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电信行业增长：1994-200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信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L96,L11,C33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信行业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这场改革，打破邮电部的垄断经营格局，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一个通信落后国家赶超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Lu & Wong，2003)。1994年，中国电信行业收入为487.3亿元，截至2004年就达到了4906.8亿元，每年的行业增速都高于13.5%，并远超过GDP的增速。然而，行业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没有保持下去，近年呈现出快速下滑态势。在2007年，电信行业出现了30年来首次低于GDP同期增速的现象，而且2009年仅增长4.1%，这不仅低于2008年6.6%的增速，也低于2009年中国GDP 8.7%的增速(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2009)。那么，中国电信行业从增长奇迹快速陷入增长困境，究竟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与行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不同电信体制改革措施对电信行业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停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影响了电信行业的增长？继续推进电信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增长的改善空间有多大？电信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战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产业，其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Roller & Waverman,2001; Datta & Agarwal,2004)。因此，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对深化电信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信行业不再完全具有自然垄断属性(Berg & Tschirhart,1998)。此外，自然垄断和规制理论发展也为电信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Stigler,1972; Sharkey，1982; Baumal et al.,1983)。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发达国家电信行业开始了打破垄断、民营化和管制政策变化为主题的经济体制改革(Spiller & Cardilli,1997; Noll,2000)。目前，很多国外文献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Boyland & Nicoletti(2000)、Bortolotti et al.(2002)和Wallsten(2001)研究发现竞争和独立管制显著提高了行业劳动生产率。Ross(1999)研究发现民营化也显著改善了行业劳动生产率，甚至Li & Xu(2004)研究发现完全民营化要比部分民营化更能提高行业劳动生产率。综合三种因素后，Fink et al.(2003)研究发现竞争、民营化和独立性管制机构对劳动生产率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有些文献进一步验证了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电信(BT)民营化，以及美国AT&T分拆引入竞争，引领了世界电信改革的潮流。Kwoka(1993)对BT和AT&T生产率分解后，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竞争和民营化分别贡献了这两家企业17%和25%的生产率增长，并且Gort & Sung(1999)对AT&T分拆效果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结论。另一方面，跨国实证研究结论也支持了竞争和民营化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Madden & Savage,2001; Madden et al.,2003; Li & Xu,2004)。而且，Lam & Shiu(2010)利用1980-2006年105个国家电信发展数据研究发现，存在竞争和民营化要比不存在的国家更能促进本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受国外垄断行业改革浪潮的影响，自1994年中国开始电信经济体制改革，截至2007年电信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初期(1994-1997年)。在这阶段中，行业引入了中国联通，形成双寡头竞争格局。第二阶段是改革中期(1998-2002年)。首先，国务院对处于几乎完全垄断地位的中国电信先后进行了纵向和横向分拆，并且还引入了中国铁通和卫通，最终形成了电信市场“5+1”分业竞争的格局。①其次，分拆出来的电信企业通过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来进行产权改革，将部分国有股份民营化，最终政企实现了分离。最后，在管制政策上发生了三大改变：一是，1998年邮电分家后信息产业部成立标志着相对独立管制机构的设立；二是，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放松了由政府完全管制的电信价格，电信价格不再完全由政府决定；三是，2001年底中国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意味着中国电信行业必须遵守WTO管制条例。第三阶段是改革后期(2003-2007年)。这阶段电信改革已经放缓，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对于中国电信经济体制改革效果，已有文献进行了初步研究。汪贵浦和陈明亮(2007)利用1986-2004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将市场集中度与行业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分拆改革并未实现改革初衷，并认为基于分拆的电信市场结构没有提高行业增长。