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周期”与经济学“新边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新经济论文,周期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经济增长到2000年2月已超过106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其间一系列经济学新课题，诸如“经济周期是否会消失”、“如何变形”、“凯恩斯需求管理”或曰“传统宏观调控模式”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网络金融冲击”与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等等，都非常值得关注。本文着重探讨本轮周期扩张超长的基本机制以及前沿现实和前沿命题的粗略关系。
一、美国学者“新经济”和“新周期”文献回顾
自60年代末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头号问题以来，只要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2.5－2.5%，“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就会在5.5－6%之间。而若经济增长超过2.3%，失业率又降到5.5%以下时，则工资和物价就会急剧上涨。然而现今情况却是，经济增长高居于3－4%左右，失业率已降到仅4.2%左右，通货膨胀率更是降到略高于1.5%的超低水平，以至出现通货紧缩。
新现实令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了“新经济”和“新周期”的问题。1997年8月，迈克尔·曼德尔首次提出“新经济周期”。1997年11月， 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具有六个特征：实际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升，失业率低， 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
1998年6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提出了周期消失问题，认为只要政策得当，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循环。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纽约新闻日报》发言人和波士顿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美国繁荣源于一系列结构性优势，这种繁荣并非是暂时性的，而且是由美国独享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就撰文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韦伯则提出了“减幅论”，认为商业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更象一种“涟漪”（ripples）， 而站在新经济周期论点对立面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新周期”看上去更象“老周期”，只是失业率低一点，其结论是，21世纪将会被历史学认为并不属于美国。
二、经济周期的机制环境已经横向化和直接化
谢波德所界定的“新经济”，也许是比较表层的。但他所指明的“新经济”的根源在于全球和信息化，却无疑很具有洞察力。更进一步地说，更多“横向全作”，更多“直接经济”，已经在美国经济的作业管理、企业结构、政企合作、国家本体、对外经贸等各层面都全面展开，并已经初具规模，应该说克鲁格曼在这一点上显得过于保守。
第一，作业管理：“平等合作”蔚然成风，智能潜力全面开拓。
传统作业模式中，如“福特制”流水线，人际关系平等度低。“白领”、“蓝领”有别，“监工”、“工人”不同；实验、生产和营销三个环节是分割的，投入、产出与消费在时空上是不一致的（仓库当然断然不可缺少）；多数人用体力，少数人用脑力，员工的创造力得不到普遍挖掘，尤其是女工、非技术工种或其他“不在其位者”。而网络革命正在彻底地根除这些非效率。灵活组装流水线（FMS ）甚至已无需劳工搬动5公斤以上的东西；实验室、 装配线和营销部（当然包括相应工种）已经混合在一起，而“有求立供、供随求止”的“零仓储”（JIT ）已经将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保存成本降低了一半。
第二，企业组织：“金字塔”结构已在网状化，组织成本已经极大降低。
企业内部结构传统上可以说是一座“金字塔”。信息上下往返要走很长路径，存有许多扭曲滞延机会；公司官僚滋生土壤厚实；各级职能机构缺乏纵向进取动力；一线能人易被误导至非生产性岗位。其结果是中层人才浪费和基层人才镂空的情况难以避免。网络革命正在推倒这些等级制“金字塔”。信息传递要求是一步到位，中层大量“中继站”已成多余。网络还使得企业日益透明，带军事色彩的纵向系统也始显苍白。网络化使得公司间合作变得更精确，时间一维、空间弱化和责任明晰等新技术因素，导致纵向结构漏洞百出、相形见拙。会计、律师为什么不转而去依靠社会上的会计公司和法律公司？公司间合作为什么非得吞并？美国一千家大公司的结构几乎都发生了这种横向化的网络变革，而这些显然都成倍提高效率。
