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缘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新政伊始，厉行科举改制。对此，最后一科(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曾总结道：“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①概言之，科举改制包括两个方面：(1)辛丑年(1901)颁行考试新章，以废八股、罢试帖，改试论、策、经义，废誊录等为内容；(2)壬寅年(1902)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1903)开始，新进士中授京职者②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等“新学”，接受学堂再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未留馆职之以主事分部，并知县铨选者，仍照向章办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学未卒业者，留俟下届考试。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其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须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随时认真经理。③ 据该上谕之精神，京师大学堂随后筹设进士馆，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正式开课。可以看出，开进士馆之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肄业、考试散馆的制度，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在所分衙门学习期满，经本衙门奏留，作为候补主事、候补中书的制度。因而，此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新政开始后，改科举、兴学堂逐渐成为国策。然而，学堂普及绝非一日之功，其培养人才的效验尚在十年之后，同时科举虽改八股为策论，却仍嫌不尽如人意。故如何通过进一步调适科举与学堂的关系，以期多快好省地获取应时人才，解决现实问题，便成为当局的棘手要务。值得注意的是，开进士馆恰好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案：即令最精英的科举人才——进士授京职者——接受大学堂再教育，俾“科举并入学堂”④之中，以寻求科举、学堂的调和之道，而教科举已成之才，也易收速效。因此，开进士馆之举，是在兴学堂背景下，直接自翰林院切入，从新进士“新学”培养及任用、出路层面，将科举改制推向了深入。可以说，辛丑年的考试新章，通过废八股、改策论、调场次，对科举制做了重大变革。而壬寅年诏开进士馆，则是对科举改制的继续推进。二者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于是，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本已改由策论及第，进士馆之制又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中许多人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既往有关清末停废科举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科举考试新章及其落实、改科举到废科举的过程方面，已有不少成果⑤，对进士馆亦有一些研究。⑥然而从整体看，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以及枢臣的争论与妥协等方面，考论诏开进士馆的缘起，并阐明此举与科举改制的关系。 一、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清代重科名，尤以入翰林为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⑦，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咸同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而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因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⑧，由翰林院主持⑨，故此举即是对翰林院下手。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唯因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 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翰林院首当其冲。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⑩ 次日，清廷针对奏片明发上谕，慨言“兹当变通政治之初”，作为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允宜首先整顿”，遂令编修、检讨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而“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则“听其分门肄业”。并令“掌院学士酌定课程，每月呈送札记”，据优劣而定奖惩。更重要的是，与翰林密切相关的“散馆、大考、考差，均应一律变通”，上谕令掌院学士就此“妥拟章程，咨送政务处王大臣覆核，请旨办理”。(11)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上谕由奏片而来毫无疑问，但二者买质差异甚大。据孙冢鼐的建议，庶百士肄业及考试内容将大为改变，庶常馆制度需调整。与此对应，上谕的规定颇为微妙：一方面，由于庶常馆之制牵涉太多，在无替代机制出现以前，绝非旦夕可改，故绝口不提庶吉士应作何功课。另一方面，既明言翰林院应首先整顿，则不得不有所表示，故令业已散馆的“编、检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需要强调的是，孙家鼐变通庶常肄业的主张既未被采纳，庶吉士作何功课又未予规定，而散馆却要求变通(12)，则庶常馆势必改制。这就为开进士馆埋下了伏笔。 然而，翰林院衙署为庚子兵燹所毁，此时汉掌院学士孙家鼐在行在西安，满掌院学士崑冈为留京办事大臣，翰苑人员或留京、或在行在、或散处各地。因此，且不论整顿办法何如，此时实无从整顿。因而迟迟不见掌院学士酌定的具体办法。不过，整顿翰林院的讨论在高层中继续发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张百熙奏称：欲救翰林取非所用、用非所取之弊，“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亦即“莫如使今日已取之士尽习有用之学”。故奏请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令学士以下分研经世实学。(13)这就提出了科举已取之士再学习问题。其实，欲取与用出于一，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变取士之法，直接用所谓经世之学来取士。该思路即体现为科举考试新章。因此，奉行科举考试新章与令新进士入大学堂，确为实现人才取、用合一目标的配套举措。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宫銮驾抵京，次日即传“翰、詹读、讲以下俸深编、检二十员”预备明日召见。(14)而在召见翌日，即十二月初一日，再度发布整顿翰林院上谕：“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平日并无公事，从容清暇，正宜博通经济，期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著掌院学士将该衙门人员督饬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均应切实讲求，务令体用兼赅，通知时事，而无习气。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由该掌院学士严行考核，分别优劣，据实奏闻。”(15) 与四月十九日上谕相较，十二月初一日的上谕虽未再提翰林专工诗赋、小楷，空疏无实，语气看似稍缓，实则“平日并无公事”云云，足令翰林气短。参加了召见的叶昌炽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不佞在史馆四五年，簿书鞅掌，何异司员，而日并无公事，闻命饮冰。代言者皆非个中人，即枢臣亦不以词曹进，惟子玖官翰院三十年，轺车遍于四方，偶一人都，席不暇暖，未尝一日当馆差，宜其全不知甘苦也。”“代言者”似指拟旨的军机章京，无一翰苑人员，而当时枢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
