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l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问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对策论文,理念论文,世纪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人类历史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元之后，战后世界历史主流的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21世纪历史的重要趋势，如高科技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形成以及文明之间的对话，都与全球化有关，而且直接冲击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的转型。
本文的主旨在于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的新展望，特别针对全球化时代的霸权文化与本土文化认同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中教育主体性的失落问题筹谋对策。我们主张21世纪的大学教育应重视本土文化认同问题，加强本国文化教育，并回归教育本位推动大学教育，才能在21世纪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洪流中，站稳教育的立场，开创新局。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强调，大学的理念及其实践两者之间既有其不可分割性，又有其创造的紧张性。所谓不可分割性，是指任何大学的实际运作如果没有清晰的理念，必然因缺乏指导原则而迷失方向。反之，大学理念却也只有落实在具体的大学建制之中，才能使它自己充分实现；所谓创造的紧张性，是指大学理念有其理想性格，而大学教育有其现实面向，两者之间在具体而特殊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之中，常常不能免于紧张关系。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却又深具创造性，因为高远的大学之理念可以提升大学的水准，而大学的实际教育状况也可以使大学理念更具有方向感，两者之间互为创造，合之双美，离之两伤。
2 全球化时代大学面对的新问题（一）——霸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争衡
在21世纪新时代中，全球化趋势催化了解民族化与解疆域化的效应。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新挑战，就是本土文化如何与强势的霸权文化争衡之问题。这个新挑战使大学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荡中进退失据，捉襟见肘。我们详细阐释以上这两个论点。
2.1 全球化的效应及其对大学的挑战
全球化是20世纪持续发展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蔚为历史主流，最近20年来随着通信科技的飞跃发展而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方向。全球化趋势表现在许多具体现象之上。例如时间的全球化表现在全球各地股票金融市场的紧密互动之上，资本的全球化表现在全球各地资金之快速流动之上，知识的全球化表现在拥有新知识的人才之自由流动之上。但是，正如当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全球化趋势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所谓解民族化。贝克曾区分第一次现代与第二次现代。第一次现代的前提是国家—政治对空间的固定和统治。贝克说：“领土国家成了社会的货柜。换言之，国家权力和控制的要求建立且塑造了社会。对于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基本权利、教育制度、社会政策、多党政治风貌、财税、语言、历史、文学、交通路径、基础结构能量、护照和边界管制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和想象。藉此方式，民族国家社会也产生和保存了每日生活中的准本质认同，此种认同的自明性似乎基于同义反复的表达形式上。德国人生活在德国、日本人生活在日本、非洲人生活在非洲。在这样的视野下，黑色犹太人和西班牙德国人（这仅仅是举一些世界社会中十分平常的混杂状态）被视为极端和例外，也就是被视为威胁。（注：贝克著，孙治本译：《全球化危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页90-91。）”
在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生涯史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上述存在于国家社会空间和认同中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建构崩溃了。世界社会意味着，各种打破并搅乱政治和社会的民族国家正统性的权力机会、社会行动、生活和认知空间。
贝克认为：“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世界社会意味着第二次现代的来临，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注：参考：Kenichi Ohmae,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New York:Mckinsey &Company，Inc,1995)，中译本：大前研一著，李宛容译：《民族国家的终结：区域经济的兴起》（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公司，1990），页22。）他称这种现象为解民族化。
