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及发展对策_流动人口论文

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与发展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对策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我国人口众多，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通过多年实践走出了一条以流动人口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我国区域差异很大，城镇化发展程度和速度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区位性。基于城镇化的流动性和区域差异性这两大特征，学术界近年来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丁金宏等(2005)研究发现我国的人口迁移在加速发展，迁移的区域间不平衡性加剧，人口大量的迁出造成了“中部塌陷”现象；雷光和等(2013)指出受经济和家庭因素影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呈向东部沿海聚集地趋势；陈志光、李华香(2012)研究表明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出比例远小于南方各省，省际流动人口更偏好流往同一区域的吸引中心；马仲东、王建平(2010)发现我国省际流动的流入地及流出地都比较集中，多数来自中南及西南9个欠发达省份，多数流向广东、长三角和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区域；巫锡炜等分析了地区差异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影响，指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不断改善的交通条件将更有助于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集中趋势的发展。何宇鹏、张同升(2007)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沿着资本增密而非劳动增密的方向进行，工业就业和人口集聚不能有效支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马庆斌、王真真(2011)总结出中国城镇化3种模式为城市群模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模式，以及就地城镇化模式；马红旗、陈仲常(2012)总结了我国省际流动人口的七大特征，如省际流动人口以经济活动为主要目的，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省际流动人口比例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别，省际流动人口上升幅度大于省内流动人口等；仇保兴(2003)强调中小城市“超越”经济规模快速成长，以确保大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和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黄晓娜、张立建(2011)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广州市天河区外来人员异地城市化水平低，但弹性城镇化高，大城市较高的经济门槛，发展迅速的城镇敞开的大门使外来人员选择了到沿海等大城市工作，而将家人安置在家乡城镇的弹性城镇化道路，这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的重要原因；范剑勇、莫家伟(2013)通过研究国际经验，指出土地流转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内在联系，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慎重推进土地流转。

      当前衡量中国城镇化发展程度有三种统计口径：按户籍人口统计的非农业户口率，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和按就业人口统计的非农业就业率。这三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存在三率差别主要由于农村农用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城乡户籍制度，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的差异性，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就业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农村非农业就业人口要么选择流动居住于城镇，要么选择居住于农村，而很少选择永久居住于城镇，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就业具有不稳定和较大的流动性；农民对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没有所有权和出售权；大中城市住房价格高，农民工买不起住房；不愿放弃领取国家的农业补贴；城镇社会福利高于农村，城镇户籍门槛较高，流动人口不容易获得城镇户籍。毗邻城镇的农村，宅基地和耕地预期的征地补偿潜力较大，非农业就业的农民更不愿放弃农村户口，这也是城中村改造难度较大的主要原因。多种原因造成快速就业非农业化和大量流动城镇化成为中国城镇化的特点，这种城镇化模式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与居住同步城镇化，但是由于近年来各级城镇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大量可出租和出售的房源，有利于改善流动人口的住房条件，使中国有效避免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贫民窟现象。

      中国的非农业就业率增长最快，由1978年的29.5%增加为2012年的66.4%，2002-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1.64%，明显高于多年平均值，可见中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后通过出口贸易扩展，有效促进了非农业就业，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原动力；中国的城镇化率增长也较快，由1978年的18.9%增加为2012年的52.6%和2013年的53.7%，2002-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1.35%，流动人口是城镇化的主力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流动城镇化现象；非农业户口率增长最慢，由1978年的15.8%增加为2012年的35.3%和2013年的35.7%，2002-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0.78%，2005-2012年平均每年增加仅为0.47%。其中城镇化率同非农业户口率之差值是流动人口比率，2012年为17.3%，2013年上升为18.0%(表1)，全国流动人口高达2.45亿人。

      

      2005年以来，随着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中国的城镇化率呈加速发展的态势，而由于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非农业化率呈减速发展的态势，二率的差异在逐年增加。美国在城镇化发展最快的1850-192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加0.51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当时美国的2.69倍，而非农业化速度仅为美国当年城镇化发展速度的92%。2014年7月30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我国到2020年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相当于非农业化率每年增加1.11个百分点，远高于1978年以来的人口非农业化发展速度，稍低于2013年的城镇化速度，可见我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政策层面大大加快人口的非农业化进程，以求遏制城镇化率和非农业化率两率差异加大的趋势。

