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韵学的切韵图与西洋音系学(Phonolo)的“最小析异对”(minimal pair)，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西洋论文,中国论文,最小论文,切韵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述唐宋元切韵图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叫做小学，这在语言学界是尽人皆知的事；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提议改称“语言文字之学”，这一名称沿用至今日。在中国古代的目录书内，从《汉书·艺文志》起，语言文字学类的书就归入“小学”类，但汉志所列寥寥。至《隋书·经籍志》，其“小学”类所著录的语言文字学的书籍大增，这就需要作下位分类了，可以肯定地说，隋志作者将“音韵”作为“小学”的一个下位类，请读隋志：“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这“音韵”就是下位的类目，即音韵类书的意思。往后至《旧唐书·经籍志》，“小学以纪字体、声韵”，“小学一百五部：尔雅、广雅十八家，偏傍、音韵、杂字八十六家”。清代的《四库全书》“小学”类的下位分类很是明晰，计三类：“训诂”、“字书”、“韵书”，这相应于今人口头常道的三门学科：“训诂”、“文字”、“音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二“小学类三”的结语云：“韵书为小学之一类，而一类之中又自分三类：曰今韵，曰古韵，曰等韵也。”《四库全书》的分类，就是当今音韵学家通常所说的音韵学下的三个分支学科：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到了二十世纪，若干中外音韵学者管“今音学”的“今音”叫“中古音”，“古音学”的“古音”叫“上古音”。（注：二十世纪初又添了一个“北音学”，不少专家建议改称为“近代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宇内孤本南宋孝宗年间卢宗迈所辑集的《卢宗迈切韵法》，鲁国尧联系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杨中修《切韵类例》、晁公武《郡斋读书记》，金人韩道昭《五音集韵》，元无名氏《居家必用事类》等大量文献资料做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唐宋夏金元只有‘切韵’一名，‘等韵’一名始于明代，‘必也正名乎’：宋元切韵学，明清等韵学。”[1][p340]总而言之，“小学”或“语言文字学”的下位学科之一是“音韵学”，而“音韵学”的下位学科之一是“等韵学”，以时间先后分，则应为唐宋元切韵学（唐五代辽宋夏金元切韵学的简称）和明清等韵学。
诸多典籍证明，在唐宋夏金元时代，存在着“切韵”、“切韵之学”、“切韵法”、“切韵图”、“切韵家”这一系列的专名。可以界定如下：中国唐宋元时代的研究汉语语音及其结构的学问，叫“切韵学”，“切韵学实际上是当时的音系学”。[1][p344]显示汉语语音结构的图表则名之曰“切韵图”。
“切韵图”三字最早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是，古代日本学者藤原佐世在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889-898年，相当于中国晚唐昭宗年间）所辑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著录有《切韵图》一卷，当是日本遣唐使或学问僧从中国带到日本去的音韵书，其时间必早于公元889年。
“切韵图”是古代中国音韵学者智慧的结晶，创造精神的体现。
切韵图的表现形式是“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兹举卢宗迈所辑录的《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此图绝大多数中国学人未能见到）为例。
图表1：全浊字母下上声去声同呼字图
至于大型切韵图，如《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可谓之“连续性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或“连环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这五种切韵图，尤其是《韵镜》、《七音略》，坊间易得，此处不再举例。
至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这可是个核心问题：中国音韵学的切韵图，根据什么原理编制的？亦即其“立图之本”为何？
