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顶大师铭文考释_文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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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晋侯墓地发掘清理的114号晋侯墓中出土1件方鼎(M114:217)（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见《文物》本期。），已碎为数十块。从初步拼合可知，为直口、立耳、浅腹、平底、四柱足。口长18.5、宽16.5、腹深约11.2、通高27厘米。腹部饰云雷纹衬底的兽面纹，有扉棱，耳之外侧饰两道平行倒U形凹纹，四柱足饰云纹和蕉叶纹，形制、纹饰与德方鼎（注：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谈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颇类似。时代可早至西周成王时期。鼎腹内壁一侧铸有铭文8行48字，兹隶定如下：

隹（唯）十又四月，王

　车、马、贝卅朋。敢

对王休，用乍（作）宝

彝，其万

年扬王光厥士。

“十又四月”，以往见于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注：常玉芝《殷周历法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图26，录190考176著录之鄀公言鼎铭文中之“十又四月”，郭沫若疑摹画有误。）。如《甲骨文合集》21897：“□□周初年仍和商代一样流行年终置闰，其历法水平不比商代晚期进步多少。

，俱为祭名。字甲骨文习见，亦见戊寅鼎和麥尊（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上·卷三·三十七·三；又同[3]郭沫若《图录》页二○，《考释》页四○。），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注：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又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一文中，对阮元、罗振玉诸家考释一一辨正，认为既非阮元所释“酎”字，又非罗振玉所释“酒”字，而是“”字，“”从彡声，就是彡字的繁文，、肜的本字。卜辞“肜日”的“肜”字都只作彡，“”乃《尔雅》、《白虎通义》等所谓“又祭”、“复祭”之意。，见于商代甲骨文，疑即甲骨、金文常见的“册”字。甲骨文又有从册的“”，或释“”。《说文》：“册，符命也。”“，告也。”余意册加“示”旁，乃以简册告神也。在宗周”（注：同[4]罗振玉书，上·卷三·五十·二～三。），盂爵铭“隹（唯）王初于成周”（注：同[4]罗振玉书，下卷十六·四十一·三。），叔卣铭“隹（唯）王于宗周”（注：同[3]郭沫若《图录》二六○，《考释》一四七。），杜伯盨铭“用寿匄永令（命）”（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四十·三～四十三·一。）等。，见于令彝铭“明公锡亢师鬯金小牛，（注：同[3]郭沫若《图录》，页二～三；又《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页五～一○。）；郭沫若云“当是祭享之意”（注：郭沫若《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窥其文意，当为举行某种祭祀活动之专名。

“殷”又见于卣（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三·三十九·二～三。）、傳卣（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八·五十二·一。）等器。卣“隹（唯）明保殷成周年”，傳卣“命师田父殷成周年”。“殷”字或作“”臣辰卣、臣辰盉“于成周”，“殷”字即作“”。郭沫若云“当是殷之繁文”（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二。）。关于“殷”之本意，《说文》云：“殷，作乐之盛称殷，……易曰殷薦之上帝。”郭沫若云“殷殆殷、殷同之意。殷见之礼乃大会内外臣工之意”（注：郭沫若《令彝令簋与其他诸器物之综合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唐兰说同郭沫若，认为卣之“明保殷成周年”乃指明保到成周去殷见卿事以下和诸侯（注：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1980年；又见《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此字由上下文意揣度，或与赏赐意通。

、衣即应释为“裳、衣”（注：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

“光”又见于宰（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八·十九。）。光字有“光宠”意，可作赏赐解。

通观叔矢方鼎全铭，其意为：某年十四月，王在成周举行大、衣、车、马和三十朋贝。叔矢称颂王的美德，铸造了这件宝鼎，以志万年不忘王对臣下的赏赐。

铭文中只有两位人物，一位是主持祀典的王，一位是受赏作器的叔矢。这位王究竟是西周哪一代周王？叔矢又是何许人也？由于此鼎出土于晋侯墓中，其年代又可早到西周早期，我颇怀疑铭文中的叔矢就是晋国之始封君唐叔虞，主持祀典的王就是成王。