      根据人口增长率递减趋势预测，我国总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4.45亿人，2050年达14.99亿人。根据城镇化率变化的逻辑斯蒂曲线规律预测我国城镇化率2030年将达71.0%，2050年达78.7%。按照非农化率每年增加1.11个百分点计算，到2030年我国的非农化率将达到52.9%，2050年达到75.1%，从而使全国的流动人口比率由2020年峰值的20.2%下降为2050年的3.6%(表1)。

      2 城镇化速度与类型的区域差异

      我国各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城镇化水平与发展速率评价可将城镇化发展类型分为高城镇化慢速发展(上海、北京、天津)，高城镇化中快速发展(广东、辽宁、江苏、浙江)，中城镇化快速发展(福建、重庆、宁夏、陕西)、中城镇化中速发展(内蒙古、湖北、山东、海南、山西)、中城镇化慢速发展(黑龙江、吉林)、低城镇化快速发展(江西、河北、安徽、河南)、低城镇化中速发展(青海、湖南、四川、广西、云南、甘肃、贵州)、低城镇化慢速发展(新疆、西藏)8大类型。大多数地区城镇化呈健康的加速快速发展势头，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存在城镇化长期低下、减速发展和慢速发展现象。在城镇化率在64.0%以上的7个高城镇化率组中，广东和浙江存在减速发展现象，2000-2013年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低于1990-2000年的速度；在城镇化率在54.2%-64.0%之间的11个中城镇化率组中，海南存在显著的减速发展现象，黑龙江存在明显的慢速发展现象，吉林存在明显的慢速和减速发展现象；在城镇化率在49.0%以下的13个低城镇化率组中，云南、甘肃、贵州、新疆、西藏存在低城镇化率慢速现象，是城镇化发展中问题最突出的省份(表2)。

      

      造成上述城镇化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如各地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交通和工业区位，自然资源丰度，国家宏观区域经济布局战略的转变等等，但是主导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展战略和由此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为从数量上衡量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作用，笔者将各地区(省、市、自治区)的常住人口分为本地区的农村常住人口、本地区的城镇非农业户籍人口、本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负值为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农村的人口，对城镇化有轻微负作用)、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负值为本地区农村流入外地区城镇的流动人口，对本地区城镇化有较大负作用)；从而将城镇常住人口分为本地区的城镇非农业户籍人口、本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3部分，并统一利用常住人口计算3部分的城镇化率，进而研究人口流动对各地区城镇化的贡献份额。

      本文以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为主，为方便计算，作如下假设：极少量城镇非农业人口在地区间存在互相流动现象，对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影响很小，不计入地区间流动人口；以此类推，农村常住人口在地区间也存在少量的流动现象，对城镇化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也不计入地区间流动人口；各地区的非农业人口极少部分常住于本地区或外地区农村，类同于西方的逆城镇化现象，由于中国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期，本文假设本地区非农业人口全部常住于本地区的城镇；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假设其农村流出人口全部流入本地区城镇；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假设没有其他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入其城镇。

      为计算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本文统一以各地区的常住人口为分母计算各种城镇化率，并将城镇化率分解为非农业户籍人口率、本地区农村流入城镇化率、外地区农村流入城镇化率三部分，并定义以下主要计算公式：

      (1)户籍人口A=非农业户籍人口A1+农业户籍人口A2

      (2)常住人口B=城镇常住人口B1+农村常住人口B2

      (3)城镇常住人口B1=本地区的非农业户籍人口A1+本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A2-B2)-(A-B)]+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B-A)，其中A-B和B-A均需要负值取0。

      (4)农村人口流出去向

      ·本地区农村的流出总人口=农业户籍人口A2-农村常住人口B2，部分流往外地区城镇，部分流入本地区城镇。

      ·本地区农村流往外地城镇的人口=户籍人口A-常住人口B，负值取0。

      ·本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本地区农村的流出总人口(A2-B2)-本地区农村流往外地城镇的人口(A-B)，其中A-B需要负值取0。