但是更多文献却证实了电信行业去垄断改革促进了技术进步、降低了服务价格，并增进了社会福利水平(高锡荣，2008a，2008b；孙巍，2008)。包含产权影响因素后，郑世林(2010)和Zheng & Ward(2011)分别基于电信整体市场和细分市场，实证分析了市场竞争与上市产权改革对电信服务价格、电话普及率以及电信通话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显著提高电信行业绩效，并且上市产权改革也对移动通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以上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尤其在关于电信行业增长估算上略为简单。而且，迄今作者尚未发现有文献从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变化出发，全面而规范地考察改革对电信行业增长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1994-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增长的影响并估算其贡献。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本文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本文实证研究基础：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问题，目的在于强调本文研究的合理性。第四部分分析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估计了不同改革阶段电信行业增长的根源。第六部分揭示了电信行业低速增长之谜。第七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分析框架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电信行业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归结为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和管制政策上的变化。在研究各国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率的影响时，Madden & Savage(1999，2001)在产业组织理论重要分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下，探究了竞争、产权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Wallsten(2001)和Fink et al.(2003)在分析电信改革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既包括竞争和产权的影响，也包括了管制变化。另外，在测算中国行业性行政垄断对效率的影响时，于良春和张伟(2010)也借鉴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在考虑中国转轨制度因素、产权和市场结构因素基础上构造了扩展的产业组织ISCP分析框架。根据以上文献，本文形成了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对行业生产率作用机制的ISCP分析框架，由于管制政策变化是中国电信行业重要的转轨制度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中的I(Institution)是指电信管制政策变化。而且，我们认为管制政策变化不仅会对结构产生影响，而且作为外部变量会直接对厂商行为产生影响。②S(Structure)反映电信行业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C(Conduct)表示电信厂商的行为，P(Performance)为电信行业绩效，在本文中主要指生产率。通过ISCP框架，我们建立起电信管制政策变化、市场结构、产权结构与行业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设
在ISCP分析框架中，因为厂商行为仅是中间变化，所以本文将中间环节——厂商行为变化视为一个“黑箱”，直接建立起改革措施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竞争、产权和管制理论，并结合中国电信体制改革的差异化道路，提出研究假设。③
1.市场竞争对电信行业生产率影响。经济学主流思想认为市场竞争是提高配置效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可靠机制(Hayek，1945；Alchian and Kessel，1962；Williamson，1963；Leibenstein，1966)。另外，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支持竞争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North，1990；Levy and Spiller，1996)。对于电信行业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行业不再完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一些业务已经完全丧失自然垄断性，因此，打破行业垄断走向市场竞争必然会带来行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
图1 ISCP分析框架：电信改革对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电信行业并没有像多数国家一样形成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竞争主体，而是通过引入竞争和拆分重组形成了以国企独占的竞争性市场。那么，这种国企间的竞争是否改善生产效率呢？一方面，Barry & Joseph(1983)和Hart(1983)认为无论国家还是私人拥有财产，只要是竞争性市场就可以让企业股东比较容易地获得更多信息来推动管理工作，最终导致生产效率提升。另一方面，虽然行业中都是国企，但是由于企业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同样存在着促进竞争的因素(郑世林，2010)。一是，企业绩效与员工的切实收入、职位和荣誉感有关；二是，企业绩效不仅关系到高级管理者的合同薪酬，也关系到其在政府行政职务上的提拔和重用，高管之间形成竞争“锦标赛”，其竞争压力不亚于民营高管。④鉴此，我们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打破垄断后所形成的市场竞争格局提高了电信行业生产率。
