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及其兼容与矛盾的关系_可持续发展论文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及其兼容与矛盾的关系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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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农业可持续发展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早在1994年就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由于具体国情,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很多:首先,由于有8亿多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及世界水平的一半,人均淡水只有世界水平的1/4,地域分布且严重不均,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性障碍;其次,农业生产力水平长期落后,农民受计划经济长期束缚异常贫困,文化素质低下,缺乏产业化、科技化所必须的资金和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性障碍;第三,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是“以粮为纲”没有多种经营的理念,“温饱即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求稳怕变”没有市场竞争意识,“多子多福”没有优生优育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性障碍;第四,还有一些农民、一些乡镇企业、城市中的某些生产建设单位,抓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法治不健全的特殊时期,以“先发展后治理”为幌子,唯利是图,肆意污染,是可持续发展的法治性障碍。因而,目前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仍相当严重。农业如不能可持续发展,我国“三农”问题如得不到根本解决,各种繁荣、进步不但难以长期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研究“三农”问题,应以研究农业可持续发展为逻辑起点,明确认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减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盲目性,避免抉择上的重大失误。

一、在发展战略上,最主要是生态建设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包括生态建设、结构调整、科技化与产业化等多方面内容,概括起来就是限制增长代价,提高经济效率,在不减少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目前,首先要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结构调整的关系,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

生态建设是指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人类而言,自然资源重在保护,以防破坏与浪费;生态环境重在建设,防止减退与恶化。所谓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正是指的这两方面。结构调整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另一重任,其目标是产业均衡,着眼点在提高效率,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经济基础。从具体内容看,一是粮食生产要以品质优良、产量适当为标准,优化粮食与其他作物的种植结构;二是大力发展起“龙头”作用的乡镇企业,实现农副产品产、加、销的一体化;三是促进以股份制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培育生产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走集约化生产之路;四是大力引进高新技术,发展“三高一优”农业,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五是加强农田水利、县乡道路、农村饮用水与新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整体说来,生态建设与结构调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目前正在积极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与“退田还湖”,既是结构调整的重大措施,更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有极高的一致性。在适当减少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林果、畜牧与水产生产,也有结构调整、生态建设两方面的作用。然而,生态建设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也不都是“天然性一致的”,还有矛盾、冲突的一面。这主要因为,结构调整着眼提高经济效率。按传统的看法,所有产出都是有用的收益,除了消耗显性成本,不会再付其他代价。而实际上,很多带有结构调整性质的生产往往是在投入成本取得收益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自然资源,损害了生态环境,形成增长与代价并存的双重效应。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说过,人类征服自然的任何举措都会受自然的报复。因而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善待自然而非征服自然。我们主张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因为这是能最快地增加农民收入、为可持续发展积累资金、为农村城镇化奠定基础的最佳结构调整措施。但也要看到,由于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民文化技术水平低,发展观念陈旧,要素投入普遍短缺,不少乡镇企业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异常严重,为降低消耗,甚至已建成的污染处理设备通常也不使用,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农业结构调整,一定要将在增长中起负面效应的生态成本降到最低,计算收益要尽可能减去生态成本的耗费,生态成本占GDP的比重,应该成为衡量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数值越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就越高,数值大于1的结构调整措施与相关的生产活动则应坚决停止。

二、在价值取向上,最主要是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均资源贫乏,生产力落后,为了提升经济水平,早日实现现代化,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以尽快地提高经济效率是可以理解的。20多年实践说明,这种价值取向对于提高效率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异常突出的,而“兼顾公平”的目标却远未能实现,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以致有学者建议,要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公平与效率并重”。

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是有特殊性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农业生产力水平太低,农民太多太穷,农村太落后。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其他部门都有令世人称羡的大幅增长,惟有农业增长微弱,主要指标特别是人均纯收入还有多年增长递减的情况。这说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战略等重要方面,农业与其他部门应有所区别。就价值取向而言,应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主要因为:

1.从近期的形势看,由于“三农”问题严峻,需要政府实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改革财政体制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强化转移支付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进法制管理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歧视。这一切,都是将公平的原则放在优先地位,为启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2.从长期的发展看,由于人多地少,促使农民精耕细作过量投入劳动和生产资料,我国谷物单产已与发达国家中的农业大国相近或更高,已达现有农业生产力的极限水平,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已很难再依靠增加投入提高收益,加上国际上大量农副产品质高价廉的影响,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势必要按WTO的原则规定,由政府在绿箱、黄箱和兰箱政策范围内作巨额的补贴。这种以公平优先的政策导向,既是发达国家长期的实践,也是我国农业的政策趋势。