四位，唯瞿翰林留馆，但似未当馆差，故叶昌炽谓其全不知翰林甘苦。叶还将严旨归罪于召见的翰、詹人员“大半皆腐头巾”，尤其是支恒荣、朱延熙召对不称旨。(16)其实，整改翰林院早有成议，其主张者正是翰林出身的孙家鼐、张百熙、瞿鸿
等人。孙、张之奏已如前述，瞿鸿
的亲家余肇康则称瞿入枢后，“首请废八股文，大小试均试策论……整饬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官以政治之学”。(17) 该上谕一经发布，即获得了一些报刊舆论的积极回应。《中外日报》称：士人以科举为正途，又以翰林为华选，故翰林风气，为天下士子所效。谕旨责令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则翰林自不能不从事于此。翰林中“多一谙晓时事之人，即少一故见自封之人，施诸政事，收效实大。且风声既树，而向往日众”，实足开风气、兴实学。(18)《苏报》评论认为，掌院学士果能认真督核，使翰林“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各有专长”，则其中将有如张九龄、陆贽等杰出人才涌现。(19)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该上谕颁布当天，朝廷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建京师大学堂。这正说明改科举的同时兴学堂，亦预示着翰林院与大学堂纠葛难免。一个多月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落实翰林院整改，命詹事府归并于翰林院。同日，掌院学士节冈、孙家鼐奏请督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办法一折，奉旨依议。(20)该办法分为四条：①严定课程：以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为纲，“督饬各员分门认习”。各员按期入署登记阅读情况，提交读书札记，供掌院学士查考。②酌派人员：因“教习庶常馆向有提调、收掌等员司理其事，兹编、检以上人员用功，体制不同，事应比照”，故派侍读、侍讲学士为提调，以办事翰林官为收掌。当时翰林“在京者有六七十员，除现充南书房、政务处、本衙门办事官、国史馆提调各要差诸员”，“其余读、讲、修撰、编、检俱一体按日交课”。③调取书籍：咨行各省官书局调书，并在上海等处择要采购西学书。④筹建堂舍：“此次督饬各员用功，即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因到署人员众多，故“应设讲习堂一区”，为掌院接见之所，“分设两斋，为各员修业之地”。(21) 需要强调的是，比照庶常馆，另设提调、收掌，且按日交课的为“讲、读、修撰、编、检”，则说明庶吉士不在此列，理论上他们还在庶常馆肄业。同时，此举的思路亦被点破：即仿前此(1898-1899年)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教科举已成人才，期收速效。 从容清暇的翰林院经此整改，那些在政务处、南书房等处没有要差的编、检以上人员，须用功古今政治、中西艺学。那么，“入官之始”更应“加意陶成”(22)，但事实上却“闲旷三年”(23)的庶吉士群体，当如何加以督课？同时，“嘉道以后，庶吉士在馆肄业之制渐见废弛，同光时得馆选者，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大、小教习漫不过问”。(24)同光以来业已徒存虚名的庶吉士肄业之制，又当如何整改？而且，“庚子年后，教习庶常馆划在扩充各国使馆界内，该馆已无地基”(25)，新科庶吉士又当如何安顿？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之举，给出了明确回答。此举令新进士中授京职者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延请中外专门教习按堂授课”，癸卯、甲辰两科“一甲修撰、编修及庶吉士”，例须住馆学习，“以代替从前之庶常馆”，毕业考验授职，“类于旧制之散馆”。(26)新进士入学之举，使业已奉行考试新章的科举再度经历重大改制。而此举之所以能够定议，又与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及改科举的进展密切相关。 二、筹办仕学馆与诏开进士馆 就在翰林院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督饬编修、检讨以上官员肄习政艺之学，教科举已成之才，期收速效之际，朝野上下不断传出设立京师仕学院，造就已成人才的呼声。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苏报》称：“顾未成之人才，固宜教以有用之学，而已成之人才，尤宜化其无用之学。”针对五日前整顿翰林院的上谕，作者认为“从容清暇，平日并无公事者”尚多，故议设京师及各省仕学院。京师仕学院分吏、户、礼、兵、刑、工、外务、警察八科，无论翰詹、科道、六部额外司员，俱准入院肄业，毕业考列优等，给予执照，尽先补用。(27) 如果说报刊议论较为随意，未可太过当真，那么当时最具影响的直、江、鄂三督联衔请设京师仕学院一事，就颇值得关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凯向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发电，提出了借材异国问题。张之洞复电认为，政务处延聘外国顾问官，恐“必有干预，将来挥之不去”，但考虑到变新法则必须访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袁世凯、刘坤一复电赞成，并提议请张百熙兼管仕学院。张之洞认为“甚妥”，请袁主稿，会江、鄂衔上奏。(28)其大意为：“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拟请在京师设仕学院，饬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先行开办，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与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为讲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须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员赴仕学院讨论。不过，折上即留中。(29)张之洞得知后，又复电刘、袁，就刘所言“洋员宜慎重”问题，请其详筹妥拟“慎选防维之法”，再电荣禄，以免“内意疑惑”，以期获得俞允。(30) 然而，此举实在走得太远，无法获准。即使获准，由于既有客卿问题，又牵涉众多京衙京官，操作匪易。请张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难以接受。张百熙此时正筹划重建京师大学堂，异常忙碌。