第三，政企合作：“新纽带”已经建立，“无国界经济”中也要立于不败之地。
传统民族经济阵营分明，企业和民族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公司提高股东收益就等于支撑国家繁荣。而网络化却在导致一种“无国界经济”。各种网上经济实体四海为家，注册国（原国籍）在哪并不需要在意，重要的是国际法规组合的最佳化。民族利益对它们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和“他们”很难辨认。传统“利益（强调控股权和原国籍）纽带”实际上已经虚化。在寻找新纽带方面，美国人又一次捷足先登：将“人力资本”及其科研开发经费的归宿问题放在首位。只要本国公民在增值世界经济的能力的相对优势得到维持和扩大，本民族利益就能得到根本保证。因为，控股权所能带来的收益已不再是最实惠的，“原国籍”在无国界经济中更缺少现实基础。新战略使日本人自叹不如，80年代日本曾何等咄咄逼人！
第四，在国际合作方面，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优势，挖掘“域外配置”效益。
美国善于利用全球资源由来已久，从“路易斯安那购买”、两战军火供应到战后世界银行IMF、GATT、美元体系、 廉价石油到里根“高利率政策”，乃至80年代中期后的“新纽带”战略，都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收益。而在网络服务时代，美国又再次利用自己的“直接融资模式”等优势。在国际经济各领域，美国简直成了世界的“计委”、“经委”，甚至是仲裁者。纽约的股票、芝加哥的期货，影响都是世界范围、全天候和举足轻重的。EDI、TP、EC（电子商务）也都是美国首先推出的。
三、经济周期宏观调控模式已率先信息化和全球化
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曾于1948、1957、1974、1980和1990年陷入低谷，也曾于1961—1969、1982—1990，还有1990到今天出现了三轮持续时间特长的经济扩张。本轮扩张不仅超长，而且不再伴随通货膨胀。这显然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严峻挑战。为此，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顺应“信息化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管理调控”。
基本经济制度网络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导致美国享有一种全球性的相对优势资源。而且网络革命导致了新的主导产业群，如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商品化产业。50年代传统资本要素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80%，科技要素仅20%；而到90年代，科技贡献度已达70%左右。1995年到1997年，传统主导产业汽车仅占GDP的4%左右。而高新技术产业已占27%以上，高的年份这个比重竟然高达33%。20年前，美国进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为17%，现在已超过25%；80年代末，美国对外资和进口的依存度为10%，如今已经超过16%； 1990年至1996年美国出口年递增9%。
第二，告别凯恩斯，推行“平衡财政”和“中性金融”政策。
产业升级和国际地位提高为财政转向平衡提供了现实基础。将个人所得税从31%提高到36%，对25万元年收入以上的富人加征10%的附加税，减少对于大公司及其经理人员的若干项税收优惠等等，无不需要持续增长和良好氛围。节支方面也如此，福利改革法案通过，减少军费和削减政府开支，都需要经济手段和十足信心。1992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国债高达4亿美元。而到1998年， 美国财政预算竟达到1969年以来的首次平衡，且盈余高达690亿美元。据测算，从1992 年到1998年，财政状况改善，占到GDP的5.5%，对本轮经济扩张功不可没。财政转型也为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货币政策的转型目标是“中性化”。“如何实施”货币政策问题，已为“要不要积极地实施”问题所取代。本轮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相当成功。但美联储的基本倾向却是努力让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和稳定。只是在不得已时才果断微调，一般情况下调幅只在0.125－0.25%。 而对货币供应量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依据是劳工投入年增1.5%，加上劳动生产率年增1%。
第三，走向新古典，运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调控模式。
