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背景下减排责任分解与对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解论文,对策研究论文,责任论文,背景下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经过14天艰苦会谈终于在南非的德班落幕，尽管此次会谈中各利益方充满博弈与争论，尽管加拿大会后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会议还是让世人感到关于
减排的国际合作取得有益成果。其中最大的成果在于一是继续推行1997年签署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关于减排的唯一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责任，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表明各缔约国未来排放行为仍将在这一国际法律条件约束之下。二是会议决定正式启动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倡议的“绿色气候基金”计划，建立基金管理框架，并承诺到2020年发达国家将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以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自愿的原则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对会谈的障碍，国际社会又认为本次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从表象上来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控制排放的责任和任务意见相左，但问题的实质是没有厘清在不同国际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分工不同模式下全球排放的历史轨迹、排放生产者和消费者责任，进而仍将排放作为一个国际范围内的公共产品，都有搭便车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是因为目前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排放的历史与现实责任、生产者主体与消费者主体责任没有厘清，不同的利益集团缺少责任和义务意识。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源于英国、美国发现大量的廉价煤炭资源，而大规模的排放又源自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等国际分工的发展①。工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产生了大量的排放，增加了全球的存量(accumulating sock)。国际贸易行为引发了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张，从而间接引发排放的增加，而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运输、物流配送行为又直接产生排放，同时国际贸易活动又使全球排放的消费主体发生变化，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泄漏( leaking)。国际直接投资的发生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资本和技术优势整合利用全球资源的结果，这一行为促进了产业和生产的国际间转移，但也引发了排放生产主体的空间转移( transmission)，这些国际经济分工行为都增加了全球排放的存量，最终引发全球气候生态危机，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些国际分工模式下各行为主体对排放应负的责任也是不同的。
在新型国际分工框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国际转移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跨国公司的产业国际转移行为又产生了国际生产中的排放转移，所以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生产主体来说，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内部企业应对排放负有生产者责任。从国际贸易分工模式来说，由于发展时序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分工背景是由传统的产品分工向产业价值链分工转变。从表象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排放，但实际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生产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从而产生了国际贸易中的隐含排放泄漏，所以从产品的消费视角来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生产中的排放应负有消费责任。
二、不同国际经济分工模式下的产品生产与消费特征
国际经济分工是指以世界市场为依托，以国际贸易为手段，以产品跨国流动为主要形式的各国间生产要素的分工协作。国际经济分工是生产力水平、生产技术条件、国际制度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内社会分工的国际间延伸。
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时期，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占社会经济的主导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世界范围内只有不发达的社会和地域分工。14—15世纪，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东西方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参与贸易的国家和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仍然是建立在手工工场基础上的分工，只是分工的地理空间发生了转移和扩张，但社会分工的模式没有发生变化。殖民地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国之间的特殊分工，虽然宗主国有专业化的生产，但这种国际分工方式仅仅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水平式的贸易分工。
18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国际分工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主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若将18世纪以来的人类工业化和国际分工进程分为18世纪中到19世纪末(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Ⅱ)、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Ⅲ)、20世纪80年代以降(Ⅳ)等相对独立的4个阶段，那么不同阶段的国际分工基础、贸易模式、生产主体、消费主体、代表产品和能源消费特征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具体表现为：一是国际分工基础由第Ⅰ阶段以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为基础的传统分工经历了以产业间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市场规模为基础的产品分工，向以价值链比较优势、产业内技术工艺优势、生产要素整合优势为基础的要素与环节分工发展，不同国家和区域在国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和收益也发生了变化。二是国际贸易模式由传统的产业内水平贸易为主、产业间垂直贸易为辅，经历了产业内混合贸易向产业内垂直贸易发展，要素贸易和中间品垂直贸易成为国际贸易重要方式。三是国际产品的生产主体由工业化初期的西欧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法国等逐步扩大转移到第Ⅱ阶段的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第Ⅲ阶段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前苏联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及第Ⅳ阶段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四是国际商品的消费主体仍然以发达国家为主，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产品消费。五是国际生产的产品由传统的纺织品、工业日用品逐步发展到钢铁、机器设备、化工原材料、汽车、电子产品、化工产品、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和最终产品，产品种类繁多，各国通过比较与竞争优势选择生产不同的产品。六是国际生产的能源消费规模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能源消费结构由工业化初期的单纯煤炭等化石能源向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为动力源和核能、水能、风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多元化发展。
三、基于生产视角的国际排放生产主体研究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的大规模排放是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所形成的工业废弃物，是工业化过程中以化石能源动力替代传统自然力、畜牧力的结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的路径，但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政治体制、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在发展的时序上存在着时差。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技术手段、知识水平、制度管理等原因，人们对排放对人类生存环境影响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生产是在没有任何排放外部约束的自由条件下进行的，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相对“生态自由”环境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家经济分工实行工业化过程中，排放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球排放的主要来源国，与此同时排放控制也成为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最大的外部约束和生态成本。可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成为引发全球排放生态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1.国际排放的产生方式分析