2.上市产权改革对电信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探究了不同产权结构的激励效果(North，1990；Levy and Spiller，1996)。委托—代理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为产权结构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假设依据(Niskanen,1971; Boycko and Vishny,1996)。这些理论认为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产权生产效率低下。一是，国有产权不但产权分散微弱，而且委托—代理关系层次较多，造成了较高监管成本、激励方式不够灵活等问题，使得企业内部效率较低。二是，国有产权存在着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带来了大量效率损失。
中国电信产权改革也没像多数国家一样采取大规模的民营化，而是通过企业海外上市部分民营化国有产权。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民营化产权改革显著提高了电信行业生产率(Ros，2001；Madden et al.，2003；Li and Xu，2004，等等)。但对于上市产权改革对生产率影响较少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改革方式不但有助于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硬化软预算约束，而且上市后受到海外资本市场监督，企业经营管理与国际接轨，生产效率也能得到改善。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以海外上市为主的产权改革提高了电信行业生产率。
3.管制政策变化对电信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构建独立管制机构不仅可以防止垄断权的滥用以保护消费者，也可防止随意的政治干涉保护投资者，又可以激励电信企业有效运营和投资(Laffont and Tirole，2002)。而且，在政府干涉较大的管制条件下，民营投资者不愿意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Gupta and Sravat，1998; Holburn，2001)。此外，繁重的管制也会给企业投入和产出决策带来负面影响，使得企业生产率下降(Averch and Johnson，1962)。因此，就理论层面而言，构建独立性管制机构和加强电信立法会提高电信行业生产率，并且在经验研究上得到了验证(Wallsten，2001；Fink et al.，2003)。与国际相比，中国电信行业在管制政策改革方面仍然比较滞后，不仅缺乏独立管制机构，也未颁布正式《电信法》。不过，相对政府行政经营时期，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建立相对独立的管制机构、颁布了《电信条例》以及加入WTO后必须遵守国际管制条例。这些变化对生产率影响如何？我们验证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独立管制机构成立、《电信条例》颁布以及中国加入WTO改善了电信行业生产率。
三、实证模型和数据
(一)基本模型的设计
为验证假设，本文将利用电信行业生产函数来估计经济体制改革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根据Cobb-Douglas(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着电信产出，在静态生产函数中，并没有考虑上一期产出对本期产出的影响。但电信产出是一个动态生产的过程，并且存在着明显的产业周期，因此，上一期行业产出水平会对下一期产生较大影响。为捕捉动态生产和产业周期性影响，我们在模型设计中使用了动态模型。
设某省份i在t年的电信行业生产函数为：
(二)变量和数据
本文所使用数据涵盖1994-2007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和自治区电信行业发展的平衡面板数据。其中，西藏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没有包括在内。另外，将重庆市数据纳入到四川省一并处理。⑤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指标主要包括三大类，即电信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和经济体制改革指标，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对这些变量的详细说明如下：
(1)电信产出指标：在衡量电信行业产出的指标中，本文利用电信业务收入来衡量。电信业务收入中包括了固定本地电话、长途电话和移动通信3个子项目的业务收入。本文考虑到无线寻呼和数据通信业务在统计期间数据并不完备，因此，主要考察了受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最大且是行业最重要部分的移动和固定通信业务。电信业务收入的单位为亿元。并且，为了确保指标的可比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逐年电讯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
(2)电信投入指标：在投入性指标中分别包括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资本方面不仅包括电信设备投入，而且包括原材料投入。⑥其中，电信行业投入的主要设备包括局用交换机、长途电话交换机和移动电话交换机，由于在《中国统计年鉴》中，设备台数不可得，因此，本文利用3种交换机容量来衡量设备上的投入。局用交换机的单位为万门，长途电话交换机的单位为路端，移动电话交换机的单位为万户。原材料投入主要由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来衡量，单位为公里。此外，本文利用电信职工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单位为万人。
(3)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分别包括市场竞争、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变化。市场竞争指标分别由赫芬达尔指数和市场中竞争企业数量来衡量；产权改革指标分别由国有股权比例和上市改制的企业数量来衡量；管制政策变化指标分别由三个年度虚拟变量来衡量。其中，在1998年的邮电部分家后，信息产业部的成立意味着相对独立管制机构形成。2000年中国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规制条例》，学者通常称之为“小电信法”，形成了电信法制的初步轮廓，放松了一直由政府管制的电信价格，并开始进行互联互通管制。另外，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必须执行该国际组织的电信管制条例，并且受到国际电信运营商竞争压力。因此管制政策变化包含了三个时间虚拟变量(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衡量相对独立管制机构的建立、《电信条例》颁布和中国加入WTO等事件的发生。⑦
