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注释”的鲁迅——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战线论文,注释论文,题注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2-0018-08
在鲁迅文本中，最直观地呈现了“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与周扬之关系，并因此最典型地经历了阐释之艰难的，莫过于作于1936年8月3日至6日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跌宕起伏的命运，能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层面，揭示“鲁迅”与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
这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8月《作家》月刊第1卷第5期的文章，无疑是鲁迅在“出离愤怒”的情绪支配下所作。文中，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并以漫画化的“四条汉子”呼之。此后，“四条汉子”一语，成为罩在周扬等人头上的“紧箍咒”；而围绕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生的种种，亦可视为周扬等人对这一“紧箍咒”的持续“反弹”。
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问题。
一 “注释”的微言大义
一般而言，作为本文的“附件”，注释是对本文内容的补充说明。注释与本文，往往彼此呼应，相得益彰。《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本文的关系，是“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礼”，具有一种触目的分裂感，它因此实现了对本文内容的解构。事实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已具有独立的话语功能和叙事功能，并最终营造了一个全新的表意空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鲁迅全集》，在第6卷收入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介绍该文写作背景时，其“注1”即题注有云：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6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1]614
对于1958年版《鲁迅全集》而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相当重要——本版全集中，所有涉及“两个口号论争”的场合，“注1”都被引用。
在注释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时，编者不但在题注部分，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2]626；而且在对文中“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一句加注时，再次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2]626在注释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时，在题注部分，编者同样提示读者“参看本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1”。[3]联想到《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三文的共同点，乃是集中体现了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态度和意见”，“注1”的重要性被凸显，正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是一条煞费苦心的注释。与注释一般只是客观地、中性地叙述史实不同，这条注释涉及是非褒贬，蕴含着价值判断。“注1”试图面面俱到地说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也就是注释中所谓“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①之间，所具有的既错综复杂又紧张微妙的关系。
“注1”的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于：首先，指出徐懋庸是个人行动，理应自负其责，强调“组织”由于“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环境关系，“事前并不知道”，为“组织”辩解；其次，指出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冯雪峰——如此一来，既顺应了当时文艺界“反右”斗争的大形势，也使“组织”轻轻松松地避开了鲁迅“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犀利笔锋；再次，运用春秋笔法，旁敲侧击，彻底否定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指出该文的“态度”是“宗派主义的”，该文中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最后，居高临下，以历史胜利者的口吻，原谅“当时在病中”的鲁迅，“由于当时环境关系”，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显得不但通情达理，而且宽宏大量。
“注1”充分说明：徐懋庸的去信是“个人的错误行动”，鲁迅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通过将“右派分子”徐懋庸和冯雪峰推向前台，注释有效地消解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包括“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以及鲁迅本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存在，并由此有效地缓解，甚至悬置了鲁迅与周扬等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经由“注1”，《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严厉指责，得到了某种合理化解释。
其实，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除了通过题注交待写作背景，蕴含微言大义，还通过臧否人物，直接否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相关论断，“注3”即是显例。
“注3”是一个有关胡风的词条。关于胡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写到，周扬等“四条汉子”曾“特来通知”他：“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4]437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他不但直呼胡风为“我的朋友”，而且对“内奸说”有措辞颇为严厉的辩正：
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我是要加以辩正的……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但他(引者注：指胡风)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4]437-438
然而，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却通过所设胡风词条“注3”，重申胡风“内奸说”，直接否定了鲁迅对胡风的正面评价。这条“注3”全文如下：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后，曾积极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工作；1931年“九一八”后，隐瞒着他的反革命历史，混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内部进行挑拨离间；解放后又组织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1]615
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出版于1958年4月。其时中国文艺界经历了1954年和1955年批判胡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大批判运动，对于胡风的政治批判早已层层升级，“反革命分子”胡风也早已成为几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上述“注3”完整地勾勒了胡风的“反革命历史”，将胡风在1931年“九一八”后的活动概括为：“隐瞒着他的反革命历史，混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内部进行挑拨离间”。一方面，“注3”顺应了当时对胡风进行大批判的政治形势；另一方面，“注3”在事实上重申了胡风“内奸说”，从而直接否定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关于胡风的论断，使其立论失去根基。