本轮经济曾三度高涨。第一次是1993年第三季度，第二次是1995年第二季度，第三次是1998年第二季度。第一次高涨时，宏观调控应该说基本上还是传统需求管理中的“松紧搭配”，但后两次则明显地是就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在因势利导，且主要依据的是“真实经济周期”原理，政策所重视和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周期以外的新的增长因素。
1993年财政上推出增收节支政策时，美联储为减轻这一紧缩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时地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1994年又决定将贴现率降到3%，一方面扩大M[,1]供应以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又控制M[,2]和M[,3]的供应以保证经济稳定。到1995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已经很好，速度高达5%，失业率已大幅降到4.8%。按传统，失业率低过5%，通货膨胀就会抬头，因此有必要提高利率防止过热。 但宏观调控当局并没有因循守旧，并决定暂不加息。理由是：在那以前对高新技术年复一年的巨额投资刚开始取得回报，随便刹车势必受挫。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非常有利的；1996年一季度增长率为4.7%， 1997年第一季度更高达5.8%，创10年来纪录。
第四，趁火打劫吞进亚洲廉价资产，利用全球网络优势重新刺激军工产业。
1998年第二季度以前，美国经济已有所紧缩，增速减缓已势在必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下，美国两种国债利率下调，并连续三次降息，以维持经济扩张态势，但货币政策作用这时已非常有限。
持续增长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力吞进亚洲廉价资产。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贸易逆差猛增至2000－3000亿美元，占GDP的3%，创8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峰值。危机爆发后，美国从东亚“四小龙”进口产品的美元价格被压低了10.8%，加上美元汇率有利，美国经济获益很多；国内替代品涨价从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价廉物美的亚洲资产刺激了美国的消费热和投资，降低了成本。
另一个重要的新因素是克林顿扩大军备，在国际干预方面大杀“回马枪”。1998年以前10年中， 冷战后美国“大裁军”已导致军费在GDP中的比重由8%下降到5%以下。但由于需要新的增长点，“鸽派”外交形象已不再有必要维持，于是，1998年第二季度的“伊拉克核查”，乃至“第二次海湾战争”阴影，1998年12月“沙漠之狐”行动，1999 年3月对南联盟长时间的“空中打击”等等，都接踵呈现于世。国民经济军事化当然并非新手段，但在网络化的新条件下，它对全球资本已经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据测算，单是“空中打击”一项，对美国GDP 增长的贡献就高达0.21%；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借劲”后立即开始攀升，道·琼斯股票指数从当年9月的8000点左右竟然迅速地飘升到11000点！
四、美国新经济周期前景与当今经济学“空白”
在展望美国网络化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之际，很容易令人感到经济学的分析武器要更新。
第一，经济超长扩张何时告结问题难有结论。半年前人们更多关注的也许是美国经济过热及如何“着陆”问题。而现在美国经济变得是更让人难以捉摸。1999年经济增长率高居3.6%， 近两个月消费物价涨幅为0.1%，失业率是4.1%，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两季度高达4.9 %左右。就领先指标来看，衰退警报还没拉响，说明至少在一两个季度之内，经济将会继续增长。有关专家对2000年增长的预测，低的是2.1%， 高的则是4%。
虽然存在着增长放慢的可能性，但的确很不明显。从劳工市场情况来看，失业率持续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可供扩充的劳工也降到历史最低点。这可能会导致工资上涨。即使名义工资能维持不变，变相补贴和附加福利也一定会层出不穷。而如果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那么企业利润就会受压，投资就会受挫。或者，如企业转嫁压力，则会出现物价上涨。然而，科技因素和风险投资机制的作用，使得经济学家很难准确预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从虚拟经济角度看，为弥补先前降息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美国已经提高短期利率。同时，联储也提高了长期利率，以放慢国内需求增长。去年下半年以来，联储已三次加息，目前拟再次加息0.125 个百分点。加息对住房销售会产生直接作用，对投资和消费也会有所影响。由于企业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都已很高，降温是难免的。然而，降温会否导致股市崩盘、汇市动荡和增长中断，却不得而知。
