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其政策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从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lement Juglar)发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发生周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广泛、系统而深入的研究。1907年的美国金融恐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1996年的日本楼市泡沫、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开始席卷欧美各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人们对于经济周期现象愈加关注。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链条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世界性或区域性的经济危机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走势。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理论依据和工具方法上来看，几乎都是以西方已有的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基础，且重点关注经济市场化之后(1978年- )的中国经济周期现象。本文集中研究了中国古代经济周期的相关理论问题。
二、从自然观到世界观：中国古代经济周期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模型描述
(一)《易经》中关于经济周期概念的原始模型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传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古人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①《易经》囊括了天、地、人间的一切知识，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汇。从功用上讲，《易经》是一本“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周期概念虽然没有进入古人的视野，但事实上，经济周期作为一种规律性极强的社会现象，的确可以在《易经》中找到相应的描述和解释。
《易经》的第一卦是“乾卦”，内容如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比照爻辞，可将经济周期对应地解释为——“潜龙勿用”，指经济处于低谷或萧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事都较为困难；“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指经济开始复苏，有作为的人抓住机会能成就大业；“君子终日乾乾”，指在整个复苏阶段，思想上要保持刚健振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看准目标，积极努力又谨慎小心，这样即使遇到一些风险，也不会有大害；“或跃在渊”，指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的阶段，是一个上升期，社会平均利润率高，几乎各种事业都会十分顺利；“飞龙在天”，指经济最繁荣的阶段，经常出现伟大的人物；“亢龙有悔”，指经济周期的衰退期，物极必反；“见群龙无首”，指经济极盛时期容易出现垄断，进入衰退之后，垄断解体，出现自由竞争的格局，这反而是利好象征。
很明显，从“初九”到“用九”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状态循环，有收缩和扩张的特征，也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阶段。这种解释看似牵强，实际上在事物运动的本质规律上是完全一致的，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也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②“时”是《易经》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要随时变化和与时俱进。《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一卦的“卦时”。一卦六爻，每一爻都有一爻的“爻时”。不同的“卦时”和“爻时”都处于某种周期性循环的特定阶段。除了“乾卦”之外，《易经》其他各卦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周期现象进行解释。
图1 《易经》的经济周期原始模型
(二)《道德经》中的自然主义及其周期转化思想
《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另一部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经典著作，产生于春秋时期(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此书不仅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而且还被后人奉为道教的基本典籍之一。《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道德经》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主张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例如：“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二章)在《道德经》中，万事万物不仅是对立的，而且还可以相互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事物互相对立、依存又互相转化的规律。
在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中，“繁荣”与“萧条”是一对相反的矛盾，“衰退”与“复苏”是另一对相反的矛盾。但是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可能长期保持，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必然会向下一个阶段发展演进。当由繁荣到衰退到萧条再到复苏完成一个循环之后，会接着向下一个循环发展演进。这同老子《道德经》里的观点有近似之处。
(三)“丰欠循环”的12年短周期模型
“太阳黑子”论(杰文斯(W.Jevons)，1875)是西方早期经济周期理论最有特点的代表性学说。该学说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归因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认为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会影响气候的周期变化，进而会影响农业收成，而农业收成的丰歉又会影响整个经济。太阳黑子的出现是有规律的，大约每11年左右出现一次，因而经济周期大约也是每11年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杰文斯将农业收成而不是货币或其他作为经济周期规律的显示性指标，这在西方经济周期理论中是最接近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周期特征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同样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约12年的短周期循环。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了四个关于农业收成的周期：第一个周期，“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是三年一个小循环；第二个周期，“六岁穰，六岁旱”，是六年一个中循环；第三个周期，“十二岁一大饥”，是十二年一个大循环。③