上述“注1”和“注3”堪称简明扼要。通过这两条注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批判矛头，最终转向了“右派分子”冯雪峰和“反革命分子”胡风，顶多再加上一个“咎由自取”的“右派分子”徐懋庸。但是，自始至终，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剑拔弩张的双方——鲁迅和周扬等人，则已悄然隐身。
二 本文外的证据
然而，要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抹去鲁迅的存在，显然并非易事。在此过程中，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势必会遇到诸多障碍。因为，本文内外的证据，都在倔强地证明：鲁迅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版权归属，几乎毋庸置疑。事实上，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是个硬性的存在，宛如难以割除的“肿块”。
本文之外的证据，甚至可以追溯到鲁迅逝世的当年。在《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中，姚克曾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情形，这是一小段对鲁迅原话的直接引用。姚克写道：
最后谈起了“答徐懋庸”的那封万言长信。他忽然兴奋地说：“他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所以我偏要答复他，每天写一二千或二三千字，共写了四天。……”②
姚克此文发表于1936年11月5日，其时距离鲁迅逝世不过半月光景。一方面，作者的记忆力依然鲜活；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不存在后来者“为尊者讳”的必要性。通过引用鲁迅这番“我偏要答复他”的原话，姚克的回忆提供了“答徐懋庸文”为鲁迅所撰的重要旁证。
除了上述亲历亲闻者提供的有力旁证，鲁迅还在日记、书信等关乎己身的、具有私密性的文本中，留下了有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情形的直接证据。
关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鲁迅在日记中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已清楚地说明了“答徐懋庸文”的来龙去脉，乃此文为鲁迅所撰的确凿无疑的直接证据。1936年8月的鲁迅日记，有两处涉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8月2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得徐懋庸信”，[5]615此“信”即8月1日徐懋庸致鲁迅信，此为鲁迅撰写“答徐懋庸文”的缘起；在8月5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夜治答徐懋庸文讫”，[5]615此“文”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处交代了“答徐懋庸文”撰写完成的准确时间。
日记之外，鲁迅书信提供了更多“答徐懋庸文”为其所撰的直接证据。徐懋庸向鲁迅发难，对病中的鲁迅“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的恶劣行为，深深伤害了正处于生命晚期，早已身心憔悴的鲁迅。在书信中，鲁迅曾多次向友人谈及撰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心路历程，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
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函欧阳山，其中有云：
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煞是好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6]133
在上述这封信中，鲁迅不但解释了撰写“答徐懋庸文”的急切与紧迫，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表达了对“徐派”穷追不舍，准备“再作一文”的顽强斗志。
1936年8月28日，鲁迅致函杨霁云，详尽地道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撰述始末，其中有言：
……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6]138
在上述这封信中，谈及撰写“答徐懋庸文”，鲁迅不但直接否定了杨霁云的“徒费精力说”，而且特别强调了此事的必要性：并非“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所以“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
1936年8月27日、1936年9月7日，鲁迅两次致函曹靖华，皆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写作初衷，乃是针砭文坛病象。在第一封信中，鲁迅有言：“《作家》八月号上，有弟一文，当于日内寄上，其中有极少一点文界之黑暗面可见。我以为文界败象，必须扫荡，但扫荡一有效验，压迫也就随之而至了。”[6]135在第二封信中，鲁迅有言：“这里的文坛不大好；日前寄上《作家》一本，有弟一文，写着一点大概，现在他们正面不笔战，却在小报上玩花样——老手段。”[6]144
1936年9月15日，鲁迅致函王冶秋，谈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有云：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我的那篇文章中(引者注：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加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6]148-149
在上述这封信中，鲁迅对徐懋庸的愤激之情跃然纸上；而“我病倘稍愈，还要加以暴露的”等语，则表现了鲁迅对于“自有一伙”的徐懋庸等人，始终秉持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坚定态度。
1936年10月15日，鲁迅致函台静农。当时，身处重病之中，已在垂危状态的鲁迅，念兹在兹的，依然有《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文”被鲁迅纳入他对“大肆攻击”的“小丑”“稍稍报以数鞭”的“数鞭”之一，鲁迅写道：
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6]170
联想到仅仅4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即与世长辞，上述鲁迅致台静农信中对“小丑”的愤怒，其情绪的激烈，竟有鲁迅式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7]的决绝。
上述鲁迅日记与书信，因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互文关系，能够作为本文之外的强有力证据，与“答徐懋庸文”互相阐发，并与“周扬与鲁迅”这一命题遥相呼应，最终达到解构1958年版《鲁迅全集》“答徐懋庸文”题注的直接效果。因此，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仅仅通过“注释”的手段，试图抹杀鲁迅在“答徐懋庸文”中的存在，并借此消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影响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三 证据链的断裂
显然，为了维护“注释”的一贯正确，保证“注释”的权威，还必须隐匿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本文“互为发明”的鲁迅日记和书信，切割掉这些本文之外的证据链，使得《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成为一个单独的、孤立的文本，只能“自说自话，自我评价”。事实上，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也正是通过对鲁迅日记的隐匿，对鲁迅书信的“挑选”与“择取”，试图达到其既定目标。
