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析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时代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的报告，“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主要特征是：以科学和技术研究开发为经济重要基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服务业扮演重要角色，人力素质和技能作为经济运转的先决条件。相对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经济，以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目前，OECD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知识经济，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经济的突出特征和发展方向，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知识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人才和知识的掌控力，以及相应的国家发展战略， 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冷战后，国际竞争的焦点日益转到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未来以自然资源为其表现形式的财富价值将会上升，西方战略家已明确指出，在今后20至30年内，能够创造、吸收和管理多少人才和知识资本，将是确定一种制度和国家能否生存下去和继续繁荣的决定性因素。（注：利斯顿，“第三次技术革命”，日本《中央公论》，1997年11月号）知识经济中，知识商品化的能力大大提高，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知识的生产、学习和创新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活动，知识、科技先导型产业和企业将成为经济活动中最具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国家在这方面的战略导向和作用，将决定一国在跨世纪格局演变中的地位。
知识经济要求知识与人才的统一。人才是知识的载体，没有人才，就没有知识和技术。不言而喻，在未来世界的经济竞争中，人才必将成为关键性的战略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飞速的科技进步和产业更新中，发达国家已倍感高质人才的不足，另一方面，在本国培养人费时费钱（在美国本土培养一名成熟的白领技术专家需16年时间，约25万美元（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晓钟译，1998，P277）），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的争夺战已经白热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赴美留学和学术访问签证相对容易，以及澳、加大力招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移民”的原因。
世界和平更有保障，国际斗争趋向隐性化和复杂化
知识经济是全球化产物，也必然对全球化产生了促动，加速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促进科技转移和金融一体化，使国与国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这会使战争因素受到更大的抑制。知识经济本质上是人本主义的，它反对为物所役，以人的发展为直接目标，这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政治的和谐，是经济对民主化进程的肯定。知识具有连续增长、报酬递增、重复使用的特点，大大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报酬，有利于缓解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拉长了经济增长周期，可能对缓和经济危机有决定性作用，它将增大了全球和各国经济安全的保障系数。
知识经济使个人、法人和非政府组织在新秩序中的力量倍增，它产生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个人和经济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增大，政府决策必须更多的聆听经济体的意见，这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确保国家的和平主义趋向。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知识经济突出了个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已经形成了一种国家管控力以外的力量，这一力量一旦用于歧途，将殆害无穷。知识经济巩固提升了信息业和金融业在跨世纪产业调整中的中心地位，这将继续冲击传统的国家主权的概念。国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处于何种地位，如何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调整和磨合过程，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知识经济基于高投入、高素质教育和电脑化，它可能造成社会人群的进一步贫富分化和非技术工人失业，使国家间不平衡发展更为明显，这会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识经济可以降低战争因素，但不可能消灭战争。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矛盾仍然可能激化，这一时代的国际斗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
据国际电联不久前公布的报告，1997年因特网用户达1600 万， 但2／3 集中在北美，21.9%的欧洲大陆，亚洲仅占6.3%，而拉美和非洲也只占10%和0.6%。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发展中国家90 %的学生还从未接触过计算机。（注：李敬臣，“从国际组织的努力看世界电信与网络世界的发展”，新华社日内瓦1997年28日电）此外，世界知识产品市场的80%为西方七国所有。发达国家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占GDP 的比重发展中国家高10倍，在全球信息技术投资中，发达国家占95.4%（注：“我国发展知识化经济的对策”，《经济管理文摘》，1998年第7期，P21）。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
世界银行曾进行过一项人均生产性财富评估，相形突出的是，日本虽排名第五，但80%的生产性财富是以人的技能和知识为其表现形式的。美国在名单中位居第十二，但也有60%的生产性财富是人力资本。两国的知识财富比重高居世界前两位（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周晓钟译，1998，P283）。目前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5000家软件公司。这也就是说，美、日较别国更适合知识经济的要求，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和经济潜力，在下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仍将据领先地位。
美国目前的因特网用户占全球总量的55%，私人网络数量是日本和欧洲合计总数的12倍。美国信息产业的投资占全球该领域总投资的41.5%，高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0%， 从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60%，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0%（注：陈特安、史宗星、吴绮敏，“1997年世界经济形势及特点”，《人民日报》1997年12月25日& 吴季松，“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P2）。凭借知识经济的不断壮大，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跃居世界首位，科技、技术地位的上升又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咄咄逼人的资本。美引导的新一轮军事革命就是建立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基础之上的。一般认为，由于全球化对美国的厚顾，以及美国雄厚的科技优势，人才思想开放、产学研密切联系的传统，以及正确的国内经济政策，美国在知识经济方面的强势有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面临强大的外部挑战。
但是，知识经济亦有其成长周期，现代信息技术和知识具有传播快和成本不断降低的特性，发展中国家只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基础和技术人才，就可以较快地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经济一样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挥“后发优势”和赶超的机会，尽管难度远远大于工业化时代。
知识产权，将进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
知识产权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知识经济在法律上的基本单元。知识经济社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突出高科技和知识产品贸易的统一规范。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历史传统，而知识经济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手段。一方面，国际公约和地区性、双边条约越来越多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各国外交活动增加了知识产权谈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单方面和超常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普遍。美国已把拓展知识产品的出口，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加大对其他国家开放服务和知识市场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专门制订了特别301条款， 每年对数十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行“观察”、调查，以贸易制裁相威胁。美等国甚至还提出对海外市场的知识产权案件实施属人管辖（注：蔡练生，“台湾应因美国三○一条款之过程，《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P56—60）。
知识产权问题，既有合理的商业利益保护因素，也有过度保护和垄断因素，也包含作为外交斗争手段和维护知识霸权主义的政治考虑。归根到底，知识产权问题是对跨世纪核心比较优势的争夺，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可以想见，知识产权在国际政治斗争的份量会越来越重。
文化、知识和信息霸权， 是对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重大威胁
文化的多元性，知识、信息的有序流通和充分应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但是，这些基础正在被伴随知识经济的负面因素所侵蚀。
以电影的《泰坦尼克号》为例，2亿美元制片费， 是除美以外任何国家难以想象的。据统计，美国七大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已从1980年的134部增至1996年的216部，而同期平均拍片成本，则由900 万美元增至3900万美元。全球每年最卖座的100部电影中，有80 部以上为美国影片。欧洲上演的电影80%是美国影片（注：笔锋，“奥斯卡文化霸权以外的创意空间”，《亚洲周刊》1998年3月30日—4月5日）。 这形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强势，一种一元化的电影秩序。美国电影、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这三者构成了这个秩序的中心，《泰坦尼克号》及奥斯卡金像奖70周年颁奖典礼的全球转播，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文化霸权的一次总检阅。
对技术信息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言，信息霸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利用优势，妨碍、限制或压制他国对信息的自由运用；另一方面指利用信息优势，撬开别国信息大门，开展思想文化渗透，发动心理战和摄取别国战略信息。据披露，在1989的罗马尼亚事件中，西方国家就曾利用计算机合成技术，转播所谓“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队大肆屠杀群众”和“死难者尸体难以计数”的伪造电视画面，对激化矛盾，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注：吴志忠，“信息霸权：国家主权的新挑战”，《国际展望》1998年第6期，P13）美国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已在筹划强制性信息干预，主张利用美国在信息上的优势，实现“软”、“硬”国力的最佳组合，使二十一世纪成为“第二个美国世纪”。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中这样描绘知识经济：“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巨变和创造性的重建，虽然我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但我们正在建设它”。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生产方式和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把握其规律，在此基础上重视审视跨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并确定我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