更重要的是，张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开设速成科仕学馆。 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后，鉴于各省学堂尚少，一时并无应升大学的学生，故奏请先立一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又因“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故又请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31)待到操办起来，再变为“将速成一科先行开办”。(32) 就仕学馆来说，招生对象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考试分初试、覆试，均有淘汰。初试分两场，头场试史论、政治策、算学策、英文论各一篇，二场试舆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国文论未习过者可不做。(33)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十五两日，分别举行头场、二场考试，仕学馆投考165人，挑取范熙壬等33人，再经二十二日覆试，正取范熙壬、达寿、叶恭绰、朱献文等20人，备取袁励贤等6人。(34)鉴于学生尚未足额，且前次考试正值乡试甫竣，未及赶到之人甚多，张百熙又发布《续行招考告示》，定于十月十七、十九两日初试，特别指出前次考而未录者，概不再行收考。(35)这次投考120人，初取胡子明、余棨昌、靳志等33人。(36)经二十八日覆试，合第一次取中学生，“大约仕学馆可满四十名”。(37)此时教习已聘就，校舍已修葺，大学堂只等开学。 从考试科目、场次、录取比例看，想要入彀，颇不容易。因此，第一次招考录取后，即传闻有人条陈：“大学堂考试过为严苛，取数亦甚寥寥”，故“请嗣后凡进士正途出身人员”，只要愿入仕学馆，但由其衙门咨送收录，毋庸考试。(38) 就在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的共识渐多，大学堂仕学馆开学可期之际，政务处内部也在酝酿继续推进科举改制：令新进士中授京职者入大学堂肄业三年，再出服官。很明显，此举革新了庶吉士肄业之制，延续了前此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政治时务的思路，而且一并回应了部属、中书“新学”培训问题。不过，若非仕学馆筹备就绪，即使有令新进士接受学堂教育的想法，苦于无处就学，想法也很难成议。当时了解内情之人，即谓新进士入学为“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39)可见，正是由于仕学馆已办理就绪，同为速成教育的进士入学，即诏开进士馆，才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条件。只不过后来大学堂当局决定在太仆寺街为进士新造馆舍，而将仕学馆归并其中，两馆教习相同，课程近似，唯分班授课而已。 三、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瞿鸿
、荣庆 令新进士学习政治时务后再出服官的想法并不新颖，但要形成决策、付诸实践，则离不开当政者的主持和推动。 戊戌年六月初九日，来京参加拔贡朝考的湖北士子甘鹏云在日记中从容发论：“进士初释褐，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40)甘氏的想法与进士馆立意颇似。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应诏陈言中亦谓：“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故有设京师课官院之请。(41)可见前引袁、刘、张三督请设京师仕学院的主张其来有自。无独有偶，严复在光绪二十八年三四月间论教育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欲考求西国新学之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严复对此极为看好：“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旁通之材”，只要方法得当，待遇优厚，“其成殆可操券”。(42) 类似的想法尚多。不过，从切实材料看，光绪二十八年秋冬，瞿鸿
、荣庆是朝中促成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荣庆日记》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记道：“同徐、铁诣瞿前辈处面酌奏稿，并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颇蒙赞赏。”徐、铁即徐世昌、铁良，二人时任政务处总办，荣庆任政务处提调，瞿前辈即瞿鸿
。那么，荣庆所“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究为何物？他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给出了线索：“早至政务公所……科举并入学堂旨下，申归。”(43)当天的明发上谕，正是前引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之诏，即荣庆所谓的科举并入学堂之旨。 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内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澐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44)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45)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
赞赏。有意思的是，瞿鸿
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
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
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46)张缉光系瞿鸿
善化同乡，师事鸿
，又任瞿氏儿辈老师(47)，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48)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49)，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
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此次极为保密，故报刊报道绝大多数是在上谕发布后才做出的。有关上谕动因的消息有同有异，以时间为序稍做考察，有助于坐实瞿鸿
的推手角色，并可澄清讹闻，检视报道的趋向和可靠性。 如前所述，汪康年因有张缉光、朱启钤做线人，消息直接来自瞿鸿
，故汪氏远在沪上的《中外日报》反而较早地获知确情。还在上谕发布的前一天，该报就率先曝光了此事：“闻政府近又奏请，于明年为始，朝考后，凡三鼎甲及庶常、主事、中书等员，皆须入京师大学堂所附设之仕学馆肄业。其以知县用者，即在各省仕学馆肄业，均以三年为限，俾士人咸知讲求新学。”(50)观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便知该报道多么准确。有意思的是，《中外日报》虽然预知内情，但却仅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论说末尾附带论及。(51)此时外界尚未看到上谕，汪康年如此小心翼翼，很可能与瞿鸿
