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全球化下安全战略重新定位的思考——论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战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战略论文,战后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际安全体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和冲击，迫使人们探讨适应后冷战时代，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安全理念、战略和方针政策。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战略发生了转变。
墨西哥作为第一个加入“第一世界俱乐部”及深受经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模式影响的拉美国家，自从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就遭到来自北方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安全威胁，墨西哥传统安全战略受到严重挑战。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一方面，它不断修正传统的安全战略观；另一方面，它又在寻求新的安全战略构想。本文拟探讨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战略转变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经验教训。
一 新安全战略的时代背景
回顾20世纪墨西哥安全战略的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墨西哥革命至40年代，叫作“外因论安全战略”。在这一阶段，墨西哥把美国看作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墨西哥1917年宪法就体现了墨西哥革命后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上的共识。实际上这部宪法从安全角度认为美国是墨西哥的主要外部威胁。如墨西哥总统卡兰萨不顾美国的威胁，宣布坚持1918年9月1日颁布的国际政策原则，即各国一律平等，各国相互尊重对方的制度、法律和主权，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等。这就是著名的“卡兰萨主义”的外交原则。奥夫雷贡也“坚持以民族主义立场对付美国”。（注：曾昭耀主编：《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第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卡列斯总统颁布的《土地法》和《石油法》，以及卡德纳斯总统实行的石油产业国有化政策都是外因论安全战略的体现。
第二阶段：4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叫作“内因论安全战略”（注：James F.Rochlin.,Redefining Mexican"Security":Society,State,and Region under NAF-TA.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2～4.其实，用“外因论”和“内因论”来概括这两个阶段的安全战略并不很准确。因为，战后拉美各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都把反共作为安全战略的旗帜，而共产主义在美国及拉美统治者看来是外来的“祸水”。本文引用原作者的观点。）。在这一阶段，虽然革命民族主义仍然是墨西哥安全战略的出发点，但是墨西哥安全战略的侧重点有所改变。1940年卡马乔上台后，尤其是阿莱曼执政后，墨西哥政府对美国采取让步政策，墨美关系有一定改善，解决内部矛盾成为其安全战略的重点。正如卡马乔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所说的这一阶段是从“革命的时代”到“经济发展的时代”的转折。（注：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3卷，第119页，商务印书馆，1993。）这个阶段，墨西哥把国家安全战略的侧重点放在内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上，取得了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奇迹”。正是在这一阶段（1980年）墨西哥国防部长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墨西哥政府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正式声明，将国家安全定义为“通过军事力量作为保证，保持社会、经济、政治的均衡”。这被看作是官方对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一次正式的诠释。
第三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至今，墨西哥的安全战略发生根本的转变，新的安全战略叫作“复合型安全战略”，或称“综合型安全战略”。新的安全战略完全有别于前两个阶段的安全战略。实际上，从1982年开始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墨西哥已经开始对安全战略做了某种程度的调整，这一时期叫作“安全战略调整期”，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1982年12月德拉马德里总统上台，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墨西哥逐步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但他仍然坚持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指导一切行动的方针，保持了传统第三世界主义的政策。安全战略的正式转变是在萨利纳斯上台后。为什么会在这时出现安全战略的转变，这同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80年代末，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第一，由于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剧变，战后形成并持续几十年的美苏冷战所造成的东、西方对峙减弱，发展中国家作为两极“中间地带”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第二，在冷战时期崛起的多种力量日渐强大，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进入动荡、分化和重组的磨合期，大国竞争加剧，控制着世界格局的走向，发展中国家面临新的挑战。第三，经济全球化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加快，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股强大的潮流，尤其是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迫使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靠拢。第四，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将其作为增强竞争力的重要砝码。第五，苏联的解体，也是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向全球扩展最快的时期。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相互依存”论逐渐取代“依附论”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一些发展中国家紧随发达国家，变经济独立的民族主义为国际经济合作。相应地，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世界格局的变迁，也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正如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所说：“当今世界在各个领域都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冷战和两极政治已经结束……不懂得创造性地适应形势的国家，将不能保持其完整性。”（注：墨西哥《至上报》，1990年11月2日。）萨利纳斯认为，必须放弃闭关锁国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实行对外开放的全新战略。墨西哥安全战略的转变正是为了适应世界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需要。
