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政治学研究
异化与复归：《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由时间思想再解读
王继承1，朱玉霞2
（1.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历经第一次时间转向后，探讨时间领域内自由时间异化的实验性文本。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哲学人本主义逻辑这一 “统摄性的权力话语”对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社会下的自由时间异化进行哲学人本学的分析。自由时间异化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成中出场，表现为劳动时间异化和非劳动时间异化。马克思分别以三种不同的视角来论说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在国民经济学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社会现实的对象透析中；在哲学人本主义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经济现象的本质透视中；在人学历史性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经济事实的历史审视中。随着马克思越深入经济事实，其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由时间异化的倾向就越明显。自由时间异化生成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成中，也必将扬弃于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而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中。相较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这种历史性倾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 “初始形成之语境”。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自由时间；私有财产；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 《莱茵报》时期遇到的 “物质利益难题”，为马克思自由时间异化的时间转向开启了大门，马克思自由时间异化的第一次时间转向因而逐步展开，即由理性主义范式下的 “感性时间”转向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框架中的 “劳动时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 《手稿》）是马克思历经第一次时间转向后，探讨时间领域内自由时间异化的实验性文本。在哲学人本主义逻辑这一“统摄性的权力话语”（张一兵语）下，马克思对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社会下的自由时间异化进行哲学人本学的分析。马克思倒转黑格尔理解以来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切入口，力图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本质。面对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当作既定的 “前提”和给定的 “规律”，马克思站在 “真正的人”的立场上，着手于当前的经济事实，以异化劳动为突破口，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至此，自由时间异化得以出场。
一、自由时间异化的出场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 “自由自觉的活动”视为人的类本质，并从人的类本质推演出与自由自觉的活动相对立的工人的异化劳动，进而得出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的结论。 “无论是异化劳动还是具有矛盾性的私有财产，都表现为时间的异化，即工人的劳动时间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固化为他人的财富。” [1]76需勘定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表现样态，不仅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创造的劳动成果为他人占有，而且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的非劳动时间创造的劳动成果也归他人所有。也就是说，异化劳动实质上是工人与时间的异化，私有财产实质上是工人与时间异化的结果。至此，自由时间异化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成中出场。
（一）自由时间异化是劳动异化的时间性本质
对象化劳动是劳动者创造对象的过程，而异化劳动是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之对象的异化和丧失。马克思将 “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看作现实劳动的正反两个方面：对象化劳动是它的肯定方面，异化劳动是它的否定方面。”[2]190-191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体现了 “积极性—消极性”间的辩证法，即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是现实劳动的积极性确证，异化劳动是现实劳动的消极性确证。可以说，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既具有异质性，却又有内在关联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对象化劳动是劳动者花费一定劳动时间创造对象的过程，表现为劳动者的存在在其劳动时间和生活空间的存在 （有），而异化劳动是劳动者花费一定劳动时间创造的对象的异化和丧失，“表现为劳动者的存在在其时间和空间上的非存在 （无），即劳动时间和生活空间的异化”[1]61。不仅如此，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还波及非劳动时间。可以说，对象化劳动是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内的自由确证，异化劳动是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内的非自由确证。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本质上是劳动时间自由和非劳动时间自由，异化劳动本质上是劳动时间非自由和非劳动时间非自由，即工人的劳动时间与缩短劳动时间解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被他人占有和支配，成为了他人的时间性存在。基于此逻辑运演，马克思假定的自由劳动现实的存在为异化劳动，也即是马克思前定预设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现实的存在为异化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综上所述，从时间角度来审视，异化劳动本质上是自由时间异化，表现为劳动时间异化和非劳动时间异化。
为了对文化负载词进行恰当的翻译，译者必须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熟悉两种文化以及两种文化的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在考虑作者的意图时，译者还应考虑目标读者对外国文化的接受和认知，要采取灵活的方法，使目标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文化的内涵。同时也要充分尊重原文，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传达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化符号。
（二）私有财产是自由时间异化的实体性成果
自由时间异化使得工人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固化为非自身的财富。商品是工人花费一定时间创造的成果，而 “劳动的异化导致工人生产的商品被他人占有，这意味着工人劳动时间的转移和剥夺”[1]69。既然由工人劳动时间创造的劳动产品不归属工人自身所有，又能归属谁呢？马克思指出，“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3]55，即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工人花费劳动时间不仅是为资本家创造生活和享受的条件 （包括休闲时间、生活资料、娱乐设备等），更是为资本增值服务。工人把自己的劳动时间物化为“工人之外的他人”的私有财产，仅给自己换来不至饿死的基本工资和无穷无尽的劳动。不仅如此，工人的劳动时间始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固化为他人的财富的时候，工人的非劳动时间也就难以幸免。工人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非劳动时间，因为工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来的财富是有限的。如果说工人的劳动时间还能勉强满足资本家的基本所需，那么工人的劳动时间却远不能满足资本增值的欲望。由此，工人的非劳动时间也被强制纳入资本增值的体系之中。资本家尽可能地压榨工人的非劳动时间来延长劳动时间，使得工人原先可自由支配的非劳动时间基本上演变为劳动时间，仅剩下基本生存所需时间、学习培训时间 [4]。相较于劳动时间，工人耗费非劳动时间无偿性地为资本增值服务，工人的非劳动时间直接而完全地物化为他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工资为工人的劳动时间进行适当补偿的同时，掩盖了劳动时间挤压下的非劳动时间的无偿性。由此可见，象征财富的私有财产是自由时间异化的实体性成果。