      (5)城镇流入人口来源

      ·本地区城镇的流入总人口=城镇常住人口B1-非农业户籍人口A1；部分来自本地区农村，部分来自外地区农村。

      ·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常住人口B-户籍人口A，负值取0。

      ·本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本地区城镇的流入总人口(B1-A1)-外地区农村流入本地区城镇的人口(B-A)，其中B-A需要负值取0。

      (6)城镇化率B1/B=常住人口非农化率A1/B+本地区流入城镇化率[(A2-B2)-(A-B)]/B+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B-A)/B，其中A-B和B-A均需要负值取0。

      各地区城镇化组成结构分解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的城镇化组成结构可分为6个类型：(1)过度城镇化型：是外地区农村流入驱动类中的极强驱动类，仅包括上海和北京2地区，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分别为40.5%和37.6%。它们的城镇化率极高，但本地区农村流入城镇化率为负值，表明已经进入了逆城镇化时期，城镇化过度发展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村人口需要外地区来补充，两地的城镇化率与本地区流入城镇化率(负值)之和值均约为85%，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将来的城镇化率发展上限在85%左右；(2)强外地区农村流入驱动型，包括天津、广东、浙江3地区，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在13%～30%之间，是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流动城镇化的主要受益地区；(3)弱外地区农村流入驱动型，包括江苏、福建、辽宁、山西4地区，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在3%～6%之间；(4)极弱外地区农村流入驱动型，包括云南、吉林、青海、内蒙古、山东、黑龙江、新疆、西藏8地区，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在3%以下；(5)非农业户籍人口主导驱动型，包括重庆、湖北、海南、宁夏、陕西、河北、四川、甘肃8地区，是本地区农村流入驱动类型之一，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为0，本地区农村流入驱动城镇化率份额也较低，占总量的32%以下；(6)非农业户籍人口与本地区流入共同驱动型，包括江西、湖南、安徽、广西、河南、贵州6地区，是本地区农村流入驱动类型之一，外地区流入城镇化率为0，本地区农村流入驱动城镇化率份额较高，占总量的39%以上(表3)。

      3 产业结构与城镇化

      为从数量上分析造成上述城镇化非均衡发展的因素，通过将各地区的城镇化率(2012年)和城镇化率变化速度(1990～2012)同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各行业2012年的区位商(优势指数)进行单元回归，得出省级面板相关系数平方，笔者发现城镇化率同产业区位商关系较密切，城镇化速度同产业区位商关系较不密切，大致规律为影响城镇化率最显著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呈显著正相关，其次为金融业、房地产业呈正相关，农业、建筑业呈负相关，住宿和餐饮业呈弱负相关，轻工业呈极弱正相关，重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其他(科教文卫等)呈不相关。产业区位商对近1990～2012年城镇化发展速度影响较弱，轻工业和房地产业呈弱正相关，其他(科教文卫等)呈弱负相关，其余均为极弱相关或不相关(表4)。

      农业优势度同城镇化率呈负相关较容易解释，因为城镇化较高的地区农业一般优势度较低，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同城镇化率的负相关也可以用同样原理解释，因为城镇化初期建筑业和住宿和餐饮业在地区经济中占到份额较大。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该产业对城镇化有推动作用，如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轻工业对城镇化化发展速度推动作用强于重工业，主要由于轻工业一般属劳动密集型，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对各地区未来通过发展产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有借鉴意义。

      

      笔者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ICP)发布的数据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2039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美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各地为发展当地工业经济，加速城镇化进程，又兴起了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但引进外部资金发展当地工业需认真研究当前国内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以及准确把握当地的资源优势，其中包括农业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工业区位资源和适宜于发展旅游业的自然环境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学术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依靠三驾马车拉动，笔者研究发现实际为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拉动，对外贸易的作用不在于拉动GDP，而在于促进就业，对于地方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据学者研究，我国对外贸易直接和间接带动了1.8亿人就业，占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

