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方法意识的觉醒——1922年“自然主义”讨论的回顾与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意识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初，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小说月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次长达十个月之久的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参加的人员和发表的文章亦不很多，但它是中国亘古以来第一次具有严格意义的关于创作方法的论争，也是本世纪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唯一一次讨论。仅此一点，就有着不平凡的色彩。由于茅盾是我国文学泰斗，而自然主义在我国名声又不好，所以许多论著史书对这次讨论讳莫如深，或者一字不提，或者几笔带过，或者避实就虚进行善意地曲解和遮盖。本世纪即将结束了，在纷纷进行“百年文学反顾”的时候，我们不应忽略这一有意义的文学现象。
一 讨论的文学背景
这次讨论，表面上看是以茅盾为首的“人生派”因倡导自然主义诱发的，而实际上是当时一度陷入困境的文学状况引起的。看清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次讨论的意义。
从史料上我们看到，“五四”至1921年形成中国文坛格局的主要是两家文学：一是“问题文学”，即“问题小说”、“问题剧”；二是旧派文学，主要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问题文学”创作热潮的兴起，主要是“五四”前后到1921年。“五四”时期，是一个充满现实精神和思辨气氛的年代。面对着因急剧的时代变革而提出的各种严峻的社会或生活课题，新文学作家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各种现代思想，来不及消化，就急于用来思索和解说那些社会人生问题。尽管这股创作热潮能够较真切地及时地反映出“五四”时期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揭示了现实丑恶，有助于启示青年读者探索人生社会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除鲁迅等极少数作家外，大部分创作还很幼稚。很多作者的创作不是从生活的观察体验出发，而是从哲学或社会人生问题的讨论中的某一命题出发，然后将“问题”或“观点”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或单薄的形象加以阐明；满足于提出和讨论问题，而又急于为问题“开药方”。这种创作倾向，茅盾认为总的病根是不作实地观察，不重视客观描写，具体说有以下三方面的缺憾：第一，对要写的生活状况不熟悉，勉强写来，“总要露出不真实的马脚”；第二，作品中硬是“渗杂许多作者主观的心理，弄得非驴非马”；第三，“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虽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这种现象到1921年左右，并不见有好转的趋势，反而“愈蹈入空想和教训”。（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
鸳鸯蝴蝶派滥觞于20世纪初叶清末民初之际，至袁世凯称帝前后趋于鼎盛，《新青年》等进步期刊的出现，才开始打破他们独霸文坛的一统局面。在新文学阵营的打击下，他们的创作活动有所收敛。“五四”后期，他们又恢复了生气，一度中断的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的《礼拜六》于1921年3月复刊，再加上原有的和新创办的《星期》、《红杂志》、《快乐》、《红玫瑰》等刊物，大有重霸天下之势，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占领着艺术消费的主要市场。用现在的观点看，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有一些是具有可读性的，对本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亦不无作用，其中一些作者还是从政治斗争激流中勇退的文人学士。但从整体上看，存在的弊端甚大：一是以单纯的“消闲”“游戏”为创作宗旨。文学本来就有娱乐的功能，单说此意无可厚非。问题是鸳鸯蝴蝶派把这种功能唯一化，以博读者廉价的一笑为己任。同时，打着“消闲”的旗号，把小说写成“嫖学指南”、“妓女起居注”、“黑幕展览”。叶绍钧批评道：“无论什么游戏的事总不至卑鄙到这样，游戏也要高尚和真诚的啊！”（注：《文艺谈（三十七）》，《晨报副刊》1921年6月12日。）茅盾则更直接指出：“小说家本著他们‘吟风弄月文人风流’的素志，游戏起笔墨来……竟空撰男女淫欲之事，创为‘黑幕小说’，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二是思想性“卑陋不足道。”“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二集《导言》。）“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三是艺术性粗糙。首先，缺乏对艺术的忠诚，“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很多人的创作都闭门造车，凭空想象出一些人和事，或在旧书上抄袭加杜撰而成。“竟有生平从未到过北方而做描写关东三省生活的小说”，从未“见过一个喇嘛，而竟大做其活佛秘史”。（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其次是公式化。很多作品都囿于悲欢离合和大团圆结尾的旧格式，形成“才子+呆子”或“才子+流氓”的创作模式。
面对着这种逐渐失去现实性或者流向庸俗的创作状况，“人生派”的作家忧虑异常，他们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自然主义主张按照自然科学的态度、方法原汁原味地描写生活，把写实方法发展到了“极致”的地步，起着一种过正而矫枉的作用。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人生派”的作家看中了自然主义。认为“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自然主义的写作态度与方法，正好是新派小说上述弊病的“消毒药”，“对于浸在旧文学观念里而不能自拔的读者，也是绝妙的兴奋剂。”（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同时“校正国内几千年来文人的‘想当然’描写的积习”和“玩视文学的心理”。（注：沈雁冰：《纪念佛罗贝尔的百年生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于是，他们倡导走自然主义创作的道路，“以自然主义的技术医中国现代创作的毛病。”（注：沈雁冰：《致周志伊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茅盾则响亮地提出：“中国文学若上前，则自然主义这期是跨不过的。”（注：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 讨论的内容