从产生方式说，国际排放主要来源于产品的国际生产排放和国际贸易中产品运输排放，而国际贸易的运输主要以海洋和航空运输为主。现有的统计数据表明，产品生产排放是国际排放的主要来源方式。
测算结果表明，产品生产排放是国际排放的最主要来源方式。从1971年起至今，37年来国际产品生产排放的在排放总量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96%以上，比重基本变化不大。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的交付是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随着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需求的不断增加，海洋运输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国际货物运输中的80%是通过海洋运输进行的，2007年国际海洋运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8%，随着航空货物运输的迅速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比重总体保持了持续上升的态势，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1.09%上升至2007年的1.4%，占比增长了28%。
2.国际排放的来源地分析
亚洲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碳排放增长进一步加速，每年占比增长都超过1%，甚至超过2%，达到2007年43.08%的高值。北美洲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曾经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地区，占到了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一弱。进入21世纪以来，北美洲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持续下降，基本占到了全球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欧洲各国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积极主动地实施碳减排政策，使欧洲成为碳排放量下降最快的地区。欧洲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25.72%下降到2007年的14.94%，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以上。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地区碳排放量占比为16.9%，80年代一度上升至17.8%，90年代又迅速降至11.9%，之后就一直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占比下降幅度较为平缓。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发展相对滞后，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重很小，2007年拉美国家碳排放比例为3.49%，非洲国家排放比例为3.34%。
3.国际排放生产主体分析——基于OECD和非OECD国家视角
从研究数据可见，OECD国家是国际碳排放的重要生产主体，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2003年，经合组织成员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的份额一直在50%以上。因此，OECD国家要在全球降低碳排放方面承担主要责任。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非经合组织国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增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翻了近一番，目前已超过40%。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对能源的强劲需求，全球排放主体正在向非经合组织国家转移。非OECD国家成为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非OECD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的份额在1970年代为35%，到2005年达到49.3%，首次超过了OECD国家，到2007年进一步攀升至51.9%。
4.国际排放生产主体分析——基于国别的视角
(1)排放主要国的比较分析
尽管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或地区，但有些国家的排放微乎其微，本文选择世界28个国家(地区)，因为所选择的2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放规模占世界80%左右，具有代表性，具体分析1970年代以来排放的国际间转移特征。
中美两国均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两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的40%。由于两国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能源综合效率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差异，使得中美两国碳排放的总体状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8.4%，中国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6.7%，仅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之后，两国差距不断缩小，2006年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基本持平，各占世界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碳排放量反超美国，中国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1%，超过美国一个百分点。
(2)金砖国家排放比较分析
对金砖五国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可见，中国的碳排放量已远超过其他四个国家，且排放量增长尤为迅速；印度和巴西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份额在20世纪后30年有较快增长，进入本世纪以来，印度增速放缓，巴西则稳定在1.2%；南非的碳排放比重在研究区间基本维持在1.2%左右不变；俄罗斯碳排放比重自1980年代以来则持续下降。
已有国际统计数据表明，伴随着不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全球排放主体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但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全球排放存量是非一日之寒，是不同国家工业化生产日积月累的结果。发达国家将国际减排的责任全部推向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政府是有失公理的。
四、基于消费视角的国际贸易隐含排放转移分析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隐含排放泄漏是从最终消费的视角来分析嵌入排放的产品的消费流向，也称为内含排放泄漏，是区分排放国内消费和国际消费责任的重要指标，隐含排放泄漏是国际贸易的结果。
1.国际排放转移与泄漏形成机理分析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下，虽然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也存在隐含排放泄漏，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为主，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垂直贸易为辅，而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隐含排放泄漏的消费责任可以对冲，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消费福利增加而世界范围内的排放存量增加。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大量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排放工业制成品和半成品，而出口其低排放的集成产品和服务类产品，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消费主体的倒置。所以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另一个事实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分工环境已发生变化，国际排放的消费者责任不可能实现国家间对冲，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在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占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国际排放的生产与消费主体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承担少量的垂直贸易部分排放的消费主体责任。但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条件下，虽然表象上来看，发展中国家是国际排放的宏观主体，但实际上主导国际产业转移的跨国公司是国际排放的实质生产主体，同时，发达国家大量消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又成为主要的排放消费主体。