      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约25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目前又面临着新兴产业发展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中国过早由资金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对国内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美国在工业产值跃居全球第一后28年才变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产业向国外转移是由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在维持加强对外开放力度的宏观政策大前提下，中国将来的产业转移应当国内国外并重，且应大量吸引外资向内地投资，待国内各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均衡发展，全国整体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后再考虑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和大量输出剩余资本。过早进行资本输出将产业向海外转移将提前造成产业空心化，加剧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前提，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各地区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是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而正确选择主导产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笔者通过分析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区位优势，包括交通条件、农业优势、矿产资源、新能源资源、旅游资源、对外贸易状况，为各地区选择主导产业提供决策参考。

      3.1 交通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得到空前发展，全国高速公路网络已经完善，全国高速铁路和中西部铁路网正在快速完善，公路网也在迅速扩张。当前高速公路网密度最能反映各地区交通运输网的发展现状，而高速铁路网络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挖掘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各种交通干线如同人体的动脉血管，而全国公路网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也是最难发展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应当是我国未来交通发展的重点。

      笔者用铁路、内河航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之和作为计算各地区的干线交通网络密度指标，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浙江、广东的干线交通网络密度最高，大于1770公里/万平方公里，其中上海高达4817公里/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一；云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的密度最低，在271公里/万平方公里以下，其中西藏仅为4.74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干线交通网络长度较高者有内蒙古、青海、宁夏、江苏、黑龙江、新疆、浙江、吉林，在3.5公里/万人以上，其中内蒙古和西北地区地势平坦，大多都有人均交通线路较长的优势，交通网络正在迅速完善中，是工业化城镇化交通区位提高潜力较大地区。西藏、上海、北京、河南最低，在2公里/万人以下，其中西藏是由于环境条件较差，河南是由于人口众多，而北京和上海则明显是由于超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

      3.2 农业优势

      发达的农业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是从依靠农业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始的，美国工业化初期更是依靠农产品出口取得了资本原始积累，发挥我国各地区的农业优势，将农产品加工业向农产品优势产区转移，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如新疆依托棉花生产优势发展纺织业，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依托畜牧业优势发展皮革加工和制鞋业，肉类与奶类及淀粉加工业等。笔者选取各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棉油产量指标来衡量各地区的农业优势程度。

      从人均粮棉油产量来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最高在0.79吨/人以上，黑龙江最高达1.57吨/人。其他农业大省如河南、宁夏、安徽、辽宁、山东、江西、湖北、河北、湖南人均在0.47吨以上，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巨大潜力。人均耕地面积同人均粮棉油产量分布情况相似，其中黑龙江最高为6.24亩/人，上海最低仅有0.12亩/人。内蒙古和西北地区、吉林和黑龙江人均农产品产量高，宜农荒地资源丰富，农业发展潜力大，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

      3.3 矿产资源

      发挥各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可以促进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美国曾经通过开发西部矿产资源，建立了许多矿业城市，进而发展机械制造业，大大加速了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中国各地矿产资源丰度可以用矿产资源利用总价值密度、矿产资源总价值密度、矿产资源使用年限(矿产资源总价值/矿产资源利用总价值)3项指标来表示。我国矿产资源总价值超244万亿元(据国土资源部全国重要矿产总量预测项目组中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子项目)，根据各地区的主要能源矿、金属矿、非金属矿的矿产基础储量(将天然气按热量值折成标准煤)可以估算矿产资源总价值的分布情况。

      我国矿产资源利用总价值(王静爱、左伟，2010)密度平均值为15.53万元/平方公里，高于全国平均值的有天津、山东、上海、山西、河南、辽宁、黑龙江、河北、广东、安徽，在35万元/平方公里以上；其次为江苏、北京、吉林、贵州、陕西16-24万元/平方公里之间；其余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矿产资源总价值密度的全国平均值为2567万元/平方公里，高于全国平均值的有山西、宁夏、安徽、辽宁、山东、陕西、河南、贵州，在4678万元/平方公里以上；其次为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重庆，在2323-3872万元/平方公里之间；其余地区低于全国平均值。内蒙古、山西、宁夏、陕西、贵州、重庆、四川、安徽的估计开采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165年)，显示出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不充分，也显示出他们的开采潜力巨大。云南、北京、新疆、辽宁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均在130年以上，也是潜力巨大的地区。