从发表的文章上看，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文学创作要不要主义；文学创作应遵循什么样的主义；自然主义的利与弊。
关于文学创作要不要主义问题。
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出文学“不宜拘泥某种主义”，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创作要上去“非提倡文学有主义不可”。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有以下三种观点：
1.“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好了，斤斤于什么主义，什么派别，未免无谓。”（注：参见《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2.在中国现在幼稚的文坛上，应该采取宽泛的态度，不宜拘泥某种主义的狭见，“创作界任其自由发展，这样，才有真的善的创作出产。”（注：周赞襄：《致雁冰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3.认为文学创造是表现个性的，主要是描写受了环境刺激的体验、感想，因此“做作品的时候，勿必学仿别家的主义，只须表现我们自己的个性，发挥我们固有的感触罢了”。（注：徐秋冲：《致记者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1922年4月）。）
坚持相反意见的对上述观点逐条进行了返驳：
1.如果不考虑中国创作现状，奉不奉什么主义，以什么主义为“文宗”，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看见了现今国内文学界一般的缺点，适可以某种主义来补救校正”，就不应当放弃这种主义。大家“多用些心力去研究这种主义，则亦未可厚非”。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并非说人人都该如此”。（注：参见《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2.艺术当然要尊重自由创造精神，一种有权威的主义，当然不能束缚文学的创造。可是“当纷如乱丝的局面，连什么是文艺都不能人尽知之，连像些文艺品的东西尚少，大部分作者盲目乱动，于此而提倡自由创造，实际是自由盲动罢咧。”（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正像初出世的小孩一样，叫他自由发展些什么？”（注：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3.西方百余年来，各种主义此起彼伏，“收获过很多成绩，作品优美，并未因持主义而减色。”（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同时，提倡某种主义，并不是提倡“模仿”。“人受了某主义的影响，并非便是模仿，并非从此便汩没了个性。”（注：沈雁冰：《致徐秋冲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1922年4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滥污作品盘踞文坛的今天，若不以正确主义“指引迷途，力挽颓波，反而一时高唱与环境无益之发挥个性说”，则新文学的前途危矣。（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
关于文学创作应遵循什么样的主义问题。
共有四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应提倡浪漫主义。原因是中国现代的小说大抵尚屈服于古典主义之下，什么章回体，什么“文以载道”的思想，都束缚作者的情绪；“中国文人一向就缺少真挚的情感”，文坛上也“缺少出于真情的文学”，所以此时应提倡那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浪漫主义。（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另一种看法认为眼下的中国不宜提倡浪漫主义，而应提倡自然主义。不否认浪漫主义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参茸虽然是大补之品，却不是和每个病人都相宜的”；“彩色虽然甚美，瞽者却一毫受用不得。”“我们的实际问题是怎样补救我们的弱点，自然主义能应这要求，就可以提倡自然主义。”（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茅盾在致徐秋冲和致周赞襄的信中进行具体的分析：按理论，由于中国受传统思想、古典主义的束缚，应提倡浪漫主义之后，方可配提倡自然主义。“但是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注：沈雁冰：《致徐秋冲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1922年4月）。）“今天我们若再不提倡自然主义”，仍是糊里糊涂，“那么，中国新文学的作者或许永远要迷失在镀金的半神秘半理想之境了。”（注：沈雁冰：《致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
眼下的中国不仅不宜提倡浪漫主义，甚至连“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唯美主义也不宜提倡。李之常在《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中详细分析了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指出：浪漫主义主张情绪的、理想的、自我的、神秘性，然“今日科学昌明，只好弃之”；新浪漫主义是自然主义之后产生的，而中国未经过自然主义的阶段，故不可超越采用；“唯美主义使人们耗费心血，去表现不可确知的‘美’，未免太不值得，况且现在人们衣食住的问题尚未解决，那有闲工夫从事唯美主义底文学呢？”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采用自然主义。“我们拿自然主义来作革命文学的具体建设”，“还有什么可以弄议呢？”（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
第三种看法认为，为了矫枉而提倡写实主义是必要的，但这只能“是暂时的手段，却不能永是这样”。因为长时期提倡一种主义会影响新文学建设。同时“凡是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不论属于那一种主义）都应该扶养他，培植他，而不能以他非写实主义，就一概抹杀”。（注：王晋鑫：《致雁冰信》，同上。）
