门的团队少[13]。究其原因，一方面出自团队建设的目的不明。在当今的科学研究中为什么要重视团队建设，这是由科学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组织研究团队的出发点应是研究活动自身的需要，而非其他。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研究（创新）团队的建设却时常有着研究之外的目的。如“一些团队并非以学术问题为导向组建，而是以获取资源为主要目的，团队建设成了部分高校争夺资源的工具。这些团队往往是不经系统论证而临时拼凑和包装的看似阵容强大的团队，团队成员平时很少进行学术交流，只是在申报项目或应付检查时，才将各自的成果打包在一起，临时组成一个团队”[14]。另一方面的原因则与科研管理体制尤其是评价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个激励过多、竞争过度、评价过头的学术环境中，“排名必须第一，第二毫无意义”的学术评价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这与团队研究所必要的“合作、共享”的价值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何使团队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在我国高校的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正发挥作用，以提高我国高校的整体科学水平，需要我们从观念上、制度上、组织上实施一些扎扎实实的变革。
2.单一与复合
在现代大学的学术组织构造中，一般情况下，系或者讲座仍然是最为基础的单元。而系与讲座设置的依据基本上是学科的分类。这种从大学近代化以来就形成的按照学科分类以系或讲座为基本学术研究单位的组织形式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单一性”，即所谓单一的学科、单一的部门。在跨学科研究兴起之初，研究的展开实际上还只是在研究者个体之间，基本上是一种没有组织参与的自发行为。当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潮流，许多重大的科学与实践问题没有多学科人员参与就无法解决的时候，如何组织跨学科研究、如何使跨学科研究制度化、如何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这样一些课题就摆在了大学管理者与研究者的面前。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出现使得大学的学术组织增加了“复合”的色彩。
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在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受到广泛重视。例如，美国加州大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开始设立跨学科研究机构ORU(Organized Research Unit)的工作。现在，加州大学的每个分校都有数十个ORU，如伯克利分校的ORU就达到36个。ORU在加州大学的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伯克利分校的ORU在1996年至2000年间，每年获得的研究经费都在1亿美元之上，占全校研究经费的30%～52%。洛杉矶分校1986年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就是ORU之一。该中心成员包括洛杉矶分校10个系和3个学院的28位教授及150多名研究生。中心负责管理和组织实施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为组织合作研究和相关会议提供资助，并依靠自身良好的学术声誉，争取校外基金。中心组织的系列研讨会汇集了世界范围内多学科领域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前沿研究成果。ORU以研究课题为中心，吸引不同院系、不同学科的教授就某一课题开展研究，充分发挥了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优势[15]。
又如，德国柏林工业大学为了促进学科整合与前沿科学的发展，在德国大学传统的学术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成立了包括跨系研究中心(Interdepartmental Research Centers)、跨学科研究组(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oup)、独立研究所(An-Institutes)、跨学科研究协会(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ssociation)等在内的多种跨学科研究机构。这些跨学科研究机构不仅推动了适应解决复杂科学与社会实践问题需要的跨学科研究活动的开展，而且还在培养复合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
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近年来也致力于成立跨学科研究机构，以利跨学科研究的展开。例如北京大学早在10年前就成立了“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纳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等。在成立跨学科研究机构这样的科研组织改革过程中，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关注和解决的。例如，如何处理传统的学科学术组织与跨学科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与形成有利于跨学科研究机构发挥作用的人事、学术评价等各项制度与学术环境等。
3.固定与流动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或研究人员，进入大学之后总要加入到一个基层学术组织中，成为该学术组织的成员。一所大学所拥有的学院、系或讲座之类的学术组织也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相对固定的人事隶属关系、相对稳定的学术组织结构是大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活动可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但是，当我们面临的社会变化愈来愈迅速，社会日益强烈地要求大学能够应对社会的变化，为解决各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理论与技术方法时，就需要大学对稳定的学术组织结构作出一些具有灵活性的调整，增强人员的流动性，以利于跨部门、跨学科研究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提高研究组织的开放性、增强研究人员的流动性成为国外一些研究型大学科研组织的新的发展动向。