全球化的第二种效应是所谓解疆域化。贝克说：“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间交互关系与作用的增强与频繁，事实上，全球化持续改变了社会的内在性质：约定社会和政治之架构。本身就有了问题，因为疆域原则成了可疑的原则。更精确地说，假设的国家与社会等同关系被打破和解除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的贸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依国家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容器’中进行。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被视为是社会的解疆域化。经济、政治和生活形式不仅可跨越边界威胁古老的民族国家，它们也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状态。越来越多的事情不但是同时发生，而且还发生于同一地，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未曾对距离的萎缩作出准备。世界突然变得紧密，不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而是因为某一些文化效应似乎必然会使所有的陌生者及远方彼此接近。”（注：贝克，前引书，〈中文版序〉，页4。）
第二是贝克所谓的解疆域化的效应，确实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同领域之中。这种解疆域化的作用，一方面使既有的国家、机构或团体的界限与支配为之弱化，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世界各地的紧密感大大加强，使全球各地之间的互助支持愈显重要。（注：所以，大前研一（日本），赫伯特·寒哲勒(Herbert Henzler)（西德）和佛瑞·葛律克(Fred Cluck)（美国），就在1990年2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贸易与竞争能力会议提出《迈向2005年世界的互助互立宣言》，强调：“人类社会与经济制度，其安全之所系，不再靠超级强国的吓阻力量，而有赖于国与国之间经济与知识思想上的互助互立”。这份宣言收入：Kenichi Ohmae,The Borderless World(New York:Mckinsey & Company Inc,1990)，中译本：黄柏祺译：《无国界的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页269-271。）
但是，全球化趋势所产生的以上这两种效应，对21世纪的大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世界各地大学的教育内容与品质都因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必须面对全球性的竞争。举例言之，各国许多大学为了争取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导地位，常以重金礼聘著名学者前往任教，这种情况在若干全球竞争激烈的学术领域如半导体元件设计、基因体医学、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y)等更是如此。由于这些领域中研究成果的突破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世界著名大学莫不投入重金礼聘人才。其影响所及，遂使一流研究人才加速流动，因各国大学争相延揽而奇货可居。同样地，各国大学为争取第一流学生前往就读，以厚植大学永续领导地位之基础，也常以优厚奖金等条件，吸纳青年学子。
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大学竞争的语文工具是什么呢？答案无疑地就是英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的重要性与普及性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影响力的上升而日益增加，冷战结束以后更是如此。英语在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与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毋庸赘言，即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英语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大学学术研究的世界共通语言。提升英语能力，已经成为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的海峡两岸大学，莫不致力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
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之下，大学就必须面对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霸权文化的宰制，以及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延续本土学术文化命脉与传承的问题。
2.2 全球化与本土化激荡之下的大学教育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以英语为基础的学术文化确实发挥了霸权文化的作用，影响所及，非英语国家的学术评量指针多以论文收录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A&HCI(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之多寡，作为衡量学术表现的指针；本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之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本国语言表达之方式，很少受到应有的考量。尤有进者，非英语国家之学者在英语学术典范的宰制之下，常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本国之人文社会问题进行验证，于是，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遂沦为西方理论之非西方批注。
在这种西方学术典范支配之下，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教育也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艰辛摆荡，甚至于辗转呻吟。非英语国家的一流大学吸纳全国的学术资源，培育出一批批的精英人才出国留学之后，大半滞留在英语先进国家而“为他人做嫁衣裳”。日积月累，使这些人才的母国处于长期失血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从许多大学的实际情况来看，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教育之本土性教育内容确实常常屈服于全球性的现实考量之下。