“万勿宣传”的叮嘱有关。 同处沪上的《新闻报》于十一月初四日则据“京函”称：“上月下旬有某侍御专折条陈，请将明年新科进士及前科未殿试之进士，自此科为始，均须发入大学堂肄业”，政府颇以为然，故明降上谕。(52)该日《新闻报》、《申报》均就上谕发表了专论。(53)远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于十一天后，也报道了此事，与《新闻报》内容相近。(54)遗憾的是，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御史条陈的线索。不过，即便有类似的条陈，如无中枢大员力挺，也很难过政务处议覆这一关。故《选报》谓进士入学之谕，“虽系某御史具奏，亦瞿尚书赞成之力为多”(55)，不无道理。 近在天津，一向消息灵通的《大公报》，此次却落了后手，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才发出声音：“某大臣于召见时面奏，历陈本年科举之有名无实，不如竞废科举，专由学堂取才。皇上颇为所动，闻虽有竞废科举之意，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姑俟恩科举行后，即永远停止。”故次日即下新进士入学之旨。(56)报道注意到此举与废科举、兴学堂的联系，甚是；唯谓某大臣一经面奏，次日即下旨，显然不了解内情。四天后，该报终于探到了“确实消息”：初二日所降进士入学之旨，“闻出自瞿大军机之意”。(57) 四、进士入学引发的枢臣争论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瞿鸿
为什么要推动此事？王文韶、鹿传霖为什么又要“执意派掌院入学堂”？(58) 就瞿鸿
而言，开进士馆是整改翰林院的自然延续，乃其政见所在。变通新进士章程，新科三鼎甲及数十位庶吉士将入大学堂肄业，必将变革庶常馆之制。考虑到瞿本来就是辛丑四月以来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实学的支持者，则瞿此时力推进士馆之议也就很好理解了。 此外，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本年给瞿鸿
的上书及张缉光的不断进言，也值得注意。杨毓麟首先力言派人留日学习速成师范，对国内学堂至关重要，然后话头一转谓：“俟吾国教育办理有成绩，而后可以救亡，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外。”此十年中新政“在在须材”，而嚣然言新政者，“大率有理想而无实地研习，施之事实，必多粗确”，故为今日中国计，“莫若遣人东游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三事”。接着又为打消顾虑，请瞿主持，称“师范可以速成，则政治、法律、经济上，何不可以速成者。但现在吾国人无主张此事者，是以无人自发其端耳”。选派对象则“京、外并遣”，“在京则词馆、部曹”。(59)张缉光致瞿鸿
函云：“又得杨笃生(杨毓麟，引者)自日本寄来一函，有书呈鉴……至所陈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诸学，尤救急之方，多有论及者。”(60)可见，张缉光亦以派京、外官出洋学习速成法政、经济，向瞿进言。而瞿鸿
在进士馆动议之初，确也有择优派翰林出洋的打算，只不过先在仕学馆肄习一年。(61)不过，官员游学看来尚属超前，况且由于刚刚发生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局对留日学生疑虑正深。因而此时奏派京、外官留日学习速成法政，尚非其时。然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业已筹备就绪，在国内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看来阻力较小，可行性大。因此，当荣庆九月二十五日向瞿鸿
陈说办法时，瞿对此其实已有谋及，“颇蒙赞赏”也就毫不奇怪。 就王文韶、鹿传霖来讲，既然要求新科翰林入大学堂肄业，则王文韶主张掌院学士入学堂，督饬翰林用功，也就并非毫无理据。进言之，令翰林入大学堂肄业，意在以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实含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意蕴。考虑到王、鹿二人，尤其是王，是枢臣中力挺科举者(62)，则王此举实有深意存焉。这实际上涉及翰林院与大学堂，亦即科举与学堂的竞争关系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科举业已改章，翰林亦须用功实学，而今更须入大学堂再做学生。面对学堂咄咄逼人之势，王文韶主张派掌院入大学堂，就不无“反制”的意味。瞿鸿
当然对此一目了然，不惜造膝密陈，寻求慈禧的支持，力避掌院入学堂，事事掣肘的局面出现。 中枢议政讲究保密，讨论未必留有记录，外人往往难得其详。幸运的是，张缉光致瞿鸿
的两通密信，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务处“变通新进士章程”的形成过程及命意所在；而当日政务处大臣争论的内幕，直接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关系甚重，也可从第二通密信中得窥梗概。 从第一通信首先可知，瞿鸿
命张缉光拟稿，张即据庶常馆旧制及仕学馆章程，并发挥东西各国强迫教育制度之旨，连缀成稿。他说：“承谕拟稿，谨就愚见，敷析成篇，录呈钧采。篇中胪列旧制及语及仕学馆章程处，但凭记忆，无书可查，必有讹误。但缉光私见，窃以东西各国皆制为强迫教育制度”，即“国家以权力勒令士民就学，如英、德、日本各国，凡生子至六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罚其父母，凡民年二十未受普通教育者，不能享有国民权利，皆其强迫制度也。”张缉光认为瞿鸿
“筹及此举”，令新进士入大学堂学习“新学”，考试合格方能毕业，“极得强迫之微意”。故张在稿中本强迫教育之旨“而隐其词”，以免“为流俗所骇”。其次，可知动议之初，本欲取消新进士分发中的内阁中书一途，改为分部主事，只是考虑到“现当诸事掣肘之时，更张太多，或反予人以口实。且变法不惟其名，惟其实，姑存其目，亦自无妨”，始作罢论。再次，在张缉光看来，经此改制，新进士须再做学生，科举将进一步式微，如果能“扩充此意而实行之”，则学堂教育将有勃兴之望。最后，虽然张缉光也不忘参加科考，且本年秋天刚刚中式顺天乡试举人(63)，但他倾向于废科举。他说：“至科举之废，万口同辞，故篇末揭明斯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变通新进士章程虽抑科举而扬学堂，但调和二者的痕迹甚显，张缉光担心倘不揭明废科举之旨，“恐人疑此奏为保护科举而设”，则瞿鸿
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将不为世人所谅，甚至会遭到主废科举的趋新舆论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张缉光在信尾，以王安石变法“三不足”的口吻耸动瞿鸿
道：“同僚之论不足凭，天下之评最可贵，尚冀坚持此说而终成之，于人才大有造也。”(64) 可以想见，瞿鸿
收到张缉光的稿子后，定有修改。比如明言废科举，想必瞿此时亦未必以为然(65)，更不大可能贸然拿给王文韶、鹿传霖去商酌。因为王坚决反对废科举的立场，瞿了然于胸。当稿子在政务处层面讨论时，王文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二是新科翰林的教习必须是翰林、进士出身人员。张缉光得知此情后，愤激难掩，再次上书瞿鸿