上述三个周期采用的是岁星纪年法，结合了五行学说。岁星就是木星，绕日一周实际需11.86年。岁星在某个方位差不多是三年，金为西方，水为北方，木为东方，火为南方，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岁在金的三年丰收，岁在水的三年歉收，岁在木的三年饥荒，岁在火的三年旱灾。十二年里再细分，其中六年会好一点，六年会差一点。总的来说每十二年算一个周期，到一个周期末会有比较大的灾荒。
此外，司马迁还描述了一个更细致的周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太阴就是太岁，是古人虚拟出来的天体，轨道与木星重叠，方向与木星相反。意思是指，太岁进入卯宫，当年丰收，接着两年歉收；太岁进入午宫，当年旱灾，接下来两年小丰收；太岁进入酉宫，当年大丰收，后两年歉收；太阳进入子宫，当年大旱，后两年小丰收，雨量充沛。就是把之前三年的阶段细化到一年，加起来也是12年。
总的来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经济周期是以12年作为一个循环。尽管我们很难找到2000多年前详尽的气象和农业收成记录，但这个周期与杰文斯“太阳黑子”周期的惊人相似恐怕绝对不是巧合。
在中国民间，正是以十二生肖作为一个周期循环，且在农业生产中有“牛马年，好种田”的俗谚，按照生肖排序，牛年与马年刚好相隔6年。公元三世纪肯索里努斯(Censorinus)的《论生辰》(De Die Natali)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和十二年一循环的十二年岁周(dodekaeteris)长短极其相似。其名为迦勒底年(annus Chaldacius)，是星历家由观测其他天体运行而得，而不是由观测日、月运行来的。据说在一岁周中，收成丰歉以及疾病流行等天候的循环，都与这种观测相合。”④李约瑟谨慎地认为：“太阳黑子通过气象条件变化的作用，同农作物丰歉之类的社会大事发生关系，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还引用日本学者荒川(Arakawa)的研究说明，从公元1750年以来日本稻米歉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关系确实是存在的。⑤由此看来，对12年周期的认识以及它与收成丰歉等的联系是早期天文学的一个重要成果，东西方的历史上都有所记载，至少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三、宏观政策与商业谋略：中国古代平抑经济周期的思想与实践
(一)管子的相机抉择思想和需求管理政策思想
《管子》一书传说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及其学派思想言论的记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75至公元前221年之间。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变化规律有深刻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对策中最为突出的是相机抉择思想和刺激消费思想。
1.相机抉择思想。《管子》基于对世界万物不断变化的运行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制订和实施政策的基本原则，即首先要懂得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有所成就。“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侈靡第三十五)
在《管子·幼官第八》章内，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如果不按规律调整政策会出现的恶劣后果。“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以春季为例：如果实行冬季的政令，就会草木肃杀，如果实行秋季的政令，就会出现降霜，如果实行夏季的政令，就会阳气掩蔽。其他三个季节也对应着总共九种的不良结果。
《管子》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应当有效地规避因自然力导致的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要采取的办法就是尽可能预知波动的发生时间和程度，灵活采取政策加以应对。“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幼官第八)《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篇更是明确地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以时行也”，即要因时制宜而实施政策。
西方经济学界有“相机抉择”的政策原则，基本思路是在实行政策过程中，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政府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决定采取哪一种或哪几种政策措施。鉴于上述《管子》相关篇章的分析，可以认为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已经出现了面临经济周期波动时“相机抉择”的政策思想。
2.需求管理政策思想。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说法，在通常的情况下，经济中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国民收入均衡不可能自行实现，政府只有通过对总需求，即对有效需求的管理，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这种政策称之为“需求管理政策”。
在《管子》一书中，我们发现了相当成熟的“需求管理政策”思想，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所涉及。
对于经济进入低谷时国家所要采取的财政政策，《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有精彩论述：“若岁凶旱水泆，民失其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或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凯恩斯主义政策色彩的文献描述，与凯恩斯主义早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内容如出一辙。
除了增加公共支出以应对周期，《管子》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刺激需求的政策措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崇尚节俭是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意识。数千年来，无论政府还是平民百姓都以节俭为荣、以奢侈为耻。然而《管子》独树一帜，主张鼓励奢侈性消费，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加财富，控制宏观经济形势，保证经济运行的平稳。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记录：“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贱有实，敬无用，则人可刑也。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在同一章里，管仲还说道：“积者立余日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此谓本事。”也就是说，要想增加财富，应该用余粮进行侈靡消费，装饰车马尽情奔驰，多酿美酒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也不会贫困乞食，这就叫积累财富的根本。