但是，我们必须接着强调：所谓全球化趋势，在很多情况之下，实际上是经济的富国将其支配力扩张到全球各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经济的富国大多是政治军事的强国，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国际性的银行及金融体系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等机构，也有能力主导国际性的资本市场。如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这种国家是高科技如信息科技、航天工业、太空科技与生物医学科技的领先国家，并且控制最先进的武器工业。这种国家常结合成为超国家联盟，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于是，全球化趋势常不免沦为为经济及军事的强国助长威势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强力支配之下，弱国或穷国的大学教育常常不能免于在国际知识生产体系中，沦为下游知识工业的命运。这种地区或国家的大学教育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不大，甚多完全背离本土关怀。
3 大学因应文化霸权挑战的对策
我们在上节分析了全球化对大学的第一项新挑战，那么，我们应如何因应呢？因应这项新挑战的对策甚多。①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大学基础教育应厚植学生之本土文化根基，使其扎根本国文化，创造其本国文化资源，才能从本土迈向国际。这项策略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只有大学教育寻求本土文化的灵根自植，才能建立学生的文化主体性，并开拓学生的价值意识。②这项教育策略也应避免流于文化的“部落主义”甚至文化的“自恋情结”。我们接着分析这两项基本看法。
3.1 全球化中本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正如上节所说，全球化趋势其实对经济的富国与军事的强国大为有利。在多元文化竞争的表象之下，全球化助长了以英语为主的西方霸权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的直接冲击，就是造成这些国家的本土文化认同的薄弱化或流失，使学生成为文化上失根的兰花或漂泊的浮萍。
针对上项教育问题，就海峡两岸华人社会中的大学教育而言，我们必须在大学基础教育中加强本国文化的教育，才能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在各种文化系统激烈碰撞以及霸权文化强力宰制之下，奠定海峡两岸中华青年的文化认同之基础。为了达到这项目标，诸如中华文化史之类的课程在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基础教育中，应特别加以重视。中华文化教育对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之所以是重要的基础教育，乃是植根于历史的不幸之中。让我们从历史的回顾说起。
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经历历史性的剧变。就中国台湾地区而言，战后在50年的经济发展后，紧接着出现快速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自由化，促进了台湾快速的转型；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经历过“文革”十年动乱与浩劫之后，近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带动了经济（特别是沿海与江南地区）的快速发展，从而逐渐催化社会结构的转变。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必然影响未来中华文化的走向。21世纪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何在？现阶段双方各自面对何种问题？应该如何因应？这些都是海峡两岸知识分子与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
20世纪海峡两岸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在于“断裂”，所谓的断裂有两种涵意：①指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而且前者的运作逻辑受后者的运作逻辑的支配；②指文化领域内诸多组成要素之间的冲突。我们就海峡两岸文化状态加以探讨。
从深层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迈入21世纪的台湾地区的文化发展仍潜藏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①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现阶段台湾地区文化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最近50年来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受经济领域运作逻辑的支配与转化。所谓经济领域内的运作逻辑，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上，以生产的效率作为基本考量。文化领域内部自己的运作逻辑应该在于文化理想之自我实现。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被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运作逻辑所掩盖，造成文化领域自主性的丧失，其流弊所及导致文化创造力萎缩。②文化领域内部诸元素互相冲突。最近50年来，台湾地区文化的内部还存在着诸多文化素质之间的冲突与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第一是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的不协调；第二是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第三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以上三者之中，以第三项较具本质性，牵动前面二者的发展，其中中原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的不协调，基本上是由于过去几十年来政治结构与政策所导致。而国际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紧张，则是与最近几十年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从台湾地区的现实状况而言，由于资本主义的幽灵盘桓于宝岛，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也有一种紧张性，这就是文化领域受到非文化领域严重的宰制，一切事物都转化成可计算可出售的商品。另外，文化领域之内诸多元素之间也有严重的冲突。