第四种看法认为，把自然主义看得如在天上一般，而将浪漫主义一笔抹杀，是不对的。“罗曼主义既是古典主义的反动，他总有一点好处的。”（注：王锴鸣：《致记者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
关于自然主义利和弊问题。
围绕着讨论者提出的关于自然主义的各种问题，“人生派”详细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可取之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一些缺陷。这是此次讨论所阐述最多、最清楚的内容。
在讨论中，一部分人不赞成自然主义。如有的认为“自然主义文学里大概含着机械论者与宿命论者底人生观，视一切境遇似为不可抵抗的。”（注：周志伊：《致记者信》，同上。）有的提出疑问：“自然主义的作品深刻地描写了人间的悲哀，来换取人间的苦泪，是应当的吗？”（注：周赞襄：《致雁冰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1922年5月）。）有的赞成自然主义，但认为“自然主义应该向理想方面发展”，因为自然主义“是19世纪机械的人生观下的产物”，然“20世纪新人生观已经确定，而且在各处实行起来，自然主义也正应此时代之要求向理想的境地前进。”（注：长虹：《致雁冰信》，同上。）还有的请求解释“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异之点”。（注：吕芾南：《致记者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等等。
正是在回答上述问题中，“人生派”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利与弊问题，现归纳如下。
“人生派”认为自然主义有以下几种可取之处：
其一，“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自然主义作家写人先对人和社会进行研究，“作家大都研究过进化论和社会问题”，以及遗传学、心理学等。中国现代文学“不免于浅薄之讥”，皆“因作者未曾学自然派作者先事研究的缘故”。（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其二，“实地观察精神”。自然主义最重视观察，了解社会，“他们不但对全书的大背景，一个社会，要实地观察一下，即使讲到一爿巴黎城里的小咖啡馆，他们也亲自观察全巴黎的咖啡馆，比较其房屋的建筑，内部的陈设。”（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自然主义作家所“描写的社会至少是亲身经历过的”，“以自己的眼观察人生的姿态，以自己的耳听人生之声，以自己的触觉触人之体。”（注：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自然主义时代（下）》，《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这种“事事必先实地观察精神是我们所当引为‘南针’的”，要想校正对生活不实的描写倾向，“非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不能成功”（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其三，“不以主见去补削自然”。“‘真’是自然主义底生命，把人类外表的遮饰剥去，以极严肃、极真实的态度去描写内部之真，就是人类底丑恶，社会的病状。”（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或者说“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围绕着自然主义“真”的问题，争论最大，所以讨论的亦最为深入。
针对有人认为自然主义如实描写人类的弱点，会带来人间的悲哀，茅盾反驳道：“我们先要问：‘人间世是不是真有这些丑恶存在着’？既存在着，而不肯自己直说，是否等于自欺？再者，人间世既有这些丑恶存在着，那便是人性的缺点；缺点该不该改正？要改正缺点，是否先该睁眼把这缺点认识个清楚？”“如果竟有人先看旧浪漫派小说而兴奋，继看了自然派文学而颓唐，这只能归过于浪漫派小说的太夸张，太会说谎，不能埋怨自然派文学如实地描写丑恶为不应当。”（注：沈雁冰：《致周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1922年5月）。）
针对有人提出自然主义太重视“真”，缺乏理想方面的东西，李之常回答说，自然主义尽管“不以主见去补削自然”，但它是“描写现实而超现实，渗着理想的具体结晶，实现希望的使者”。（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谢六逸回答得比较具体：“左拉改造社会的心极为热烈，往往显露出救济社会的愤慨，因此描写时不免有些理想在里面。”（注：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自然主义时代（下）》，《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显然，自然主义不是不去描写理想，而是“以客观的事实为本位，渗熔作者底理想于事实中，抛弃空想的精神界。”（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文学旬刊》第46、47期，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8月11日、8月21日。）
针对有人认为自然主义文学含有机械论和宿命论的人生观，茅盾从文学真实性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说，自然主义这种人生观“我们是不赞同的”，不过“物质的机械的命运论仅仅是自然派作品里所含的一种思想，决不能代表全体，尤不能谓为即是自然主义。”同时，即使是含有了定命论的思想，也不能怪自然主义。“因为19世纪的欧洲人”屈服于“物质的机械的命运下面”，“意志薄弱的个人受环境压迫”而产生宿命论等，“本是人生中存在的现象，自然主义者不过取出来描写一下而已，并非人间本无此现象，而自然主义者始创出来的”。如果要诟骂，应该诟骂这丑恶的社会和人生，而不应该“去诅咒那该诟骂的人生的写真，并且诅咒及于写真的器具。”（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其四，以“宗教的虔敬严肃的”态度描写人的生理要求。自然主义有些作品描写了男女的情爱，“人生派”对此发表了本世纪最为精彩和独到的看法。茅盾写道，自然主义“对于性欲的看法，简直和孝悌义行一样看待，不以为秽亵，亦不涉轻薄，使读者只见一件悲哀的人生，忘了他描写的是情欲。”（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夏丐尊也写道：“自然主义者将性欲当做人生底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掺游戏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觉得这是人生底实相，没有功夫再去批评它是善是恶。”