，痛切直言： ……日前谕及之件，闻相臣颇有异议，欲以掌院插入学堂，而翰林必以进士、翰林为教习。窃怪旧见之难化，而不计事之无益，竟若此耶。国家于科举改试策论，是明明谓八股不如策论，今欲以八股之旧翰林、进士，教明年策论所得之新翰林、进士，似于变法初意太相矛盾(今大学堂教习，非无翰林、进士，亦适成为中国人才耳)。且翰林、进士之待教习者，教以新学也，其人果有学，自足教人，何必以至不足重之科名限之。且今中国之大，绝非无(原文如此，引者)配充教习之人，盖现今人才，皆以八股出身，于科学一无所知，欲求实在办法，非尽聘洋教习不可，其次亦非以游学生为教习不可。盖所贵乎学堂者，学我所本无之学，高谈经史无益也。 至掌院一节，不惟无益，反生出无穷牵掣、无穷阻难。为掌院者，果由学堂出身，果非以八股得科名则可，否则八股旧见适足以为学堂之蟊贼，不独所教之翰林、进士无效，即现设之仕学馆亦必为所牵动。此事甚有关系，惟详虑之。议者果爱翰林为饩羊，视科举为命脉，则仕学之说可作罢论。即欲敷衍，可令翰林院设置仕学馆，以掌院为总教习，又选派数老翰林为分教习，与大学堂之仕学馆分道扬镳可也。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前闻尊议一出，管学告知学堂人士，皆极称颂，谓不如竟废科举之痛快，而能使天下之心目注重学堂，科举必难久立于世界，为功不小。 今若此，则八股掌院侈然有干预新学之权，而教习尤必以科名为重。是非重学也，重科名也。且亦必不能有成效，亦故作风波，取人笑骂而已。此事外间已知吾师主持，或得或失，不免集论于吾师。似不如坚持前见，以拯陷溺，否则竟作罢论，犹免讥嘲……弟子非敢谓八股翰林无明通之才，但止足以言明通，不可以言实学。教习但取其学，若以科名为招，则夤缘自荐者何以御之。……(66) 可知争论的焦点有二：新翰林的教习由何人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否入大学堂。这无疑既涉改制的理念，又牵扯用人问题。 首先，就教习言之，王文韶主张新翰林的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人员担任，即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翰林前辈出任庶常馆大、小教习的旧制，显示出变政以渐，不欲更张过甚的态度。戊戌孙家鼐管学时期，“大学堂派出提调十人，翰林院居其六，又得教习者八人”，用人即以翰林为主，所以叶昌炽谓“虽不尽公道，尚可为词馆吐气”。(67)故大学堂一开始便与储才之地的翰林院颇多人事往来。(68) 而在年轻激进的张缉光看来，一则八股不如策论，不可以八股出身之旧翰林、进士，教策论出身之新翰林、进士；二则在学堂应学我本无之科学(分科专门之学)，然国内人才皆系八股出身，无通科学之人，所以教习最好延聘洋人，其次亦需调游学生担任，万不可以科名限之。故张力劝瞿鸿
坚持定见，否决老翰林入大学堂教新翰林的意见。 其次，掌院入大学堂问题，尤为重大。张缉光将八股、科名与学堂对立起来，昌言新旧势不两立的同时，更敏感在意的是，“八股掌院”入学堂“牵掣”、“阻难”、“干预”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新学之权”。为此，他发出“危言”：掌院一入大学堂，不仅新翰林、进士肄业无效，即仕学馆亦将为所牵动。无奈之下，要么干脆不办，要么分道扬镳，大学堂与翰林院各办各的仕学馆，而放弃科举、学堂调和之道。 与此对应，王文韶坚持掌院入大学堂，如前所述，既具有“反制”学堂的意味，也是延续了前此由掌院学士督饬翰苑人员用功实学的整改思路。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依靠首辅荣禄支持，出掌管学大权(69)，然在此前后颇受到所用非人的诟病与谤言。(70)考虑到此时汉掌院学士正是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因此王文韶执意派掌院入学堂，似有变相保其同年孙家鼐再度入主大学堂的人事考量。(71)此外，该信显示，瞿鸿
筹及此议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并达成了一定共识，而大学堂其他办学人士虽认同此举为学堂张目，将使科举式微而难以久存，但尚以此为不够痛快，意欲立废科举。 因瞿鸿
一向慎密，张缉光以外间已知瞿主持此事，得失不免集于一身，力劝瞿坚持前议，否则宁愿放弃改革，所谓“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瞿接信后，当向慈禧力陈掌院不可入学堂，获得了首肯。张缉光获悉此情后，便于十月廿八日向汪康年通风报信，称“或可免掌院一节”。(72) 从十一月初二的上谕看，丝毫不及掌院学士，而明令张百熙悉心核议，随时认真经理。看似瞿鸿
掌院不可入学堂的主张获得胜利。不过，仅仅两个多月后，荣庆就于癸卯正月出任另一管学大臣。不久，因荣禄去世，张百熙失去后盾。十一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添派掌院学士孙家鼐为学务大臣，与张、荣鼎足为三而以孙为首。荣庆也在进士馆开馆之前署理满掌院学士(73)，则实际上掌院还是入了大学堂。 至于教习问题，采取了类似搁置争议的办法。政务处上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的同时，还附有一片：“简派大教习由”。(74)大教习即教习庶吉士，乾隆以后例由翰林出身之满、汉大员中各简一人。(75)请简大教习，即是延续教习庶常馆之遗意。不过，上谕对该片未予理睬，而且对争论不休的教习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也避而不谈。但是，派资深翰林出任进士馆教习的传言却时有所闻。(76)从日后实情看：进士馆监督、学务提调最初派翰林前辈，而实际授课者则主要为日本教习及留学生教习。(77)看来各方在此处亦达成了妥协。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瞿鸿
与王文韶在此事上意见参差，但并不意味着瞿、王有多么对立。在“人人欲避顽固之名”(78)的时代，王文韶坚持保全科举的政见，“不恤大被顽固之谤”(79)，实“固有深见”，也不愧大臣之风。(80)此外，翰林院、大学堂均为开进士馆的利益攸关方，故有必要考察孙家鼐与张百熙的态度。如前所述，孙家鼐于辛丑四月主张庶吉士入馆之初，即宜课以实学，当癸卯年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又建议前一两科进士有愿人进士馆者，亦准一体就学(81)，似知孙对开进士馆基本持欢迎态度。不过，张百熙的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从他奏请翰林用功政艺之学及开办仕学馆看，开进士馆与他的政见相近；更重要的是，此时张百熙与瞿鸿
的关系密切，二人经营学务“苦心热血”(82)，前引张缉光的密信，也说明瞿鸿
推动此举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而张并不反对。然而另一方面，进士入学的特旨颁布后，事实上给张百熙带来了不少麻烦：筹备开馆固然不易，更为严重的是，此举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直接关系新进士的出路，这就使得本已颇受非议的大学堂，又多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83)因而颇有张百熙“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的传闻，屡有张不以此举为然的声音。(84)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经常正面报道张百熙的《中外日报》在放烟雾弹，试图为张“澄清”，以减少科举新贵对张本人的非议。(85)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些报道恰好表达了张百熙开始筹办进士馆后，面对种种为难之处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此时亲自办学的张百熙在废科举一事上，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开进士馆这种调和之法，对他来说已不够惬心。不过，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系瞿鸿
、荣庆在暗中推动，荣庆不久又被派为管学大臣，则张百熙即使不以此举为然，此议也很难逆转。有意思的是，甲辰(1904)四月进士馆开馆前，张百熙已于二月奉命甲辰恩科会试副总裁，赴汴衡文。因此，开馆前后，大学堂事务是由孙家鼐、荣庆负责的。孙、张、荣三位学务大臣的复杂关系，也可从此类事件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既往研究显示，庚子之后对科举变革的推动，陶模、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疆臣多为主动，而枢臣更多是“合谋”的角色。(86)此次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由于是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枢臣(瞿鸿