3.与工商部门企业化经营方式不同,我国农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占绝大比重,加上地理环境与资源因素的制约,个别或少量的家庭如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效率是极其不易的,必须依靠基层组织或政府,实施大面积的产业化的规模经营。在这种机制中,追求公平性的措施仍然要占很大比重。

4.很多国家包括最近几年我国对农业的投入,事实都是支大于收的净付出,政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民安康,社会稳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并非以获得更多经济收益为目标,更非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追求社会公平且长远、有序的过程,公平始终先于经济效率。

5.由于不公平会助长社会发展非持续性,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不会把现存的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永远继续下去。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是推动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我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弱势产业,也是社会分配不公平中的弱者最集中的庞大部门,不解决分配不公的现实状况就不可能有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社会公平是主要的,但不能由此而否认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不能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实现科技化与产业化而卓有成效地提高农业经济效率,农民就不可能大幅度增收,农村就不可能城市化,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没有经济基础。所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准确的提法应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三、在利益格局上。最主要是农民投入与政府投入的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巨额投入的。投入与收益相关。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除了农民增加收入,农村还获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民收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外溢性强,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能为城乡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逐渐优化的生态环境,还能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长期有效的坚实基础,政府也应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较多的经济投入。

农民投入是经常的,随时随地的,也是尽力而为的。只要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绝大多数农民都愿节衣缩食去投资。问题是,在过去的长时期里,国家为了替工业化积累资金,曾有一套剥夺农副产品剩余价值的政策,如工农产品在价格上的剪刀差,对农副产品的统购、定购,农业集体化对农民各种权益的剥夺,不许农民进城与市民争利的户籍制度,更有近20年各种税费的恶性膨胀,形成使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三农”的严峻局面,使得很多早已贫困化的农民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要加大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的投入,必须有个漫长的过程。

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有间接的和直接的两种形式。间接投入是以农民减负为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上交政府税费的减少,就是政府投入的增加。很多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例如农村基础教育经费及“三提五统”的大部分,现在均由各级财政通过体制调整及转移支付的形式去开支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是通过农民负担的减轻而投入到农业上。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间接投入还远远不够。直接投入是指财政对农业的各种直接支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模和项目,与政府从农业、农民那里得的收益相比较,可以说是“取”得太多而“予”得太少,即直接支出太少了。如从建国到1998年的50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总额为8613亿元,而同期的农业各税就有3398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获得的收益大约是农业税的10倍,近20年来急剧膨胀的各项收费就更不用说了。[1]最近几年来,政府审时度势加大了对农业的直接投入,但在支农政策目标与方式方法上仍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如在粮食流通环节进行补贴,国家耗费7元才使农民得到1元,实在太不合算,也不符合WTO的规定。今后的趋势,应将政府直接投入逐步、全面的调整至WTO规定的绿箱、黄箱与兰箱政策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发达国家尚未完全做到,很多方面我国过去根本未实行过,已实施的补贴也远未达标,可谓任重道远。

