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词人集社与词学传统——论京津词坛的形态、功能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晚清论文,民国论文,京津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491(2013)03-0084-06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近百年间，词的创作呈现出极其繁盛的局面，词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晚清民初，动荡的时局、幽微的心境，将大批身处时代转型中的士大夫文人汇聚一处，寄意于词，形成很多词社群落。近代词学在区域分布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晚清词人结社，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一带。至民国，逐渐形成北京、上海、南京三大词学活动中心。如《同声月刊》创刊号中所言：“历年变乱，词人多集北京、上海，联吟遣忧。”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的南北词社人士，泾渭分明，流动性并不很强。南北词坛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品格。从一般层面上讲，一个为士人风云际会之所，意“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一个是外人荫庇之租界，为遗老文士栖身息影之处，借文酒之会，以遣忧生念乱之怀。从创作上看，以北方词社为据点的词人，慢慢挣脱形式的拘束，思想、艺术上都较为多样，南方则更多跟随常州派后劲朱祖谋之宗风。
1906年，朱祖谋“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投入到纯粹的校勘之学中去了。他这种遗老式处世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当时南方词坛很有代表性，成一时风尚。如龙榆生所言，“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莼(上龢)、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缓)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映庵(敬观)、钱塘张盂劬(尔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讨，或从事梦窗之宣扬，而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1](P382)朱祖谋主盟下的南方词坛，引领一时词学潮流，在校勘、声律、鉴赏、词史研究中取得极大成就，受到近年来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相对来讲，对北方词坛的研究则较为沉寂。晚清民国的京津词坛，并未受“学人之词”的朱氏宗风所笼罩，比之南方词坛的关注词艺，北方词坛更关注时代、社会与性灵在词创作上的反映，并在文化形态、词人群体、社集性质上都表现出独特的面貌。
一 京津词人群的文化公共领域形态
北京在近代中国是社会变革的中心，也是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时代思想，交锋、碰撞的主战场。晚清时，京师作为王权统治下的首善之区，有着帝都独特的以政治权威为中心的文化领域形态。但在这种羁縻的文化领域形态之下，中国京师的士大夫又有着清议的传统，总是力图在皇朝的体制内外建立自己的舆论中心。从东汉的太学到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北京一直存在着一个制约皇权、民族自救、改造社会的士大夫的公共舆论空间。辛亥革命后，北京经历洪武帝制、张勋复辟、及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的交替执政，社会动荡不安。从1917年至1925年，北洋政府换了43届内阁，长不过两三年，短的只有一天。与北京的风云变幻相比，毗邻的天津则是一个宁静的所在，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的士大夫常常选择退居天津做寓公，诗酒唱酬之余对时局作观望之势，预备东山再起。故在天津聚集着大量的前朝遗老显宦，闲居终日，以唱和交游为事。在近代，京津两地互为表里，诗社词社云集，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公共领域。