叔矢的矢字，彝铭多见。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之宜侯矢簋（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传河南洛阳出土之矢令彝、矢令簋诸器（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八·二十六·二～二十七·一。）；陕西宝鸡、凤翔等地出土之矢国、矢氏铜器（注：卢连成《西周矢国史迹考略及相关问题》，《西周史研究》，人文杂志丛刊二辑，1984年。），矢字均和叔矢之矢一样，作一人头向左倾之形。其中有的是国名、氏名，如矢王诸器；有的是人名，如宜侯矢、叔矢、矢令等。虽同是人名者，也并非指同一个人，宜侯矢在成王时任虞侯，康王时改任宜侯，与叔矢时代大体相同而事迹判然有别。矢令在中央任作册之职，其族徽既不见于宜侯矢簋，亦不见于叔矢方鼎。关于矢字的音读，学术界多依传统音切读作仄，然而当我们重新回顾1954年宜侯矢出土后围绕铭文中虞字的考释便会发现，当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对字所从的矢字读音的不同认识了。关于“”字，最初多隶定为“虔”（注：郭沫若《矢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陈邦福《宜侯矢簋及其意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有的隶定为“虎”（注：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一下，五二九～五六○页。），唐兰则隶定为“”（注：唐兰《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指出“此字应该是虞字的早期写法”，并读“”为“吴”，认为侯矢即吴国君主周章。马承源虽隶定为，但不同意读作虞（注：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册，第五七号，文物出版社，1998年。）。黄盛璋同意读为虞，但认为作为国名虞、吴从不混同（注：黄盛璋《铜器铭文宜、虞、矢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李学勤认为，“虞”字从“虍”从“矢”，可理解为从“吴”省声，是“虞”字的异构，唐兰先生所释，是精确的（注：李学勤《宜侯矢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董楚平综合分析诸家意见，认为字确为虞字，是金文所见虞字的最早写法（注：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一章第一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其说可从。按古文字结构通例，“矢”应即“”（虞）之声旁，则“矢”在上古应有与“吴”（虞）相似之音。《说文》“吴”字，其古文作形，段注“从口大”，则吴字下之所从既可写作矢亦可写作大。春秋吴王铜器和蔡侯申盘“吴”字皆从大（注：同[4]罗振玉书，下卷十八·二十四·五，吴王夫差鉴；《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图版叁拾捌蔡侯申盘铭文，科学出版社，1956年。），战国中山王鼎亦同（注：《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上，第36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可为佐证。吴字也有省口之例，传世“大（吴）王光戈”，吴字即缺口成一大字，容庚云“大王疑省口为吴王”（注：容庚《鸟虫书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大”、“夫”古本一字，如吴王夫差之名即可作“大差”（注：同[4]罗振玉书，下卷十八·二十四·五。），“夫”和“吴”上古音都属鱼部，音正相近。周代的一种长方形铜容器自名为“”，从“古”声，但也有从“”声的，如季宫父（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十七·一。）。又有写作从竹“夫”声的“”的，如陈逆（注：同[4]罗振玉书，中卷十·二十五·二。）。由此看来，“”应是从“夫”声的字。古书记周厉王名胡，而他所作的宗周钟和簋则写作“”（注：同[4]罗振玉书，上卷一·六十五～六十六；《陕西金文汇编》上，419号，第334页，三秦出版社，1989年。），可知“”与“胡”音近。所以“夫”与“古”、“胡”上古音都应相近。唐兰、高明等先生认为自名为“”的长期被研究古器物的人称为簠的铜器，即古书所谓的“瑚”（注：唐兰《周王钟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高明《簠考辨》，《文物》1982年第6期。），是很对的。但是《说文》“簠”字古文作“”，与陈逆之“”同从“夫”声，看来“簠簋”之“簠”与“瑚簋”之“瑚”（亦作胡，《左传》哀公十一年有“胡簋”之事）应是由一字分化的，二者本是一事。“古”、“胡”跟“吴”不但都是鱼部字，而且声母都属见系。古文字“吴”所从的“矢”和“大”（夫）都可以看做它的声旁。1964年洛阳庞家沟发现一座编号为M410的西周墓，墓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其中出土的鬲、簋、罍、壶铭文均为“考母作医（聨）”（注：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第10期。）。何琳仪、黄锡全考证，“医”以音求之，即《论语》之“瑚琏”，乃古代饮食器之通称（注：何琳仪、黄锡全《“瑚琏”探源》，《史学集刊》，吉林大学出版社，1983年。）。医字匚内所从之矢作形。与叔矢方鼎之矢字字形完全相同。矢即大，大即夫，医、应为一字。“矢”和“夫”都是声旁，而音当与“古”、“胡”相近，这与“吴”字既可从“矢”声也可从“夫”（夫）声可以互证。总之，在上古，“矢”字应有与“吴”相似之音，所以“虞”字的古体“”可以以“矢”为声旁。柳诒徵早年指出矢就是吴字（注：柳诒徵《说吴》，《史学与地学》第二期，转引自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第3213页。），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以上之论证能够成立，则此方鼎之作者叔矢有可能就是叔虞，此鼎可称为叔虞方鼎，而且是迄今所知惟一一件晋国第一代封君自作的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