      从人均矿产资源利用总产值分布来看，中国北方地区(北京除外)的矿产资源利用强度明显高于南方地区，新疆、黑龙江、青海、天津、山西、内蒙古在2700元/人以上；其次为山东、辽宁、甘肃、吉林、宁夏、河北、河南、陕西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1085元/人，表明矿产资源在这些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贡献较大；福建、湖南、湖北、重庆、上海、江苏、广西、海南、浙江、北京在378元以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4 新能源产业

      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和地热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对未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有促进作用，而新能源的丰度分布决定各地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潜力。

      风能。我国的风能资源分布广泛，较为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以及北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两个地带，其中沿海及其岛屿地区风能丰富带较窄(10千米宽)包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年风功率密度在200瓦/平方米以上；北部地区风能丰富带较宽(200千米宽)包括东北三省、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风功率密度在200-300瓦/平方米以上，有的可达500瓦/平方米以上，如阿拉山口、达坂城、辉腾锡勒、锡林浩特的灰腾梁、承德围场等(中商情报网，2014)。

      太阳能。我国太阳能资源具有广域分布的特点，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于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全国平均太阳能资源理论储量约为19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宁夏、西藏、青海在234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以上；甘肃、新疆、北京、内蒙古、江苏高于全国平均值；河北、四川、云南、山西在18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以上(马胜红、李斌等，2009)。

      地热资源。中国地热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地带性。水热型地热资源(3千米以浅)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地区、东南沿海、台湾、环鄂尔多斯断陷盆地、藏南、川西和滇西等地区，其中沉积盆地传导型地热资源均为中低温地热资源，多地处人口稠密地区，利用价值较大，可用于城镇冬季集中供暖，有利于城镇化发展。我国主要平原和盆地78万平方公里面积的水热型地热资源量估算折合标准煤8531.9亿吨，平均资源密度为1092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其中西宁盆地、银川平原、渭河—运城盆地大于500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其中西宁盆地最高达9784千克标准煤/平方米；华北平原206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河套平原、四川盆地、黄淮平原在990-143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之间；鄂尔多斯高原、苏北平原、下辽河平原、江汉平原、松辽平原230-550千克标准煤/平方米之间(蔺文静、刘志明等，2013)。

      水能资源。水能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水电开发后又能有效支撑当地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当地的城镇化有促进作用。我国水能资源集中分布于西南地区和黄河上游干流，可开发水能资源密度全国平均约折合25吨标准煤/平方公里，其中川渝地区、云南、湖北密度高于99吨标准煤/平方公里；贵州、京津冀地区、西藏、广西、福建、湖南密度在28-46吨标准煤/平方公里之间；浙江、粤琼、江西、青海、陕西、甘肃在13-17吨标准煤/平方公里之间(刘明光，2010)。

      3.5 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旅游业对当地的第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大。发挥各地旅游资源优势，如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和其他的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风光等，充分发展旅游业可形成众多的旅游城镇。由于旅游资源多分布于边远山区，城镇化率很低，发展旅游业对当地的城镇化发展意义重大。

      衡量旅游业分布的指标主要有人均餐饮住宿业营业收入，全国2013年人均餐饮住宿业营业收入平均为584元/人，其中北京最高4138元/人，上海其次2866元，海南居第三位为1211元/人；广东、天津、浙江在968元/人以上；福建、重庆、江苏、湖北、陕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贵州、江西、河北、黑龙江在178元/人以下，旅游资源远未充分开发，发展潜力巨大。

      3.6 对外贸易

      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促进当地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是目前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区位条件对对外贸易发展起决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和完善，内陆边疆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区位条件和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有利于全面挖掘对外贸易对城镇化促进作用的潜力，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和城镇化发展。各地区人均对外贸易额指标只能反映当前的外贸区位和发展状况，而内陆地区人均对外贸易额较低说明其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我国2013年人均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为3056美元/人，其中高于全国平均有上海(17981美元/人)、广东(12037美元/人)、天津(9143美元/人)、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低于全国平均的有辽宁、重庆、新疆、海南、河北、吉林、广西、江西、黑龙江、四川、西藏、河南、安徽、湖北在615-2764美元/人之间；内蒙古、陕西、山西、宁夏、湖南、云南、甘肃、青海、贵州在600美元/人以下。沿海地区低于全国水平的有辽宁、河北、广西和海南，为同类地区表现较差的；沿边或沿江地区中重庆、新疆、吉林人均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高于916美元/人，为同类地区表现较好的，安徽、湖北、内蒙古、云南人均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低于650美元/人，为同类地区表现较差的。