四、实证结果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4-2007年度的29个省、市和自治区电信行业发展的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法(FE)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4)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为克服竞争和产权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与Zheng & Ward(2011)处理一致，本文还利用某省相邻5省的市场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和产权变量(国有股权比例)平均值为工具变量，并应用模型(4)给出改革变量为内生时的估计结果(见表2)。
(一)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生产率的影响
根据表2中的结果，我们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去垄断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2中，在1%显著水平上，三种估算方法都显示市场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HHI)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即市场竞争显著提高了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果充分验证了假设1。结果说明电信行业通过引入竞争、两次拆分打破政府垄断经营，构建国有电信企业竞争格局，对于生产率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海外上市产权改革显著地提高了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表2中三种方法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国有股权比例下降与生产率具有非常显著正效应。这个结果不仅验证了假设2，而且也与Megginson et al.(1994)、Boubakri & Cosset(1998)和D'Souza & Megginson(1999)关于上市产权改革的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电信企业海外上市后，部分国有股份被民营化，虽然国家仍保持着控制权，但是由于上市后企业治理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提高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解释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电信企业海外上市，迫使企业进行改制，逐步摆脱了国有企业的行政性负担，并硬化了预算软约束；二是，由于海外股票交易市场的监管和信息披露比较严格，电信企业不得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国际惯例经营管理企业；三是，电信企业在海外交易市场上的股价表现作为其绩效“晴雨表”，激励企业不断改善生产率(DeWoskin，2001)。
第三，管制政策变化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正面影响。中国加入WTO显著提高了电信行业生产率，虽然相对独立管理机构成立和《规制条例》颁布对行业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是表现出正向影响。中国加入WTO后，电信管制措施逐步与世界接轨，必须遵守WTO电信管制措施，而且还受到国外电信巨头无形竞争压力，因此，加入WTO对行业生产率提高呈现出显著正效应。
(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核心改革变量分别利用其他变量来衡量，进行了重新估计。自1994年以来中国电信市场不断引入竞争者，拆分出相互竞争的对象，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不断增加，因此，竞争变量由电信市场中竞争者(企业)的数量来衡量。其次，产权改革变量由海外上市改制的企业数量衡量，之所以用此变量衡量，是因为某一省份完成海外上市改制的企业数量越多，意味着该省电信行业产权改革的程度越高。此外，我们还加入了这两个变量的滞后项，以考虑改革措施的滞后影响，但限于篇幅，仅取滞后一期。最后我们利用模型(4)进行回归，稳健检验结果列于表3中。
一方面，竞争者(企业)数量和企业完成上市改制数量与行业生产率呈现出显著正面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此外，从实证结果还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⑧一是，在不剔除产权改革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将竞争变量直接与其余变量回归发现，市场中企业数量增加虽然对行业生产率具有正面影响，但是影响并不显著。然而，当加入产权变量后，企业数量增加对生产率转变为显著影响，而且第(5)列回归系数要远远大于第(1)列。这个结果可以推断，企业上市产权改革难以有效促进企业竞争，从而降低了生产率。二是，在不剔除竞争变量影响时，产权改革变量与行业生产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当期和滞后期)，当加入竞争变量后，产权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而且第(5)列的回归系数要小于第(3)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上市改制的效果，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⑨
另一方面，《电信条例》的颁布和中国加入WTO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而相对独立管制机构的建立对生产率呈现出负效应。与前面实证结果有所差别的是，《电信条例》颁布对生产率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管制变化对电信生产率表现出积极的正向影响。另一个差别是，相对独立管制机构对生产率变成显著负向影响，但这并不会影响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利用这两个代理变量效果较差所引起测算结果的波动，也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是，由于电信运营商都是大型国企，与相对独立管制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实现独立监管；二是，邮电分家、主辅分离举措花费了较大代价进而影响了行业效率；三是，电信行业“多头监管”使得生产率下降，其中，电信行业技术标准的选择和市场准入由信产部负责，投资决策、产业决策和技术经营管制决策由发改委负责，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由国资委负责，并且还要由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进行综合决策和统筹，因此，部门之间推诿和牵扯可能会降低监管效率。
