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机制下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机制论文,APEC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举世关注的APEC首脑非正式会晤已于10月21日落下帷幕。亚太地区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身着中国传统服装在上海浦东聚集一堂，在轻松融洽的大家庭气氛中就如何加强合作、克服当前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怎样才能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了宣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娴熟、自信的大国首脑风范圆满成功地主持了这次中国迄今所承担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大型国际会议，充分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美俄等国领导人的与会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第一次出国参加会议，也是共和党政府上任以来中美首脑的第一次会晤，对中美两国关系而言意义深远。回首中国成为APEC成员以来的中美互动，不难发现APEC机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交流机会。
一、中美与APEC合作交流机制
1.APEC的宗旨及运作机制
APEC是在冷战已近结束时，国际形势出现明显缓和、亚太经济继续蓬勃发展、美国与亚太国家互有需求、世界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的趋势下，经由亚太地区已存在的经济合作民间机构和半官方机构的推动，于1989年建立的政府间机构。
亚太地区地域辽阔，经济增长中心呈现多元化，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民族宗教多样，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要保持APEC作为促进地区自由贸易和增进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动机，亚太国家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经过探索和实践，形成了符合本地区特点和经济发展情况的APEC机制。它尊重多样性，主张主权平等和循序渐进原则。松散的联合并不妨碍做出共同遵守的协议，强调开放性可以抵制来自强国的压力，是中小国家比较欢迎的合作模式。实践证明，APEC合作和运行机制极大地推动了各成员国在投资、贸易、技术和政治领域的广泛合作。
APEC的宗旨是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被喻为两个“轮子”）。前者是建立在自愿的单边行动基础上的积极可行的方式，不靠条约硬性规定而靠自愿承诺开展合作，启动集体行动、评审及比较机制等对单边行动加以协调和监督。后者倡导在商业基础上援助方和被援方共同投放资源、共同享有成果的互利互惠合作，“APEC经济体将为市场机制能有效运作而创造有利环境，并将私营工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机构融入合作进程”。（注：陆建人：《亚太经合组织与中国》[M]，经济技术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自西雅图会议首次召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起，逐步形成了高官会、部长会议、首脑会议三个层次的会晤机制。首脑会议通过公布于声明中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推动成员国合作；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由各成员国轮流主办，每年的高官会为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的召开沟通和协调各国立场和观点。
如今APEC已演变为拥有21个成员、人口占世界近40%却超过全球GNP50%、与亚太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引导发展方向作用的密切组织，并有更多成员提出申请要求。它的吸引力不仅在于亚太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在于发达和不发达成员平衡发展、奉行相互依赖的大家庭精神、允许差异但总方向一致、集体与单边相结合的开放性合作组织。既照顾了发达成员的利益也满足了不发达成员的要求，更是领导人举行既有多边又有双边会晤的理想机制。总之，由于其独特的运作机制，APEC不同于许多其他全球或地区性组织，如联合国和欧盟。
2.中美两国与APEC
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困境并与日益强盛的欧盟抗衡，美国成为APEC创始成员之一并推动其发展进程。美国是亚洲主要出口市场，亚太作为美国重点开发的新兴市场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双方经济联系不断加深。亚太地区内贸易关系密切，但贸易和关税壁垒高。东亚联合自强趋势不断发展，东盟推行均势战略，争取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主导权。为巩固亚太主导地位，实现其亚太政治安全特别是经济战略，美国认为有必要积极参与而且也只有通过参与APEC才能实现经由双边谈判难以实现的目标，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元化发展，中国认为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新秩序，这有赖于多边合作。多边合作是地区安全的正确途径，有着广阔的未来，由此中国于1991年汉城会议加入APEC后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它迄今参加的惟一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多边外交机构。中国外贸的3/4和外来资金的80%集中在亚太地区，APEC是其与各成员密切合作、推动经济往来的渠道。为此，中国积极支持多边合作的主要原则，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利用亚太崛起的时机提高综合国力。