再从大陆地区的状况来看，传统中华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也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走向思想层面的现代化。自1949年起，近代西方重要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主流思想。20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化发展呈现两种问题：①文化领域与非文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是从1949年以后，政治支配量的高度突出，以致于文化领域的运作逻辑深受政治领域运作逻辑与价值体系的支配，文化为政治服务，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政策之下，市场经济在大陆地区飞跃发展，逐渐取代政治力而成为支配文化领域发展另一股新兴力量。大陆地区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仍呈现臣服于非文化领域支配之下的状态。②文化领域内部的问题。近百年来大陆地区的文化发展，在文化领域内部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断裂：第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第二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性。这两种类型的断裂，在时间的进程中，交织为一，相互加强，使传统中华文化在新旧交迭、中西冲突之中艰苦备尝。
从以上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海峡两岸大学青年之所以与中华文化传统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的新时代里，海峡两岸的大学教育更应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大学生跃入中华文化历史的洪流中，汲取新时代的智能的灵感，以便在20世纪各种多元文化价值的激流冲击之中，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成为有本有源、顶天立地的新青年。
再从21世纪大学的学术研究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研究也可以发挥极为巨大的学术能量。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海峡两岸中文社会科学界中研究有关国家(state)、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权力(power)等议题的文化资源均来自西方经验，而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支配性地位，将原是从具体而特殊的西方经验中所建构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推广而成为普遍的学说。在这种推广过程中，西方学术典范(paradigm)实居于霸权之地位。
展望未来，21世纪中文学术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西方支配走向东西互为主体。我们愈深入中国历史经验与人文传统，愈能够出新解于陈编，愈能够提出新的社会概念与命运，而与西方的同事进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中国学术如果愈能参考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就愈能够开拓新的视野，社会科学与中国学术本来就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了达到这项学术研究的理想目标，大学教育中加强有关中华文化传统各个面向的教学与研究，实在是当务之急。
3.2 文化唯我论的超越
我们以上所提倡的中华文化教育，不应被误解为我们有意鼓吹“文化唯我论”。所谓文化唯我论(Cultural solipsism)的心态，认为普天之下的不同文化系统中，以自己的文化最为先进而优越，其它文化皆落后而低劣。近代以前中国将四邻形容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就是这种文化唯我论心态的表现。古代中国典籍中“中国”这个词汇之涵义很能显示我们在这里所谓的文化唯我论。当代学者王尔敏(1927-)曾详考先秦典籍中出现“中国”词称者共25种，归纳诸书所载“中国”词称之总数，共为178次，其所含意旨约有5类：①京师之意，凡9次。②国境之内之意，即所谓国中，凡17次。③诸夏之领域，凡145次。④中等之国之意，凡6次。⑤中央之国之意，凡1次。其中占最大多数者，则为第三种以诸夏领域为范围者，占全部数量83%。其次指为国境之内者占10%。再次指为京师者占5%。王尔敏指出：“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至于此一称谓之实际含义，则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之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注：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作者自印，1977，页441-480，引用统计数字见页442，引文见页443。）
古代典籍以中国一词指文化最高的诸夏之领域，中国一词确实在相当程度内呈现某种文化唯我论的思想倾向。
