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一定需要“有所为”吗？——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所为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模型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在谈到产业转移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想到需要政府推动，在考虑产业转移规律时，不外是从要素流动性[1，2]、制度差异[3]、劳动效率差别[4，5]以及欠发达地区产业配套层次低(郝朝君，2006)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提出下面两个命题，第一个问题是产业转移的规律是否是单向的，即产业一直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第二个问题是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的推动是否一直起到正面作用，或者说政府推动产业转移是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我们首先对产业转移的理论进行综述：一般认为产业的转移是不同区位的生产成本市场造成的，产业转移的基本理论(包括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将规模经济效应、信息缺乏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也纳入生产成本的计算，只是立足点不同。雁阵模型主要是立足于产业转入区的观察，使用比较成本理论阐述了其发生机理，将产业发展划分为进口、本地生产、出口三个阶段，并提出了“顺贸易导向”的海外投资主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立足于产业转出区的观察，强调了创新过程、规模经济效应、信息缺乏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的生产区位变化，并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新产品、走向成熟产品、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6]。
对于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很多专家意见不一。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一个产业往往是通过投入产出结构垂直联系的，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之间容易在某一地理区位上集中，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群从形成、发展到消亡的演进过程就产生了产业转移。实际上克鲁格曼(Krugman)某种意义上是否定政府在产业转移中的行为，因为他认为产业转移是相关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积聚到再集中和再积聚的过程[7]。
当然，有学者是不认同克鲁格曼(Krugman)观点的：首先，佩伦伯格(Pellenbarg et al.，2002)从产业转移的宏观社会环境角度分析，认为空间上的经济过程主要是由社会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决定的，产业转移不能仅视为企业的行为，而且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其次，马丁(Martin，1999)认为“外部”或“制度”要素(空间调整，如扩张、兼并、收购、接管、信任、互惠、合作和惯例)在企业的结构与功能、市场的运作以及政府干预形式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8]。再次，艾黛尔海特·汇尔(Adelheid Holl)和雷蒙德(Raymond)等从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等角度分析，艾黛尔海特·汇尔(Adelheid Holl，2001)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的选择，企业更愿意以距离城市更远的成本定位在更接近高速公路的区域，这些工作主要由政府来完成[9]。雷蒙德(Raymond et al.，2002)分析了企业迁移补贴对企业转移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企业具有定价权的情况下，企业区位选择可能不是社会最优的，因此转移补贴有可能提高社会福利[10]。
我们在利用上述理论探讨产业转移时，都是建立在假定企业同质的基础上，自从梅里兹(Melitz)创立异质性企业理论后，一般异质性企业模型谈到企业转移都是单向转移[12]，即使是用BEJK框架下讨论产业集聚，与DS模型、OTT模型相比，也就是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中，企业的生产率方差较大，而DS模型、OTT模型下，仅仅是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中，企业的生产率的均值较大。但是在大久保、皮卡德和塞斯(Okubo，Picard and Thisse，2008)的文章中，考虑到贸易成本和异质性企业的约束，在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经济一体化使得高效率企业(低成本)与低效率企业(高成本)产生分离，当贸易成本减少时，高效率企业会产生产业集聚，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迁移到规模较小的国家，这使得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但是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选择效应会发生逆转，即低效率企业会宁愿选择回迁至竞争激烈的较大规模国家而不是选择竞争缓慢的较小规模的国家，市场规模和生产效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钟”型(bell-shaped)结构[13]。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在异质性企业理论中，产业的转移有可能不一定一直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就产生了，政府在此“非单调”过程中，是否“有所为”的时机选择就很关键，因为这涉及在不同阶段的政策制定。
二、模型的基本假定及构建