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侈靡消费的方式，《管子》将侈靡消费描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意思是蛋卵要雕画了再吃，柴薪要镂刻了再烧。道理在于“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让富人进行奢侈性消费，穷人就能就业，百姓的生计应当是富人和穷人相互帮助而成的。
由于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一直不够发达，集中阐述货币问题的著作相对较少，但《管子》是个例外。针对自然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萧条，《管子》从货币政策角度提出了对策。《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提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饘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意为：商汤时遭遇七年大旱，夏禹时遭受五年大水，百姓没有粥吃，以至有卖儿卖女的人。商汤用庄山出产的金属铸成钱币，来赎救百姓中无食而卖儿女的人；夏禹用历山出产的金属铸成钱币，来赎救百姓中无食而卖儿女的人。)虽然作者在这里是要论证国家灾荒储备的重要性，但他所引用的“商汤”、“夏禹”的例子十分值得注意。
在一个社会经济结构还非常原始的状态，发生灾荒时为什么不采取其他手段赈济而一定要铸造新的货币呢？《管子》在另外一章中说出了原因：“县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积之市。”(侈靡第三十五，意为：要控制百姓就要利用财货，百姓用财货去置备器用，如果不备器用，就要将财货投入市场赢利。)尽管历史上有关“商汤”和“夏禹”增发货币应对灾荒的事情缺乏后续记载，但是从《管子》对于货币作用的认识来看，中国人在相当远古的时期应该已经发现了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传导机制和基本影响，并极有可能以此来应对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二)中国古代平抑物价思想与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
既然中国古代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然周期性质，农业产量的波动和粮价问题就备受关注了。风调雨顺的时候，粮食丰收，粮价一般会下跌；水旱灾荒的时候，粮食减产，粮价一般会上涨。这种循环而又频繁出现的物价波动不仅对正常的经济活动带来很大影响，而且严重时还会危及王朝的统治。
如何对待粮价的涨跌，实际上就关系到如何平抑经济周期的问题。关于粮价，《汉书·食货志上》有段经典论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粮价太贵，对以买粮为生的百姓十分不利；粮价太贱，耕种粮食的农民就要吃亏。老百姓吃不起饭就要流离失所，农民无利可图国家就会贫困。“谷贱伤农”的道理即来源于此。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国家力量对粮食市场进行干预的做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的越国已经开始实行“平粜”政策。计然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在对粮价波动与经济关系的准确分析基础上，计然还提出了一个粮价波动的范围：“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这样的话，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才是治国之道。
《汉书·食货志上》则详细记载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魏国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在大丰收时国家收购粮食的四分之三，中丰收时收购三分之二，小丰收时收购一半。收购的限度是百姓刚好满足，而且粮价不再下跌；一旦发生灾荒，国家根据灾情程度相应地投放粮食储备的数量，到市场上出售，以拉低粮价。
西汉时期的财政大臣桑弘羊(前152年-前80年)将以往平抑粮价的思路拓展到所有商品，建立了“平准”制度，原理和对粮价的“平籴”“平粜”措施相同，都是以国家力量对物价进行平抑。西汉末年的财政大臣和天文学家耿寿昌(生卒不详，活动时间约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则正式设立了著名的“常平仓”制度。《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耿寿昌)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而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中国两千多年历代政府都沿袭了“常平仓”的做法，而且还被西方所借鉴。1938年，美国将“常平仓”制度写入了《农业调整法》，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这种制度能够战胜天气变化对农产品产量造成的波动，平衡农产品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Bean(1937)指出，这是当代发明和中国常平仓思想的结合。⑥
(三)中国古代反周期的宏观政策案例：王安石与范仲淹
由于前面提到的“黜奢崇俭”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历代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都十分谨慎，当经济情势不好时，更倾向于“轻徭薄赋”的消极调整，而较少使用增加公共支出、刺激消费等主动干预政策。在大多数皇帝和那些掌握政府经济管理权的高级官员看来，大兴土木自古就与“劳民伤财”和“昏庸无道”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都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经济低迷的情况。
北宋时期的《涑水记闻·卷一五》(公元906年-1070年)记载了改革名相王安石的一个故事：“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假如凯恩斯看到这段故事，可能会很遗憾，因为改造农田和新建湖泊都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典型措施。而在中国的社会传统里，这都是毫无必要且应当予以谴责的。
然而，另一位北宋时期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范仲淹却对上述这种做法有不同的理解。《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记录道：“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馀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实践证明，范仲淹的“以工代赈”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范仲淹治理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中国学者吴慧是这样评论的：“这一理论在中国已由范仲淹在11世纪于杭州自觉地加以应用了。⑦在西欧，到17世纪才有威廉·配第提出要人们多花点钱在‘宴乐、排声、粉刷凯旋门’等等方面，以使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得到收入。但因古典经济学的总趋势，是宣扬节约以期加速资本积累，故这种鼓励消费以扩大生产的思想未得到较广泛的传播。直到本世纪30年代才由凯恩斯接过来大肆宣扬其公共工程政策。而范仲淹在900年前就具备这种较高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这岂非倍见其难能可贵？”⑧
(四)中国古代反周期的商业操作案例：计然和白圭