我们现在提倡的中华文化教育，并不是以上述的文化唯我论作为基础，也不是导向文化的自恋情结为目的。相反地，我们着眼于21世纪全球化发展浪潮中，非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在英语霸权文化的冲刷之下，颇有濒临崩溃之危机，从而使得非英语社会的海峡两岸华人社会中的青年，逐渐失去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我们的论述实有其特定之针对性。我们认为：提倡本土文化教育，必须超越狭隘的文化心态，才能从深具地域特性的本土文化中，提炼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使本国青年不致在霸权文化的冲击中惨遭灭顶。
4 全球化时代大学面对的新问题（二）——教育主体性的失落
全球化时代大学面对的第二项挑战，是教育主体性受到严酷的压抑或扭曲，因为科技的进步以及21世纪知识经济的新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大学的性质产生重大变化，造成大学的自我异化，使大学之教育主体性日趋萎缩。我们接着论述这两项论点。
4.1 科技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21世纪是科技飞跃发展的时代，一般认为纳米科技、生命科学及通讯科技是21世纪新科技的主流，世界各国莫不投入大量研发经费以加速在上述高技术领域争取领先地位，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举例言之，2001年哈佛大学宣布投入20亿美元，针对几个热门领域建构五个研究中心，其中将7亿美元运用建立Center for Genomics and Proteomics(CGP)及Center for lmaging and Mesoscale Structures，结合生物、化学、数理统计、电机信息以及工程设计，发展新技术并用于大规模的分析基因及蛋白，以研究细胞及生理功能。此外，加州理工学院也投入10亿美元，从事生物医学相关领域研究。
在这种国际科技竞争的新潮流中，海峡两岸也急起直追。台湾的国科会于2001年6月22日正式核定基因体医学国家型科技计划。该计划将分为基因体医学组等四组，并从2002年度起执行三年，经费合计74亿新台币。中国大陆从1997年开始推动973计划，第一阶段5年累计投入资金25亿元人民币，共有一百多个科研项目。973计划2002年将再投入资金7亿元人民币，增加安排20个项目。973计划的战略定位是根据到2010年以及本世纪中叶中国大陆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围绕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和材料等领域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创新研究。973计划的108个项目中，农业领域14项，能源领域12项，信息领域14项，资源环境领域19项，人口与健康领域17项，材料领域16项，重要科学前沿16项。
以上这种科技快速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21世纪是一个所谓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相对于过去历史上以土地为生产工具的农业经济，以及以资本与设备为生产工具的工业经济，21世纪以知识作为创造及累积财富的工具，一般称之为知识经济。知识在21世纪成为创造财富的根本基础。这里所谓知识不仅包括科技研发的新知识，也包括经营、管理、传播的新模式与新方法。
4.2 大学的教育主体性面临挑战
以上所说的科技发展及其所创造的巨大经济利益，对大学所造成的冲击在于，大学理念与大学教育必须因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有所调整。一位管理学家提出以下的观察：“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育应从精英教育转变成普成教育，因此大学教育的角色应从提供学生知识与技术转变成营造有有利人力投资环境者，把学生从被动性的学习转为主动的人力资本投资者。要达成此目的，大学必须从开发各种不同才能方面着手，使看似很普通的学生透过各种才能的鉴定，发现他的特殊才能的所在，因而能因材施教，使大多数的就业人士都可以成为具创意，具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知识工作者。大学经营的理念与方法亦该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一个彻底的改变，从一个被动的，以考试与颁发文凭的方式去迫使或检验学生有无学习得某些知识与技术，到一个主动的创造有利的诱因，提升学生从事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使他们从一个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到一个主动的新知识、新技术追求者，人力资本投资者。”（注：李诚，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功能，见知识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求国团社会研究院，2002，引文见20-21。）
这种说法完全切中知识经济对大学之影响在于：使大学生成为新知识与技术的追求者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大学的性质也随之转化成为知识经济体系中新知识与新技术的研发工厂。
就海峡两岸大学教育的状况而言，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大学常扮演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工厂的角色。相对于过去大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言，21世纪的大学转化为新知识与新技术的研发工厂，虽然也许可以视为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如果从大学之为大学这个立场来看，则大学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中，将面临教育主体性失落之危机。所谓教育主体性是指：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活动而促成学生人格之完整发展，从而增进学生之道德福祉。但是，在21世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里，知识之商品化价值普受重视，有些人甚至以知识作为商品。于是，大学中知识的生产（如研究）与传播活动（如教学活动），逐渐与这类活动之目标产生疏离现象。换言之，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由于知识经济与市场需求等因素的介入与操弄，而演化成为大学教育研究目标的对立物。其结果是使大学终于与大学之目的互相疏离而完成大学的自我异化，从而使大学成为完成其它目的（如市场经济的扩张）的工具，使大学的教育主体性为之沦丧。
