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的心理取向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取向论文,中国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取向是个较宽泛的表述，它既包括了我们常常提及的大众心态或社会心理，也具有对特定事物的价值评价和观念的取舍，从而构成了人的行为活动的内在基础；对个体而言，它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人的现代化中的一个最深层的内涵要素，对社会而言，它作为人们情感态度的集合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和文化力，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氛围。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心理取向具有三重特征，其一，人的心理取向决定于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从人的出生开始，在家庭教导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其二，人的心理取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个体对某一事物的心态总是相对不变的；其三，心理取向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发展，即人的价值理念终会随社会形态、体制的变革以及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特征表明，人的心理是后天性的，具有趋于现代化的可塑性，但因其相对稳定的特质，其变革的难度大于外在的行为，这也便是人的观念现代性常常滞后的深层原因，一旦人的心态和价值体系趋同于现代化，必将有力地带动人的行为变迁，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快速进步。本文的内容将具体展示出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取向确实发生了全方位的快速的趋向现代化的变迁。
一、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心态
改革是当代中国人的又一次自我革命，它由外到内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关系的要素重组，随之而来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促发了当代国民心理一次次与之相应的重大调整，人们的社会心态经历了文革后的迷茫，80年代的群情高涨和90年代的理性探求的大幅度跨越。曾有社会心理学家对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社会心理嬗变的阶段作了一番归纳，即70年代末的心理迷茫和躁动时期、80年代初的心理憧憬和观望时期、80年代中后期的心理高涨和冲突时期、90年代以来的理性化时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总结出我们社会心理嬗变发展的趋势是：心理冲突的加剧和缓解交替出现的双向化、心理反应深层化、心理取向多元化、心理关切外投化以及索取心理和收入动机增强的趋势。（注：参见刘崇顺、王铁《大潮下的情感波动》，146～17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经历了80年代急风暴雨般的洗礼，中国人对改革和各方面大变化的承受心理大大增强，90年代里人们的心态逐渐趋向平稳和务实，理性探索和积极进取的成分越来越浓，所以在1996年的国内一份大规模民意测验中发现，“平静”是公众用于形容自己当前心境的一个主要词汇(42.6%)，其次为愉快(20.8%)，如果将愉快、平静、兴奋、满足、悠闲等词汇归为正面感受，将哀伤、愤怒、绝望、迷茫、孤独、忧虑、焦急、无聊、矛盾等归为负面感受，则正面感受的中选率为74.2%，负面感受为25.8%，整体感受仍表现了较强的积极特征。（注：见《1997年社会蓝皮书》，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现代人社会心态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大众心理需求，这是人们在与社会互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占有特定社会资源和自我发展的具体愿望，它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推动力量，更是人自身不断进步的驱动力。在90年代初发表的一项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报告”（注：载《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分报告之十五，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中，我国学者将当代人的心理要求概括为四大方面，即首先“要求富足，多彩的生活”，人们希望尽快脱贫致富，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质量的社区环境；其次是“要求思想解放与性行为自主”，文革之后的中国人特别渴望恢复人应有的尊严和权利，希望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放思想，从而促进社会行为与工作行为的自主和实现个性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第三是“要求平等”，包括社会地位的平等、经济分配平等和占有资源的机会均等；第四是“要求民主、参与”，人们希望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参与本单位的管理。当然，在这些积极要求的同时，由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以及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够协调，我国国民的心态进步中还并存着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倾向，如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同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抬头，思想解放的同时少数地区封建迷信乃至黄色文化泛滥，在要求民主的同时人自身的行为主动性较差，等等。
社会舆论是公众心态的集中表现，它也是我们了解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近年来国内各地都对居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连续性的追踪调研，其结果表明物价、社会治安、廉政建设反腐败、住房以及待业待岗等问题，是多年来人们共同关心并迫切希望得以解决的问题，详见下表（注：根据《1997年社会蓝皮书》，81页；叶南客：《市民的生活观念》，载《现代文明》，1994(7)；叶南客：《当前市民心态和关注热点的调查》，载《江海侨声》，1997(6)等文综合制表。）：
北京零点公司1996年10月对京沪穗武几大城市的调查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市民对于个人事务的关注与他们对社会热点的关注紧密相关，排在前十项的个人关注问题分别是：身体健康(58.0%)，想法多挣点钱(26.2%)，小孩上学(18.8%)，找到满意的工作(15.0%)，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爱好(10.1%)，使自己的形象更好一些(9.6%)，家庭矛盾与家庭事务(8.9%)，建房、分房、买房或租房(8.6%)，精神情绪不佳(7.9%)，升学、留学或深造(6.0%)。（注：见《1997年社会蓝皮书》，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这一数据显示当前的市民仍以提高物质生活质量为首要追求，不仅关注个人的健康和收入，还要操心子女、家庭及其住房等等，这些构成了他们向现代化努力的现实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征。