二 新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面对严峻的形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被称为“经济全球化战略”，即“从战略的高度将国内经济置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中”。（注：许罗丹：《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形成——兼论发展战略中的非经济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5期，第32页。）与经济改革相匹配的是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出台。
1991年11月，萨利纳斯向议会发表《国情咨文》，这是墨西哥安全战略转变的正式宣言。他宣称，20世纪最后10年墨西哥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的东西，不是对过去的方式和特点的怀念，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这种怀念不仅不会强化，反而削弱民族，使民族变得更加脆弱，降低它的生存能力”，这是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如何用新民族主义处理外部环境方面，他指出：“历史上，民族主义的动力在于回应某种外部挑战。今天，这种挑战就存在着被置于世界新的一体化进程、贸易和资源大潮流之外的危险，这将意味着被削弱和失败。……我们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保持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不等于关上自己的大门，不等于对外部事物不闻不问，因此，墨西哥的声音应更多地影响国际决定，因为这些国际决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墨西哥关心重大的事件并同汇集金融、贸易和科技力量的新的世界发展中心建立新型的、更加明确的经济联系。”（注：萨利纳斯：《本世纪最后10年的新民族主义》，载墨西哥《日报》，1991年11月2日。）
萨利纳斯的《国情咨文》有两层含义：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一是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二是要与中心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联系。新的安全战略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以与美国结盟为核心，以NAFTA为依托的全球化的安全战略。这是对以往防御性和封闭性安全战略的刷新。新的安全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安全战略。萨利纳斯上台伊始，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立即实行了遏制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应急性经济措施，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安全战略：进一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私有化，开放金融市场，改革外贸体制和财政税收体制。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改变墨西哥长期奉行的以发展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内向型发展战略，实行出口导向外向型发展战略；重新界定国家与市场的职能，将国家的作用限定在建立适当的法律和行政机制的框架之内，使其集中精力于非市场领域，如环境污染、教育、社会公正等领域。
第二，民族国家安全战略。他既强调捍卫主权是“最重要的生存原则”，也承认“必须依靠那些有力量为人道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多边机构”。至于这种机构是否具有干涉他国内政的职能，萨利纳斯是持否定的态度的。
第三，社会安全战略。为缓和因财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严重的贫困化等问题，萨利纳斯制定了一个名为“全国团结计划”的社会纲要，由政府出面，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帮助最贫困阶层解决其基本生活及教育等问题。他主张“通过实行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储蓄，促进投资，采用新技术并面向出口以增强国力”。（注：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国情咨文》，1991年11月1日。）他想铲除存在于墨西哥社会的巨大分界线——贫困，通过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正，保持经济活力和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的安全。
第四，地区利益安全战略。萨利纳斯认为，墨西哥过去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政策，结果给墨西哥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他认为应该“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充分利用同美国毗邻的好处，减少麻烦，缩小因两国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带来的影响”。（注：〔墨〕安德烈斯·罗塞塔尔：《现代化时代的墨西哥外交政策》，第710页，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93。）在诸如缉毒、移民、环境、金融风险防范等问题上与北方国家加强合作。
新的安全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新的安全战略不像传统安全战略只关注军事和政治等纯粹意义上的安全，而是把目光转向一种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安全战略。新的安全战略可以说包罗万象，涉及国家内部和外部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方方面面。
第二，具有现实性和非传统性的特点。以前的安全战略是把革命民族主义的理想贯穿于安全战略中，把美国作为国家安全的头号敌人。而新的安全战略面对新的国际现实，认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需实行“民族主义的现代化”，并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要在国际关系中避免对抗，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是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注：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国情咨文》，1991年11月1日。）
总的看来，冷战前后墨西哥安全战略的转变实际上是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注：“理想主义”是指革命民族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是指面对经济全球化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国际政治术语有区别。）“革命民族主义”向“新民族主义”的转变。