美国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其发展良好关系符合中国利益，但中美关系并不顺利，在一系列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对立和冲突。中国加入APEC后双方开始了经由APEC沟通的历程，成为两国缓和冲突、增进了解、达成共识的难得途径。如果没有APEC这样一个为双方领导人会晤创造自然而便利机会的多边组织，中美关系可能要经历更多波折和磨难。中美作为国际政治重要角色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看到世界和平与安全并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这是在APEC机制下发展关系的前提，而中美关系的发展则巩固和提高了APEC机制，从而形成中美两国与APEC的相互促进关系。
二、APEC机制对中美关系的推动作用
1.为中美交往提供了特殊渠道
APEC作为中美共同参加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性组织，不仅为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广泛合作提供了舞台，而且为中美两国交往起到了桥梁作用。就本地区安全和稳定而言，后者的影响或许远在前者之上，成为APEC机制更具意义的一面。
首先，由于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双方关系如何对亚太地区而言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中美交流的背后存在重叠的国家利益，但具有重大影响的中美两国由于缺乏互信等原因而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直接对话磋商和危机解决机制，一遇偶发事件就有限入僵局的危险。只有通过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对话，才能和平解决争端并建筑针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的稳定的双边关系。两国在双边范畴内直接交流有局限性而且短期内建立信任的难度较大时有必要另辟蹊径，借助第三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双边经济利益驱动加上区域内多边机构力量的推动可以使这种交流得以更好进行。70年代经由巴基斯坦启动的中美缓和进程已表明大国关系中“中间人”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必不可少，APEC就是当今中美关系的“中间人”。
其次，多边机构互通信息有其无法替代的优势，可以超脱特定条件下由于双方都缺乏主动性但又不得不交往时的尴尬和无奈。APEC作为中美共同参与的区域经济组织，为两国首脑、部长和其他高官举行多层面定期会晤提供了独特的交流机制。每年一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给双方创造了直接会面的机会，并在大会之余“顺便”安排单独会晤。除了会内活动安排外，“会外活动非常重要，尤其是与会领导人的双边会谈，其意义并不亚于会内活动”。（注：“就APEC菲律宾会议答本刊记者问”[J]，《当代亚太》1997年第1期。）在这样一个自然的交流互动场所，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政治、经济、安全和世界形势交流看法，既显得顺理成章，又能够解决问题。因此，会外磋商对有关国家意义重大。
最后，APEC机制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所发挥的“多边搭台，双边唱戏”功能而成为大国交往的特殊工具。由于中美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使APEC框架内属于双边范畴的两国关系某种程度上有喧宾夺主之势，甚至可以说中美双方都希望借助APEC的中间人角色达到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1993年克林顿邀请江泽民出席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同意中美首脑会晤，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华禁止高层接触的禁令。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应放于世界范围看，决心继续发展现有关系中的积极面，并以比过去更坦率的态度商讨和寻求解决存在的问题，（注：陈峰君：《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标志着经历了四年之久的不正常关系的终结以及对话和有限合作的开始。这正是已成为首脑外交新模式的APEC交流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2.推动了中美政治关系发展
APEC机制以双方采取积极参与立场为前提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条件，历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高层直接交流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及时扭转局面，把两国关系推回正常轨道。
第一，在关键时刻APEC多次挽救了濒临崩溃边缘的中美关系，为两国首脑会晤及正常关系发展起了桥梁作用。首脑外交的特殊作用是任何其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领导人会晤具有最高权威性，而个人友情的建立也十分重要。
