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听觉论文,之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6)02-0080-06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根植于人类身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1][2]有鉴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结构，我们可以说文化同样根植于人类身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体验。由于人体主要是通过五种主要器官——耳、目、鼻、口、心——与环境进行互动，以此获取信息并建构意义。因此，“五官”能力——听觉能力、视觉能力、嗅觉能力、味觉能力和感觉能力——势必是文化形成和构建的基础。有鉴于听觉能力通常被置于“五官”能力之首，因此，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形成和构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听觉(hearing)是一种听力感知(auditory perception)能力，即耳朵通过分辨气体、流体和固体等媒介中的声波震动变化来感知各种声响或者音响的能力。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听觉(hearing)是声学(acoustics)的研究论题之一。声学是一门研究气体、流体和固体中所有机械声波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主要包括震动(vibration)、声音(sound)、超声(ultrasound)和次声(infrasound)等。声学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应用于工业中的音响和噪音控制。 在动物界，听觉是最为重要的生存手段之一。对有些主要依靠听觉来辨别和判定是否有险情的动物而言，听觉能力之于生命存亡的重要性要远胜于视觉能力。动物听觉的主要对象除了声音、各种机械性响动之外，还可能关涉超声波和次声波。对动物而言，听觉并不仅仅是一种确保生存的手段。某些动物还用听觉行使“仪式性”功能，如鸣鸟和青蛙等把声音作为求偶或者标识领地的关键手段。动物用听觉行使“仪式性”功能的重要性在于：对生命体而言，听觉的重要性超越了个体生存范畴而上升到社会文化交际领域。当动物运用听觉行使“仪式性”功能的时候，其实质就是在进行听觉互动。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听觉互动指的是：基于听力感知能力之上的有声言语交际或者交流。 在人类社会，听觉的文化重要性见于音乐、医学、建筑、工业生产、战争、灾害排查等诸多领域。听觉互动则是人类社会组织和文化建构的基础。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是个宏大的课题。在一篇论文这样有限的篇幅之内要全面探讨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图像至上主义”之于文化极端破坏性的原型范例——聋人文化——所展示出来的五个交际偏好模式出发，探讨在“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之于文化的两大潜在的极端破坏性恶果基础上反观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 二、“聋人文化”和“图像主义有机危机” “文化研究兴起于具体语境下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在特定语境要求下产生的语境化的路径。葛兰西将这种语境称为‘有机危机’(organic crisis)。有机危机是社会中的一切都似乎处于危机中的时刻。经济、政治、性别、移民问题、种族、文化价值等，都陷入危机。”[3](第6版) 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图像主义有机危机”的挑战：“人类认知活动对图像刺激的过度倚重以及‘图像主义’对其他感知方式的挤压达到令人忧虑的程度。由于聋人基本上是完全倚仗视觉来进行交流、收集信息和完成各种认知活动的，因此，‘聋人文化’作为‘图像主义’之于文化极端破坏性的原型范例，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用以反观‘图像主义’之于文化建构潜在危害性或者破坏性的绝佳样本和视角；另一方面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重要性的绝佳认知参照点。”[4](第3版) 听觉所关涉的最为严重的“有机危机”是：听力完全丧失成为聋人。关于聋人，社会最为普遍的看法是：耳聋是一种身体残疾。但是，文化意义上的聋人倾向于正面看待耳聋，他们把聋人社群看成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文化缺损。Goss指出，“文化意义上的聋人不仅仅是耳聋，他们把自己的情形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残缺(deficit)”。参加Goss实验的一个聋人说：“我身上唯一不管用的是我的耳朵，不然我就是正常的。”[5]这一看法与听觉正常人通常把耳聋看成是疾病的观点大不相同。一个接受耳聋是“听力损害”的聋人通常不被看作是文化意义上的聋人。 Jones & Pullen指出，因为大部分听力正常的社区都认为耳聋是一种残疾，因此，一个听觉正常的人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聋人很可能存在强烈的文化冲突。[6]比如，如果一个听觉正常的人问一个聋人其耳聋是否能够通过医疗中的科技进步得到治愈，聋人会觉得这是在侮辱他们的文化自尊。“耳聋的深刻性以及还有其他人同处耳聋状态的意识创造了一种耳聋文化(Deaf culture)，即一群人相互找寻并发展出一种亲密性，这种亲密性使得其在应对听力世界时表现出共享的态度和偏好。”