京津文化公共领域中存在着两个核心区域，一个是北京的宣南，另一个是天津的塘沽。所谓“宣南”就是明清时期北京城宣武门以南的地区。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2](P237)它是京汉族仕宦的聚居地，也是每三年一次各省举人入都应试的居留之所。在这个公共领域内，汉族士大夫相互交游，在政治上彼此挽引，形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行省官僚集团”，成为对抗满人专权的政治力量。顾炎武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与传播从这里开始；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在这里拉开序幕；北京词人社集也多召集在这里。天津的塘沽扼海河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京畿门户”之称，而且风景优美。从京师出来的名流显宦多卜居于此。1928年夏，郭则法在此结须社，影响极大，社集满百次始止，刊有《烟沽渔唱》二册。
近代北京词社雅集的活动场所主要有以下四个，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词人群体，并在京津这个“文学场”中拥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1.名园府邸。这是北京贵族词人出入的场所，这个词人群处于中国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在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是盛昱的“意园”及“八旗词人群”。盛昱是同光清流之中为数不多敢于直言朝政的满洲贵族，与慈禧、帝党关系密切，家居有清望，邸有“意园”，“一时英才计偕入京者，多往伯熙家”[3]，有“龙门”之誉。道、咸、同、光、宣五朝，八旗子弟中始终保持着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较高创作水平的倚声队伍。汉军旗人杨钟羲辑选清代八旗人词为《白山词介》五卷，收入晚清词人二十二家。道光十九年(1893)有顾太清与许云林、李纫兰、沈湘佩等名媛词人结的“秋江吟社”。还有晚清台阁词人的唱和。民国初有以张伯驹、袁寒云、方地山、樊增祥为核心的“民国四公子”词人群，刻有《蛇尾集》。1925年有以潭篆青发起的“聊园词社”。他们的词中展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贵族生活模式：郊外踏春、名园观花、赏月听琴、鉴别字画、静坐思人……如张伯驹所言：“昔余中年盛时，牡丹时节每设筵邀诗词老辈赏花，自开至谢。赵剑秋进士曰：此真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夜悬纱灯，或弹琵琶、唱昆曲，酒阑人散已子夜矣。……”[4](P237)这些词人作词多不拘门派和家法，以自己之嗜好，取开放之态度。该京师上流文化领域相对比较封闭，词人生活、思想是超时代，超现实的，漫步于云端，闲雅、雍华、寂寞。从他们的社集与作品中，我们能窥见古典贵族式的生活情调与文化趣味，这是北京词坛独有的风景。
2.士子会馆。这是近代北京文化公共领域中最为活跃、最具生机的场所。生活在这里的多是进京应试的举子，或初调入京的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北京“文学场”中的异质力量，他们需要通过积极的文学、社会活动在京师取得声誉，最终进入主流政治、文化体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界定中曾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5]很多初入京师的士子，其社会活动大多是从文学社集开始的，而通过文学社集最终未能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士子，则只能是京津“文学场”中的过客。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蒋春霖曾多次奉母命游京师参加科考。在京师他通过文学活动声闻鹊起，人争与交，但很快因耿介孤直，未能侧身官场而离开了。很多著名词人都曾这样在北京词坛昙花一现。这是京津词坛特有的现象。
光绪十一年(1885)，文廷式入都，结交沈曾植、袁昶、盛昱诸人。参加盛氏的意园雅集，名动公卿。光绪十五年(1889)，在京与黄遵宪纳交。积极参与朝政变革，与张之洞、张佩纶等号朝廷之“清流”。在这些年里，文廷式曾南下苏州、江西、湖南与郑文焯、王闿运等游，并与郑文焯结词社于郑氏之壶园。同治十年(1871)王鹏运上京应试不第，滞留京华，开始在京城展开文学活动。光绪十四年(1888)，他官居内阁，与同官端木埰、况周颐、许玉琢研习词学，将唱和之作结集为《薇省同声集》。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举“咫村词社”，强邀到京为官的朱孝臧同作。两年后，郑文焯赴京参加会试，也邀其入社。至此，词学史上号称“清季四大词人”的四位词家齐聚京华，临桂词派的领袖核心得以最终形成，揭起京津社集的高潮。民国之后，又有聊园词社、蛰园律社、瓶花簃词社，关颖人在30年代后期又曾重结咫社……这个群体是京津词坛的主流，在创作上取得极大成就。但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京津词坛词人的社集与创作，是与他们的社会改良、民族救亡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文廷式与变革派官僚王鹏运、沈曾植、许士均等公开变法维新组织“强学会”。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派也有密切的联系。甲午战争期间，文廷式、王鹏运、黄遵宪三人在国家倾危之际，有酬答词作近十首。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华时，朱孝臧、刘福姚至王鹏运寓所避难，有抒社稷之痛的著名的《庚子秋词》。这是京津词坛的又一大特点，相对于南方词坛的栖身息影，专注词章，北方词坛是积极入世，与国家时局息息相关的。