二、当代人的价值观
正是在上述社会心态氛围中，90年代的中国人开始了与整体现代化相应的观念进步和自我个性的现代化发展，逐渐显现出一些与以往迥异的价值取向，即：保持精神的、理想的价值追求，同时注重物质的、现实的价值；保持集体的、社会的首要价值地位，同时注重突出个人的自我的价值；保持优秀的传统价值精髓，同时趋向开放的、宽容的现代意识；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同时不同社会群体趋向多重价值的选择。现代人的价值观是多方面、多层面的，这里我们仅选择其中三大要素，根据国内一些最新调查资料对现代人观念的变革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当代国民的人生观。80年代初，电影《人生》的播放以及由潘祎和黄晓菊（潘晓）发起在《中国青年报》开展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对现实人生的深深思索，但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将所有的中国人投入到火热的实践之中，新一代人在建设现代化以及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展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与抱负，实现了对人生观讨论中的超越，90年代再回首又如“轻舟已过万重山”。
人生观中包括了对人生目标、自我位置、幸福标志等方面的态度看法。众多调查表明当代中国人既摆脱了文革中的极左心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惟我、惟利的价值取舍，而是选择了公私兼顾、较为现实的人生态度，如80年代末我们在全国五省所作的抽样调查中，列出了“奉献型”、“为己型”和“公私兼顾型”三种人生目标，其中回答人生目标就是“为自己、为小家庭争取优越生活”的人数最少，占调查总数的2%，回答人生就是“为他人、为社会多作奉献”的也只有12.1%，绝大多数人(85.2%)选择了“既为社会作出尽可能多的奉献，同时又为自己和家庭争取优越的生活”。几乎同期在北京的一份2千多人的调查也显示出，当代青年在对自我的评判中多数人选择了“应兼顾社会、他人和自我”(74.7%)，仅有少数人(4.1%)认为“自我与社会永远是对立的”。（注：参见《中国青年发展报告》，449页。）这反映出当代人对自我在人生中的位置和意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正确的。90年代初一项调查显示现代人对自我品质的要求也既体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符合现代社会进步的需要，其具体品质要素的选择排序是：正直(42.15%)、善良(41.63%)、自信(41.29%)、进取(32.59%)、勤劳(31.74%)、宽容(27.3%)、谦虚(25.25%)、勇敢(19.62%)、无私(15.87%)、认真(8.19%)。现代人的幸福观也是较为现实合理的，多数人同意“幸福是造福与享福的统一”(79.1%)，仅有少数人认为幸福就是“造福”(11.3%)或“享福”(4.1%)。1995年，我们在苏南地区作了有关人生幸福标准的定量评价，发现当前人们对幸福目标的确定是现实而积极的，他们对幸福标准的选择排序是：第一，身体健康；第二，有一个温暖的家；第三，事业上获得成功；第四，能为社会作贡献；第五，有知心朋友；第六，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第七，非常有钱；第八，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第九，有社会地位。（注：详见《苏南现代化研究》，36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当代国民的人际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生活价值不同，中国人看重彼此依赖的以情境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强调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体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1989年我们作的有关“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调查中，回答“利己也利人”者最多，达55%；答应该“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者次之，占28%；认为应该“利己不损人”者占回答总数的11%；认为“竞争无情、损人难免”者最少，仅6%。1996年我们在江苏城乡进行的一项500人的抽样调查，进一步证明现代人有比较正确的人际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如在问及“自己在得到好处的同时，会对别人或集体造成一点损失，但这是无关紧要的”看法时，很不同意者比例达52.7%，不太同意者占34.3%，回答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者总共仅有3.2%。另外在问及对“因工作方便，拿一点单位东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理解”的看法时，持否定态度的也占绝大多数，比例为83.5%，另有11.9%的人持“无所谓”态度，同意者仅4.5%。虽然现代人的人际观念取向是健康积极的，现代人的交往频率和广度高于以往，但交往质量不一定同步上升，特别是高情感的投入越来越少，1996年的人际观念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有59.5%的人同意“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以诚相待的情况不多见了”，持相反态度者不到38%。随着社会的变化，现代人的交往对象选择标准也有所改变，在注重情感的同时也更注重志趣相投和文化的含量，上海的一份1994年抽样调查反映出，当前人们的择友标准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较为吻合，（注：参见孙嘉明《观念代差——转型社会的背景》，1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具体排序是：第一，寻找一两个知己；第二，志趣相同者；第三，交有文化修养的朋友；第四，互惠互利互助的朋友；第五，广交朋友；第六，异性朋友；第七，亲戚；第八，交有钱有势的朋友。
当代国民的职业观。职业对于每个成年人来讲都具有无比深刻的内涵，它决定了人们踏入成人社会后的生活场景，提供了从业者的角色模型和交往模式，制约了不同岗位上的人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标准，所以说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对其未来生活道路的选择，反过来看，职业声望和职业期待的变更也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与阶层分工的变化。
基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中社会分化的加快，现代人的职业取向渐趋多元，职业流动的愿望也更趋强烈，80年代末我们曾就居民选择职业的考虑因素作过调查，结果表明“能够发挥特长、能够提供较好的受教育机会、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收入高和工作轻松”是当代人择业观的前六项要素（注：详见叶南客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313页，重庆出版社，1991。）。1994年我们在对南京千户居民调查中，共列出数十种职业类型让市民选出自己心目中较理想的前十项，其结果如下表：