说这话时，我一直侧着身子，遮挡着李老黑两口子的视线，同时，悄悄从门缝里塞进去一张纸条。为了引起李金枝的注意，我边说话边用手指当当敲了几下门。估计李金枝已经看到了纸条，因为在我劝她的过程中，她只在开始时说了俩字：放屁。放屁之后就再也没了动静。
二、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
“粗陋的共产主义”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待私有财产关系，其实质是 “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3]75。由此，这种共产主义以 “完全平等”和动物式关系两种形态表现出来。“粗陋的共产主义”仅把私有财产看作物质形态，主张平均化的物质财产的直接占有，是以隐蔽的方式再现利己主义欲望的体现，这不仅限制了人的才能发挥，还稳实了穷人的平均主义幻想。究其本质而言，“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3]76。“政治的共产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保存国家形式的民主的或专制的共产主义；二是废除国家形式的共产主义。不管是保存国家形式，还是废除国家形式，未摆脱私有财产的限制的人，就算获得了政治解放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由此可见，无论是何种共产主义学说，只要固守于私有财产的范畴内，就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复归，就不能完全占有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在这里，马克思对以往共产主义的批判性论述从否定方面确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至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肯定确证和否定确证的双重逻辑下已经初长成。
（一）国民经济学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
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范围内揭示和批判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附属于资本的现象，为人本主义自由时间异化批判设立对象。受到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的影响，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跳出国民经济学范畴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性。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仍囿于国民经济学来揭示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被资本吸收的现象。由于马克思的批判思路仅是国民经济学的 “直接颠倒”，就注定他必将误入国民经济学的窠臼。当然，马克思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转换了批判视角。国民经济学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主要分布在 《手稿》第一笔记本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三个版块中，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板块的摘录性文字和分析性文字中，或多或少地看到有关资本吸收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论述。这些论述在 [工资]版块中以显性话语呈现出来，而在 [资本的利润][地租]版块中则以 “隐喻式”话语呈现出来。
在 [工资]版块的分析性文字中，马克思透视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以及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被资本吸收的现状。马克思指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3]6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确实是相当富有人本精神的认识。这种分离导致工人如商品般受制于 “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导致 “工人的收入成为起伏不定的市场中的永久的受害者”[5]237。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财富 “处于衰落状态”的社会，或者是财富处于 “日益增长的状态”的社会，还是财富已经“达到完满的状态”的社会，工人都被悲惨的命运环绕。在财富处于 “日益增长的状态”的社会中，工人工资的提高直接与资本积累的增加挂钩。但在资本积累的增加过程中，工人在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被强制拿走，甚至连生存和活动资料也被剥夺，但他们仍然只能依赖片面的和机器般的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3]8这样，在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工人为了获得工资和提高工资，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劳动时间，以及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从而为资本积累服务。
2.取下密封橡胶塞和注射器活塞，放入剪好的易拉罐小圆片，用镊子取适量白磷用滤纸吸干后放在注射器内的小圆片上，装上活塞，推到100 mL（也可选择其他便于计算的刻度）刻度处，塞入密封橡胶塞。
在 [资本的利润][地租]版块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提高直接决定着资本对工人劳动及其产品、工人以及自身的支配权力的增长。马克思指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3]19在对自然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不断增加，会使 “死资本”的利润增大。并且，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中，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量的增加会有效控制因竞争造成的利润受损率。如此，资本家要求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甚至工人都围绕获利旋转。然而，资本家对工人的工资或劳动时间一概不关心。资本的利润的来源——地租的提高，直接导致了雇农工资的降低，因而损害了雇农的利益。并且，在地产之间的竞争中，地产的演变、破产，消除了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最后只剩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由此可见，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工人和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附属物而已。
（二）哲学人本主义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
马克思在经济现象的本质透视中，揭露和批判更深层次的自由时间异化现象。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哲学人本主义分析，主要分布在 《手稿》第一笔记本的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版块。在这一版块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3]46面对国民经济学这一发财致富的科学，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被资本吸收是事实，只管当做 “前提”和 “规律”，无需进行说明。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学无法对现存的状况进行深刻批判。由此，“马克思试图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现象的 ‘本质联系’出发，在更深层次上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本质。”[5]89这正是马克思论述哲学人本主义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的理论基点。
在 [工资]版块的摘录性文字中，马克思默认了因缩短劳动时间解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被资本吸收的事实。资本的不断积累使得采用先进机器缩短劳动时间而解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连同劳动时间与工人相分离，成为资本家的时间性确证。缩短劳动时间不是给工人腾出精神创造和享受的时间，而是给工人的 “灵与肉”带来进一步的摧残。马克思在《手稿》的摘录中有两处有关于上述观点的明显阐述，一是采用节省劳动时间的机器后，现在的劳动时间比过去的劳动时间还长；二是采用节省劳动时间的机器后，因劳动时间缩减而解放出来的非劳动时间演变为劳动时间。可以说，先进机器的采用也无法改善工人的现状。在 [工资]版块中，马克思已然认识到资本剥削工人的事实掩盖在工资的假象之中。