      4 城镇化发展的限制因素

      本节利用劳动力资源分布、工业各分行业劳动力密集度、农业分行业劳动力密集度和工业分行业污染指数4种指标来研究城镇化的限制因素，分析这些限制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探讨各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应当如何合理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规避的劣势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以便为各地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定量化依据。

      4.1 劳动力资源分布

      我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省际人口净流出区有贵州、河南、安徽、广西、重庆、四川，人口流出本地区的比例最高，占常住人口的10%以上；其次为湖南、湖北、江西、甘肃、陕西人口流出本地区的比例在3%-10%之间；宁夏、河北、海南在1%左右。其余地区为人口净流入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和内陆边疆地区，以及山西、吉林和青海3省。

      人口密度越高劳动力资源越丰富，但是城镇化率较低时人口多是累赘，需要大规模省际流动才能快速实现城镇化。当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来化解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由于产能过剩，大量政府债务并没有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如同当代的中国新政，可以以轻微通货膨胀为代价，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重新进入快速增长状态，并维持较长一段时期，直到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时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将得到拓展，地区发展将更加均衡，中国综合国力将大大加强。利用过剩产能、外汇储备、剩余劳动力建设中西线联合南水北调工程，向大西北引水4条黄河水量(梁书民，2013)，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宜农荒地资源，通过大量移民进行西部大开发，可以间接促进中部人口大省的城镇化发展。

      4.2 产业的劳动力密集度

      我国以劳动力资源丰富闻名于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是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的主要产业之一，中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非农产业应当注重发挥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承接我国东部和国外的产业转移项目时应考虑其劳动力密集程度，以便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有效地促进当地的城镇化发展。

      笔者收集了有关产业的相对劳动密集程度指标，供各地区决策部门参考。美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有皮革工业、家具制造业、服装工业、石材陶瓷与玻璃工业、金属制品业、印刷出版业；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行业有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烟草工业、石油工业(Anthony R.de Souza，J.Brady Foust，1979)。我国各产业密集程度，按分行业工资总额占分行业增加值比重大致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高于各产业平均水平；在第三产业中有9种产业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各产业平均水平，按照从高到低顺序依次为批发和零售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工业各行业中相对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的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他采矿业、开采辅助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其他制造业，次高的有仪器仪表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最低的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4.3 农业内部的劳动力结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农业劳动力需求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但是随着设施农业和规模化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工厂化生产的现代农业，农业工人逐渐增加，城镇化过程中也应考虑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按照种植业经营单位面积的劳动力与资本需求分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2014)，种植业中大田作物劳动密集度最低，资金密集度也最低，随着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的发展，大田作物生产是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主要源泉。露地蔬菜、水果劳动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居中，设施农业劳动密集度和资金密集度最高，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农业劳动力较多。饲养业中农户散养生产具有劳动力密集度高，资金密集度低的特点，仍然需要大量农业劳动力，规模生产资金密集度较高，劳动密集度较低；随着城镇化发展，畜牧业扩张迅速，大型养殖场的工厂化运营步步为营，正在逐步取代农户散养畜牧业，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总之，发展现代农业和规模化畜牧业将增加农业工人数量，有利于当地的城镇化发展。

      4.4 工业分行业污染指数

      我国公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越来越重视，高污染行业也是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的主要产业之一，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也开始把高污染行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发挥自身优势，科学合理规避污染行业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应当认真研究的课题。