本文以大久保、皮卡德和塞斯(Okubo，Picard and Thisse，2008)[13]模型为基础，综合梅里兹和奥第维安诺(Melitz and Ottaviano，2008)[12]的模型，拓展建立一个区域内产业转移的2×2×2异质性企业模型，即包含两个地区、两种产业和两种要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
首先，考虑一个由两个地区(地区1和地区2)组成的世界，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两地总人口是常数。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单位的劳动和一个单位的资本，资本和劳动都是无限制供给。设地区1拥有较多人口，设置λ∈(1/2，1)代表地区1的消费者占全部消费者的比例，这暗示了λ用来测算地区资本和劳动的份额，即地区1市场规模较大。在本模型中消费者是不能流动的，仅仅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供给劳动；相反，资本是自由流动的，即他们可以为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自由供给资本，在本模型中资本的空间分布是内生决定的。
(一)偏好和需求
经济体中包含可贸易的同质性产品和可贸易的异质性产品，其中异质性产品种类记为v。在消费者中偏好是相同的，且其取决于半线性效用函数，i地区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二)生产技术和贸易成本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企业的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的空间分布，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两个地区间工人工资均等化，而这又必须假设同质性产品没有冰山成本，在此假设下，在不同地区间同质性产品的价格均相等，且被选为标准品
，这暗示了工人工资在两个地区都等于1。
同时，每个同质性产品需要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一个单位劳动；每个异质性产品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且需要消费一个单位的资本，以及雇佣与产出比例一致的劳动力。尽管资本是同质的，企业仍是异质的。特别的，两种类型企业通过在其符号上标θ来区分：高成本企业(θ=h)需要m＞0个劳动来生产一个单位的异质性产品，而低成本企业(θ=l)只需要很少的劳动(本文将其标准化为1)。假如q代表生产的产量，高成本和低成本的企业分别需要下面的成本：
特别在我们的假设中，企业的异质性通过两个参数来刻画，分别是m和μ。他们对于企业的地区分布有着不同的影响，后面专门进行分析。此外，假定异质性产品的运输成本为t＞0，即冰山成本。
(三)价格和利润
在短期均衡中，消费者最大化效用，企业最大化利润，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皆出清。既然在地区1的θ类型企业是对称的，他们会设定同样的价格，赚得相同的利润，被定义为：
在制造业部门，企业和其他竞争者一般是非合作的，每个企业无法影响价格，并且按照给定价格最大化利润，当产品市场出清时，均衡时的价格与企业被利润最大化所决定的价格是一致的。这使得由当地和外地企业决定的地区1的均衡价格由下式给定：
同理，地区2也是如此，也就是用1-N替代N。
三、均衡状态下企业的空间选择
在长期均衡中，资本是流动的，意味着企业可能改变其所在地。这里主要是企业如何知道自身的类型(高成本还是低成本企业)，这里借鉴梅里兹(Melitz，2003)[14]，我们假定个人首先按照累计分布函数(μ，1-μ)随机分配企业的资本，然后即发现他们的类型。另外，在资本流动模型(Martin and Rogers，1995)[15]中，资本可以在一个整合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当由于异质性企业导致生产率存在差异时，异质性企业的消费地点则外生给定(Okubo et al.，2008)[13]。一旦他们知道企业的类型，个人会寻求新的地点使其收入最大化，因为收入等于企业利润，个人会选择在更多利润的地区建立工厂，那么地区1的低成本企业的份额由下式决定：
因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利润差异是影响长期均衡的主要因素，所以在长期均衡时企业所有者最终作出其企业的所在地的决定。
(一)不同地区间高低成本企业的利润比较
我们可以确定地区1、地区2间高低成本企业的利润大小：
(二)本地市场效应(HME)
在经济地理学中，最重要的结论是本地市场效应(HME)，即较大的市场会吸引超过其比例的企业(Ottaviano and Thisse，2004)[16]。大久保、皮卡德和塞斯(Okubo，Picard and Thisse，2008)已经证明了在贸易可行性条件下，无论企业异质性与否，本地市场效应(HME)都会产生影响[13]。
大久保等(Okubo et al.，2008)的证明说明了企业异质性与否不改变本地市场效应对于产业转移的影响：对于那些发现强烈的“本地市场效应”的部门，把产业从高需求区向低需求区转移是很困难的，成本也很高，对于此类产业，其未来布局可能更多地遵循该产业的需求分布[13]。这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地区产业转移政策时要重点考虑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强度，以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率，科学地调整产业结构、产业转移和升级(申洪源，2011)[17]。也就是说，本地市场效应是一种市场行为，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可能事倍功半，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做强。首先了解哪些产业可以进行产业转移，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针对性地进行产业的转移；其次，对于那些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应加大转移的力度，加大招商引资，加大培育，形成产业链条，形成产业发展基地；最后形成本地的全产业链。
另外，根据大久保等(Okubo et al.，2008)[13]的证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的引理：
(2λ-1)的系数是超过在(5)式中相应的系数，所以它肯定是超过1/2。总之，在所有均衡状态中，我们有：
这些引理为我们讨论下面的企业异质性对企业选择所在地影响，非常有帮助。
(三)企业异质性
企业异质性在本文中通过参数m和μ对企业选择所在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用两种方法进行测度。
1.企业异质性参数一：m
我们首先考虑成本差异的增加的影响，其中成本差异的度量用高低成本企业边际成本的差异来度量。可以看出
随着m而增长，
随着m而下降，因此，我们得到：
命题1：在无法作出最佳选择时(即企业只能作出部分选择时)，成本差异越大，会导致更多的低成本企业迁至较大市场规模地区，同时更多的高成本企业迁至较小市场规模地区。