[5](p2)“聋人文化”主要标识聋人社群共享的信仰、实践和共通语。[7]Goss认为，成为聋人文化社群的一份子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很大程度上的听力缺失；2)熟练使用手语。[5] 作为“图像至上主义”之于文化极端破坏性的原型范例，“聋人文化”在交流方式、交流态度、行为规范、价值和信仰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文化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反观“图像主义有机危机”的“镜子”：“聋人文化”的文化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图像至上主义”发展到极致之后可能出现的文化新倾向。 三、“图像至上主义”潜在的文化破坏性 基于实证研究，Goss对聋人与听觉正常人进行互动交流时所展示出来的交际偏好模式进行了研究。[5]其研究确证了五种聋人交际偏好模式：附和行为(passing behavior)、直率的交际风格、亲密的互动距离、互动中不断增加触摸行为以及缓慢的交际交流：[4](第3版) 1)“附和行为”模式指的是：聋人在与正常人交流过程中为了避免冷场、尴尬或者掩饰自己对交流内容的不理解，对交际方在话语交际过程中偶然停下来以眼神或者言语向其探寻交流内容是否得到理解时所给予的肯定行为。不管聋人的“附和行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认知的角度而言，“附和行为”本质上是不愿在交际互动中付出太多的认知努力。 2)“直率的交际风格”模式是指：聋人在交流过程中倾向于更加直率地表达。直率的原因有多种，但综合来看，主要的无非两点：一是在交际中没有能力做到委婉含蓄地表达；二是因不愿在交际互动中付出太多的认知努力而选择最直白的交流方式。从认知的角度而言，不管是出于这两点中的哪一点，直率本质上是力图节省认知努力。 3)“亲密的互动距离”模式指的是：聋人在交流过程中倾向于与交流方保持更为紧密的身体距离。 4)“互动中不断增加的触摸行为”模式指的是：聋人倾向于在交流过程中通过不时触摸对方的方式来谋求更好的交流互动效果。 5)“缓慢的交际交流”模式指的是：聋人的交流风格相对更为迟缓和拖沓。在聋人的交际中，“守时和简短是不被高度看重的，组群人员进行冗长的问候和道别是司空见惯的事情”。[8](p8)相比有正常听觉之人的人际交际而言，聋人交流互动更为费时费力。 聋人所展现出来的五个交际偏好模式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之于文化潜在的损害性和破坏性。设想一下，假若“图像至上主义”发展到极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将与聋人一样完全依仗视觉能力来获取信息。到那时，原本特属聋人的一些文化属性可能就会变成我们文化当中的一种“新倾向”。基于Goss总结出来的五个聋人交流偏好模式，[5]我们指出，“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最终可能对文化产生两大潜在的极端破坏性恶果： 最终可能完全“消灭”听觉互动。从认知的角度而言，就像“附和行为”模式和“直率的交流方式”模式本质上都是不愿在交际互动中付出太多的认知努力，习惯于从图像或者视频中获取信息的社会个体也将越来越对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的听觉交流不耐烦。由此，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地日益弱化言语交流在生活和社会中的作用。由于人类日益习惯于以“所见即所得”的方式轻松地从图像或者视频中获取信息，加之未来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公司将更加不遗余力地开发和推广基于可穿戴设备基础之上的思想交流技术——读心/心灵感应术，人类可能最终会对纯粹的听觉交流失去耐心，进而抵触，直至尽量避免或者屏蔽各种听觉信息。 今天，听觉信息在课堂、演讲或者讲座中大量减少；各种社交媒体如微信和微博等广泛使用；表情作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语言”在社交媒体中大量使用，都意味着听觉文化式微。尤其是2015年11月16日，《牛津词典》在官方博客上公布，2015年的年度词是个绘文字(emoji)，亦即表情词，其义为“笑哭”。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表情对词汇的最强逆袭。”我的看法是：这可能是视觉互动“消灭”听觉互动的先兆。 今年早些时候，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自己的Facebook专页上举办了一次时长一个小时的在线问答活动后宣布：Facebook未来将提供的终极服务是心灵感应。众所周知，心灵感应的本质是“消灭语言”。未来某一天，人类有望通过使用可穿戴设备技术向他人直接发送自己脑海中各种丰富的想法。可穿戴设备可以把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各种念头和想法还原成为各种神经元细胞的“亮起”(lightening)或者连接瞬间。通过捕捉神经元细胞“亮起”和连接的各种瞬间并发送这些信息，接收方就可以在其大脑中成功复制发送方的思维体验。这就是Facebook的终极交流技术——读心/心灵感应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撰写的、2015年刚刚获得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的科幻作品《三体》也预测：未来人类将不用语言而用思想交流。甚至还有别的科幻作家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把意识打包上传到宇宙，以在思维层面上实现“人类永生”。 诸多社会文化规范最终可能被解构、破坏，甚至被完全摒弃。我们先来看聋人在交际中表现出来的其他三个交际偏好模式：“亲密的互动距离”、“互动中不断增加触摸行为”和“缓慢的交际交流”。