3.同乡会所。这种以地域为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在京津的政治、文学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同治十年(1871)，王鹏运进京落第后滞居京师，参与以广西籍文士为主的京师“觅句堂”文学活动。此为王鹏运步入北京文坛、政坛之始。王闿运在咸丰七年(1857)中举人后，入同乡曾国藩幕府，参与曾身边文人群的唱和，期望在政治上一展身手。而最具典型意义的是1928年夏，在天津结的须社，该社成员多为流寓天津的闽籍词人。京津“文学场”中的士人具有“流寓性”，这使乡邦、师友在他们文学、社会活动中的地位极为突出。
4.茶楼酒肆。这是京师风尘小吏的聚会之所。这些小京官地位既不显赫，俸禄也不优厚，浮沉郎署，安于平淡。他们是北京城的常驻户，平时有很多自得其乐的法子，酿酒栽花，出入茶园戏馆，闲来也作词，很多人在词坛甚为活跃。如孙超，他在晚清道、咸年间的词坛上相当活跃，先后组词社多次，为这一群体之风雅魁首。总的来讲这个词人群体词作在内容、格调都较为市井，在近人词选中备受冷遇。现有的清词总集、选集中很少，甚至根本不选他们的词。其实他们是京津词坛的群众，虽不光芒夺目，但对该地域词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贡献与价值。
此外，生活在这一文化公共领域内的京津词人群体也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一、阶层分明。贵族词人群、士人词人群、风尘小吏词人群，阵营明晰，彼此很少有交游；创作上词的内容、思想、风格也差异巨大。二、精英意识。京津词坛的士大夫们，更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的情怀，将自己看做是负有某种道德或时代使命的精英人物，力图领导风气，改变风气。这一特点，在他们交游活动留下的文字中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的，也在这点上使他们与活跃在上海文化公共空间的士人区别开来。即使风尘小吏，也多多少少沾染了一些官场习气，同时也比其他地方的官宦更多一些政治敏感。三、情趣高雅。京津词坛词人的词作中，淫词艳赋较少，士大夫闲雅生活的吟唱较多。雅集形式上也更富文化意味，常饮酒赋诗，继之以射，继之以画。
二 京津社集与词学的现代化转型
晚清民国京津词坛的社集呈现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从光绪十一年(1885)，文廷式入都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朱孝臧、刘福姚、王鹏运作《庚子秋词》为止。这一阶段是常州派逐渐取代浙派，在京师词坛确立其主流地位的时期。这一阶段，京津词坛的社集有①：
1.秋江吟社 道光十九年(1893)有顾太清与许云林、李纫兰、沈湘佩等名媛词人结的“秋江吟社”。是近代最重要的女性文学社团。
2.榆社 光绪十一年(1885)盛昱与八旗词人志锐、志润、承龄、杨忠义等在意园结榆社，常至陶然亭雅集，兼为诗钟之戏。
3.咫村词社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举“咫村词社”，成员有王鹏运、况周颐、朱孝臧、郑文焯、缪荃孙、宋育仁等。活动为每月祝一词人生日，合为一集。咫村词社的成立是临桂词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渐称“清末四大词人”，临桂词派遂渐得以风行天下，成为清季之主流词派。
4.校梦龛词社 光绪二十五年(1899)参加咫村词社的多位词人离京，咫村社事活动式微，王鹏运又结“校梦龛词社”。成员主要有王鹏运、朱孝臧、张次珊、王梦湘、成昌、左笏卿、裴韵珊等。
5.著涒吟社 宣统前后，京师有著涒吟社，成员有王潜刚(饶生)、定信(可安)、袁祖光(小偁)、冷汝楫、邵福楙(粹夫)、顾承曾(伯寅)、万秉鉴(朗亭)、胡晋林(楚柟)、张瑜(郁庭)、袁祖荣(蕙村)、李国瑜(绍堂)、王祖翰(苑丞)、黄甲第(旭初)、俞丽宸、余际春(梅岑)、周焕常(剑青)、袁士镡(剑星)、戴岑永、沈宗畸(太牟)、孙雄(师郑)等，是一个京城小吏的吟集。
第二阶段，从1925年聊园、趣园始立词社开始至卢沟桥事变为止。这一时期，京津词坛开始摆脱常州派词风影响，转而推崇北宋，尊高周柳，很多词人艺术取径较广，风格活泼多样。这一阶段，京津词坛的社集有：
1.咫社 1913年，稊园园主关赓麟创稊园诗社。“关颖人(赓麟)除稊园诗社外，又倡立咫社，专作词。旋将诗词合为一，仍称稊园吟集。”[6](P19)成员有罗瘿公、王书衡、郑叔进、顾亚遽、沈砚农、夏蔚如、高阆仙、曾重伯、李孟符、侯疑始、靳仲云、丁阁松等，遇春秋佳日，于游燕之暇，迭有唱酬，延至二十年不衰。
2.寒庐吟社 1913年冬，袁克文居北京，与易哭庵(顺鼎)、何鬯威、闵葆之，步林屋、梁众异、黄秋岳、罗瘿公等结寒庐吟社于南海流水音，请画师汪鸥客作《寒庐茗话图》，时人目为“寒庐七子”。