2.国际排放转移的实证分析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由于国际排放转移与泄漏是由国际贸易活动造成的，本文借鉴LMDI(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对各国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生产中排放进行测算。其基本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了《国际能源瞭望》1971年到2007年各国的碳排放统计数据，选择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出口和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
(2)实证结果
表8汇总了28个国家和地区自1971—2007年出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世界比重。在此期间，出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比较大的国家位次排列依次为：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印度、韩国、日本等。虽然在研究期间各国和地区的位次基本不变，但在世界排放中的比重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占比不断下降，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占比不断上升。就其原因来看，在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高端，出口产品以高技术和服务业为主，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则以低端产品为主，碳排放量较高。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出口相对低端产品却具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说，通过国际贸易为其他国家转移的碳排放是相当可观的。
表9报告了28个国家和地区1971-2007年用于进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世界比重。进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世界比重位于前列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美国进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世界的约1/5，是利用进口产品“避免”国内碳排放的最大受益国。日本进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世界比重一直稳定在7%弱。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成员国进口产品生产的排放占比也较高，但自1970年代至今比重呈下降趋势。例如德国由1970年代平均占比17%，已下降到2007年的9.36%。中国是唯一位于前十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进口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日益重要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中国进口贸易中的碳排放量逐渐增加。
世界上的主要贸易大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墨西哥的净移出量也比较大，均超过了100百万吨。作为净移出国的发达国家，与商品和消费服务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部分在其境外的发展中国家释放，特别是在中国排放。在研究期间，中国一直是最大的净移入国。1970年代，中国净移入为245.1百万吨，2007年，中国净移入攀升至1249百万吨。由此可见，国际贸易是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特别是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到2007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已连续六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7年的对外贸易总值比2001年总值增长了4.26倍。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远远超过了贸易总值的增速，2007年的贸易顺差额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
五、国际排放控制的对策与建议
1.科学设计国际排放控制制度安排
一是从宏观层面实施共同与有区别的国家主体责任制度。在人类生存所面对的排放规模既定的生态约束条件下，世界各国和不同利益主体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是如何有效控制排放规模，捕捉、吸收、分解和利用全球存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实现对排放规模的控制要比发展中国家容易得多，因为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大量的高排放的产业已经通过OFDI等方式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发达国家具有使用清洁能源的技术、资金优势，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排放交易体系来管理控制排放。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经济发展上“欠排”的历史，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初级或中级阶段，工业化生产将面临减排的外部制约，所以从发展时序上来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应负有区别的历史与现实责任。
二是从生产层面建立生产者主体责任制度。生产责任原则将诱使发达国家通过本该在国内生产的污染产业通过国际投资转移到环境标准相对宽松的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将温室气体排放到了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减少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同时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了碳排放强度高的产品或原材料，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属于UNFCCC非附件Ⅰ国家，不被要求履行减排责任和义务，虽然表面上附件Ⅰ国家实施减排计划，但是其却将排放责任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也就是从全球来说排放并没有减少，而只是转移了这将导致碳泄露从而破坏减排努力。因此在以“生产者责任”制度计算碳排放时，应该注意国际投资过程中的排放的“责任空间转移”问题，将接受国外产业转移的排放和本国发展经济产生的排放区分开来，将通过国际贸易进口的碳排放强度高的产品或原材料计入进口国的碳排放。
三是从消费层面推进消费者主体责任制度。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消费者应该对其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负责；在需求拉动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以及购买态度决定企业是否采取环境措施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可以淘汰污染成本较高的产业和企业；消费者主体责任制度有助于减少国际“碳泄露”，由于这一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更有益，更公平，有助于鼓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减排协定中，有利于清洁发展机制CDM成为国家排放目录的一部分。
2.从生产到消费的链式碳排放控制
(1)基于生产层面的对策
首先，从化学农业向生物低碳农业生产的转变。控制农业是温室气体排放。其次，从高碳工业向低碳工业的过渡。减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推进“低碳工业化”是建立低碳经济发展体系的核心内容。第三，从传统服务业向低碳服务业的转变。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为特点的低碳经济与服务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2)基于消费层面的对策
1)公共消费方式从市场主导被动型向主动节约型转变
第一，制定低碳生态城市规划。选择实施合理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化模式，是走低碳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第二，实行城市建筑节能，建设碳零排放节能建筑。第三，建立环保节能的公共交通体系。按照低碳交通理念，应该大力发展以大容量快速的轨道交通为骨干，以地面公交为基础的主次干道相互衔接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
2)个人生活方式向低碳生活转变
第一，树立低碳生活理念。强调消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倡崇尚节俭、合理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养成节约、环保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第二，培养低碳生活行为。推广低碳生活方式的具体做法包括：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减少粮食浪费和畜产品浪费；采用绝热材料，增加房屋的越冬御寒性能；尽量选用轻轨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
①《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认为，19世纪在英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就是英国当时发现了大量的煤炭，从而破除了工业化的能源瓶颈。赖特(Wright，1990)和纳尔逊(Nelson，1991)认为，美国大规模生产范式的兴起与其数量巨大的廉价能源获得和人均物资资源丰富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