通过对本次市民职业评价的分层统计分析和以往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人的职业选择和评估标准具有以下倾向：首先是职业评估标准的综合性。人们的择业观是多元的，是对各种岗位社会地位、工作环境、经济收入乃至文化层次等综合的统筹判断，如上列的前三项职业均是有较高的社会声誉，较丰富的职业报酬，较高的文化档次，多种职业优势的有机统一，促使这类职业得到人们的好评。其次是职业选择中的市场导向性。尽管从80年代起社会学界便对职业意愿作过多次实证调查，但1994年的调查却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后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社会测量，它及时地反映了市场化条件下现代人职业心态的最新变化。和80年代明显不同的是财会人员、合资企业职员、出租车司机、个体户主等在数十种职业选择中名列前十位，表明市场经济的影响开始深入人心，这些在前十年不为人所重视而又有一定风险性的职业之所以受到现代人的青睐，就在于它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育，会给人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效益。第三，职业取向上的急功近利性。由于受市场大潮的冲击，部分市民的职业偏好中不重视职业的社会贡献而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实用性的与市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职业受到市民的追捧，而一些公益性强、报酬不高又无权无势的职业受人冷落。但我们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市民的职业意愿乃至社会生活心态的其它层面都将会向更加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将为中国社会和人的现代化成长构造良好的心理基础。
三、当代国民观念现代化的测量
以上大量事实证明，当代中国人的心态和价值观都在日益趋向现代化，但我们的探究还不满足于此，我们想了解的是当代人究竟在向现代化的征途上走了多远？这便涉及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人的现代化标志是否真实存在？其现代化程度能否测定？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可以作出相对的度量和测评，原因在于“人的现代化”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而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近百年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早在60年代英格尔斯作出大型跨国调查后便得出结论：“现代人不仅仅是社会学理论家心目中的构想，他在现实中存在着，而且当我们对人测验时，能够十分可靠地把现代人辨认出来。”（注：《人的现代化》，2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基于此，从80年代后期开始，笔者会同江苏省社科院“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研究”课题组的同人们参照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对中国人观念现代性测评的探索和调研。
我们首先初步确定，现代人观念进步的主体要素是由三类较为主要的心理取向构成的，即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和创新意识，而这三种进步观念又是由其内部多层次的进步取向子因素复合组成；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将人的现代性观念系统中各项积极要素发掘出来，形成指标丛再加以抽样调查和统计测评。根据有关的理论假设和分析对比，我们列出了3大类近40项指标因素，进而设计成60多题的“人的现代化发展抽样调查问卷”，对全国五省城乡居民进行了定量调查和测评。在整个调查中，课题组采取等误差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江苏城乡为重点，对江苏、吉林、河南、四川、广东五省十多个市县的1200多人进行了问卷测量，问卷回收率均在80%以上，超过了学术界认可的回收标准（60%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千余名被调查者的现代化意识的得分均明显超过问卷测评的中界值，呈现出“较现代”的倾向。虽然各种类型各阶层人士的现代化程度不一，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意识在当代中国人身上有所体现。
首先是广大劳动者的主体意识日益突出，表现在现代人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得到强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求确立择业、择偶等生活方式、内容中的自主权利；他们更加尊重老人、尊重妇女、尊重下一代人；在自身法制化过程中更注重个性发挥和价值、潜能的展现，渴望成才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些可从下表中窥见一斑。
其次，效益意识的日益强化是现代人观念变革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讲求务实，关心社会信息；要求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强调时间、效率和生活的计划性；更加尊重知识、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参见下表；
第三，创新意识在一向追求老成持重、中庸求稳的中国人中萌发，不仅成为现代人观念转型的重要特征，而且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焕发青春、加速运行的主要动力。在现代人中，普遍要求生活消费、环境体制的变革；希望有更多的社会流动、社会开放；在人的自身发展中，进取精神、风险意识、首创开拓观念日益增强，以往“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中庸观念已为多数人所抛弃。在创新意识形成中，年轻人显然走在这场变革的前列。参见下表：
总之，现代人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具有日益显著的主体意识、效益意识和创新意识，他们的价值取向要求个性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高度集合。现代人越来越清醒理智地认识到周围世界和自我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越来越注意个性设计和使其得以鲜明地体现，人人要求自己以具有特性的个人，而受到人们的对待，这正好发生在生产关系需要劳动者更个人化的时候。个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强调尊重人、关心人、发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实行学术民主，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些都将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价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