三 1994年的金融危机及新安全战略的调整
萨利纳斯时期开放的经济政策，使墨西哥经济走出谷底并恢复了发展，外债一度减少，通货膨胀率显著下降，资本回流。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新安全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萨利纳斯时期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深刻经济变革中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地区利益安全战略的运行，使墨美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改善，两国关系进入了历史上的蜜月期，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加入NAFTA后，墨西哥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无形中得到提升，获得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机遇和选择。但是，新安全战略的实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墨西哥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对国家安全新的威胁。1994年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这些问题累积的重要表现。
这场波及全球的“黑色金融风暴”恰恰发生在NAFTA生效即将1周年之际，它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中建立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当然，开放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针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多种安全问题有没有适当的安全战略。
这场危机的爆发，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是墨西哥过去几年实行新安全战略的一些失误积累的结果。首先，政府准备不足，经济开放过快。健康均衡的宏观经济结构没有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不到位，国内积累低，对外资依赖大，货币和金融市场开放过快，机制不健全，尤其是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缺乏力度，经济安全缺乏保障，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次，虽然实施了社会安全战略，采取了扶贫措施，但贫困问题没有解决，个别地区反而加重，社会矛盾加剧。同时，私有化进程给墨西哥社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贫富悬殊，社会政治形势恶化，社会安全面临严重危机（如1994年执政党两名领导人被暗杀、恰帕斯农民暴动和萨帕塔游击队宣布退出谈判等），损害了经济安全环境。第三，地区利益安全的脆弱性和民族国家安全受到挑战。金融危机发生后，按照NAFTA的货币机制，由美国牵头，动用国际力量筹集资金，平息了危机，显示了NAFTA的力量和积极作用。然而，NAFTA也是脆弱和有代价的。墨西哥人感到，加入NAFTA并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使自己面临随时可能受国际市场冲击的危险；美国在提供担保时提出的干涉墨西哥内政的政治条件，使墨西哥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新安全战略出现的问题说明，墨西哥在追赶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如果一味地开放，认定只要加入“富国俱乐部”NAFTA就万事大吉，国家的安全万无一失了，那就错了。1994年的金融危机恰恰给了墨西哥以教训。当然，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复杂，如果仅从安全战略角度来看，不能不说萨利纳斯时期国家新安全战略还存在问题。因而，塞迪略执政后，针对出现的问题，对新的安全战略作出了一些调整。
首先，强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安全作用不容忽视。在发生或可能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国家应积极干预市场，特别是对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墨西哥，“我们必须保证用前所未有的努力来使我们的法制以及公众安全进入一个依法实施的新阶段，以使政权能够赢得人民的尊敬”，保证“公众安全和公正”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职责”。（注：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1996年、1997年和1998年9月1日。）
其次，强调捍卫国家主权。一方面，塞迪略总统重申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必要性：“不管怎样，从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贫穷的民族已经明显地克服了贫穷，这些成绩的取得就在于它参与出口市场的生产以及把自己融入外国商品、投资和技术的潮流中，也就是说，要参与全球化。”（注：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我们可以想当然开放市场吗？》，2000年1月28日。）另一方面，塞迪略总统公开宣布，墨西哥将不接受任何政治条件，决不拿主权做交易。1995年10月塞迪略首次访美，强调了墨美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主张整个西半球建立起一个以尊重各国主权为特点的地区新秩序。“墨西哥的主权注定是不能够协商的，永远也不会。……建立新墨西哥的最好途径是防御，是加强我们的主权和我们民族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一个正确的原则、一个光荣的目标和一个清晰的战略就是在全世界保护我们的主权，推进墨西哥人的利益。”（注：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我们可以想当然开放市场吗？》，2000年1月28日。）
第三，更加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事业，强调“联邦政府集中精力修补墨西哥贫困的缺陷和不足，为了这个目标，在这届政府期间，我们在社会政策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加强”。1998年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而10年前这一比重仅占5.8%。（注：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我们可以想当然开放市场吗？》，2000年1月28日。）
第四，在地区利益安全战略上，加强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扩展与欧盟和其他拉美国家间的合作。把贩毒、环境恶化和边境安全等问题摆到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塞迪略总统赞成在这些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合作，“贩毒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社会健康和国内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它还威胁着墨西哥的公众生活、价值和传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将用一切手段来继续与贩毒作斗争。”（注：墨西哥塞迪略总统：《国情咨文》，1995年9月1日。）“当我们经济开放的时候，为了吸引新的工业，我们并不是要降低环境水平。”（注：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我们可以想当然开放市场吗？》，2000年1月28日。）