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不仅引起了中国古代理论家和官员们的重视，也造就了商人们得以利用的致富机会。前文中提到司马迁的12年农业周期理论，实际上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借计然和白圭两人之口说出的。其中，计然有一位徒弟叫做范蠡，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富翁。白圭更是被后人称为“治生之祖”，中国商人皆奉其为祖师。范蠡和白圭正是利用他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进行了反周期操作，最终积累了巨额财富。
根据“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农业丰歉周期，计然为范蠡制订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其商业涵义是：天旱时地势较高的地区农业收成受损失较大，而低洼多水的地区收获较好，所以要利用舟船到低洼多水的地区去采购比较丰富低廉的商品；水涝之年低洼地区受灾严重，而地势较高的地区状况较好，因而要利用车辆去地势高的地区贩运商品。
除此之外，计然还提出了商业周期中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和趋势：“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史记·货殖列传》)根据市场上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状况来判断商品价格的变化，如果商品供过于求(有余)，价格就会跌落；如果供不应求(不足)，价格就会上涨。同时，商品价格的变化也会影响供需双方的状况，从而导致价格自身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如果商品价格很高，经营者都能得到高利润，就会刺激这种商品的供给不断增长，终至造成供过于求而引起价格的反跌；反之，如商品价格过低，就会引起需求的增长和供给的萎缩，最后出现供不应求而使价格回涨。
基于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计然指出了致富的法则：“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逆向操作。
白圭最擅长的是“乐观时变”，即善于利用对经济周期的观察来预测市场行情的变化。“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的十二年详细周期，就是白圭的发现。他致富的基本原则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对那些供过于求、人们不愿问津的商品，白圭趁机买进；当自己手中存贮的某些商品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时趁机卖出。这和计然的策略一样，也是是逆周期操作。这种逆周期反向操作的策略直到今天还广泛应用于资本市场的各个领域。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经济周期理论角度回顾，历代王朝在面临经济低谷时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反周期政策措施，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四类：(1)休养生息；(2)制度创新；(3)技术创新；(4)兴修水利。从现代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休养生息”和“兴修水利”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技术创新”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制度创新”较为笼统，兼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具有偶然性，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且从17世纪之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就陷入了“李约瑟之谜”(Joseph Needham)的困境。而中国社会形态两千多年来的“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tructure)，是世界上罕见的不利于“制度创新”的长期环境。因此，当古代中国面临经济萧条局面时，最常见的政策措施就是休养生息和兴修水利，两者背后的逻辑都是政府主导干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两次传播进入中国后都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⑨
《管子》的相机抉择思想和需求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应对经济萧条最先进的宏观理论。只是由于中国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和自然性经济周期的特点，以及“黜奢崇俭”的意识教条，这些建议并没有太多实践的机会，“范仲淹治杭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少见的个例。
“常平仓”制度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中国历代政府运用“常平仓”挽救了无以计数的百姓生命，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灾害周期。美国直到1900年后才发现了这个制度的巨大价值，并运用到了本国的农业经济政策中。更值得提及的是，由于现代资本市场的复杂风险，各国政府开始广泛使用“平准基金”(Buffer Fund or Intervention Fund)对证券市场的逆向操作，熨平证券的非理性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证券市场的目的。这种逆向操作的思路正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
在自然界变幻莫测的伟力面前，人类何其渺小。2000多年前的老子始终希望人们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当一件事物走向巅峰的时候，同时也就意味着即将跌落谷底。要想不受到事物变化波动带来的伤害，就要采取柔弱、谦虚、知足、谨慎的处世哲学。这样，即使危机到来时，人们也会有回旋的余地，并怀有信心的期待着下一个巅峰的到来。所以，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既是保守的，又是乐观的。就像计然、范蠡和白圭，无论发生旱灾还是水灾，无论是好的年景还是坏的年景，都不妨碍他们从中觅得致富的良机。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易类，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③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货殖列传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第81—82页；及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179页。
④转引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51页。
⑤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第640页。
⑥李超民：《〈1938年农业调整法〉与常平仓：美国当代农业繁荣的保障》，《财经研究》，2000年第12期，第56—62页。
⑦“这一理论”指本文前述《管子》的需求管理思想。
⑧吴慧：《富国智慧》，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⑨两次传播分别是在20世纪20-40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