依据 “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这一事实，马克思发现国民经济学所关注的 “物的世界”背后的“人的世界”的存在。国民经济学所看到的 “物的世界”实质上是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的时间性结果。由于 “只见物不见人”，国民经济学便不自觉地忽视了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国民经济学只关注劳动时间及其增加，而忽视了劳动者与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背后掩藏着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为人知的秘密。马克思以对象化劳动为切入口，逐步分析了劳动异化的四种概念限定，揭示了劳动异化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基于此，自由时间异化现于表层。“对象化劳动是劳动者通过花费一定的劳动时间生产产品的过程，因此，在产品中凝结着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产品是劳动时间的对象性存在。”[1]58相较于对象化劳动的时间性结果——劳动产品，对象化劳动是劳动时间的生产性存在。原本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对象性存在——劳动产品、劳动时间的生产性存在——对象化劳动，都与劳动者相分离，这直接指出了劳动时间的异化。换句话说，劳动产品和劳动的异化直接指出了劳动时间的异化。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为共产主义运动创造 “经验的基础”和 “理论的基础”。究其实质而言，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过程含有共产主义的自发运动。换言之，共产主义运动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运动是同时发生的。作为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外在关系的产物——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体现着人同自然界和社会的统一。在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内，人在对象性关系中和通过对象性关系把握的社会性关系中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实现了 “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78。可以说，共产主义直接关涉人向自身和社会的复归。人只有成为社会存在物，成为从事劳动或感性活动的存在物，才能真正占有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恢复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本真性，共产主义克服了人与自然界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间的矛盾，重新实现了 “作为社会的人对自然界的真正地占有”，重新实现了 “作为社会对象的自然界真正地成为人的对象”。
（三）人学历史性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
马克思在具体的经济学批判中历史性地审视自由时间异化。在 《手稿》第一笔记本的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版块的最后，马克思忽然意识到人本主义的 “哲学认证”无法真正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本质，便无意识地弱化哲学人本主义构架 [5]254，重新拾起被否定的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之客观历史性，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在具体的经济学批判中审视自由时间异化。正如张一兵教授所指出，“原先被否定的东西却不知不觉地在深入经济事实中重新浮现于人本之中，并且几乎成为一种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并行的逻辑思路”[5]261，这一“被否定的东西”即从历史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可以说，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审视囿于人本主义逻辑和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双重构架之下 （姑且称之为 “人学历史性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由此，马克思对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自由时间异化的审视始发于 “复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历史性”[5]258。基于此，马克思便不自觉地从客观现实出发进行自由时间异化的历史性考察。这一从历史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甚至有掩盖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趋势。由此可见，在人学历史性视域下，马克思已经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自由时间异化了。这明显与前面两个视域下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现象描述和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异质。
在 《手稿》的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已经不自觉地从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自由时间异化与复归，这与 《手稿》的第二笔记本的论述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考察第三笔记本，可以明显发现，马克思基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私有财产、劳动与共产主义等。在 [私有财产和劳动]版块中，马克思直接指明，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基于此，马克思称赞斯密 “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3]70具有进步性。尽管斯密只关注劳动的财富特质，忽视劳动的人性化。随后，马克思又称赞了斯密等人 “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3]73的进步性，并最终指出，“抽象性的劳动”才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基于 “抽象性的劳动”的历史进步性，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然而，“抽象性的劳动”在现实中的异化本质，注定了私有财产的必然扬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也将共产主义看作历史的结果。只有基于现实的历史发展的基础，才能扬弃异化，复归本性，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之外，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确证了自己考察和论述方法的合理性。
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来看，劳动还未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但 “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3]64。随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与冲突达至极端，本属于二者对立形成和产生的 “固定环节”，即“历史的差别”将随之消失，其结果必然是工业战胜农业、动产战胜不动产、资产阶级社会战胜封建主义社会。至此，马克思在资本的进步意义上指出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异化和非劳动时间异化的必然性。从劳动与资本各自同自身对立的关系来看，劳动与资本各自同自身对立也就是资本同自身对立，因为 “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3]68。资本同自身对立实质上是资本的自我消解。至此，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在资本的自我消解中走向复归。
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历史性审视主要分布在 《手稿》的第二、三笔记本中。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重点谈到了私有财产的关系，并在这一关系运动——从二者直接或间接的统一、二者的对立到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3]68——的历史必然性中揭示了自由时间异化与复归的必然性。从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关系来看，工人的活劳动实质上是 “活的”资本、“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3]61工人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让渡给他者，供资本吸收而涨息。很显然，马克思看到了工人非人化的事实，但在评价李嘉图和穆勒的言语之中，他淡化了这一事实，间接承认了 “生产的进步和财富积累的进步”这一双重的客观进步性。
三、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