首先，鲁迅日记未能收入1958年版《鲁迅全集》。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鲁迅日记》影印本，但只印行了1050部。对于日记影印本的印数寥寥，冯雪峰向读者解释道：“当我们新的国家财力还有困难的现在，不必把它当作大众的读物来大量地印行”，“我们现在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这是不得已的”；对此，冯雪峰深感歉意，并向读者表示：“我们现在是这样打算：这全部日记将来都要收进《鲁迅全集》里去，如果除收入全集外还有必要，也可以另印铅字单行本。”[8]但是，后来主持195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的冯雪峰，最终却未能履行他对读者的郑重承诺：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鲁迅日记失收。
如果说鲁迅日记的失收，尚是财力困难等客观原因所致，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鲁迅书信的“挑选”和“择取”，则是编辑者主观上的“有意为之”。
事实上，上述涉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作情形的六通鲁迅书信，早在1946年10月，即已收入由许广平编辑、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鲁迅书简》，却被1958年版《鲁迅全集》失收。1956年，《鲁迅全集》第1卷出版，在“出版说明”中，编者宣称：“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③可见，收入“全部书信”曾是本版全集的亮点之一；然而，到了1958年，《鲁迅全集》第9卷“书信卷”出版，“出版说明”却变成了：“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继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计共收334封。”④显然，编辑者中途变卦了。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挑选”和“择取”程序，上述鲁迅向欧阳山、杨霁云、曹靖华、王冶秋、台静农等五位友人袒露心声，言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始末的六通书信，最终“都不编入”。而且，失收的理由冠冕堂皇：它们只是“一般来往信件”，达不到“较有意义”这一编入标准。
日记和书信之外，能够确定《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鲁迅所撰的最直接证据，当属该文手稿。但是，当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据说，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时，曾在陈列的后一部分，展出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9月30日，周扬来审查陈列。有人记叙当时的情景道：
当他(引者注：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引者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时候，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大概他觉得这样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一句：“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最后，他还把自己打扮成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厚颜无耻地说：“是我们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没有团结好鲁迅。”就在周扬这样“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连声命令下，鲁迅这篇光辉的战斗论文，在我们馆里一直没有陈列出来。[9]
显然，由于上述周扬“不能陈列”“撤掉它”“暂不表现”等禁令的存在，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当时能够寓目者寥寥无几。
日记失收，书信经由“挑选”和“择取”被过滤，手稿“不能陈列”，通过对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具有互文性的日记、书信和手稿的处理，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者，有效地切断了通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证据链。至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最终成为安全无害的“洁本”，变得孑然独立，只能“自言自语”。
四 被解构的题注
然而，世易时移，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风云突变。以雷霆万钧之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文艺界黑线统治的盖子，使周扬这些人现了原形。”[10]44在无情的历史角力中，一度倒向周扬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1966年7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第9期，为了“纪念党的生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⑤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发表重头文章，集中火力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本期《红旗》杂志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周扬展开了系统批判，堪称“批周专号”。其中，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措辞严厉地指出：“以周扬为代表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在组织上，是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宗派主义。”[11]
至此，文艺界负责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已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既如此，诚如鲁迅所言：“盖天下的事，往往决计问罪在先，而搜集罪状(普通是十条)在后也。”[12]搜集周扬“罪状”的活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于是，周扬与鲁迅的关系，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1958年版《鲁迅全集》通过注释暗含褒贬的行为，被迅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注1”，重新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
阮铭、阮若瑛联合署名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⑥正是以“注1”为突破口，正式揭开了文艺界批判周扬的序幕。文章认为，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介绍《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作背景的“注1”，乃是“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因为，这条注释“公然同毛泽东同志对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历史总结唱反调，攻击左翼文艺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把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把一个资产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他们制作这条注释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打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旗号，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10]35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凌厉气氛中，阮铭、阮若瑛重评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认为“注1”之所以颠倒历史，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共产主义者”鲁迅；但是，鲁迅“运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这一锐利的武器……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所造成的错误，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以统一战线为名，取消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的危险倾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从来没有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10]40