新安全战略的调整说明，墨西哥接受了金融危机的教训，改变了以前过多依赖NAFTA的做法，再次强调了国家和主权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积极作用，将国内的社会公正摆到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在保持经济开放大战略不变的前提下，安全战略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多元性。从塞迪略总统对国家新安全战略的调整中，可以看出安全战略的转变是需要长时间的酝酿的。由于不断出现新问题和新情况，新安全战略的最终形成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不是一两个总统所能完成的。墨西哥新安全战略现在还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阶段。
四 对新安全战略的总体评价
关于对冷战后墨西哥新安全战略的评价，大体看来国外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批评理论”的观点，一种是全面“肯定”的观点。前者认为冷战后墨西哥的安全战略经历了严重的挑战，出现了安全危机，墨西哥应该重新审视在与美国和加拿大不断增强经济联系中的安全战略问题。（注：James F.Rochlin.,Redefining Mexican"Security":Society,State,and Region under NAF-TA.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2～4.其实，用“外因论”和“内因论”来概括这两个阶段的安全战略并不很准确。因为，战后拉美各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都把反共作为安全战略的旗帜，而共产主义在美国及拉美统治者看来是外来的“祸水”。本文引用原作者的观点。p.217。）后者对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新战略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交融的国际形势的一种有远见的战略，是拉美国家的楷模。在对墨西哥安全战略的内涵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政治稳定、国民与军队的关系、控制毒品的效果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注：Wesley A.Fryer,Mexican Security,08/24/1993.）有的学者提出应重新定义墨西哥的安全概念，新的安全战略的内容应该比传统军事概念所约定俗成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新安全战略更多地是指保持一种“社会公正、自由、多元化以及威权”状态的国家战略。（注：James F.Rochlin.,Redefining Mexican"Security":Society,State,and Region under NAF-TA.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2～4.其实，用“外因论”和“内因论”来概括这两个阶段的安全战略并不很准确。因为，战后拉美各国在美国的操纵下，都把反共作为安全战略的旗帜，而共产主义在美国及拉美统治者看来是外来的“祸水”。本文引用原作者的观点，p.3）中国学术界对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战略转变的研究目前尚没有专著，只有少数的文章涉及到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辩证地分析墨西哥新安全战略，也就是要区分萨利纳斯和塞迪略政策的不同，新经济政策与新安全战略之间的关系。应该肯定的是，为追赶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萨利纳斯政府必须实行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同时1994年的金融危机也说明，正是由于政府疏于防范才招致危机的爆发，正是因为萨利纳斯提出“新民族主义”的新安全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安全的需要。经过塞迪略总统对新安全战略的调整才有了近几年的安全成就。如今墨西哥的社会相对平稳，已经基本渡过1994年的金融危机，国民经济走上增长之路。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的、闭关锁国的内向型安全战略是行不通的。
从冷战后墨西哥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启发人们对经济全球化下安全战略重新定位的思考。
（一）经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具有一种“双刃剑效应”，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战略应兼顾这种效应。一方面，国内经济的国际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但与此同时，也使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型产业进入了新的国际“雷区”，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和破坏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要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在国家经济迈向新台阶时，注意国家经济有可能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乃至陷入对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圈的更加严重的依附状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的着眼点应尽量避免“经济安全边缘化”。
（二）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确保本国的安全，其安全战略就要放远眼光，把本国的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安宁和政治稳定有力这个“三位一体”的“火箭”推上平稳快速的良性运行轨道，稳中求进，进中求稳。
（三）对于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关系，从分析墨西哥个案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产生新的表现形式。萨利纳斯的“新民族主义”的安全战略并没有安全“在变革中保存自己和肯定自己”，墨西哥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安全问题正说明了这一点。
（四）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主权造成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它最终要走向政治全球化，自然也就要走向国家的消亡。但是，现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不是国家的“掘墓人”？民族主权是否会消失？民族国家的安全是否会让位于“全球安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国家不会消亡，民族主权也不会消失，也不会出现“全球安全”。相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各个主权国家间应该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和对等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外交事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样才能确保本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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