复归自由时间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不彻底的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77-78。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的运动。私有财产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时间性结果，只有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恢复自由时间的本真性。马克思指出，一定时间内的对象化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象化劳动演变为异化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丧失。因此，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就是消除异化劳动，恢复被异化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本真性。在恢复本真性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中，人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如此看来，扬弃私有财产也就是人扬弃一切异化，真正占有自己的生命，回归自身和社会。马克思指出，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就是扬其符合历史规律性的内容，弃其逆历史规律性与非人道性的内容，即肯定其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否定其身上携带的奴役人与阻滞社会进步的异化关系。也就是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只能是建立在以往社会财富基础之上的人的类本质的复归”[6]。由此可见，私有财产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只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在人类历史中 “退场”，任何人为性地消灭和否定私有财产都是历史的倒退。
（一）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之前奏：共产主义的初长成
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确证——自由时间必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返回本真性。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长期性的对已有理论成果进行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已通过赫斯接触了社会主义，并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原则下论证共产主义。随着 “物质利益难题”的凸显，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对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式的论证方式，又自主地确认了费尔巴哈对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式的论证方式。直到撰写 《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才开始突破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旧框架。
《手稿》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统摄下，运用经济学知识相对比较详尽地论证共产主义的著作。马克思在 “异化—复归”的人本主义模式中，预先设定了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的人，并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非本真存在的人，进而论证了共产主义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论证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范畴，具有明显的伦理色彩和空想性质，但马克思已经站在全人类的理想高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化和反人道性质，揭露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和弊端。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思考客观地消除异化劳动和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实现问题。马克思越深入经济学的研究，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越凸现历史的、客观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实现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运动中，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之上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在这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论述以及凸显的客观线索，从肯定方面确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由此可见，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都已经超越了各种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自觉地转向共产主义的同时，已经无意识地超越了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学说。可以说，马克思站在超越 “当代现实”的 “原则高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进行了体认，从而批判了不彻底的共产主义思想，论证了自己的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在 《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批判了两种共产主义思想，一是 “粗陋的共产主义”，二是 “政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3]77。虽然这两种共产主义能理解私有财产的概念，却不能揭露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都是未完成的共产主义。
林业生态建设是整个生态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具体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林业生态技术是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影响到整个林业生态发展。一个好的推广林业技术可以有效地实现林业生态建设的创新和发展的影响，创新林业生态建设的形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低成本的林业建设的效益。
自由时间异化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生成中出场，劳动时间异化和非劳动时间异化是自由时间异化的具体呈现样态。在 《手稿》中，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三种不同的视域下。在国民经济学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社会现实的对象透析中；在哲学人本主义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经济现象的本质透视中；在人学历史性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表现体现在经济事实的历史审视中。这三种视域下的自由时间异化都是在人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进行的。在人本主义逻辑的主导性下，随着马克思逐渐深入经济事实，马克思历史性地看待自由时间异化的倾向越来越显明。
（二）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之完成：共产主义的实现
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指的是，异化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向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回归。据 “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可推出，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是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确证，异化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时间性确证。可以说，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实质上是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复归。只有通过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复归。到那时，自由时间的本真性才得以恢复。