聋人之所以表现出这样三个交际偏好模式，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互动交际中需要借助更为紧密的身体距离、触觉能力以及时间延宕等手段来弥补其丧失听觉的不足。但对于听觉正常的人而言，这些手段则是多余。因此，随着“图像至上主义”的盛行，我们可能发展出与之相对的三个新的交际偏好模式：有意保持远程互动距离、互动中不断增加表情符号(以弥补远程互动交际中情感表达不可见的缺憾)，以及快速的交际交流。今天，这三个交际偏好“新模式”已经初见端倪。[4](第3版) 未来，随着这三个交际偏好“新模式”的广泛实践，面对面的听觉互动将降到最低，而这对社会文化规范的破坏性将是触目惊心的：大部分社交礼仪将被摒弃、特定的风俗习惯被忽略、交际中的礼貌与合作原则不被践行、串门聊天或者聚会闲聊等行为被抛弃、倾听这一古老的美德将不复存在。更为严重的是，构成道德基础的同情心和同理心(empathy)将极度弱化，整个社会将陷入可怕而混乱的“规范摒弃”状态。 四、听觉互动之于文化的建构性 正所谓不破不立，我们正是从“图像至上主义”可能对文化造成的两大潜在的极端破坏性恶果中看到了听觉互动之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 1)听觉互动是诸多社会规范得以形成、固化、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从“图像至上主义”终极发展可能最终解构诸多社会文化规范这一点来看，听觉互动之于文化构建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对诸多社会规范的建构性。仅举一例予以说明：得益于人类听觉的远程接收能力，在面对面交际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身体距离(一般认为彼此之间至少应保持50厘米以上的身体距离，这个距离被称作是舒服的心理距离)的情况下进行交际。听觉互动中人际间保持一定身体距离的交际习惯导致了人际间“心理距离”概念的形成。而彼此间“心理距离”的存在则是“隐私”概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基于隐私不可侵犯的原则，人类形成了诸多被广为实践的社会文化规范，如保护隐私、惩戒侵犯隐私行为、认可隐私价值、认可隐私保护之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认可隐私泄露的危害性等。 2)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听觉能力使得有声言语交流互动成为可能，而有声言语交流互动正是社会情感结构孕育、发育和发展的“温床”。得益于人们在听觉互动活动中共享的信息、理论、实践、共识和信仰等，人们得以在听觉互动中运用一些被广为接受的交际原则(如话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和社会规范来约束、管控、组织和管理个体情感，如个体感受、情绪、意愿、愿望和欲望等，从而形成社会情感结构。 雷蒙·威廉斯把情感结构看成是“情感、欲望、情绪等的组织方式”。情感组织或管理本质上是给情感赋予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结构。[3](第6版)一旦人类的各种情感被赋予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结构，社会文化的情感结构就形成了。情感结构是传统文化理论所排斥的部分：“传统的理论将理性以外的一切贬斥为非人类的，所有的情感、感受、情绪、欲望都是女性、动物和原始人的特征。”[3](第6版)“从启蒙时代开始，大多数的理论认为如果你要理解文化，就要理解三个概念：意义、表征和主体性。”[3](第6版)这三个概念都是所谓的“硬概念”：“意义”关乎的主要是理性的纯粹性；“表征”关乎的主要是逻辑表征的正确性和简明性；“主体性”关乎的主要是意志对自我的自觉掌控。这三个概念把文化理性化、逻辑化和“超我化”(指超越自我生物属性的限制)了。基于这三个概念，文化生活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这三个概念彻底否认了人类的情感结构对文化的建构性。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之一格罗斯伯格指出：“当代‘有机危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感受的问题，也就是情感。”[3](第6版)他认为“情感具有强度的区别，因此会形成非常复杂的组织方式”。由此，他认为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对情感结构本质及其特征的了解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在特定语境下对世界理解的程度和可能性。换句话说，世界理解的关键在于对情感结构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解。他甚至大胆地宣称：“改变情感结构，有可能改变世界。”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基于听觉的人类情感表达正日益被数字化表达所取代。情感数字化表达指的是：人类主要通过诉诸于数字化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各种社交媒体而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和倾听来表达和交流人际和社会情感。由于我们多少有点忌惮数字化表达媒介的半开放性或者全开放性，加之考虑到数字化媒介交流互动的娱乐性、应景性、新闻性、刺激性和即时性本质，因此，相比较于面对面的听觉互动而言，我们在用数字化媒介表达情感时，更可能倾向于有意无意地遮掩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而有意无意地美化、放纵甚至伪装自己的情绪或者情感，以使之契合数字化媒介互动的特性。 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数字化媒介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文化情感结构。