目前美国股市已经变形，单是网络股市值就已占1／5，而1995年还为1／20。由于世界资金流动的“羊群效应”， 网络股的动荡从而股市波动肯定难免。美国专家认为他们的市场能承受可能发生的波动，并认为幅度不大会超过25%。考虑到美国财政的实力，1999年财政盈余进一步上升到1227亿美元，还有其他有利因素，股市崩盘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小的。然而，幅度超不过25%，依据显然不足。
第二，本轮经济周期会否完结。多恩布什“永远增长”一文认为，只要政策运用得当，美国经济就可以摆脱周期循环。他的依据是：美国已经没有通货膨胀，利率运作空间很大；美国已经有了良好的财政预算，政府支出和税收的运作空间也非常大。对于世界经济的突发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等，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多恩布什也承认美国股市存在泡沫，但不会出现崩盘，因为美国经济基本制度变革已经完成。
世界经济波动史表明，战后20多年，美国经济基本上处于上行阶段；而到70年代，经济转入下行和调整过程，直到90年代初才告一段落。半个多世纪的美国经济波动， 可以粗略地说它确已经完成一大循环：30－40年代，是停滞，50－60年代，是膨胀，70－80年代，是停滞膨胀，而90年代乃至今，则是不停滞又不膨胀。
若允许将这个循环定义成“凯恩斯长波”，则下一波该是什么？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群，会否让位于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群？而这又会否进一步导致以实物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波动周期？果真如此，则后者将是以“一代人”或者“一代科技突破”（几十年）为单位的，这意味着“波长”会发生大的变革。通常说的周期多指中期波动，即8年左右的固定资本更新周期。 但如今固定资本已主要不是大型厂房器械，甚至也主要不是“硬件”，而是人力资本范畴中的各种智能、“软件”和无形资产。经济周期会延长，这一轮已不是战后首次，不同的是出现了网络等新情况。就“波幅”而言，“涟漪论”可能成立。但还是需要论证。
至于三年左右的短期波动，可以说主要体现为虚拟经济。因而其波幅的进一步夸张和频率的加快完全有可能。网络经济初具规模以来，世界股市、汇市和债市的波动“奇迹”已经有目共睹。美国这轮扩张中实际上也已有三次起伏。
关于周期能否消失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看来都很不错。但繁荣和萧条是市场经济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担保下一次衰退不会伴随好时光一起到来。作为市场经济和人类身心的本能，人们似乎总是容易倾向于低估风险而高估希望”。也许是出于同一心态，多恩布什也只敢断言：“五年之内美国经济没有任何衰退的可能性。”
第三，当代经济学及其周期理论和调控模式中的新问题。当代经济处在一场可与凯恩斯媲美的那样的大革命的前夕。下一个经济学会是什么样的？不妨借美国经济前沿现实在此抛砖引玉。
首先，下一个经济学肯定是“超三部门”的。在居民户、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之外，国际经济合作肯定会成为新的重要的变量。其次，就生产函数而言，“制度”和“信息”肯定会成为相对独立甚至是主要的变量，因为，在超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学的对象将不再是制度信息环境既定的独立经济体，而恰恰是制度信息环境不同的相互影响的一群经济体。
知识、信息或曰网络的经济，将复合着“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对象。“广度规模经济”、“合作式竞争模式”、“无国界经济”和网上经济实体的行为函数、“剩余索取权威的接替”、“资本供应优势和市场供应优势的易位”，都将成为经济学的新边疆。在虚拟经济层面上首先发难的“网络金融冲击危机”等问题，已经使得经济学家们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至今莫衷一是。
在管理和调控方面，“智能资本”管理将是个崭新的领域。当今那些以实物资本为主要对象的MBA课程，势将逐渐陈旧和过时， 而就政企合作和国家本体而言，“知识型政府”和“智能型政策”将日益重要。全球调控和国际调控在对付危机方面将上升为主要的手段。不仅需要重视关于东亚（日本）的“雁行模式”的研究，而且似乎需要提出亚太（美国）的“扇行模式”、“美国网络经济周期模型”等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