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税收差异，审计收费和“不清洁”审计意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论文,差异论文,意见论文,会计论文,不清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前，我国的会计制度和企业所得税法规采取适度分离的模式。企业所得税的确认和披露是现行财务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重点内容之一。除企业所得税本身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具有重大影响之外，作为计算企业所得税基础的应税收益，是按照与会计制度不同的一套收益确定规则(企业所得税法规)计算的。与会计收益相比，应税收益的确定具有“刚性”，其被管理当局操纵的可能性更小。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下文简称“会计—税收差异”)能够捕捉到管理当局的利润操纵，反映公司的盈余质量。那么，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和出具审计报告时是否会利用会计—税收差异所体现的信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师的审计过程和审计意见的出具有何影响?这些都是需要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验证的课题。
本文正是基于此思考，从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角度考察了会计—税收差异对外部独立审计师的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会计—税收差异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与“不清洁”①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经验证据表明，审计师充分利用了会计—税收差异所体现的信息。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有关会计—税收差异的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监管，更好地发挥会计—税收差异信息对审计师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持续、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与启示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分析了会计—税收差异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第三部分分别从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角度分析了会计—税收差异对外部独立审计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变量的定义、数据来源和模型的设定；第五部分是经验结果及分析；文章的最后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质量
从会计—税收差异的角度研究盈余质量，也就是以应税收益为基准，以会计收益偏离应税收益的程度来评价盈余质量，这其中隐含的假定是应税收益不会被操纵或应税收益被操纵的程度比会计收益低，会计—税收差异可以提供应计会计程序中管理当局操控的信息。财务会计和财务分析教材中关于会计—税收差异能够提供关于盈余质量的信息即反映了这一理念。如Revsine等(2002)建议，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的比率可以作为评价会计稳健性(conservatism)或激进性(aggressiveness)的指标，虽然有人认为它相对比较粗糙，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Palepu等(2003)指出，扩大的会计—税收差异是公司盈余存在危险的信号(red flag)。Penman(2001)则将会计—税收差异作为检测核心费用操纵的指示器，如果一个公司运用估计项目获得较高的会计收益，该公司必定确认更多的递延所得税。Revsine等(2002)也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突然减少是收益质量恶化的标志。
相对于上述规范分析，经验研究也证实具有大额会计—税收差异公司的盈余质量比较低。Mills and Newberry(2001)在分析公众公司和私有公司的税收因素和非税收因素对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时，发现会计—税收差异与表征盈余管理动机的变量相关。Phillips等(2003)扩展了Mills and Newberry(2001)的研究，分析了递延所得税费用②在识别达到三种特定盈余目标的盈余管理活动中的作用，这三种盈余目标是：避免盈余下降，避免报告损失和避免无法达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研究发现，递延所得税费用在识别前两种目标的盈余管理活动中，可以提供总应计(TA)和操纵性应计(DA)之外的增量解释力。Lev and Nissim(2004)研究发现，应税收益和会计收益的比率在1993年之前和之后预测了五年的盈利增长，预测能力随时间的推进而增强。Hanlon(2005)研究发现，具有正的大额会计—税收差异的公司年，税前会计收益及其组成部分对下一期盈余的持续性小于具有小额会计—税收差异的公司年，现金流量的持续性也较差，表明会计—税收差异包含了现金流量信息和应计信息。Tang(2005)研究了异常会计—税收差异③(abnormal book-tax difference)识别盈余管理和税收管理的能力，发现异常会计—税收差异与盈余管理和税收管理的动机正相关，异常会计—税收差异的大小表征了盈余管理和税收管理是否存在以及额度的大小。钱春杰(2006)分析了会计—税收差异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发现与具有小额会计—税收差异的公司相比，具有大额会计—税收差异的公司的盈余持续性比较低。
三、会计—税收差异、审计收费和“不清洁”审计意见
规范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文献表明，无论是从盈余管理程度，还是从盈余的持续性、会计的稳健性来看，会计—税收差异通常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司的盈余质量。那么，外部独立的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和出具审计报告时是否会利用会计—税收差异所蕴含的信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师的审计过程和审计意见的出具有何影响呢?我们主要从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两个角度进行考察。
就会计—税收差异对外部审计师的审计收费的影响，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从需求方来说，会计—税收差异通常和公司的盈余管理以及盈余操纵动机联系在一起，而为了达到盈余管理或者盈余操纵的目的(主要表现为“上市”、“保牌”和“配股或增发”)，公司往往有动机通过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来购买会计政策，从而导致会计—税收差异越高，审计费用可能越高。从供给方即外部独立的审计师来看，审计收费主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审计成本，即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所需的费用；二是预期的诉讼风险所导致的损失；三是事务所正常的利润(廖洪、白华，2001)。从审计成本来看，排除盈余管理以及盈余操纵的因素，会计—税收差异通常和公司业务的复杂程度相关，一般来说，公司涉及的领域越多，业务覆盖的范围越广，包括跨国经营，发生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范围可能越广，会计—税收差异的金额就越可能越高，而面对公司复杂的业务，外部的审计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或需要更高级的审计人员的参与，才能减少审计失败的可能，并保证审计的质量，从而也就会收取更高的费用(Suminic，1980；Francis，1984；刘斌等，2003)。从预期的诉讼风险看，Lys and Watts(1994)认为，当公司通过应计项目来管理会计收益，则操控性应计(Discretionary Accruals)金额会增加，并导致诉讼风险提高，也即事务所的诉讼风险会随客户的盈余管理的程度而提高。DeAngelo(1982)对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研究发现，当会计准则对企业的不利影响越大时，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经理人员与审计师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为避免被更换，审计师往往会与企业管理当局妥协，并导致较高的诉讼风险。为减少风险，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时间，以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范围内，并收取更高的费用来加以补偿(Landsman and Shackelford，2002)。Bell等(2001)的研究也表明，尽管审计师感知的诉讼风险不会影响单位小时收费水平，但却与审计总小时数正相关，从而与总的审计费用正相关。而上文的分析表明，会计—税收差异通常和公司的盈余管理甚至盈余操纵活动联系在一起，会计—税收差异越大，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甚至盈余操纵的可能性越高，为了减少由此所导致的诉讼风险及其损失，注册会计师必然会调整相应的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包括增加必要的审计程度或者增加高水平审计人员的人数，因而也就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获得补偿。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1：
