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党的八大是中共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点解决的就是如何执政的问题。他们明确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有了执政党的意识。经过七年的全国范围执政的实践，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在八大前后党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绩，对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较成功的探索。根据十六大的精神，我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
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上首先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有了空前发展，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1956年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一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二是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那么，“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06页。）
后来，毛泽东于1957年3月20日，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更形象地论述了社会矛盾的变化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他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注：《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47-648页。）
党的第一代领导科学地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时做出了关于党的主要任务的正确规定，虽然没有使用工作重点转移的说法，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表明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已经基本完结，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即将开始。从而确定了党的八大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二、发展社会经济的能力有所增强
发展经济是执政党的重要的任务，也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要促进生产力的较快发展，特别需要执政党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正确进行经济体制的变革，制定一个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
首先，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初步改革。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主张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使生产单位有一定的独立性。（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729页，第756-759页，第722页。）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国务院研究制定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对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是我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在毛泽东上述思路的启示下，党内的探索风气比较活跃。
陈云在八大的发言中更明确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总体构想。（注：《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这个意见受到八大的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决议指出，把不应列入计划的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都不合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3页。）这里谈到的计划生产与自由生产、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实质上触及到了经济体制的问题，是对模仿苏联而形成的过分集中、不够灵活的体制提出的改进要求。这些可以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冲击，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有益的。
其次，第一代领导集体正确规定了经济建设方针。在1950年代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国情，恰当处置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偏差问题，周恩来、陈云等比较早察觉，并着手防止。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将此精神作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之一。八大肯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它要求经济建设规模、发展速度一定要同国力相适应；要求做到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物资供应的平衡、银行信贷的平衡，这三大平衡不仅要看当年，还要瞻前顾后，前后衔接，特别要注意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有很大的约束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对经济建设正确方针的坚持和重申，对于抑制1956年出现的冒进，保证1957年经济的稳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搞“大跃进”并遭到失败，正是违背了这一正确方针的结果。
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提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情比较复杂。作为执政党，必须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和各种不测事件到来时，才能做到清醒判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1956年处在新中国进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多事之秋”。国际上，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一系列严重错误，引起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陆续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大罢工事件和匈牙利暴乱事件。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由于社会大变动、经济建设有冒进等原因，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农村中不少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这些是新的复杂的情况，执政刚刚七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对老百姓向自己的罢工、罢课，许多党员和干部感到了茫然，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局面，冷静分析，深入研究。1957年2月，毛泽东在长时间考虑和酝酿的基础上，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729页，第756-759页，第722页。）毛泽东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揭示了它的性质和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毛泽东接着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一般地说，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正确估计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状况，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矛盾存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的突出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注：《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45页。）他特别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729页，第756-759页，第722页。）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要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个总题目，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大事。
对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些问题，毛泽东说：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因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不会领导。我说人民内部经常不断地发生矛盾，罢工、罢课，农民打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以前几年就有，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事件，说匈牙利事件一来，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他说：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注：《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23页，第630页。）
当年的三四月间，刘少奇去一些地方视察，也多次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侧重于从政治思想方面考察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还注意从经济方面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在对上海党员干部讲话时指出：“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305页。），因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人民闹事的原因，用和风细雨的办法，用发扬民主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说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有了科学的解释和解决办法，让人们感受到了一股清新之风。这一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发展，对于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四、对法制建设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摧毁旧社会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经验，积极地推动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立和不断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会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并选举产生了中央国家机关，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从1949年到1957年，共制定法律、法规和法规性文件126件。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颁行，标志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确立。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在讲到宪法的意义时，他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这段话深入浅出地把宪法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讲得清清楚楚，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对宪法和法律的作用很重视。这部宪法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6年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把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他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刘少奇关于健全法制的论述，今天读来尤其感到亲切。他指出：“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它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时，也“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
关于扩大民主健全法制，也是八大大会发言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时任党的政法委书记、全国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的发言，着重谈了法制建设的问题，在肯定建国以来法制建设成绩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法制不完备。他还更多地谈了有法不依的问题。（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7页。）在论述怎样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时，董必武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法律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定期检查。党的检察委员会要关心法制工作，认真地监督党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制。这样才能保证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这些论述表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上已经提出了健全法制的任务，对法制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方面的最强音。
五、总揽全局的能力表现突出
总揽全局的能力主要是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党的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解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上，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驾驭整个国家的全局，站在全局上思考和谋划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有效地领导整个国家的事业。毛泽东1957年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就包含了这种总揽全局的思想。
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就是说：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统筹兼顾”这种执政党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这里他讲的是“人口”，而不是哪一些“阶级”。毛泽东还特地设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确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目标，也可以说突出地表现了党总揽全局的能力。实现工业化，是我国经济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
“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工业化的经验，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应该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去发展重工业。（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729页，第756-759页，第722页。）这是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以及借鉴了苏联的历史教训后所提出的一个创造性思想。它突破了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模式，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说：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729页，第756-759页，第722页。）这个思想比《论十大关系》提出的重视农业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这些思想反映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前进方向的宏观把握，对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理论的重要发展。这些思想在经济建设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克服了1956年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是十六大向全党提出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八大前后对提高执政能力的比较成功的探索表明，在破除苏联经验的迷信之后，党的执政能力有了较大提高，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有了一定的成绩。这些也为今天我们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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