      按照各工业分行业单位主营业务收入的废气、废水和危险废物排放量计算，其他采矿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造纸和纸制品业污染程度最高，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明显高于工业各行业平均值。污染指数较低的行业有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汽车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烟草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开采辅助活动、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它们的三废排放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在众多城镇化因素指标中，笔者选取了各地区的6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同城镇化率进行了省级面板数据相关分析，其中人均进出口额、人均住宿餐饮业营业收入、主要交通里程密度同城镇化率呈显著正相关；矿产利用价值密度同城镇化率呈弱正相关；人均农产品产量、矿产储藏价值密度同城镇化率不相关(表5)。深入分析发现三个显著正相关的指标均表示的是同外界的交往程度，对城镇化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是城镇化最应该优先发展的项目；矿产资源利用价值密度对城镇化呈弱正相关表明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了各地矿产资源的优势，矿业城市的发展对城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人均农产品产量表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矿产储藏价值密度代表当地的矿产资源丰度和开发潜力，由于我国目前还未大规模将农产品加工业转移到主要农产品优势产区，并且许多矿产资源还未得到开发，所以相关分析的结果是同城镇化率不相关。潜力指标指明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为我国未来重点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和采矿业发展指明了地域和发展目标。其他未同城镇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的指标对未来城镇化发展也有指导作用，如农村劳动力资源分布指明了应重点发展城镇化或向域外转移剩余劳动力的地区，新能源分布指明了未来发展新能源产业的优势区域，在这些优势区域可以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促进当地3大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发展过程首先是劳动力非农业化过程，理论上讲各种非农产业的发展均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中国城镇化发展遵循了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原则，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占较大份额，在第二产业充分发展后才可能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镇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各地区在强调发展工业的同时也应注重发展第三产业。根据2013年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计算我国的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份额依次为9.04%、48.69%、42.27%，各地区中第三产业产值份额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有北京、上海、西藏、海南4地区，而若以第三产业份额超过70%定义后工业化社会，只有北京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上海还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根据城镇化率判断，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前期阶段，海南的城镇化率仅处于全国中等水平，西藏的城镇化率为全国最低值，依靠大力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推动城镇化将是我国长期奋斗目标。

      5 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优良的宏观经济背景条件。首先，在长期大量基础建设投资驱动下造就了发达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建成了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消费和投资共同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形成，经济发展快速平稳；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生产能力过剩，需要进行产业扩散，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第二，沿海地区为我国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非农就业做出了榜样，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发展对外贸易也可解决矿产资源不足问题，使中国能够接替英国、美国、日本成为第四代世界工厂，迎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挑战，抓住新机遇，进一步促进城镇化发展。第三，发达的农业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受资源限制粮棉油自给率下降，急需开发农业资源，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使农业发展不拖累经济整体发展，不影响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尽力防治步日本经济衰退的后尘。第四，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合理，改革开放深入开展，许多优惠政策得到普及，对城镇化发展有利，如加入WTO，参与东南亚联盟，加入APEC，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深入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东西部对口支援，以及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有利于中西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领我国占领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有利于东部沿海的产业向中西部扩散，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持续高速发展，也给中西部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跳跃式发展带来了机遇。

      为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消化过剩产能、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我国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高潮期已经过去，大力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田间道路硬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尽快开始规划建设中西线联合南水北调工程，开发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宜农荒地资源，广泛开展向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移民，有效促进西部大开发和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第二，中西部地区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开发能源和矿产资源，发展采矿业和下游冶炼化工业；依托农产品优势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发风电、水电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各地旅游资源，建设旅游城镇，以多种形式促进当地城镇化发展。第三，趋利避害。中部地区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城镇化，规避高污染行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初期产业转移战略是输出劳动力密集型和高污染产业，中国中东部地区则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高污染产业到发展中国家或西部人口稀疏地区；可采取多种形式规避高污染产业，如对高污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适当输出，适当进口制成品，加快发展环保产业进行环境治理等。第四，由于中国过早成为资金净输出国，使得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减弱，甚至是负值，但贸易是催化剂，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解决就业问题；应适当调整开放政策，进一步加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如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多个保税区，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内地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外贸区位较好的沿长江和沿边境地区，以及内陆省会城市。第五，在发展工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第一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扩大就业规模，加速城镇化发展，如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畜牧业增加农业工人数量，实现农业内部的劳动力转移；发展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其他第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第六，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城镇化步伐。美国城镇化经历了大城市集聚到郊区化扩散两个阶段，日本通过在农村发展六次产业(第一、二、三次之和)实现乡村城镇化，中国则可以以县城为主建立工业小区，承接大中城市的产业扩散，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速就地城镇化，同时通过在农村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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