H1：会计—税收差异与审计收费正相关。
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可能会考虑会计—税收差异所蕴含的信息，并相应调整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从而可能影响到审计费用。那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外部独立的审计师是否会考虑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盈余管理和财务风险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盈余管理的角度看，独立审计的功能就是验证上市公司是否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果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甚至盈余操纵的方式粉饰或歪曲公司的经营业绩就应该被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报告。围绕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问题，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如Chen et al.(2000)利用1995—1997年的数据，对非标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具有边际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章永奎、刘峰(2002)通过对中国资本市场上199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审计出盈余操纵。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受审计市场竞争和事务所更换的压力，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多的是以无保留加说明段的方式来进行表述(夏立军、杨海斌，2002)。总的来说，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报告时会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甚至盈余操纵行为，特别是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的直接动机是应对监管层的特殊监管政策这样的环境下(如上市、“保牌”以及“配股或增发”等)。而会计—税收差异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动机的表征变量显著相关，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会计—税收差异来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从财务风险的角度看，在存在法律诉讼的环境下，客户的财务风险越大，注册会计师遭遇诉讼风险并进而导致损失的概率越高。为减轻法律责任，避免审计失败，保证审计质量，对于财务风险大的公司，外部独立的审计师越有可能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报告(Palmrose，1998；Lys and Watts，1994；DeFond and Subramanyam，1998；方军雄等，2004)。而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盈余的持续性越低，盈余质量越差，甚至是盈余质量恶化的标志或前兆(钱春杰，2006；Palepu等，2003；Penman，2001；Revsine等，2002)，从而财务风险也越高。此外，研究也证实那些通过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来保牌或配股的公司业绩也显著差于那些未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Chen等，2000)。因此，从财务风险的角度，会计—税收差异也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出具。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说2：
H2：会计—税收差异与“不清洁”审计意见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1.变量的定义
(1)会计—税收差异的计量
根据数据来源，会计—税收差异的计量有三种方法：基于纳税申报数据的计量方法、基于财务报告数据的计量方法、兼用财务报告和纳税申报数据的计量方法。我们采用的是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④。在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中，以当期所得税费用为基础估计应税收益，进而计算会计税收差异或计算税收比率是当前研究会计—税收差异的主流方法⑤，这种方法估计的会计—税收差异包含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⑥。以当期所得税费用为基础估计当期应税收益并计算会计—税收差异，即：应税收收益=当期所得税费用/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相应地，会计—税收差异=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其中会计收益是指合并利润总额，当期所得税费用是指年度报告合并会计报表合并所得税费用⑦。在估计应税收益时我们使用的税率是公司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⑧，具体来讲，我们使用母公司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率来估计合并应税收益。
(2)审计收费
从2001年12月证监会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披露》，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后又一个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审计收费的国家。但目前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披露还不规范，有些公司按权责发生制披露，有些公司按收付实现制披露，有些公司的数据无法识别是按什么基础披露的，大部分公司的收费是否包括差旅费也不明确。本文在剔除了数据不清晰的样本后，通过手工收集的方式收集了2002年和2004年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收费数据。
2.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2年至2004年三年的深沪两市除金融类之外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了标准差3倍以外的极端值后，研究的样本总数为2497个公司年。本文的财务数据来源于深圳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审计收费数据和税率数据通过中国证券报的编制的上市公司年报大全手工收集。
3.模型的设定
(1)假说1的统计模型
为了验证假说1即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我们设立如下模型：
模型中Lnfee是因变量，代表审计费用，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表示；Lnabsbtd是模型的测试变量，表示会计—税收差异，用会计—税收差异绝对数的自然对数表示。此外，我们参照Simunic(1980)和Francis(1984)、伍利娜(2003)以及刘斌等(2003)的研究，加入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收费可能的影响。其中Size为公司规模变量；Lev为公司负债比率；Roa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Arr表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Invr表示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用来反映公司的经济业务复杂程度；Big4表示国际“四大”及其在国内的合作所，已有研究证实，“四大”的收费要高于国内所；Opinion表示审计意见。为了控制年度差异和行业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加入了二个年度哑变量及二十个行业哑变量(Industry，制造业按次大类分，其他行业的划分均以大类作为标准)。