3.艺社 孙去疾、庆珍、定信、沈宗畸等人创艺社。成员有孙去疾(谷纫)、陈明远(哲甫)、定信(可安)、袁祖光(瞿园)、沈宗畸(太牟)、曾福谦(伯厚)、成昌(子蕃)、唐复一(壶公)、张景延(曼石)、张瑜(郁迟)、贺良璞(履之)、夏仁虎(蔚如)、骆成昌(南禅)、寿玺(石工)、许学源(游仙)、项乃登(琴庄)、萧亮飞(雪蕉)、黄翘芝(颖传)、张伯桢(沧海)、金绶熙(勺园)、刘光烈(纯熙)、宋大章(寰公)、何震彝(鬯威)、周维谷(萍紫)、马小进(退之)、李超(汉如)、徐珂(仲可)、张之鹤(立群)、邬庆时(伯健)等47人，共集六课。
4.聊园词社 1925年潭篆青发起。夏孙桐《悔龛词·自记》云：“乙丑冬，潭篆卿诸君又结聊园词社，一岁中积十余阕，平生所作，斯为最多。”[7]社友有赵椿年(剑秋)、吕桐(花凤)、章华(曼仙)、汪仲虎(曾武)、夏孙桐(闰枝)、陆增炜(彤士)、三多(六桥)、劭端彭(次公)、洪汝凯(泽丞)、溥儒(心畲)、寿鑈(石工)等。“而当时居天津者郭则沄啸麓、章钰式之、杨寿枂味云等亦常于春秋佳日来京游赏时欢然与会。”[6](19)张伯驹也有参与，但所作不多。
5.蛰园律社 1937年，郭蛰云由天津移居北平，结蛰园律社，张伯驹为词社中坚，其他成员尚有夏仁虎(枝巢)、傅岳棻(治芗)、陈宗藩(莼衷)、黄孝纾(公渚)、黄孝平(君坦)、关颖人等30余人，参与者皆为词坛名士。张伯驹所作大都收入《丛碧词》。聊园词社词人所作以梦窗玉田流派居多，到蛰园律社继而提倡北宋，尊高周柳。
6.瓶花簃词社 1937年，郭蛰云又结瓶花簃词社。每课皆由主人备馔。成员有夏仁虎(枝巢)、傅岳棻(治芗)、陈宗藩(莼衷)、张伯驹(丛碧)、黄孝纾(公渚)、黄孝平(君坦)、黄嘿园等。
7.须社(天津) 1928年夏，郭则沄与郭侗伯、徐芷升、杨味云、章式之、胡晴初、陈仁先、林子有等二十余人结须社，陈庵、樊樊山亦间与之，此为北方词社重张坛坫之最盛时期，与沪上朱古微之沤社相犄角。社集满百次始止，刊有《烟沽渔唱》二册。
第三阶段，四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是传统词社的现代化时期，社集的组织形式、成员的社会结构、词作的内容及其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阶段的词社有：
1.稊园吟集 为1913年关赓林创立的稊园诗社后身。
2.延秋词社 1941年由张伯驹等创立。《雅言》月刊中辛巳(1941)卷三词录部收有“延秋词社第一集甲题”，社员有溥儒、圣逸、俞岳棻、夏枝巢、高君武等。[8]
在这三个阶段之间，分别有三次沉寂期。一次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及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八方鼎沸，原先繁华的政治中心——北京词坛一片萧条。随着时局重心的南移，词人活动与社事也多移至南方进行。租界上海因为流人合集，而成了新的词学重镇。另一次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沦为边地，词人星散避难。第三次是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京津社集的兴衰除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之外，它还是全国词学活动及词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京津词坛的盛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域现象，它与当时全国的词学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上述叙述及对当时词坛情况的考察，我们发现民国京津词社在1925-1937年、1940-1943年及建国后的1950年曾先后迎来三个创作高潮。而这几年也正是民国词学的黄金时期。1929年，《清词钞》编纂处成立。1933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至1936年9月停刊，共计出了11期。1940年，《同声月刊》刊行。另外，在1929年至1937年，词集出版数目也最为密集。在1940年前后，曾出现过一个词集刊行的小高潮。由此可见，1925-1937年及1940-1943年北京词坛的繁荣，是全国词学活动大潮冲击下的一种表现。②
另一方面，京津词人的“流寓性”与非专业性限制了京津词坛的现代转型。北京词社中人很多为南人，他们于风云际会之时汇聚北京，但除少数外很多又会随时局风会的转移而逐渐流动到外省。而且他们不是专业的文人，大多有着政治家、教育家、艺术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作词乃其余事。这种词人队伍的不稳定，也造成了京津词坛社集的兴衰不定。京津社集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描画出了近代词坛词风演化的轨迹。但京津词坛一直缺乏专家词人对词法的潜心研究，也缺乏严谨的理论著作。京津词坛更专注的是唱和活动本身的风雅和这背后的社会政治功能，虽然社集繁荣却显得浮华，特别是进入民国之后，词学活动便缺乏了一种厚重的底蕴。常州派推尊词体之后，现代词学的转型表现在现代传播媒介的引入与古典词学典籍的收校整理两个方面。前者有《词学》、《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现代词学杂志的创立，后者有王鹏运、朱祖谋在校勘词律上作出的成就，这些其实为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词学研究学院派发展铺平了道路。而北京词坛虽然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在传统词学观念上的革新，但这更多的是传统词学界外的声音。在京津词坛的主流词人群中，对雅集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友朋唱和、美酒雅趣上，特别是民国后期更流于平庸，这使得京津词坛的活动远远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头，终至慢慢沉寂了。