APEC机制在紧急关头挽救中美关系的两个案例，一是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之邀参加 1993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打破中美高层接触的僵局；二是1999年奥克兰会议两国首脑会晤遏制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导致的中美关系倒退。双方通过平时的高官会和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首脑会议就共同关心的政治、安全等问题进行磋商，减少了分歧，增进了理解。克林顿强调孤立中国不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安全，稳定的中美关系是美国欧亚大陆的东方支柱，缺乏这种关系，“美国在亚洲大陆就没有地缘战略，并且会因此失去欧亚地缘战略。把中国的地区力量吸收到比较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中来就会成为保证欧亚大陆稳定的重要战略资产——相当于欧洲，比日本分量重”。（注：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第二，中美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角色对冷战结束以来的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国关系并非一般的双边关系，而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具有独立完整和自成体系的国际战略关系。（注：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但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中美各自国内因素是APEC机制下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美国分权制衡的政府结构造成决策中心和权力中心分散化，冷战后经济安全开始在对外决策中占据上风，使空前活跃的各种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影响增加，美国对华政策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统一起来。80年代起，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潮流、中国外交目标是为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借助APEC集体力量促成发达成员转让技术符合中国利益。APEC作为中美共同参与的一个区域经济组织日益成为中美沟通的重要多边形式，使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得到了好处。
第三，在多边领域内开展的中美关系必然受到组织内其他力量的影响。东亚国家希望通过APEC框架约束中国和美国，避免它们各自及其相互间发生的不确定行为造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虽然对中国看法各异，但其基本共识是：一要尽早让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和制度中来，即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谈成的协议并不理想；二是中国和美国进行高层对话至关重要，没有人支持一种排斥、羞辱和指责的战略。（注：［美］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田斌译：《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115页。）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外交中还对中国代表其利益寄予厚望。它们为自身利益着想主动充当中美关系牵线人，通过APEC在经济领域和东盟论坛在安全领域积极推动区域内中美关系的发展。APEC机构正是东亚各国发挥作用的大舞台。
3.推动了中美经济关系发展
冷战后，经济利益作为一种软权力日益成为各国外交目标核心，对外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谋求本国利益而建立的政治关系。（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脱节现象，在政治上麻烦不断的同时，两国经济往来不仅密切而且发展迅速。独特的APEC机制是推动中美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
美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经济层次不同，结构上互补性强。1989年后中美关系出现的更多不稳定因素使中国最惠国待遇能否延长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石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到经济和战略因素，美国认为中国的重要性不能仅通过苏联因素的三棱镜简单观察，而应从不断增长的多元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探求中国的地位。（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同时，出于与欧日竞争的需要，美工商界认为不稳定的中美关系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虽不情愿地但却逐步地确认了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符合其利益。美国会最终通过的对华永久正常贸易法案终止了实行长达20年的对华贸易年度审议，很大程度上这是工商界财团游说的结果。正是两国首脑及双方高官经由APEC的系列交流与沟通促进了上述集团的努力。
在地区经济层面双方也有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1/9的中国参与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有限，在IMF、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义无返顾地承担了国际责任，通过IMF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援助，保证人民币不贬值，并在东盟等经济大幅下滑情况下保持了较高增长水平。这一切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发挥了最具建设性的作用”，（注：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其影响不仅限于维持地区政治稳定，在保证地区经济安全方面同样不可忽视。中美在APEC多边层次上就贸易和投资问题达成的协议缓和了两国紧张的经济关系，而该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促进亚太经济稳定与繁荣。