二、说“最小析异对”
西洋语言学里有一个分支学科，叫Phonology，它是研究语音结构的学科。关于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以为R.L.特拉斯克编的《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的叙述最为简明扼要。Phonology“中译”的变迁曲折地反射了这一“西学”东渐到中国的过程，在中国大陆，起初借用传统的固有术语把它翻译成“音韵学”，后来改译成“音位学”，近年“音系学”的译法比较流行，本文从众、从新，采用“音系学”。（在台湾，一直使用“音韵学”这一译法，在大陆学者看来，这个用来翻译西洋术语Phonology的“音韵学”跟中国自魏李登《声类》以来的沿用千余年的专名“音韵学”雷同，易滋混淆。但台湾学者管中国固有的“音韵学”叫“声韵学”，自有其区别办法。）
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基础语言学教程》云：“音位研究中最重要的手续是寻找最小对立的‘对儿’(pair)。”[2][p73]这“对儿”是西洋音系学里非常重要的术语，原文是minimalpair，它由两个英语词组成，minimal是最小的意思，pair之义是对儿。作为音系学的一个术语，minimal pair的意义是什么？下面引用西洋语言学通论教科书的话。美国学者Victoria Fromkin（维多利亚·弗罗姆金），Robert Rodman（罗伯特·罗德曼），Nina Hyams（尼娜·海姆斯）三人合著的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语言导论》），此书大概是在中国最为流行的舶来的教科书，其第四版由沈家煊等翻译成中文。（注：《语言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第四版的作者仅二人，即维多利亚·弗罗姆金和罗伯特·罗德曼。）其第七版（2003年）为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原版引进”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印行（2004年）。V.弗罗姆金等《语言导论》第七版关于minimal pair的一段话，兹译为：“minimal pair是除了在语言链的某同一位置上有一个音段不同外，其余音段全同，而意义迥异的两个词。例如cab
与cad是只在最后音段上有歧异的minimal pair，在上述资料中尚有cap/cab，bag/back,bag/badge亦然。”[3][p277]该书后附的“专业术语表简释”(glossary)列的是“minimal pair(or set)”。[3][p588]笔者还查了一些英文的专书和词典，它们对minimal pair的表述文字虽有差异，但其内涵完全相同，故不再抄录。
西洋音系学的minimal pair传入中国后，如何翻译成中文？如果加以分析研讨，不无益处。在我搜集到的资料内，minimal pair有下列译法（出处紧附其后）：
1.“最小音差的一对词（音段）”——刘涌泉、赵世开《英汉语言学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按：书中词条作minimal pairs）、刘涌泉主编《多语对照语言学词汇》（英、法、德、俄、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年）
2.“最小区别的一对”——劳允栋《英汉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
3.“最小对”、“最小区别对”——沈家煊等译《语言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4.“最小配对”——钟荣富《当代语言学概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5.“最小对立体”——黄长著等译《语言和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王宗炎《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陈慰主编《英汉语言学词汇》（商务印书馆，1998年）、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语文出版社，2000年）、管燕红译《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英英·英汉双解）（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胡壮麟《语言学教程》（修订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赵忠德《音系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6.“最小辨异对”——陈慰主编《英汉语言学词汇》（商务印书馆，1998年）