它使得不可见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表达变得浅表化、可视化(如各种情感符的大量使用)和可传化(如各种情感符的大量发送)，即给情感赋予了图像化结构。情感图像化结构本质上是对各种情感进行类型化和符号化的扁平化组织和管理，即主要用数量极为有限的(虽然表情符多达800种，但常用的不过几十种)情感符把人类各种典型情感特征表征出来。情感图像化结构对情感固有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无意识性和不可言说性造成了挤压甚至排斥，从而把复杂的情感问题过度简单化了。 一旦情感图像化结构控制了个人的情感组织和管理，不但个体的感受力将慢慢减退，而且个体将慢慢丧失组织和管理自己真实感受的能力。这是因为，情感图像化结构把本不可以被结构化的各种情感成功地结构化了。由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情感是可以完全掌控并得到结构化管理的。由此，使得人们往往忽视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者不愿费力去深入探究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对自己真实情感的长期忽视、漠不关心或者无知势必导致自身感受力下降。自身的感受力一旦下降，我们实质就丧失了对自己情感的真正组织和管理能力。如此一来，当我们真正遇到情感问题时，就容易成为其俘虏，而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而一旦社会个体的整体感受力普遍下降则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 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其著作《爱与意志》中指出，社会个体缺乏感受力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病症的主要诱因之一。[9]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视的快速普及，作为精神分析师的罗洛·梅观察到，他及其同事所接触到的病人实际上全都是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这种神经病症又称性格问题，它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癔症”有同样的实质，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较为一般和不那么强烈。罗洛·梅发现，治疗强迫妄想型神经症患者的主要障碍是病人缺乏感受能力：“这些病人可以就自身的问题天南海北地谈个不休，而且通常都是有很好素养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无力体验真正的感情。赖希(Wilhelm Reich)曾将这种强迫症性格称之为‘活机器’。”[9](P17)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而言，社会个体感受力的弱化甚至钝化势必导致焦虑，焦虑的最终后果则是无能，而无能的最终恶果将是暴力。罗洛·梅指出：当一个人“长期承受着无能感的重担(这种无能感会侵蚀他仅有的自尊)时，暴力便是可预期的最终结果”。[10](p162)他还强调：“暴力的根源在于无能。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种族群体。”[10](p162) 不同于情感的数字化表达最终可能导致社会个体感受力下降并使得个体最终丧失组织和管理自身感受的能力，听觉互动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和交流有助于刺激和激发彼此的情感感知，从而增强彼此的感受力。由于感受力是同情心和同理心(empathy)发展的情感基础，因此，社会个体感受力的整体增强，有助于社会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整体增强。笔者曾指出，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构建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的情感基础，正是得益于人类所拥有的这“两心”，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本质上才是“一个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11](第6版)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把人类最原初的本性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对人类自身幸福和存续的热切关注；其二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对恶之毁灭性的厌恶。卢梭认为，这两条原则是自然法的“母则”。若把这两条原则应用到人类原初文化模式的构建之中，我们可以把人类原初的文化“原乡”表述为：一个自然而质朴的“向善之境”。“至善”温柔的“和谐之力”自然地把人类对自身幸福和存续的关注、对他人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恶”之无端毁灭的厌恶转化为一种本质的规定性——痛苦的善。海德格尔说(《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切活物都是适宜的，即善的。但这善是痛苦的善。”[11](第6版) 有鉴于听觉互动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发展的基础，又有鉴于同情心与同理心是人类情感结构的核心要素，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构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