)等中央大员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从袁世凯、张之洞请设京师仕学院的思路和行动看，他们似对此也乐观其成。当然，袁世凯、张之洞此时努力的主要方向却在科举减额。(87) 就进士馆与科举改制的关系来讲：开进士馆变革了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是科举改制在翰林院及新科进士“新学”培养与任用、出路层面的反映。如果说辛丑科举考试新章是要变取士之法，用所谓经世实学来取士，那么，壬寅诏开进士馆恰是要科举已取之士入大学堂，接受经世实学再教育。二者殊途同归，互相配套，均为解决取非所用、用非所取的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转型背景下，翰林院的持续整顿是科举改制的体现，而京师大学堂的重建是学堂兴起的标志。开进士馆，正是要将科举与学堂沟通起来，以便多快好省地获取应时人才。此举既是改科举的继续推进，与科举考试新章两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标示着学堂取代科举的风向。 科举是举国关切的抡才大典，科举改制在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如何推进，直接反映了清廷的决心与力度，示范效应甚大，开进士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此外，政学相依，翰林院既与政治核心关系至密，又是士人观瞻所在，其改革自然深受瞩目。进士馆之设，已经涉及官员的养成和任职制度，关系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因而影响亦大。 感谢匿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对本文的改善大有助益。在本文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先后承蒙尚小明、马忠文、李细珠、王晴佳、罗志田诸位教授的指点，谨致衷心谢忱！ ①稊园(关赓麟)诗题，孑厂(郭则澐)辑：《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0页。 ②包括修撰一名、编修两名，庶吉士、各部主事、内阁中书各若干名。 ③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则令入各省课吏馆学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④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⑤商衍鎏简述了戊戌及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的内容，点出了进士馆取代庶常馆的变迁(商衍鎏著，商志
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0-82、165页)；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梳理了康乾两朝及同光以降改废科举的思路与尝试，并注意到了开进士馆一事，认为“此诏令如果得到严格执行，将是一项重大创举(important innovation)”。[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54]王德昭详细梳理了康乾两朝及道成以降改废科举的建议与举措，惜对辛丑后用笔稍简(《清代科举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1-245页)；罗志田考察了废科举前取士标准与参考书的变化，对印书、卖书、买书、士子的影响，探讨了废科举造成的多方面深远社会影响(《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刘海峰考察了落实辛丑科举新章的最后一科乡试与会试、殿试，简述了新进士须入进士馆接受新学培训的基本情况(《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李细珠发掘未刊、已刊函电，考论了戊戌以来科举改章和减停科举的过程，揭示了不少内幕(《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40页)；关晓红探讨了晚清科举从议改到停废的历史过程，考察了辛丑科举新章及其落实，对科举与学堂关系、停废科举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均有高论(《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38页)。 ⑥李贵连等对进士馆的沿革做了勾勒[《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9页]；周君闲利用章奏材料对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等做了铺叙(《晚清进士馆述略》，《文教资料》2007年3月号)；韩策重建了进士馆开办初留学生教习的史实，讨论了他们在向学有根柢的进士传授新知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与教学挑战(《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⑦参见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8、161页 ⑧商衍鎏著，商志
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57页。 ⑨《会典》“翰林院掌院学士职掌”条谓：“萃礼部之进士以朝考每科于殿试、传胪后，礼部以进士名册送院，掌院学士奏请御试于保和殿，日朝考。”[《钦定大清会典》(嘉庆朝)第55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638)，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5页]又，光绪二十一年御史熙麟奏参壬辰、乙未朝考阅卷是非倒置，上谕即令掌院学士将有关朝考原卷封固呈进(《清德宗实录》第367卷，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98页)。关晓红两次断言进士朝考由吏部负责主持，似可再商。其所引王庆云《石渠余记》的材料，恰亦说明朝考之设，为选庶吉士(《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29、238页)。 ⑩孙家鼐：《奏为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敬陈管见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片，档号03/7203/127，缩微号537/0939。按，此标题系档案整理者所拟，原拟事由为“翰林院讲求实学整顿课程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03/0308/2/1227/105。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2)上谕要求散馆、大考、考差一律变通，而是年七月十六日废八股、改策论的上谕，连带规定散馆、考差的题型一体改变，显示出翰林院整改与科举改制密切关联。 (1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16册，“张百熙”，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21页。 (14)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3534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49页。 (16)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第3538页。 (17)余肇康：《清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文慎公行状》，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1)，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120)，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90页。 (18)《恭读初一初二日上谕书后》，《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第1版。 (19)《录独立山人读宣示翰林衙门谕旨书后》，《苏报》，载北京《时事采新汇选》，壬寅正月初二日，第4页(文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27页。 (21)崑冈、孙家鼐：《奏为遵旨督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实学酌拟办法事》(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号03/7175/008，缩微号535/0887。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第281页。 (23)《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页。 (24)商衍鎏著，商志
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64-165页。 (25)崑冈、孙家鼐、徐郙等：《奏为补行辛丑科会试改至明年举行庶吉士散馆今年应否举行请旨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204/013，缩微号537/0985。 (26)商衍鎏著，商志
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65页。 (27)《学堂设政治专科议》，《苏报》(辛丑十二月初六日)，载北京《时事采新汇选》，辛丑腊月十九日，第1-3页(文页)。 (28)《致京袁制台、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丑刻发)、《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午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361页。 (29)《请饬在京特设仕学院并附立讲论会折》(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484页。 (30)《江宁刘制台、京袁制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午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368页。 (31)《管学大臣张百熙奏陈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09页。 (32)《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第3版。 (33)参见《招考告示》，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二日，第3版；《大学堂考选入学章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171页。 (34)《京师大学堂头场题目》，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第3版；《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廿四日，第3版；《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廿八日，第5版。 (35)《京师大学堂续行招考告示》，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廿七日，第4版。 (36)《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第2版；《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3版；《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第4版。 (37)《大学要务汇志》，《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2版。 (38)《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七日，第3版。 (39)《张缉光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八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5页。 (40)甘鹏云：《北游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潜庐随笔》第9卷，潜江甘氏崇雅堂1933年刻本，第18页。 (41)《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袁世凯奏议》上，第269-270页。 (42)《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拭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4页。 (43)本段见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初二日，第56页。 (44)孑厂(郭则澐)：《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载《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2页。荣庆，蒙古族人，谥文恪。郭则澐之父郭曾炘，时任领班军机章京，并与荣庆同任政务处提调。郭则澐好研掌故，庭闻既多，熟悉内情，他的话绝非圈外人臆测之言可比。 (45)王季烈：《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0-1221页。 (46)《张缉光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八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95页。 (47)瞿鸿
：《〈历代统系歌〉序》，谌东飚校点：《瞿鸿
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48)参见张缉光致汪康年诸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93-1799页)，有几通更是张缉光、朱启钤共同署名。瞿鸿
比次特“属万勿宣传”，正说明平日“宣传”已多，而瞿完全知情，甚且有意为之。 (49)《谕旨》、《政务处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03/0313/2/1228/292。 (50)《北京近事述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第1版。 (51)《论明岁恩科不必举行》，《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第1版。 (52)《大学要务汇志》，《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2版。 (53)《论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1-2版；《读本日报端恭录上谕谨注于后》，《申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1版。 (54)《进士肄业》，《新民丛报》第22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101-102页。 (55)《议废科举汇述》，《选报》第47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第16页。 (56)《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第2-3版。 (57)《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第2版。 (58)领班军机大臣荣禄无疑权力最大，但因其非科甲出身，故在科举议题上，反倒比较韬晦。故进士出身的枢臣王文韶、鹿传霖、瞿鸿