从成本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出，在发达地区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时，欠发达地区自身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很关键，如果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可能吸引来的都是发达地区的低效率企业，很难吸引高效率企业转移。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作用就比较明显，如果想高效率企业更多地转移到本地区，首先要提升本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关键在于需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技能。其次，要考虑本地区的产业定位，不能盲目引进，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在已有的GVC(全球价值链)基础上，着力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通过产业内迁和产业链条的延伸，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这是基于该地区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但是东部沿海地区在GVC(全球价值链)中仅仅是劳动密集型定位，其实就是专业化于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所以，东部沿海地区接收全球产业转移时，其目标定位是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而中西部地区的目标定位不一定像东部沿海地区，构建本地市场的全产业链，可以形成以区域发展为主体，为该地区配套生产。
2.企业异质性参数二：μ
我们现在分析在经济体中低成本企业上升的影响。首先，注意到μ在协同聚集情况下对于企业选择迁至哪里没有影响，协同聚集是指在较大市场规模中两种企业会同时存在。在高成本企业部分选择情况下，即在较大市场规模中高成本企业会做出部分选择，企业在较大市场规模地区定居的数量等于
，所以通过(5)式，我们得到：
然而，低成本企业在整个经济体中的数量增加，企业居住在较大市场规模地区的数量会增加。这样会发生两种影响。地区1的低成本企业每增加μ个，地区1的高成本企业就下降
个，原因如下：
这是因为地区1的低成本企业的增加加强了在本地市场的竞争，低成本企业有效地阻止了高成本企业迁至较大规模市场。随着μ的增加，这种选择效应会变得非常强，而且会导致高成本企业在较小规模地区的聚集。
在两种类型企业会做出最佳选择的时候，地区1的企业数量由
=μ给定，且伴随着μ增加而增加。尽管现在很少的高成本企业建立在较小规模地区，但是由于选择效应，所有的高成本企业会选择在较小规模地区。
图1 关于低成本企业总数量的集群函数图
这意味着：在整个经济体中低成本企业数量的增加使得在较大市场规模地区定居的低成本企业数量的下降。这意味着较之在整体经济体中低成本企业数量增加μ，低成本企业在较大市场规模地区的份额
下降得要快。实际上，在整个经济体中低成本企业的数量越多，会加强在每个市场的竞争度，这会使得低成本企业迁至竞争度较小的地区(比如地区2)的数量增加。图1总结了这个结论：
正如图1所示，企业在较大规模市场的协同聚集不是一个低成本企业数量μ的单调函数。当低成本企业的数量高到(或低到)足够程度时，增加低成本企业数量会降低在较大规模市场的协同聚集。相反，当μ取中值时，它会产生更多的聚集。这使得我们有下面的观点：
当发达地区企业集聚的可能性大于分散的可能性，政府需要“有所不为”。政府的“有所不为”，不是真正的“不为”：苦练内功，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大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技能，通过引进人才，高端的需要平台，可以用大学，也可以用政府平台，吸引中高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
此外，门槛(
，
)的存在表明该地区原始禀赋，即原先高效率企业多寡，非常重要，如果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较低，那么μ越接近，则欠发达地区吸引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绝佳可能性就越小。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由于欠发达地区自身禀赋处于劣势，那么地方政府对于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就很明显，这里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欠发达地区的禀赋越差，地方政府由于“锦标赛”机制(周黎安，2007)[18]，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廉价的土地和较低的税率吸引企业“迁居”，这就背离了产业转移的初衷。国外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形成会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成熟的产业集聚平台因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而吸纳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也是中国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的初衷，但是如果仅仅因为GDP考核而不择手段地吸引企业转入，不仅会模糊高效率与低效率企业的差距(因为高成本企业会因为低税率和高补贴而降低成本，而不是靠自身的产品创新去降低成本)[18]，由图1可以看出，当μ高到一定程度时，高成本企业宁愿选择回迁至竞争激烈的较大规模市场而不是选择竞争缓慢的较小规模市场，欠发达地区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会选择“腾笼换鸟”，为了吸引高效率企业迁进来，鼓励低效率企业迁出去，这就会导致在目前各地区战略产业雷同严重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吸引不来重点支持的产业。