（注：夏丐尊：《女难》译后记，《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谢六逸的见解同上，他说自然主义写性欲，并不是为了讨好读者、迎合时好，作家“观察性欲也和观察水火草木等物一般，不加私念，必出以诚”。读者看后“不会引起旁的恶劣之感，反由此可以看出由性欲而出的人生波澜而深自反省。”（注：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自然主义时代（下）》，《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其五，“描写方法极为精细”。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周全齐备、繁细具体的描写，所以它的“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不但人物的动作、态度、音调等致密不过”，而心理描写之真之细之深刻“亦无伦比”。（注：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自然主义时代（下）》，《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关于自然主义的缺陷，在讨论中“人生派”阐述的不多，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一是自然主义描写人和社会的丑相与悲苦容易产生副作用。周作人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注：沈雁冰：《致周志伊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茅盾亦指出：“自然派文学大都描写个人被环境压迫无力抵抗而至于悲惨结果，这诚然常能生出许多不良的影响。”（注：沈雁冰：《致周志伊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又说，自然主义“专一揭破社会丑相，而不开个希望之门给青年，在理论上诚然难免有意外之恶果，——青年的悲观。”（注：沈雁冰：《致周赞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1922年5月）。）
二是说自然主义把人看作是受遗传所支配的动物，似乎人一生下来，各种性格和行为就已潜在了。夏丐尊批评道：“这是宿命的、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受了大自然底支配，好比是个傀儡，只依了命运流转着。”（注：夏丐尊：《女难》译后记，《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
鉴于自然主义的缺陷，茅盾明确指出不能照搬自然主义。他说：“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他；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注：沈雁冰：《致周志伊的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1922年6月）。）即“他们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
三 讨论的意义
这次讨论虽然规模不大，参加者也只有20余人，大块文章亦屈指可数，但从创作方法的角度上，这是中国亘古以来关于创作方法的第一次比较集中比较具有规范性的讨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便有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内涵的论述，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进入创作方法的自觉时代，各种创作方法此消彼长，论争不已。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在创作方法的提出和理论概括上基本上是一片荒漠。虽然也不乏“实录写真”与“奇幻夸诞”等类似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但始终没有清醒的创作方法意识和系统的创作方法理论；虽然有性灵说、肌理说与格调说、神韵说之论争，公安派、唐宋派诘语前后七子等关于文学流派之间的辩争，但没有一次是创作方法意义上的讨论或论争。辛亥革命前，曾出现像苏曼殊的《〈潮音集〉自序》、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对西方浪漫主义极表赞赏的文章；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等人曾大力提倡写实主义文学。但前者只是一般的介绍，没有引起多大的论争，后者对于现实主义的特点有时还把握不稳，只重在号召、提口号。而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却表明：一、中国文学史上终于正式有了关于创作方法的争论；二、中国现代文坛已经从口号的提出、一般内容的倡导，进入到具体创作方法的探索这一更深的层次上了。
创作方法是对某种创作方式和途径的规律性概括，也是某种文学观念和创作原则的集中体现。它对作家的创作有束缚的一面，但又有启示、导引、促使多样化的作用。从近代和现当代中外文学史上看，一个民族创作方法的提出和采纳情况，与本民族文学的繁荣紧密相关。从这层意义上看，这次讨论的成功与否，倒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它是中国第一次具有严格意义的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如前所述，它讨论了要不要主义问题，要什么主义问题，以及自然主义的利和弊，表明中国新文学家创作方法的意识已彻底觉醒。创作方法意识的觉醒，预示着中国文坛将出现另一番创作景象。从此以后，中国现代作家分别打起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旗号，中国文坛迈进创作方法的自觉时代。
这次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次创作方法的讨论，而且还在于是一次关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从上面“讨论的内容”一节看到，这次讨论对自然主义持肯定的态度，而且对其特点的阐述最为清楚和详尽。这是本世纪自然主义在中国唯一受欢迎、唯一享受礼遇的一次。从30年代起，随着前苏联文艺观念的渗透，中国开始批判自然主义。在极“左”时代这种批判达到作家“谈虎色变”的地步。进入90年代后，理论界对自然主义的态度虽肯定多于否定，但在有关教材中却仍是口诛笔伐。然而在西方文坛纵横了几十年、又有一定合理性的自然主义，仅靠主观意志的批判是禁不住的。从茅盾、沈从文、贾平凹、莫言等作家的一些创作中，从新时期新写实主义、新体验的作品中，从淡化典型、追求生活化描写的创作现象中，我们都能看出自然主义的影子。从这个角度上看，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有以下三个意义：一、是中国本世纪前90年第一次公允地对待自然主义；二、对自然主义的内涵把握十分准确。正如日本茅盾研究专家高田昭二所说：“当时，茅盾对自然主义的理解之正确真是很惊人的，他不但论述了自然主义的优点，也指出了它的缺点。”（注：高田昭二：《茅盾和自然主义》，见李岫《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91页。）为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着基石作用；三、对自然主义既充分肯定又不全盘照搬的态度，为后来中国文坛借鉴其它创作方法树立了楷模。