劳动时间的异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的类本质的非时间性存在。马克思在 “类”的理解上区隔于费尔巴哈，认为人除了有与动物同样的自然生命的类外，还有独特的类本质，即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马克思对此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53动物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开展的是肉体性的、片面的与无意识的活动，而人在自己的生命进程中则可以开展非肉体性的、全面的与有意识的活动。然而，劳动时间的异化把自主自由的活动时间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时间。那么，人在生命进程中的活动与动物在生命进程中的活动又有何区别！非自由的劳动时间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时间性确证。当工人与自己的劳动时间相对立的时候，劳动时间必将属于他人，这就表现为 “人同人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一 “他人”就是资本家。也就是说，原本自由自觉的劳动时间不再属于工人劳动的时间性存在，而成了资本家非劳动的时间性存在。工人为自己生产了无尽的劳动，而为资本家生产了生活和享受。然而，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家恰恰不是 ‘人’（主体），而是事物——资本（死劳动）——的人格化”[5]250。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出来的非劳动时间并不是自由的，不过是资本的附属物罢了。此时，马克思主动悬置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观念，还未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劳动时间，只能发现工人的劳动时间的异化和与此相对的资本家的非劳动时间的异化，还无法透视工人的非劳动时间的异化。
摆脱 “物役性”（张一兵语）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财富在内的以往的全部财富内生成的。共产主义 “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3]85。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人类异化的自由时间才能彻底恢复，人类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才能彻底复归。虽然共产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路途中需要彻底扬弃私有财产而摆脱人化物役性，因而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经历极其艰难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类真正进入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端。共产主义一旦积极扬弃了私有财产，一旦复归了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内涵，人就真正拥有自由时间，并在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应成为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本身，而不该异化为纯粹的生活手段，更不该成为替资本家创造财富的手段。至此，人在劳动中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肯定自己，自己逐渐向自身和社会复归。
小学语文的课文通常都包含着作者浓烈的思想感情，这份感情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若是朗读课文，便更能体会到作者的感情，甚至可以达到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境界。朗读也可以让学生熟悉作者在写作中所运用的写作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学生可以运用到平日写作中。可见，朗读对小学生学习小学语文有着直接且效果明显的帮助。
三是扎实推动配套政策法规的完善和落实。推动出台“节约用水条例”“水资源论证条例”等法规规章，严格落实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等管理制度，强化水资源管理政策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升水资源管理执法监察能力。
结语
在人本主义的主导性逻辑下，马克思把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设定为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内涵，又根据人的类本质的时间性推演出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这种预先设定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实质上只是一种先验性的臆想，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和理想性。而后，马克思根据这种非历史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来审视现实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并得出劳动时间异化和非劳动时间异化的结论。甚是明显，“这种以抽象的‘人’或 ‘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维逻辑，仍旧是思辨逻辑”[2]202。
比较而言,“白宫”借用为美国官方的代称,其理据就很明显。而“泰山”之所以借代为岳父的别称，就没有任何解释,缺乏理据,理解起来有困难。可以适当做些增补，不妨调整为:
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论述 “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历史人学目的论和抽象的伦理价值批判的窠臼”[5]231。首先，马克思理解的劳动时间仍属于“无时间性”。虽然马克思已经从 “无时间性”步入劳动时间领域对自由时间异化进行探讨，但这种抽象的劳动时间因人本主义逻辑影响仍是 “摆脱物质生产劳动的非异化的 ‘感性时间’”[1]82。此时的自由时间异化，仍处于唯心主义视域之下。其次，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评判只能以预设的自由的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为标准。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揭示和批判依据于预设的观念，而不是依据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只有基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自由时间异化才具有彻底性。最后，马克思只能选择哲学上的扬弃之路复归自由时间。马克思对自由时间异化的扬弃之路——共产主义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仅将其“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和 ‘复归’的逻辑结论”[7]，视为人的本质回归的环节。
据此可见，马克思在 《手稿》中的自由时间异化思想是不成熟却直接且高扬的，与后来成熟却又掩盖在历史唯物主义光环下的自由时间异化思想根本异质，但此时的自由时间异化思想突显了历史性考察倾向。在人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马克思越深入经济事实，其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自由时间异化的倾向就越明显。相较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这种历史性倾向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自由时间异化的“初始形成之语境”（张一兵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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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熊进.论马克思的时间概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34.
[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6]周可.异化的扬弃与共产主义——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7（00）：169-178.
[7]陈先达，靳辉明.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73.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9）01-0021-07
收稿日期： 2018-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南京农业大学 “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SZJJ2017001YJS）。
作者简介： 王继承 （1992-），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朱玉霞 （1994-），女，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本学。
[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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