7.“最小对比对”——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
8.“最小对立偶”——劳允栋《英汉语言学词典》
9.“最小对立组”——陈慰主编《英汉语言学词汇》、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
三四十年前流行“解剖麻雀”的说法，如今我也来解剖一只麻雀，那就是minimalpair的汉译史。minimal pair系何人所造，我不知道，这要请教精通西学的专家，估计其历史不会太悠久的。而这一术语的汉译史则比较浅短，三十年左右吧。
minimal pair是个西洋术语，翻译成汉语自然应该像汉语术语的模样，这是起码的要求。刘涌泉、赵世开以含“的”之“最小音差的一对词（音段）”翻译，这大概是minimal pair的首次中译，不为贤者讳，比起汉语专业术语的面貌来它确实有点异样，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但这不足为怪，陌生事物初来乍到嘛，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文化荒漠，正常的学术研究被停止了，国外的学术动态无法了解。好不容易史无前例的“文革”于1976年秋结束，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刘、赵二先生即于1978年4月编成了《英汉语言学词汇》，功不可没。次年正式出版，首印十万一千册（于今，这应视作天文数字）！当时语言学人的饥渴于此可见一斑，这本无法再朴素的64开小本该是文物吧。
第二阶段是对译，“最小对”，自无不可。但是未惬人意。
我倾向于第5至第8的汉译，因为pair仅仅直译为“对”，尚不足尽其意蕴，加上意译的附加词，更符合汉人重意的传统与习惯。
若要评骘这4个汉译，首先，我以为“体”不能对pair，在英语里，pair之意是“对儿”，不是“体”（而且，还有个“最小对立组”存在，“对”和“组”这两个词方属一类，“体”不能跟“组”配，详下）。其次，以“偶”译pair，差可，然不若“对”。那剩下的两个汉译里，何以选择？鄙意“最小对比对”逊于“最小辨异对”，因为汉语自古以来十分讲究修辞美，有时需要重复，有时却需要避复，母语是汉语的人其语感会觉得“对比对”有点碍口吧。
不揣谫陋，我提出个新的译名，即“最小析异对”。语言是客观自在之物，那些成对的词散存于人们的话语中，作为语言学家的人去寻觅它、分析它，于是才有林林总总的语言学说出现，音系学是其一。请看霍凯特的《现代语言学教程》的第二章，搜集、考察、分析成对的词儿，何等的艰辛啊！是人——语言学人——去“析”其“异”（这“异”既包括音之“异”，也包括义之“异”）的，故谓之“最小析异对”为宜。
最后再讨论一下“最小对立组”，陈慰《英汉语言学词汇》和《语音学和音系学词典》二书都是将这五字列在minimal pair词条下，是其对应的汉译，其实“最小对立组”对应的不应该是minimal pair。V.弗罗姆金等的《语言导论》第七版后附的“专业术语表简释”(glossary)，词条列的是“minimal pair(or set)”[3][p588]，其解释现译如下：“除了在各词的某同一位置上的一个音位不同外，其余均同的两个词或多个词，例如pain/pen/，bane/ben/,main/men/。”因此可以断言，minimal set方可译为“最小对立组”（按，依我的新译，则为“最小析异组”）。
专家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最小析异对（组）”？与其由笔者缕叙，不如引用两位名家的话。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在音位学的研究中，必须始终记住：语音和语音之间的区别在语言里只有一种功能，把话语区分开来。……最有效的方法是考察成对的话语，找出它们在语音上如何不同。”[41][p15]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音位研究中最重要的手续是寻找最小对立的‘对儿’(pair)。”[2][p73]“最小析异对”的意义和作用得到专家们的赞誉，竟至如此之高！作为中国语言学者，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仅仅晚近的西洋语言学专家才认识到“最小析异对”原理？
三、切韵图的“幽”“微”何在？