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部在近年来的大学改革中，尝试建立了“流动型研究生教育体制”与“流动型研究组织”。“流动型研究生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工学部下设两大研究生专业群，一为学科专业群（如化学·生物工学专业，电子信息系统专业，机械理工学专业，航空宇宙工学专业，社会基础工学专业，城市环境学专业等），一为复合专业群（能源理工学专业，量子工学专业，计算理工学专业，结晶材料工学专业，物质控制工学专业等），并在两大专业群之间设立了“跨群讲座”（复合专业群教师在学科专业群设立的讲座）。名古屋大学工学部对于建立“流动型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意义做了如下的阐述：“通过设立‘学科专业群’、‘复合专业群’以及‘跨群讲座’，不仅可以使传统的学科领域得到持续发展，不断为那些受到传统学科支撑的产业部门输送新鲜血液（人才），而且也将为那些在传统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合学科以及适应社会需要的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学科的开拓与发展培养研究与技术人才。‘跨群讲座’的设立在使‘学科专业群’的各专业内容更加充实与加强的同时，还将促进教师与学生在两大专业群之间的流动，使研究更具活力。这种具有多样化、灵活性的教育·研究体制的建立，必将更加有力地推进既高度专门化又富有综合力的人才的培养。”[17]
现代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与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名古屋大学工学部在建立“流动型研究生教育体制”的同时还设立了“流动型研究组织”。根据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设立流动研究组，流动研究组具有自发成长的机能。一个新成立的研究组开始处在卫星（周边）的位置，成长壮大之后可以成为核心研究组，核心研究组的继续发展就逐渐成为研究中心。工学部的这一类研究中心包括理工科学综合研究中心、高温能量变换研究中心、尖端技术共同研究中心等[18]。
让大学内的教师、研究人员为了研究的需要流动起来，这是国内外许多大学在推动科学研究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例如有些学校设立“高等研究院”之类的机构，为有研究经费资助的教师提供一个跨学科组合的平台。流动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为的是促进跨学科研究真正开展起来。
4.实体与虚拟
虚拟性是网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大学的研究组织形式上也有所反映。众所周知，大学的学术研究组织如系、讲座、研究所等从来都是实体性的。所谓实体性，主要指组织有稳定的成员、结构、规则，一般来讲成员在同一大学内，并形成一定的组织文化。而虚拟的研究组织是“多个独立企业、大学、研究所的研发资源围绕特定目标、利用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以关系契约为基础连接起来而构成的一个动态研发网络组织，从而打破时间、地域或组织边界的限制，实现设备、人才等资源的互利共享”（郑忠伟，等，2003）。
虚拟研究组织成为国外一些研究型大学发展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新的形式。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003年设立的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CSBI)就是这样一个虚拟研究组织。麻省理工学院设立CSBI的目标是加强与计算机系统生物学相关的学术组织之间的合作，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管理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借助高新技术平台开展大型跨学科项目研究。参与CSBI的有300多人，但是只有21人主持日常工作，其余都是通过全球公开招聘的专兼职研究人员。CSBI的虚拟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队伍、试验设备和工作场所；第二，各个学术组织研发资源之间的联络主要借助于信息技术；第三，它是一个围绕特定目标、基于成员共同兴趣连接起来的一个组织边界模糊的动态联合体”[19]。
又如，由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诺福克州立大学、德克萨斯大学等6所大学联合支撑的纳米中心(nanoHUB)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虚拟研究组织。nanoHUB最初只为研究者提供与纳米研究相关的在线模拟工具。现今已发展到研究、教育与合作三个领域，除了在线模拟工具外，还提供更多的资源（动画、教程、讲演等），满足人们对纳米科学技术教育与合作的需求。nanoHUB已成为向研究者、教师和学生等用户提供纳米科学与技术相关资源的一站式门户网站。nanoHUB是以网站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一个无边界的网络组织，其核心成员是上述的6所大学。nano-HUB带来了革命性的共享、资源使用与合作的手段，汇聚了昂贵的设备仪器、丰富的纳米相关知识及众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成为纳米领域教学、研究与合作之最完善的虚拟科研组织（郑忠伟，等，2003）。
虚拟研究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毫无疑问，为科学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虚拟研究组织的形成以及发挥作用，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如良好的网络平台，更需要软环境的改善，如政府的政策支持、研究理念的更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