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次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从“讨论的背景”一节已经看清，这次讨论是在中国文学滑入低谷、脱离现实生活的背景下展开的，是“人生派”作家企图将现实主义创作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扫除新文学前进中的障碍所做的一种努力。这个努力从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收获不少。我们以史料为证。温儒敏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中讲道：“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是众多‘人生派’作家走向现实主义的重要一步。”（注：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30页。）叶子铭在《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一书中写道，这场论争“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它给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以致命的打击，对清除它在青年中的恶劣影响起过重要的作用。”（注：叶子铭：《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36页。）《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一书对其叙述得更为具体：“鸳鸯蝴蝶派文学一度受挫，除了几种社会小说，如《人间地狱》（毕倚虹）、《上海春秋》（包天笑）、《人海潮》（平襟亚）等尚能流行外，大都走向萧条。”（注：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244页。）
还有一层意义必须提及，这次讨论为我们研究茅盾的文艺观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自然主义后来在我国声名狼籍，出于“为尊者讳”起见，一些学者善意地为茅盾倡导自然主义一事进行遮盖。如一些传记著作中，列举了茅盾1921年到1922年之间的许多文章，就是不提《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似乎羞于提起。（注：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0页。）在不得已谈到这次讨论时，又特意提醒读者，茅盾这时“所提倡的‘自然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主义’，在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注：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4页。）“茅盾实际上所提倡的正是现实主义。”（注：邵伯周：《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5页。）可是茅盾本人却坦然承认自己曾是一个自然主义者。1928年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我曾热情地……鼓吹过左拉的自然主义。”（注：《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回顾他在1920年以后的文学活动时说：“我自己在那个时期是一个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倾向者。”而事实上，即使后来的茅盾对自然主义仍是充满着“好感”。如在1958年出版的《夜读偶记》中曾较详细地批判了现代主义、古典主义，褒贬兼之地评述了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对自然主义却缄口不谈。只在谈现实主义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心跌入自然主义泥坑。瞿秋白和一些外国研究者认为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明显带有左拉的影响。日本的高田昭二断言道：“茅盾是中国文坛上唯一再现左拉的及自然主义的作风的作家。”（注：高田昭二：《茅盾和自然主义》，见李岫《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99页。）等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茅盾的文学道路和文艺思想时，不能回避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而1922年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从发起到总结的是茅盾，撰写文章最多的是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和讨论者直接交锋的还是茅盾，正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可靠材料。或者换一句说，研究茅盾，不能不研究这次“讨论”。
当然，如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这次讨论同样存在着缺憾。主要是规模不大，参加者不多，没有形成强大的声势，又匆促收兵，未能深入下去，理论上的准备亦不足。至于有人认为，这次讨论没有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文学创作既能表现与提出问题、指导人生，又能保持客观真实性的矛盾，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苛求。上述矛盾恐怕至今都很难说已经解决好了，怎么能去奢望75年前的一次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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