显然，这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文章。阮铭、阮若瑛从评论“注1”出发，将“两个口号论争”纳入“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历史脉络中，是为了论证周扬等人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历史总结“相对抗”和“唱反调”，为“把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和文艺黑帮统统打倒”[10]44造势，最终达到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绝对权威的既定目标。
在紧张肃杀的氛围中，同期《红旗》杂志还发表了与阮铭、阮若瑛文章相呼应的穆欣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⑦同样，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穆欣也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
穆欣认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作了一个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论断”，是“为了篡改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公开竖起一面修正主义文艺黑旗而发表的一条‘注释’”；[13]45穆欣主张“对于隐藏在这条注释后面的政治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对于被篡改、被颠倒了的历史真实，必须按照它的本来面目颠倒过来”。[13]47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穆欣作了新的阐释：“是当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反映，也是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在文艺工作上的表现。”[13]45
穆欣在文中有褒有贬，褒贬之间，则取决于是否“衷心地拥护”并“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两个口号论争”中的周扬等人，被穆欣描述为：“一方面，对于资产阶级，把领导权拱手相让，另一方面，对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却口诛笔伐。他们专以围攻执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革命家为能事。”[13]51同时，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鲁迅，穆欣给予充分肯定：“鲁迅这个时期写的一些文章表明，同奉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相反，他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认识和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他衷心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他在这些文章里面，曾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提到毛泽东同志，对党流露出异常真挚的阶级感情。”[13]50
“文革”初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1”被集中批判的同时，与“注1”密切相关，但又鲜为人知的“往事”，经过多方“索隐”，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重组，渐渐浮出历史地表。
首先，鲁迅书信被“挑选”和“择取”的幕后故事，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文革”伊始，据许广平披露，林默涵曾通过王任叔，向王士菁传达：“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⑧“文革”风潮初起，文化部的大字报，即以“鲁迅的信揭了周扬的底”为题，揭露此间隐情。⑨
其次，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手稿问题，也变得格外引人注目。“文革”中的大字报，曾以“鲁迅墨迹犹在，周扬罪责难逃”，[9]试图雄辩地论证：对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是毋庸置疑的版权所有者。
随着鲁迅相关日记、书信和手稿的重见天日，解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的证据纷至沓来，它们最终促使题注溃散，成为谎言。与此同时，一条由鲁迅日记、书信与手稿组成的强有力的证据链，重新开始聚集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边，俨然牢不可破。
事实上，众所周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一次冯雪峰与鲁迅合作的产物：“由冯雪峰起草，鲁迅从整体上加工”。[14]255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本文中，“冯雪峰”和“鲁迅”同时存在。
但是，在当代中国，《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版权归属，却经历了几起几落，此中情形正如日本学者丸山升所言：“建国以后，中国方面对‘国防文学论战’的评价及对鲁迅在这场论战中的见解的理解，还有确定鲁迅在论战中的位置等等，掺杂了各种各样的顾虑与打算，加以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不断发生着变化。”[14]253
对此，我们可以仿照鲁迅的话，⑩打一个比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的“冯雪峰”和“鲁迅”，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冯雪峰”，一只是“鲁迅”，而论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反右斗争的时候，论者就在“冯雪峰”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冯雪峰作品”；待到“文革”一来，则在“鲁迅”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鲁迅作品”了。
显然，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场中，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历史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常常充满了无情的反讽，1958年版《鲁迅全集》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题注的一波三折，对应着《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跌宕起伏的命运，并最终折射被“注释”的“鲁迅”的命运。此情此景，已被鲁迅不幸而言中：“无论是怎样炮制法，所谓‘鲁迅’也者，往往不过是充当了一种的材料。”[15]
①即周扬等人。
②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原载1936年11月5日上海《中流》半月刊第1卷第5期，此处引自刘运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④《鲁迅全集》第9卷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⑤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第3版。
⑥《红旗》1966年第9期，1966年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⑦此文被1966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⑧转引自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和污蔑鲁迅》，《红旗》1966年第12期，第33页。
⑨文化部大字报《鲁迅的信揭了周扬的底》，1966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⑩参见鲁迅对于“革命文学者”在“革命”与“文学”之间投机的论述，《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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