五、中国电信行业增长的源泉
由于模型(4)不仅反映了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要素投入和行业产出动态与电信行业产出的关系。本文利用第四部分表2第(3)栏中对电信生产函数的计算结果，估算了改革三阶段影响中国电信行业增长不同因素的贡献率，并将结果列于表4中。根据表4的结果，我们估算了电信行业增长的源泉。
(一)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初期
表4显示，在1994-1997年，中国电信行业总产出增长了120.23%。⑩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8%。由于新引入中国联通太弱小，难以对当时在位电信运营商构成竞争威胁，这时期行业依然保持着高度垄断状态，因此市场结构对电信增长贡献率仅为0.81%；1997年中国电信最早将广东和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海外上市后，所引起产权结构变化对电信增长贡献率为0.37%；而管制政策并没变化，因此对电信增长未有贡献。其次，电信行业19.35%的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增加：资本投入贡献了10.7%的增长；劳动投入贡献了8.65%的增长。此外，此阶段电信行业处于产业起飞期，上一期增长对本期产出增长贡献高达33.05%。最后其它未解释余值为46.41%。
(二)电信经济体制改革中期
1998-2002年，电信行业产出增长了130.69%。首先，行业60.79%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分拆改革所带来市场结构变化对电信增长贡献最大，大约贡献了43.55%；二是，随着国有电信企业海外上市，产权结构变化对电信增长贡献为8.63%；三是，这时期管制政策变化较大，总共为电信增长贡献了8.88%。尽管相对独立管制机构成立和《规制条例》颁布对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对电信增长贡献了4.59%，可能的解释是，管制政策变化期间政府对电信服务价格不断进行下调或放松管制，导致了电信产出的增长。其次，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贡献率仅为3.81%。其中，资本投入方面的贡献为7.73%，而劳动投入由于职工人数下降出现了负增长。资本投入贡献最大的是长途和移动电话交换机投入(31.92%)，但是局用交换机投入为负值(-25.71%)，可能的原因是，南北分拆后两大固网运营商允许相互进入竞争，在对方区域双方投入了大量固定电信设备，但由于移动对固定技术替代，固定业务出现了大规模萎缩，因此导致了固定设备投资对电信增长呈现出负效应。最后，上一期增长和未能解释余值的贡献分别为14.46%和20.94%。
(三)电信经济体制改革后期
在2003-2007年，中国电信行业产出增长了116.6%。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产出增长大约贡献了18.22%，其中，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变化分别贡献了2.38%和15.84%，而这期间中国管制政策并没有变化。其次，资本和劳动投入变化对电信行业产出增长贡献率为33.97%，包括资本投入变化贡献率为16.77%，劳动投入变化为17.20%。最后，上一期增长和未能解释余值的贡献分别为15.03%和31.04%。
六、中国电信行业低速增长之谜
近年来中国电信行业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逐渐滑入到低速增长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电信的低速增长？本部分试图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与电信行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揭开电信行业低速增长之谜。在第五部分基础上，图2列出电信改革三个阶段中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结构变化对电信行业增长的贡献率。本文分析近年来电信行业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方面，电信行业经济体制改革停滞是部门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无论是移动电话还是互联网普及率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滞后于国际平均水平(见图3)。而且，国内农村电信行业与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存在广阔的市场空间。(11)另外，三网融合、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业务发展潜力巨大。因此，中国电信行业远未达到饱和，近期行业增速下降与行业增长空间相关的证据不足。本文实证结果为揭示近期行业低速增长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8-2002年中国电信行业进行了两次大刀阔斧的分拆改革，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阶段电信行业增长主要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贡献了电信行业60.79%的增长。然而，在2002年之后，中国电信行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基本停滞，改革贡献下降到了18.22%，贡献率相对第二阶段大幅度下降，这是电信增长速度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2003-2007年之间，中国政府在市场结构和管制政策上并没有进行持续改革，尽管电信企业国有股份比例下降，但民间资本进入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分拆改革后电信行业走向竞争失衡边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近年来中国电信行业产出增长。图1显示，在第一阶段1994-1997年中国联通进入电信行业后，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较小，市场结构变化对电信行业增长的贡献仅为0.81%。在第二阶段两次分拆期间，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为43.55%，几乎贡献了电信行业增长的一半。而第三阶段2003-2007年，电信市场集中度并没按照改革者所预期的那样持续降低。反而，在分业竞争的格局下，由于移动对固定技术的替代效应，固定电信运营商的经营业务出现了萎缩现象，中国移动逐渐“一家独大”，电信市场走向了竞争失衡的边缘(郑世林，2010)。因此，这种竞争失衡最终影响了电信行业增长，这一阶段市场结构对增长的贡献仅为2.38%。