5 大学重建教育主体性的策略
针对上述第二项新挑战，处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大学，首先，必须回归并重建大学之教育主体性，才能消除大学的异化之危机。其次，大学挺立教育主体性的策略尤在于将教学与研究之目标落实在学生之上，并在大学社群与非大学社群之间建立互为主体性之关系。我们接着阐发以上两项看法。
5.1 大学自我异化危机之消解
我们要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筹谋消解大学自我异化之对策，首先必须探讨所谓大学之自我异化的具体涵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思考：
第一，所谓大学之自我异化，是指大学与大学师生心智劳动的成果互为疏离。举例言之，大学师生研发的生物技术知识，一旦研究完成，这种知识就脱离其心智劳动者，常经由知识商品化的管道，而流入大资本家所拥有的大药厂，生产新药，创造庞大商机。我们举此一例以阐明：大学师生常常并不是他们心智劳动成果的最后受益人，在很多情况之下，大资本家比大学师生更能将大学的劳动成果加以商品化，从而垄断其所创造的巨大利益。于是，大学乃出现自我异化。
第二，所谓大学自我异化，是指大学通过其教研活动，而成为大学自身存在之本质的对立物。再举上述生物科技为例说明。大学存在的本质是为了个人道德福祉的提升与人类文明的创造与永续发展。但是，大学师生在大学中的教研活动却有可能将研究成果使用为毁灭人类福祉的工具。例如，数年前台湾某大学毕业的药学博士，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使用教授的实验室设备生产毒品，就是一个轰动社会的新闻。在上述情况之下，大学已疏离于大学的本质之外。
第三，所谓大学之自我异化，是指大学作为知识社群而与其它社群处于互为疏离感，被其它社群所宰制之状态。大学本是大社会的一部分，大学与社会中其它社群或成员应处于一种互为主体性的关系。从一方面看，大学既不是也不能成为遗世而独立的象牙塔；但从另一方面看，大学却不能完全受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所宰制，而成为经济部门的知识工厂。然而，在某些状况之下，大学有可能沦为其它部门或社群之工具而自我异化。
针对以上所说三种意义下的大学之自我异化，其解消之方法在于使大学回归以教育为本位之本质状态。
5.2 教育主体性的重建
所谓大学的教育主体性之重建，是指在21世纪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大学必须明辨本末，将教研工作之目标落实在学生之上。大学的研究成果固然可能创造庞大商机或新的意识形态，但是，大学存在之原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市场经济的扩张或国家政治目标的完成。大学的教研工作都以学生心智与人格之成长为原初起点，也是最终目标。
如果大学能重建这个意义下的教育主体性，在21世纪新时代中，大学就有足够的内在力量，以便与社会力、政治力及经济力健康互动，双方建立一种互为主体性之关系。诚如前任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校长都德斯塔(James J.Duderstadt)最近所说，21世纪是一个变迁快速的时代，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正强而有力地冲击着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与议题。他以密西根大学为例，颇为担心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无法因应快速的经济变迁而成功转型。就21世纪的大学来说，也许关键不在于大学是否能够成功转型以因应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需要，而在于转型后的大学是否能够成功站稳教育主体性的立场，保持并延续大学的理念。
6 结论
本文扣紧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探讨新时代大学所面临的两项新挑战，也以海峡两岸的大学为例，提出因应挑战的对策。我们在本文第二节首先指出：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21世纪以英语为中心的文化系统之影响力与日俱增，而逐渐形成具有宰制力的霸权文化。因此，21世纪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必然面临本土文化如何保存并发扬的问题。我们认为：在21世纪全球化愈加速发展，亚洲的大学教育愈应在基础教育中加强本土文化的研习与传承，才能厚植亚洲文化圈中大学生的本土文化资源，使他们在21世纪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不致形成为漂泊的灵魂或失根的兰花。但是，我们也提醒，经由本土文化的浸润而奠定学生的价值意识这项教育策略，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文化自恋狂教育，从而制造文化的或精神的“义和团”。我们认为：只有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亚洲国家的大学才能在21世纪植根本土并放眼世界，真正实践“全球思考，在地行动”的理想。
本文第四节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由于新科技如生命科学及纳米科技的突破，创造巨大的商机，使大学所创造的新知识之市场价值大幅提升。这种新发展的结果有可能颠覆大学的原始目标，改变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之性质，而造成大学的自我异化，使大学成为教育的对立物，使大学彻底自我异化。我们在本文第五节主张：21世纪的大学固然不应也不可能是遗世而独立的象牙塔，大学师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但是大学却也不是为了经济创收而存在的利益共同体。21世纪的新大学必须与大学围墙以外的经济部门，建构一种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所说的“不离不杂”的健康互动的互为主体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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