让我们来发掘一则语言学史上的珍贵遗产，那就是卢宗迈于宋孝宗淳熙丙午（1186年）为其辑集的《卢宗迈切韵法》一书所写的跋，卢宗迈说道：“世传切韵四十四图，用三十六字母与集韵中字，随母所属，次第均布于图间。”他论及此切韵图云：“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如中央之视四方，各有定位；若周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四十四图字字皆然。”他惊叹道：“其非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这段精彩的议论犹如深藏地层下的一颗光彩夺目的钻石。
好一个“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
中国的晚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时代（约公元9世纪—14世纪）的切韵图很多，但是大多在历史的长河里湮没了。就传世的文献资料可以考得，在宋代依傍韵书的切韵图至少有以下两个系列：一是《广韵》系切韵图，即基本上依据《广韵》的字列图的；另一是《集韵》系切韵图，即基本上依据《集韵》而列图的。传世的《韵镜》、《七音略》属前者，《卢宗迈切韵法》所辑集的若干切韵法，依据的是后者（见上引卢宗迈跋）。
卢宗迈所依据的集韵系的切韵图四十四图佚失，可是《广韵》系切韵图的《韵镜》（四十三图）跟它原理完全相同，兹以《韵镜》为例对卢宗迈的论点加以阐释。现截取《韵镜》第三十一转的平声齿音的13个字，此13字互相对立，只要是相邻，无论左右上下，就构成“最小析异对”。
图表Ⅱ：《韵镜》的最小析异对“切片”（读法：自右向左、自上而下）
（注：“照二”、“照三”、“精”等是切韵图里的“声”的具体名称，
等本是拟音，现权置于／／号内。）
在这张图上13字，仅仅因为声母不同，所以无论向哪个方向，每两个字都构成最小析异对，即“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韵镜》这样的“连续性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或“连环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就是《广韵》音系的音节表。
为了更好地理解切韵图所体现的“最小析异对”原理，我们再来观照一下现代汉语的音节表，当然也只能展示一个“切片”于下。
图表Ⅲ：现代汉语的最小析异对“切片”（读法：自左向右）
第一行的声母是／p／，第二行是／
／，第三行是／m／，第四行是／f／；纵列的声调依次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所列15个字，每行的字都跟上下行的字，有一个音段不同，即声母不同；每列的字跟左右的字在超音段上对立，即声调不同（当然每对之间彼此的意义也不同）。
上列以最小析异对原理为基石的纵横交会图只是个切片，而不论现代的音节表或古代的切韵图都是一个大面积的，能将语言里所有音节都纳进去的矩形网状图，该是个奇迹吧！可以说，汉语是能将“最小析异对”原理体现得尽善尽美的语言，汉语是能将“最小析异对”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语言！
令中国语言学人感到自豪的是，从晚唐五代（公元九、十世纪）起的中国语言学家即已经深切了解、掌握“最小析异对”原理，并运用于实践创造中，制作出神奇之物——唐宋元的“切韵图”、明清的“等韵图”和现代的通语音节表及诸方言音节表。
作为音韵学人，我经常在思索：在古代汉语里有“切韵图”，在现代汉语里有“音节表”（或“声韵配合表”），体制精密，规模庞大，咄嗟之间即可制成，即可展示。而别的语言里有类似中国音韵学的这种“图”“表”吗？以中国人最熟悉的的现代英语为例，打开那么多的《英语语言学》、《英语语音学》、《英语音系学》之类的书，竟没有发现！2004年我读V.弗罗姆金主编的《语言导论》第七版，读到第554页，忽“有会意”。V.弗罗姆金列了个英语音节结构表，现复制于下，以叙述我的悟解过程：
图表Ⅳ：现代英语音节类型表
《语言导论》（第七版）又说：“此表并非穷尽式的。有些音节的音节尾音(coda)可以含有四个辅音，例如strengths/str εnkθs/和triumphs/straj
mpfs/。英语的辅音超过三十个，元音多于十二个，因此可能有的互异音节数是非常之多的。”[31][p554]在这样的音节结构类型丰富复杂的语言里，“最小析异对”自然很少。无怪乎霍凯特在他的《现代语言学教程》里，寻觅、组构“最小析异对”时，显得很是吃力；而在汉语，却如拾草芥。
模仿V.弗罗姆金等的模式，我们也可以列一个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表。英语的音节没有超音段的声调，因此在列现汉音节结构表时，为了好比较，就不考虑声调。因为V.弗罗姆金的英语音节结构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非元音V即辅音C），那么我们在下表（见下页图表V）里必然作如下的安排：汉语韵母里的介音一般认为其性质是半元音，但本文为与V.弗罗姆金类比，只得认作V。