四、在发展途径上,最主要是科技化与产业化的关系

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征途上,科技化与产业化是两条必须依赖的重要途径。科技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首先是高科技创新对人类生存的重大贡献;其次是对农业各子系统生产技术进行改造,能直接促进可持续发展;再次是加强对农业各子系统间的优化组合与农业耦合,使农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农业产业化,是将单个农户不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大规模、集约化与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其宗旨是实现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因而对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目前,不同产业的产业化有不同的运行机制:种植业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个体农户分散的生产方式在这里仍然是有效率的;养殖业是公司加养殖场模式,而养殖场必须集约化、规模化和企业化。要实现不同机制的良性运行,需有各级政府、龙头企业与单个农户的紧密协作。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科技化与产业化是最能相互促进的两大要素,谁也离不开谁。许多产业公司和个体农户,都是通过引进高新科技获得长足发展的;而为数众多的科研成果和新技术,也是在农业产业化中得到试验和推广。然而二者之间也有矛盾与相互制肘之处。一个最现实的表现是对农副产品科技化的要求越高,对于产业化生产的要求就越严,常使成本上升利润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产业化正常发展的制约因素。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我国的棉花生产,由于手工采摘等难免的客观原因,经常沾染极少量(一般每吨3克左右)的化学纤维、丝麻与毛发(俗称“三丝”),如不清除干净织成布后会有少量杂色疵点,为避免出口后退货索赔,许多纺织企业每天都雇数百上千的人挑拣“三丝”,使每吨棉花的平均成本增加300多元。客观地说,农业产业公司这些损失,往往并非他们科技水平不足或者努力不够的结果,而应视作在科技化过程中的必然成本,即科技化对产业化的制约。说到底,科技进步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农业科技化过程中,人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也影响科技进步。这主要是许多农民科技水平低,缺乏严格的素质训练,在科技成果的试验与推广中常有失误,使本来科学的成果归于失败,或产生一定的毒副作用,形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对科研的打击非常大。从根本上说,农业是典型的弱势产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产品需求弹性小而竞争充分,还有国外大量质高价廉农产品的冲击,产品供求失衡、企业经营亏损有时是难免的,科技部门为其承担风险也就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可说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可少的成本支出,涉农科技部门对此也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五、在战略目标上,最主要是城市化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是农村的生态城市化,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城市化,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前提,让大量的农民在生态环境能逐步改善的情况下逐渐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从而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大减少,让城市人口的比重也能象发达国家那样上升到70%以上。农村城市化的必要性,在于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在一定情况下是一固定数额,农民要想加大投入使农产品总量及相应的收入增加只能是少数人可实现的行为目标,全体农民都这样做则是不可能的,即总产量要受总需求的制约,过高的总产量无论国内、国外市场都接受不了。通过减产提价实现增收的路更是行不通,不仅高度分散、充分竞争的农业市场没有谁能控制产量和价格,真的市价过高政府也不能不干预。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逐步、大量减少农民人数,让余下的农民在总需求不变的格局下增产增收。这便是农民进城的城市化。也只有这样,农副产品才有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农村剩余劳力才有更多就业机会,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商贸服务才能充分得到满足,从而最终从根本上化解人多地少这一天然矛盾,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性生态环境和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仅36.2%,距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甚为遥远,无论是发展的空间或艰难的程度都异常巨大。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它以经济持续发展为基础,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生态不断优化为条件,终极目标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说,首先,必须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不仅是当代人的基本需要,还要满足世世代代人的基本需要;不仅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还要满足人对劳动环境、生活环境、生存环境质量的需要;不仅要不断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要逐步提高生存与生活的质量。这就必须实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与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共同繁荣。其次,是指个体人的全方位发展。不仅是指人的生理、心理、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本身的协调发展,以使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创造力及各种潜能得到持久的发挥;还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个人自身各方面发展的协调一致与同步运行,便能理性把握、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要能够不断意识到人的自身对自然的无度依赖和片面的发展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从而能自觉、能动地对自身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的增长)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使与环境、资源、社会发展协调一致。我国农民生活贫困,科技文化水平低,在以人为本的两个方面都急待提高。只有较好的实现了这两方面要求,才能促进农村人口发展从数量增长型向素质提高型转变,人力开发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转变,资源利用由无度消耗型向廉价节约型转变,生态环境由不断恶化型向渐进优化型转变,最终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纵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目标,农村城市化主要在于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既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人这一行为主体的客观要求,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二者都以生态发展为条件,从物与人两个方面构成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缺少任一方面都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运行陷于瘫痪。然而在实践中,二者之间也有摩擦或难以适应之处。最主要是生态优化、安全便捷、居住适意等生态城市化的标准难以实现,不用说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落后的我国,就是有几百年城市化历史的发达国家,目前也有主张“回归大自然”的众多市民正以不同方式远离城市,将最发达的市中心留给最贫穷的人居住。与此趋势相适应,在理论上则有“城市化会束缚人的本性”等观点。在农业上认为应尽量地减少物质与科技投入的“低投入农业”的观点,在实质上也就是否认现代化与城市化。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主要内涵集中于城市,对生产要素的投入多是一方面,然而要素的创造呈更多更快的增长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增长极限论的悲观认识是不能成立的,仅是强调减少要素投入无异生产方式的倒退,与发展的观点是截然相悖的。然而在目前,我国却有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城市化而对各种资源无所顾忌地破坏与浪费。如在农村的市镇建设中,某些富裕地区虽以巨大投入建成标准化的市镇设施,最后发现既无商品也无需求即有镇无市,以致徒有市镇的空壳;某些地方集镇式的房子虽建成了,却因观念陈旧或者资金不足根本没有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致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堪入目;还有少数贫困的乡村,毫无资金准备也在勒令农民将原有的住房拆了搞移民建镇,致使许多农民无家可归。国内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趋势,都是对城市化不同观点绝对化的结果,尽管行为反映截然相反,象钱钟书所描述的“围城”现象,而产生的原因是一致的,即对生态城市化的内涵缺乏认识。若认识到城市生态环境是会不断改善和完善的,就没有人离城市而去;若认识到城市建设应有一定严格标准,也就没有那么多人急于求进。而这种认识的完美表现,就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所透晰的现代理念。说城市化难,最终形成这种理念更加困难。在今后的长时期里,二者会以更复杂的形式在多方面表现出来。

全面、正确认识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上述五个方面相容相悖又利弊共生的相互关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健康运行的关键,应该引起每个行为主体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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