(2)假说2的统计模型
为了验证假说2即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中Opinion是代表审计意见的虚拟变量，当为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时取1，否则取0；Lnabsbtd是模型的测试变量，表示会计—税收差异，用会计—税收差异绝对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我们还参照其他的研究，加入控制变量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控制变量包括：Size为公司规模变量，用公司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Lev为公司负债比率，Arr表示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Invr表示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这三个指标都表示公司的财务风险；Roa为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可能影响，加入两个哑变量，List表示公司有“保牌”倾向[Roe落在区间(0%,1%)上的公司取1，否则取0]；Right表示公司有“保配”倾向[Roe落在区间(6%,7%)的公司取1，否则取0]。为了控制年度差异和行业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加入了二个年度哑变量及二十个行业哑变量(Industry，制造业按次大类分，其他行业的划分均以大类作为标准)。
五、经验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是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别描述了样本变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标准差等指标。其中Lnfee表示审计费用，以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表示；Opinion是表示“不清洁”审计意见的哑变量。Lnabsbtd代表会计—税收差异，以会计—税收差异的绝对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2.单变量分析
表2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分组检验结果。我们按审计费用的中位数将样本公司分为审计收费高和审计收费低两个子样本，然后运用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分别考察两个子样本在会计—税收差异以及其他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别。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审计收费低的子样本的会计—税收差异都小于审计收费高的子样本，而且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初步证实了文章的假说1。表明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考虑了会计—税收差异所蕴含的信息，并针对会计—税收差异高的公司，调整了对检查风险的评估，并相应调整了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并通过增加审计费用的方式获得补偿。
表3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分组检验结果。我们将样本按审计意见是否“清洁”分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子样本(即“清洁”审计意见子样本)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子样本(即“不清洁”审计意见子样本)，然后运用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分别考察两个子样本在会计—税收差异及其他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别。在表3中，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子样本的会计—税收差异都显著高于标准无保留意见子样本，而且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与文章的假说2一致。表明客户的会计—税收差异确实会影响审计师的审计结果，会计—税收差异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即“不清洁”的审计意见。
我们还就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费用和审计意见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表略去)。通过相关系数矩阵，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Pearson相关系数还是Spearman相关系数，会计—税收差异(Lnabsbtd)都与审计费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说1一致；而会计—税收差异与“不清洁”审计意见也同样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说2一致。
3.多变量回归分析
上面通过分组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的方式考察了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费用及审计意见的影响，但是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还必须运用多变量分析的方法对其他因素加以控制。
表4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多变量回归分析的统计结果。从表中的第3列和第4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无论是否考虑行业因素的影响，会计—税收差异都与审计费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就证实了文章的假说1，说明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无论是从业务的复杂程度，还是从差异所可能引致的风险提高的角度，审计师都有可能会调整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包括相应增加审计的时间或增加高水平审计人员的人数等，以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失败的可能，保证审计的质量，并相应地通过审计费用的增加来加以补偿。当然，也有可能是公司试图通过多支付审计费用的方式来购买会计原则。就其他控制变量来说，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经“四大”审计的公司(Big4)以及审计意见(Opinion)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Arr)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以上的研究结论与大部分的文献研究结论一致(Suminic,1980；刘斌等，2003；伍利娜，2003)。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Invr)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与理论预期相反，表明审计师可能并没有过多考虑由此所导致的风险增加。此外，公司盈利状况(Roa)和公司是否亏损(Loss)变量与审计费用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这些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没有重要影响，这与刘斌等人(2003)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显著(双尾)，括号内是t值。行业哑变量限于篇幅未列出。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为了考察会计—税收不同方向的差异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我们根据会计—税收差异的方向将样本分为会计—税收差异为正和会计—税收差异为负两个子样本，并分别就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无论是会计—税收差异为正的样本，还是会计—税收差异为负的样本，都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说明审计师对会计—税收差异并没有根据方向不同而区别对待。