共十个类型。而V.弗罗姆金等制作的表，其元音成分只有一个（英语有好几个二合元音，他们只列了一个，只算一个V），为与之对比，我们对汉语的音节结构作如下处理（见下页图表Ⅵ），即使它有二个或三个元音，也只算作一个“元音单元”，这样一来，汉语的音节结构类型仅仅有4个。
揣其深层原因，当为在汉语音节里，“元音单元”之前或之后的辅音音段只能是单辅音（按，塞擦音算一个辅音），而不像英语那样，可以是两个辅音或更多辅音构成的辅音丛。现代汉语的音节结构是如此简单，所以能够轻易地组成许许多多的“最小析异对（组）”，《广韵》音系的音节结构也是很简单的，自然也能组成巨量的“最小析异对（组）”，诚如先贤卢宗迈所云，“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四十四图字字皆然”。唐宋元的切韵图，现代的音节表，都是连续性的大规模的矩形网状图，这可是中国古代和现代语言学家的创造啊！
图表Ⅴ：现代汉语音节结构类型表之一
之所以如此，除了汉语音节结构异常简单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必须考虑。即汉语的词汇本是以单音节词为主，这些单音节词以一个个汉字表示。后来复音词（大多是双音词）虽然大量增加，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以单音节的词素构成的合成词，其中单音节的词素仍然以一个汉字表示。纵使有“窈窕”、“犹豫”、“医巫阊”、“沙发”、“哈尔滨”、“歇斯的里”、“布尔什维克”这样的复音单纯词，但它们的每一个音节仍然用一个汉字表示，其结构类型仍然逃不出上述4种类型。而英语词汇单音节词少，“由一个自由词根组成的词就叫做‘简单词’(simple word)……简单词在英语全部词汇中占少数。据统计，在名词中简单词占18%，在形容词中简单词占12%。”[5][p15]而双音词、多音词中由派生法、转化法、缩略法、逆生法产生的词比合成词多，再加上各种词的丰富的曲折形式，在这么多的复音词内又怎么好寻找“最小析异对”？当今形形式式的西洋语言学通论书、音系学通论书，都论到minimal pair，都举例，举的是英语例，但是例子却很少，技穷若此！可是汉语呢，力有余裕。
我国魏晋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王弼云：“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信哉斯言！
要说明的是，西洋专家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在分析音节时采取的是辅音、元音分析法。而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语言学者依据汉语的特点则采取“声”“韵”“调”分析法。只要在“声”“韵”“调”三者之中有一差异，就构成最小析异对（组）。现代汉语如此，《广韵》音系亦如此，由于汉语音节结构的这一特色，故“最小析异对”车载斗量，随手拈来，而且还可以把这些“最小析异对”编织成庞大、明晰的网状切韵图或现代汉语“音节表”。它们都是充分运用了这一重大特点而制成的，如此严密，如此简洁，可贵的原创精神！“非通幽悟微之人，焉能造是？”
四、解题
本文题目内有“西洋音系学”五字，此后文中总是使用“西洋”一词，达十余次之多，而不肯用当今流行的“西方”，为什么？原因是我服膺何兆武先生之说：“‘西方’这个词，在过去，从19世纪一直到1949年，到我这一代作学生的时候，那时都叫做‘西洋’，叫‘西洋史’、‘西洋哲学’，而不叫‘西方哲学’。‘洋’和‘方’的意思似乎有一点不同。你要说‘方’字，那是个地理的概念，你在西方我在东方，这是地理的概念。如果是说‘西洋’的话，那是对‘东洋’而言，‘东洋的精神’、‘西洋的精神’，这里文化的涵义更多一点，不但是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个文化的概念。但是1949年以后一般都用‘西方’，不用‘西洋’了。大家知道，你要说东方、西方，这两个词是eastern、western，如果带有文化内涵的话，那么东方是Oriental，西方是Occidental。”[6][p3]正因为Phonology不是中国语言学家所创造出来的语言学术语，而语言学归属于文化的范畴，所以笔者师何兆武先生之意，使用“西洋音系学”。拙文所论不止是在语言学的层面，而且涉及文化，另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与“西洋音系学”相对待的，自然宜于采用“中国音韵学”（如用“汉语音韵学”，则与之相对的应是“×语音系学”）。犹有进者，“中国音韵学”一词原本通用，如王力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书《中国音韵学》，只是到了1956年，改名《汉语音韵学》，罗常培先生1949年的《中国音韵学导论》至1956年改为《汉语音韵学导论》，其实《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多着呢，几百本，它们又何尝改名？职是之故，本文以“中国音韵学”与“西洋音系学”相对待。