三 京津词人群体构成与词学传统
京津词坛词人群数目庞大，流动性很强。很多词人只是昙花一现，甚至一些重要词家，他们的词学成就也是在离开京津词坛以后，如朱祖谋、况周颐、王闿运等。京津词人群体，一方面呈现出一种“流寓性”。我曾对清季民国的京津词坛词人群籍贯进行过一番考察，大部分是浙江、江苏、福建三地的词人。其中浙江集中于杭嘉湖一带，江左武进、吴县、阳湖等地，福建是在闽侯。其他还有广东的番禺、四川的湘潭、长沙。这些地方原本就是传统词学昌盛之地。江浙杭嘉湖一带为清代词学之渊薮，从叶恭绰《清代词人产地表》、《全清词钞》，严迪昌《近代词钞》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江浙两省在清代词学的发展中始终处于领袖地位。另外由于近代闽人词学的振兴而形成的区域词人群落也成为民国词人群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江南文化在北方词坛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江浙、福建一带经济富庶，封建传统思想束缚较轻，在近代得风气之先，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家园逐步投入到这个时代洪流中去，成为近代政坛上一股重要的革新力量。南方词人在京津词坛的主导地位，与晚清汉族士大夫在政治上占有的地位是成正比的。
中国古代文化常常体现出一种地域群落与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承与互动，如宋明的地域文学集团，蜀派、洛学，不仅文化上成一学派，政治上也可成朋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王氏世善书法，谢氏长于诗赋，有的家族几辈人寻堕绪之茫茫，迴狂澜于既倒，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京津文化公共领域则通过举人入都的应试与官员的流动而成为中国文化交流、融合、传播的枢纽。龙榆生有云：“适张氏《词选》刊行之后，户诵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文风景从，南传岭表，波靡两浙，前后百数十年间，海内依声家，莫不沾溉余馥，以飞声于当世，其不为常州所笼罩者盖鲜矣！”[1](P382)这里面其实讲到了现代传播媒介未出现之前，传统词学传播的一种典型方式：在常州一个地方，一个叫张惠言的家庭教师，刊行了一本《词选》，通过这本词选宣扬了一种词学理论。这个《词选》通过他教习学生，在常州家家户户间传播了开去。后又因子弟进京赴试，在京津文化公共领域中广为传播，备受推崇。当时这个京津文化公共领域的士子接受并光大了这一理论，并随着他们以及他们的后学及第后去外省做官，将这一理论带到岭南、两浙，最后常州派传遍全国，成为清代最重要的词派。这一过程前后用了百数十年。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京津词坛的风行可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张惠言之刊行《词选序》在常州派理论流延中当然是一件大事，对中国词学发展影响至深至巨，但对他在世时的词坛却并无影响。而常州派之传遍全国，是伴随着士林风尚的转移而来的。随着乾嘉盛世已去，京津士大夫群体中有一种末世忧虑的情怀，把自己的忠爱之忱通过比兴寄托的方式表现在词中，一种词风传递着一种对当政者的态度与时代风气。所以京津作为全国舆论与公共领域的中心，很多时候有决定一个时代风会的作用。而京津公共领域的士大夫们，更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的情怀，将自己看做是负有某种道德或时代使命的精英人物，力图领导风气，改变风气。这一特点，在他们交游活动留下的文字中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的，也在这点上使他们与活跃在上海文化公共空间的士人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京津词坛词人群的社会阶层相当芜杂。我们曾对清季民初京津地区的文人社集成员的社会身份进行过一番考察，几乎来自各行各业：有财政实业部门，教育部门，水利部门，司法部门、国务院、艺术家……如下面一部分主要词家：
邵瑞彭：南社社友。曾任众议院议员、善后会议议员，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校教授。
邵章：光绪癸卯进士，官奉天提学使。后任中央教育会议议员，北京法政专校校长，约法会议议员，平政院第一庭庭长、代院长等职。