另外，门槛效应(，)也表明地区产业的规模非常重要。“斯密定理”指出，市场规模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程度。“杨格定理”认为，分工将引起市场的扩张。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迁移的倾向和方向是不同的，当本地产业集群中企业的数量较多，集群的产业链条较长，其前向后向联系就较为紧密，在集群中获得的成本优势就比较明显，企业迁移的可能性就小。目前中国发达地区普遍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其实过于强调产业尖端，忽视了产业集聚所需要的规模效应，因为在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过程中，产业链条中的企业不可能都是尖端产业，这个“误区”特别需要重视。比如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出台促进产业在省内转移的政策。但是也有正面的例子，比如，广州市改产业式招商为产业链式招商就是一个创新。还比如传鲸科技落户重庆是因为富士康，而富士康选择重庆是因为其主要客户先落户重庆；再比如最近的阿迪达斯关闭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或将迁往东南亚，很多人认为加工企业被淘汰有利于产业升级，殊不知给很多代工企业带来两难，要么跟随迁移，要么面临关闭，如果本土的企业能够非常强大，比如李宁、安踏等大企业抓住时机转型于专注设计和营销等与品牌有关的领域，将生产外包给代工企业，表明上看挽救了这批代工企业，深层次看其实就是构建了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这种转型意义非常重大。
四、总结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异质性企业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的转移和集聚是一个非单调过程，这就决定了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来说，“有所为”显得很重要，在本地企业自身禀赋较差时(高、低效率企业边际成本的差异较大、发达地区高效率企业较多，这多发生于距离发达地区较远的地区，比如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的推动不能侧重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技能，而应该一方面利用廉价的土地和较低的税率吸引企业“迁居”，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示范区”等多种方式将发达地区的高效率企业的生产环节吸引至本地区，这种外包方式应该作为欠发达地区政府的战略重点。从最近的报道看，浙江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一般通过分离式转移，将生产环节延伸到相应的中西部地区，而将产品研发与营销等环节留在浙江当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示范区”更多的应关注这种分离式转移。而对于本地企业自身禀赋差距较小时(高、低效率企业边际成本的差异不大、发达地区高效率企业已经开始转移，这多发生于距离发达地区较近的地区，比如中部省份)，政府的战略重点应该与上面的相反，因为从图1上看，μ距离较远，所以政策重点应集中于推进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同时提高本地劳动力的素质技能，再辅之于廉价的土地和较低的税率政策，比如积极推进企业与当地大学、科研机构的“产、学、政、研合作”，在产业链条的某个环节上创新，将其嵌入到国内价值链条中，以此吸引发达地区的相关产业前来配套或为其配套，形成某些产业的集聚，带动经济发展。较之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政府是否就真的“有所不为”呢，不是。一方面，发达地区需要基于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的主线，积极寻找内陆地区的先进产业，将其纳入自己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本地区甚至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本地区乃至本国的创新型经济，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最终形成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刘志彪，2012)[20]。
最后，产业转移要考虑到企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即协同效应)，而不是仅仅考虑产业的先进与否。发达地区普遍实施的“腾笼换鸟”战略其实过于强调产业尖端，忽视了产业集聚所需要的规模效应。从理论上说，区域经济的集聚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产业集聚研究表明：在强调区域经济集聚的同时还要考虑区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当区域经济的集聚规模超过了它的承受能力时，区域优势将丧失殆尽，由集聚经济变为集聚不经济。但是，考虑到本轮全球化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刘志彪，2012)[20]，核心是构建以本土企业和本国市场为主体的国内价值链，使得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最好是集群式转移，所谓集群式转移即为了推动与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建立产业转移政府间联系渠道与协调机制，形成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转移平台与转移园区。从实践看，转出地政府与转入地政府加强信息沟通、工作联系与政策协调能够增强两地政府间的互信，提高工作与政策的协调性，从而增强产业转移的透明度，减少产业转移的盲目性，提高产业转移的工作效率(傅允生，2011)[21]。
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假设劳动是同质的，一旦我们允许不同类型的劳动，那么这将使得更多的有效率的工人迁居较大规模市场，那将会使得较大规模市场对有效率的企业更有吸引力，这也会使得有效率的工人获得更多的报酬。关于冰山成本问题，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一般更倾向于选择附近地区及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说明空间距离对产业转移具有巨大影响，但在现实中，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港口、特高压输电线路等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大大缩小了空间经济距离，这些模型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此外，我们的假设可以扩展至多个地区，这样更接近实际。此外，我们没有研究冰山成本在异质性模型中的作用，这将是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