随着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开展，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已达到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投资领域中的股权比例、投资区位和贸易平衡等方面基本上消除了障碍，有利于美国增加对华投资，使其在长时期内排在仅次于港、台的第一位；海外投资一方面可以减轻中国由于外汇储备过多引起的人民币资金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造成的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利用国外资源方式灵活，改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缓解我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压力。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汽车、电信等经济技术合作在推动中国企业取得巨大进步缩短与国际水平差距的同时也给美国投资者带来丰厚利润。
作为重要大国，中美希望看到世界保持和平与安全，致力于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在APEC机制下发展符合两国利益的双边关系。中美经贸往来的飞速发展使双方比以往更相互依赖，某种程度上一国的发展将影响另一国的繁荣：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双赢命题取代了传统的零和游戏。在下滑情况下又遭遇恐怖袭击的美国经济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前景，一筹莫展的布什总统在美国面临与恐怖分子两面作战的情况下仍赴上海参加APEC会议，借机寻求中国在经济和反恐怖上的合作。
三、APEC上海会议带来的发展契机
2001年上海APEC会议围绕新世纪新挑战展开讨论，对经济发展做出总体判断和预警准备，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APEC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加速“两个轮子”一起转。
"9·11"恐怖袭击后的世界经济受到重挫：日欧速度放慢，美国复苏艰难。但中国一枝独秀，成为众望所归。上海APEC会议在全球危机时刻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天堂和做生意的好地方，从而提高了她的国际地位。（注：法新社北京2001年10月21日英文电。）组织这样的盛会本身就展示了“中国的国际政治才能，也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并“传达出这样一条信息，那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注：美联社2001年10月21日英文电。）它与中国入世一样，象征着即将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这既给了中国学习别人和了解自己的机会，也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契机。
尽管中美将会继续存在摩擦，但国际联盟和多边机制为今后的两国合作提供了一种有成效的途径，（注：New York Times,Oct.17,2001.）使华盛顿与北京近年的紧张关系也许会因为对共同问题的多国处理而缓和。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布什政府强硬的对华态度尤其是撞机事件的发生，中美首脑在美国新政府上台的第一年实现会晤本来是不可能的。但由于APEC这样一个双方共同参加的多边机制就使不可能成为了可能。尽管对APEC性质与主导权认识不同以及地区安全机制上的意见分歧使中美在APEC机制下的合作是有限的，而且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善也不能寄希望于领导人的一两次会晤，但正是APEC机制使中美首脑会晤早日来临。
布什总统表示要与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建立个人友情，认为中美首脑会晤是促进世界经济恢复和促成反恐怖主义合作的契机。所以，"9·11"袭击有可能使布什政府从其上台以来推行的单边主义立场回到重视在联合国的合作，从与中国对立的态度回归长期来形成的切实可行的对华政策甚至恢复建立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诚然，布什总统从上台前起多次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以与前任的“战略合作伙伴”政策划清界限；中美关系的紧张因军机相撞事件达到了顶点，国务卿鲍威尔7月底访华为修复两国关系铺平了道路，但中美关系此后仍处于不稳定状态。然而，布什未必就是反华派。竞选时的反华口号作为一种选举战术，既照顾到了主张对华强硬的共和党保守派又强调了与克林顿的不同。
相反，他欲以袭击事件为契机使美中关系恢复到本来应有的状态，从此“不会再听到战略竞争对手这个词”（注：New York Times,Oct.18,2001.）。美学者哈里·哈丁认为，由于"9·11"事件中国领导人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次与布什政府改善关系的机会。（注：International Herald Forum，Oct.18,2001.）戴维·香博持类似观点，认为布什总统的中国之行也许标志着两国关系中一个具有新实质的更为成熟的阶段，它提供了改善曾经受到重重困扰的两国关系的契机，有人甚至认为布什在反恐怖问题上对中国的让步“走得太远”。（注：Washington Post,Oct.18,2001.）但美国国内在总统中国之行问题上少见的沉默态度为两国首脑提供了没有强大国内压力情况下的会晤机会。单是前往上海这一举动就将有助于布什总统了解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中国的现实，切实感受一个常常被简化为抽象概念和成见的国家。（注：New York Times,Oct.17,2001.）
美学者显然夸大了反恐怖作为布什上海之行的决心，因为早在恐怖袭击前布什及其幕僚就一再表明虽然发生了撞机事件仍要访问中国的立场，说明美国重视APEC机制的经济功能，重视中美两国在该机制下的合作关系。当然，中美首脑会晤也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包括反恐怖对策在内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注：［日］《读卖新闻》2001年10月22日。）尽管它也反映出中俄与美国的分歧：前者强调打击恐怖主义运用一个标准；后者声称反恐怖不能成为打压国内少数民族的借口。美国双重标准的企图是，既保护自己不受恐怖袭击又放任恐怖活动削弱中俄的社会稳定。但首脑会谈毕竟使中国与布什政府实现了战略性和解。