黄孝纾：从古典文学大师陈三立等人受业，结成“沤社”活跃于文坛，专诗词书画。曾任山东省公署秘书，山东督办参议，山东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建国后为中央文史馆员，八十年代兼任《词学》编委、中国韵文学会顾问。
汪曾武：光绪甲午举人，曾在巡警部，内阁法制院任职。民国后任平政院第一庭书记官。解放后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郭则法：曾任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侨务局总裁等职。
寿鑈：书法家、篆刻家、南社社友。曾执教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等。
溥儒：清宣宗(道光帝)之曾孙，入德国柏林大学，获天文学博士。归隐北京西山，读书作画十年，后出任北京师大及北平艺专教授。1949年后赴台湾，寓居至下世。
夏孙桐：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会典馆编书处总纂，杭州知府等职。
黄孝平：长于词章之学，曾在北洋政府教育、财政、司法、青岛特别卫生局等处任职，还任日伪临时政府实业部参事兼工商局长等伪职。抗战胜利后赋闲，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校勘古籍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夏仁虎：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文史学者、诗人、词家。民国间官至国务院秘书长。历任铁道管理局局长、京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等职。
杨寿枂：曾任北洋政府盐政处总办，长卢盐运使，粤海关监督，农工商部主事，度支部左参议，山东财政厅厅长、财政次长等职。
关赓林：光绪甲辰科进士，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入北京大学政治科毕业后，任兵部主事。
我们知道词原是一种民间的文学，但随着词的体制的成熟，它的雅化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它对文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它就愈益告别市肆街坊而走向知识阶层典雅的象牙塔尖了。但从晚清词人社会阶层的考察中，我们容易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晚清词创作主体和中坚力量是中下层官吏和文士，民国则在扩大化，开始普及到各行各业社会民众中去了。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这些社会身份的背后却有一个共同源头——他们都曾是前朝的进士、举人或贵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清季民初的词人群体从表面看是扩大了，市民、各界人士都参与到了原先士阶层的文化活动中去。而实则却是新型士大夫广泛地散落到市民社会当中，成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基本骨干。乃至现代传媒的兴起，早期报人与读者，其实也主要是从原有社会文化体制中分化出来的新型士人。近代词坛其实依然并未面向大众。在中国，文化公共领域的形成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如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谈到的，中国文化在某种层面上讲是士的文化。先秦时一部分落魄的贵族从原有社会体制中分化出来，靠其拥有的知识修养谋生，成为侍臣或教师，逐渐形成“士”这个社会阶层。而近代中国，则似乎经历着士这个阶层的又一次分化。近代词这种文学依然是士大夫的文学，只是清季民国时的士大夫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步地分化成新型市民而已。词的真正普及化则要到新型学校教育发展起来以后。
四 结语
本文从京津词坛的文化形态、词人群体、社集性质等方面，大略地探讨了晚清民国京津词坛具有的独特形态与其在词学现代化转型中的价值与意义。晚清民国的京津词坛，一方面继承了前辈词人结合同道，切磋词艺的雅集风气，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新一代词人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透过唱酬活动以确立其社会群体身份的努力，其呈现出的词学观与政治、文化意识与同时代京津的“新文化”运动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从地域文学研究还是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角度看，都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①对于晚清民国词坛结社现象，施议对《当代词综·前言》、曹辛华《民国词社考论》、查紫阳《晚清词社知见考略》为后来的词社研究导夫先路，本文对前贤著述有所参照，或未一一注明，在此致谢。
②参见求洁《民国词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