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总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5是会计—税收差异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会计—税收差异与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在加入行业哑变量后，这种关系仍然显著。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会计—税收差异的大小对审计师的审计意见的出具有重要影响，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越有可能被审计师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这可能如前文所述，一方面，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的程度可能更高。另外，会计—税收差异越大的公司，盈余质量越低，财务风险可能越大。因此，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减少预期的诉讼风险及其可能导致的损失，保证审计质量，审计师对于会计—税收差异大的公司，更倾向于出具“不清洁”的审计意见。就控制变量来说，负债与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盈利水平与审计意见显著负相关，都与理论的预期一致。就两个表示盈余管理的哑变量来说，“保牌”倾向哑变量(List)与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但“保配”倾向哑变量(Right)与审计意见不相关，即当上市公司处于盈亏临界点时，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加关注，如果与公司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更有可能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但是对公司通过盈余管理达到配股资格的行为，注册会计师相对来说更能容忍。这可能是因为公司处于盈亏临界点时，会被外界更多的关注，如果出具了不当的审计意见则将承担较大的风险。此外，我们没有发现，公司规模、事务所规模以及反映公司资产流动性的两个变量与审计意见显著相关。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显著(双尾)，括号内是Wald统计值。行业哑变量限于篇幅未列出。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4.敏感性测试
为了验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进行了敏感性测试。敏感性测试的内容包括：(1)剔除亏损公司样本，然后分别假说1和假说2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与上面的结论基本一致；(2)在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根据3倍标准差的原则剔除了变量的极端值，在敏感性测试中将剔除的样本加回到总样本中，然后分别假说1和假说2进行回归分析，结论仍然无实质性的变化。
六、结论与启示
会计—税收差异研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且更多的是从盈余质量的角度关注会计—税收差异的影响。而关于会计—税收差异信息对于外部独立的审计师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是否有影响，审计师及其他市场参与者是否会充分利用会计—税收差异所蕴含的信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正是基于此视角，从外部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的角度考察了会计—税收差异对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过程和审计结果的影响。经验证据显示，会计—税收差异与外部审计师的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与“不清洁”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研究结论表明，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和出具审计报告时，充分考虑了会计—税收差异所体现的信息。
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关于会计—税收差异的信息披露还较少而且不规范，因此对于审计师、投资者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作用还很有限。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强有关会计—税收差异的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监管，以更好地发挥会计—税收差异信息的作用，减少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持续、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与借鉴意义。
注释：
①此处的“不清洁”审计意见(Non-clean audit opinions)指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各种情形，包括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分析递延所得税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实际是分析时间性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②分析递延所得税费用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实际是分析时间性差异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期净递延所得税费用大于零，表示当期会计收益大于应税收益，反之亦然。
③Tang(2005)借鉴Jones(1991)分离操控性应计的方法，用会计—税收差异对固定资产和无形析产投资、收入的变动和税收亏损变动回归的残差表示异常会计—税收差异。
④我们基于以下原因选用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首先，纳税申报数据目前属秘密数据，不公开披露；其次，从国外的研究情况来看，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研究与以纳税申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得出近似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的有效性；最后，基于可获取的公开信息，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⑤如Manson and Plesko(2002)，Gleason and Mills(2002)，Plesko(2002)，Lev and Nissim(2004)等。
⑥以递延所得税费用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变动计算的会计与税收差异仅包括时间性差异部分，使用这种估计方法的基础是所得税会计核算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而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所占比重很小。我们在王延明(2003)的基础上，调查了截至2004年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上市公司家数可以发现这一点。
⑦母公司的所得税费用数据也可以获取，但以母公司的应税收益为基础计算的母公司的会计—税收差异作为合并报表(上市公司整体)的会计—税收差异时存在较大的误差。
⑧有关文献中(美国)使用的都是法定最高所得税率，但我国普遍存在的地区税收优惠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税收优惠，使我国企业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与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经常不一致。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率为33％，此外还存在27％和18％两档优惠税率，但我国企业实际适用的税率远不止三档，王延明(2004)的研究发现1994—200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执行的所得税率范围为3.2％—33％，共有44档。母公司的税率根据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会计报表附注“税项”、“应交税金”、“所得税费用”等部分确定，该项资料是手工收集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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