对中国来说，在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内政治稳定上，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或缺的。对美国而言，虽然日益扩大的贸易关系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早日加入世贸组织符合美国利益，而“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繁荣，取决于中国能否完全纳入国际社会的规则中”。（注：［日］《读卖新闻》2001年10月22日。）可以说，在彼此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处于不得不选择与对手实现战略性和解和进行协调的状况，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碰巧与中美处于这种状况的时机相吻合。（注：［日］《读卖新闻》2001年10月22日。）
中国以成功举办APEC会议为标志矢志不渝地参与世界经济进程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行动和立场深受国际社会欢迎，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国际作用从而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谨慎。中国根据APEC有关惯例对台湾以缺席来闹场的做法“采取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并没有引起美国的异议便是证明，尽管中国没有承诺对美国反恐怖战争提供无限度的合作并且依然坚持美军行动要有限度和加强联合国作用这一基本立场。所以，如果说上海APEC会议有失败者的话，舍机关算尽的台湾便没有他人。
四、APEC机制下中美关系展望
在APEC机制下发展中美关系，既存在制约因素也有积极的方面。
首先，双方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方式认识不同。目前，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主要是由东盟主导的、官方性质的东盟地区论坛，其所运用的对话磋商性质、协商一致原则与议事方式符合新安全观念，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太国家所认可。美国虽然在原则上肯定并实际上参加现有地区安全多边对话，但强调由协商过渡到机制化与强制化，表示地区安全多边合作只是对美国单边和美日双边军事力量的补充，强化双边军事同盟。（注：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中美分歧集中体现了双方政治立场的差异。
其次，两国参加APEC的目的和要求不同。中国坚持多边合作应建立在自愿参加、协商一致和自主行动基础上，坚持平等、信任、和平解决争端，坚持APEC经济论坛性质，认为贸易投资自由化是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目的，不赞成把APEC作为超越经济合作的安全机构。美国认为APEC是实现其亚大战略的重要途径，试图以安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基本点，通过APEC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太平洋共同体和多边安全机制并扮演主宰角色。它以经济作为优先解决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全面介入亚太事务。
再次，台湾问题是影响APEC机制下中美关系的又一制约因素，向来为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所关注。台湾企图通过提升APEC与会人员的身份来提高国际地位一直为中国政府所反对，对此美国态度模糊。由于“美中关系中仍然存在着若干领域不会受两国目前的反恐怖合作的影响”，中美在APEC机制下的磋商不会使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轻易弥和。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台政策和美中在台湾问题上的对立格局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台湾依然是“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注：New York Times,Oct.20,2001.）
最后，利用多边外交发展中美关系大有可为。过去中国对参与多边外交持谨慎态度，担心它是套着自己的陷阱和保护美国利益的幌子。（注：New York Times,Oct.17,2001.）但多边组织也像双边外交一样，在约束自己的同时同样会保护自己。积移参加多边组织还有利于树立良好形象，营建周边安全关系，优化国际经济环境。参加APEC机制预示着中国外交思维的调整、发展和突破，是对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考验。包括上海会议在内的历届领导人APEC非正式会议，使中国利用多边机制为平台，其他成员为配角，上演了一幕幕中美关系重头戏，是两国双边外交十分重要的补充形式。
总之，中美经由APEC机制的互动是典型的“多边搭台，双边唱戏”。中美关系好坏参半和错综复杂的特点使它不能归结为无论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竞争对手”这样任何一句简单的口号。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逐渐被置于一个个范围越来越大而各自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小的全球和地区框架内。尽管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多边形式来解决，但加强对多边组织的参与则完全可能改善两国处理这种令人担忧的关系的方式。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apec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中美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