笔者的学术追求在将“中学”、“西学”二者结合，2004年读V.弗罗姆金等《语言导论》（第七版），心“有会意，便欣然”命笔，写札记一则，虽杂事纷扰，然时时在念中，“学”“思”未尝忘此也，复得诸友赐教，终于写成此文。早在我之前，薛凤生教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出版了几本专著，都论及西方音位学与汉语等韵学的关联问题，见识卓宏，兹抄录片段如下。其《汉语音韵史十讲》说：“像《切韵》（或《广韵》）及《中原音韵》等韵书，都采用了分调、分韵及分隔小韵等分类法，所根据的原则，也只能是音位性的对比(phonemic contrast)。”[7][p13]“中国古代的声韵学家，比西方学者早好几个世纪就应用音位观念了。”[7][p13]“等韵学是中国的理论音韵学，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7][p24]“到了等韵时代，……其基本精神与西方晚期的音韵理论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新起的音韵理论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广泛应用了。”“可惜等韵学的妙法，不为西儒所知，否则近代音韵学的发展也许会更快一些。”[7][p26]薛先生的高见，我完全赞成，拙文是就英语和汉语的实际，对“最小析异对”原理与切韵图、音节表的精神实质作了深入的阐述。
有地域之分，就有地域文化之别。中国古代很重视地域文化，自公元四世纪初永嘉之乱后中国南北分裂达272年之久，自然造成了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这一问题历来受到重视，兹举两则评论为例。《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深通简要。’”《隋书·经籍志》：“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近几百年来，西学东渐，也就随之产生了对西学与中学的评估问题。我以为，十二世纪的卢宗迈将切韵图的体制简括为“每字左右上下各有一字，声声皆别，如中央之视四方，各有定位；若周天之列宿，各有分野”，可谓要言不烦，今人薛凤生教授议论尽得精髓。而拙文胪陈英语、汉语的音节结构类型不厌其烦，敷衍铺陈似为穷其枝叶，深则敬谢不敏，芜则当仁不让。本文的形式顶有“提要”之冕、未有“参考文献”之履，这该也是西学东渐深重的结果吧。
五、进—言
上世纪和本世纪的西方学者如L.布龙菲尔德、V.弗罗姆金等的语言学通论书中引用的语言例子多是西方语言，他们虽也引用汉语的例子，但为数甚少，至于引用中国古代和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而中国学者的论著恰恰相反，反差是何等的明显！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语言学的“国宝”，以贡献于全人类。
笔者拟向编写《语言学概论》、《音系学通论》一类书的欧美学者进言：“当你们写到‘最小辨异对’的时候，建议除了举英语例子外，也以汉语为例，尤其应该以中国唐宋元时期的切韵图为例，汉语是能将‘最小析异对’原理体现得尽善尽美的语言，汉语是能将‘最小析异对’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语言！千年前的中国学者早就‘通幽悟微’，造出了充分显示‘最小析异对’的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来。”
笔者也对编撰《语言学概论》、《音系学通论》这类书的中国专家，诚恳地提出请求：“请你们自觉而热情地表彰本土的‘国宝’，让我们先人的、今人的辉煌成就走向国际，这是‘跟国际接轨’啊。”（又如“语言接触”成了当今国内外语言学人的热门话题，其实我们的先贤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六世纪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篇》中就说过：“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前一句指的是他那个时代汉语的南方通语与吴方言的接触，后一句主要指的是汉语的北方通语与阿尔泰语诸语言的接触问题，语言学家，尤其是中国语言学家，讲“语言接触”，就应该大力彰显先贤颜之推的敏锐的观察和精辟的陈述。）
笔者的坚定信念是：中学与西学两者结合，古学与今学两者结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语言学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