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论毛泽东人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人格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富魅力的伟大人物，也是这个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具人格力量的巨人之一。毛泽东人格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时代人格精神与时代民族精神的精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振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追求形成的中国文化及人格精神的时代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与人格精神，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继承与根本改革中铸成的。
毛泽东人格源于历史，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精神。同时，毛泽东人格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精神。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他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深深地植入了传统的“基因”。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毛泽东以兼收并蓄包容百家的态度，接受了从孔孟程陆朱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陈独秀、李大钊，又加上康德、叔本华、托尔斯泰，甚至还有佛学中破与立的思想，以一种理性的实践精神履行了导师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心灵的碰撞和思想的激荡，使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挣脱羁绊要踏出一条新路来的渴望。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问世，此时的毛泽东开始在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改造国家的一个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崭新解释，但当时毛泽东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依托来理解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1920年12月1日， 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上谈到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基础上的理解，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谭嗣同的《仁学》在毛泽东思想的深处起着一种间接影响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普遍真理。但直接论述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则很少。况且，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理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项历史任务，主要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王明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他极端鄙视本国的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且响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性格上已经从青年时代的机敏和热情步入中年时代的殷实和练达。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具有一种钢铁般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显示出一种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的伟岸气魄。善于摆脱困境勇于接受挑战的胆略更是增添了他作为领袖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这时毛泽东抓紧一切时间发愤苦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特点，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逐渐交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从内容上讲，毛泽东将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政治文化、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和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学说带上了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在理论上的卓越建树和革命实践中的丰功伟绩两者交相辉映，为历史地确定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今天，当我们以冷静而积极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便不难发现，因种种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这个改造过程也相应地存在某种缺陷。而这种缺陷在本质特征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生物，在一定程度上必定对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物产生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经济基础而言，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是古代农业文明的表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决定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基调。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具有特别明显的两面性。可以为了土地而革命，也可以为了土地而保守。毛泽东理解中国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定了符合历史实际状况的土地政策和方针，把土地问题当作基本问题之一来认真解决，释放了农民的革命潜力，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建国一段时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十分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民的这种保守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中国广大农村中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和过于表面化的胜利，使毛泽东头脑开始不清醒了，也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的“左”倾思想日益发展，以致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两大缺陷，即缺乏实证科学及其方法的精密理论，缺乏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传统。中国传统科学就其思维特征而言，是以古典相似性思维的形象化描述，笼统式的概括和类比型归纳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思维特性使我们的思维方式陷在模糊性、直观性和直觉性之中，妨碍了我们民族思维精确化的演进。主体理论思维的旨趣，主要不在于描述世界的客观图景，而在于表现主观精神的理想画面。个体不仅在经济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精神生活中都与宗法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个体关于对象世界的把握被转化为群体意识对客体的体验，从而使人们满足于用理想的联系来代替未知的现实联系，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上的缺憾，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曝光。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人们革命性的衰退，他对社会主义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以身作则，提倡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精神，希望人们能廉洁自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改变精神世界的兴趣，远超过改变物质世界的兴趣。他主观地寄望于通过一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通过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新的历史时期完成一次更加伟大的革命事业。这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主观努力，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重灾难。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要求极端的一元化。在这种极端一元化的表象背后，却是人们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极度混乱。人们的价值意识被吸附在两极上，一极是对超越历史时空，无往而不胜的权威偶像的崇拜；一极是对自我的无情批判和对领袖的无限奉献，因而在普遍的社会行为中表现为理性的困乏和情感的狂乱。反倒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通过变形、修饰涂以革命或现代的油彩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家长作风，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堂而皇之地渗入中国现代社会，民主的原则在不够正常的政治运行中被闲置起来。
就毛泽东晚年失误而言，其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必然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成为积极因素，有时则成为消极因素。当消极因素占有优势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社会和历史的重负。而这种重负正是构成毛泽东晚年历史性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构成毛泽东人格负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透过毛泽东晚年历史性悲剧的表象，一方面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省中国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正负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毛泽东的身上所充分展现的这种悲剧意义的崇高精神。在当今中国现代化改革事业中，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种伟大的历史主题，即如何发扬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此时此刻，谁又能说今天的人们不在领略着毛泽东遗产（成功与失败，正确和错误等等）的惠泽呢？