图2 改革总体和市场结构对电信增长贡献率
图3 2007年电信普及率国际间比较(单位：%)
七、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整个电信改革期间(1994—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体制改革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这期间竞争、企业改制和管制政策变化对行业增长的贡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市场竞争和上市产权改革对电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中国加入WTO也显著提高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相对独立管制机构建立以及《规制条例》颁布的影响并不显著；(3)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越大，对电信行业增长的贡献越大。因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促进电信行业增长仍然具有较大空间。
本文研究结论不仅对深化电信体制改革，而且对整个垄断行业改革取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电信、电力、航空、城市水业、燃气等部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通过去垄断、产权改革和管制政策变化等方式彻底打破了垄断行业行政垄断经营的格局，逐步形成了市场竞争格局，使得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在大规模改革之后，并没有持续深化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中国垄断行业改革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甚至在有些部门出现了竞争不足、产权单一、监管缺位和国进民退的现象，使得垄断利益既得群体逐渐发展成阻碍深化改革的强大势力，经济体制改革积重难返。令人担忧的是，以电信行业为代表的垄断行业，在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随着改革红利耗尽出现了增长低于国民经济增速的现象。作为国家命脉和经济基础的垄断行业，其增长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那么，究竟经济体制改革与垄断行业增长关系如何？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对行业增长的空间多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破解增长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继续深化改革对行业增长意义重大。
注释：
①固定通信主要是中国电信、网通和铁通之间的竞争，移动通信形成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的竞争。另外还有中国卫通，主要从事卫星通讯业务。
②在转型国家，对于竞争性行业而言，可以直接建立起竞争和产权与产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刘小玄，2003)，而对于电信等垄断性行业来说，企业行为不仅是由企业经营者根据结构因素决定的，而且会受到主管部门管制政策的影响。因此，管制政策变化会直接对厂商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行业绩效。
③限于篇幅，本文并未讨论竞争、产权与管制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若感兴趣可向作者索要这方面内容。
④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被直接提拔到省部级重要领导岗位上。
⑤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电信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数据来源于1995-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其它电信部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通信统计年度报告》和逐年电信上市公司年报。
⑥由于电信行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难以发现，因此，本文借鉴Lin(1992)衡量农业投入的做法，利用电信行业主要设备和原材料投入变量来衡量资本投入，而且这些数据能够在已出版的统计资料中获取。
⑦由于中国从2001年12月11日才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因此，本文把WTO管制的影响设定在2002年更为合理。
⑧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个有趣结论。
⑨我们在相关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结论，并做出了详细的原因解释，在此不进行赘述，请参见郑世林(2010)。
⑩在表4中，电信行业产出增长的来源被分成四类：一类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又包括竞争、产权和管制三个政策措施；第二类是电信行业通常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包括局用交换机、长途电话交换机、移动电话交换机和长途光缆；第三类是产出动态；第四类是不能解释的余值。
(11)2009年城市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3.9%、70.5%和44.6%，而农村普及率仅为14.5%、17.8%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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