的主张更值得注意。 (59)此信署“中六月八日，东七月十二日”，阴阳历相对照，可断其为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八日无疑。但此函请张缉光转呈，而函到京之日，缉光正在开封应颇天借闱乡试，八月十六日试单，回京后方收到函件。故呈给瞿鸿
，或已在九月了。《杨毓辟致瞿鸿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八日)，《瞿鸿
朋僚书牍》第3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近代史所藏档”)，甲375-2。 (60)《张缉光致瞿鸿
》(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底)，《瞿鸿
朋僚书牍》第2函，近代史所藏档，甲375-1。 (62)据了解内情的《中外日报》称：“闻创议之始，并有翰林等入仕学馆一年，即择其中语言文字最优者，为出洋学生一款。”《北京近事述要》，《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第1版。 (62)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23、135-139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5-100页。 (63)张缉光中第24名举人，《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各省乡试同年全录》，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页。 (64)本段见《张缉光致瞿鸿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瞿鸿
朋僚书牍》第2函，近代史所藏档，甲375-1。 (65)瞿鸿
此时在废科举方面，似不如直接办学的张百熙那么激进。据说，瞿表示：“至废科举一节，当集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律画诺而后下诏，以免日后议论参差。”《议废科举汇述》，《选报》第47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第16页。 (66)《张辑光致瞿鸿
》(约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下旬)，《瞿鸿
朋僚书牍》第2函，近代史所藏档，甲375-1。 (6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2702页。 (68)罗志田曾指出大学堂与翰林院在功能上的“过渡”关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191页。 (69)参见吴汝纶《谕儿书》，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597-598页；徐一士《一士谭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4、136页。 (70)《张缉光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廿一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87页。 (71)满掌院学士崑冈已经衰病侵寻，即将退休，不足当此。王文韶与孙家鼐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同年。当时也有类似的传闻：“某翰林请将大学堂改归翰林院，管学改归掌院学士，又请派一亲王为监学大臣，盖欲阴掣大学堂之肘也。”《大学要务汇志》，《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2版。 (72)《张缉光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廿八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95页。 (73)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七日，第70页。 (74)《政务处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挡，03/0313/2/1228/292。 (75)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60页。 (76)《时事要闻》，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廿四日，第3版。 (77)进士馆首任监督为支恒荣，学务提调为华学澜。开馆初教习的详情，参见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78)胡思教：《致同邑诸公论学堂书》(光绪三十二年)，《退庐全集·笺牍，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44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450-451页。 (79)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6卷第26期，1929年7月7日，第56页。 (80)郭则澐：《十朝诗乘》，张寅彭主编，林建福等校点：《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01页。 (81)《致张野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页。 (82)参见徐一士《一士谭荟》，第134-139页。 (83)参见《北京近事迷闻》，《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一日，第2版。 (84)参见《北京近事述闻》，《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十日、五月十九日、闰五月初七日，均在第1版。 (85)此期任职于大学堂的罗惇曧就说：清末设进士馆，“进士皆大怫，诸翰林以不得即散馆、考试差为大戚，怨张尚书百熙甚深。”《袁退随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56)，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66页。 (86)王文韶除外。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3-101、122-132页。 (87)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
标签：翰林院论文; 庶吉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大学肄业论文; 历史论文; 光绪论文; 张百熙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新闻报论文; 唐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