二
毛泽东人格作为现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意识和文化现象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它是中国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象征，民族性格的标志，它不仅推动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毛泽东人格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精神走向现代的必然产物。文化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思想文化总是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中国人担负起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两重历史使命，包括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图存，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旧制度旧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而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整个过程都面临着既要学习西方，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奴役这对尖锐的矛盾。西方的先生总是欺负中国学生，这种对中华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暴露出西方文化的阴暗面。这也是在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欧美转向学习俄国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人格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及其人格精神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和文化，如果不同本国的社会发展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本国人民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思想及其人格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文化形态和科学结晶，是时代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精华。
其次，毛泽东人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根本改造。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除含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因素外，还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主性乃至反封建的因素。但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过去的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养育的人格精神与民族精神，也同样如此。传统文化必须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与人格精神，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扬弃自我，才能完成向现代文化和现代人格的转化。毛泽东思想及其人格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根本改造。
毛泽东等先进分子依据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主义传统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动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摒弃扼杀个性、摧残妇女的封建礼教。在与封建主义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同时，毛泽东又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优秀遗产，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想与人格的渊源之一。他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和新的民族精神与人格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毛泽东人格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人格精神的科学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革命运动，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形式主义的方法就是其表现。“全盘西化”论集中反映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偏激。毛泽东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科学的总结。他既肯定并继承发扬了“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又指出其形式主义的缺点：一是把中国文化完全看作是封建主义的落后文化，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全盘否定，认为在文化氛围中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与人格精神，甚至认为根本没有人的人格可言；二是把西方文化的一切都视为先进，甚至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奴化思想也当作新文化来介绍。有鉴于此，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精华与糟粕二分法，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或是西方文化及其人格精神，都主张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鉴别，从中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防止形式主义的偏激，这是他关于文化建设和人格建设的基本观点。由此，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除包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这些时代精神的内涵外，还强调了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这样，毛泽东把文化发展与人格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既避免了复古主义的谬误，又克服了虚无主义的偏向。
第四，毛泽东人格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精神发展的环节。毛泽东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既是吸取马克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人格精神的结果，同时也是改造和创新中国传统人格精神的结果。因此，毛泽东人格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精神发展到现代的形态，是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从内容上看，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进程和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和补充，使其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涵，而且增加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鲜内容，其中包括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精华；从形式上看，毛泽东思想及其人格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气派和民族文化形式，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熟悉的方式表达出来，因而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实践中产生十分显著的效果。
如果把历史传统文化及其人格精神作为中国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肯定阶段，而把“五四”新文化及其对新人格的构建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人格的否定阶段的话，那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现代新文化与新人格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人格的否定之否定。它超出前两个文化阶段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它作为发展的环节，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创新而走向世界。
最后，毛泽东人格是当代中国新人格建设的模范式样。建设当代新文化与新人格，应以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毛泽东人格为当代中国新人格的模范式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原则也理应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格的基本精神也理应是与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新人格的基本精神基本相一致的。毛泽东人格，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新人格建设提供了一个模范式样。此外，当代新文化与新人格的建设，离不开原来的文化基础与人格基础，离不开对以往文化与人格的扬弃和改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以往中国文化的改造创新和科学总结，毛泽东人格包含了以往中国一切优秀的人格精神。所以，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人格为当代中国新人格建设的模范式样，不仅为现实文化建设与人格建设所需要，而且符合文化的发展与人格精神、民族精神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的要求。
以毛泽东人格为当代中国新人格建设的模范式样，不应教条主义地看待其指导作用和功能。应把它置于生动活泼、变化日新的社会生活的实际中，与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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