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世界上早期城市发祥地之一。自上古时代至18世纪后期欧洲爆发工业革命之前，我国的城市发展从未间断。据统计，19世纪初期，当世界平均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时，我国的城市人口已达4%。但是近代以来，一方面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国家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我国，使我国的城市发展处于畸型格局，导致我国的城市化步入了缓慢而艰难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建国后与工业化进程同时起步的，但长期以来，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28.4%时，我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10.6%（1949年统计）；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40.9%时，我国仅为19.4%。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8%，最高的达92%，中等收入国家为60%。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人认为已达30%，却仍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是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在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时，有人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分析，认为其主要因素一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使中国一直处于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重农抑商、闭关守国等经济管理思想阻碍了工商服务业的发展，一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发展必然不同于欧洲的城市发展。二是封闭的管理体制和社会结构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的转换，限制了社会流动。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形成了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体制改革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不仅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就业渠道；长期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僵化的人事用工制度，使地区间、产业间的社会流动难以实现。三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仍属于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过重，农村社区的发展才是提高我国整体社区发展水平的基础。有经济学者在近年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时，提出要注意中国城市化滞后引起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与世界上的一般趋势正好相反，一是城市规模过大，大城市过多，中小城市发展不够；二是地域分布不均衡；三是城市产业结构失衡，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滞后是中国非典型化的工业化发展的一个严重缺陷，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有学者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社会的影响，谈到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延缓了城市化的发展。
发达国家经历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特点，对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发展和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汲取。而我国社会学界围绕社区研究的成功实践经验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化研究的宝贵财富。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一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城市化研究的论著和有关理论被积极翻译、引进，国际间学者就城市化理论和城市化环境等问题的学术交流也开始增多；一方面大批研究人员结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深入农村、集镇、中小城市，围绕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城市化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就“城市发展模式”和“中国现代社会结构模式”等课题开展调研活动。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和城乡平衡发展的专题研究和论著也陆续发表和出版。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于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多种城乡格局有不同主张。有关城市规模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学术争论，一直未曾停止。在难以摆脱的人口多与土地少的困扰之中，寻找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城市发展的最佳模式，成为城市化研究的中心课题。不同发展模式的学术探索和有关研究至今仍在深入进行。
一、小城镇发展模式
我国的小城镇模式作为城市化模式之一，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小城镇发展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7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和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客观上促使小城镇得到快速发展。几年之内，小城镇的数量迅速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来了城乡结合的新格局。学术界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历史较长，费孝通先生关于小城镇的研究为改革开放和城市化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关于小城镇模式的学术讨论热烈，有关研究还在深入进行。把小城镇问题和城乡关系、城市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相结合是其研究特点。关于小城镇发展的利弊得失及其在中国城市化中的位置问题，至今仍作为城市化探索中的一个难题，困扰着学术界。
一种观点强调小城镇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主张只有依靠发展小城镇，才能在我国尽快实现城市化。其理由是积极发展小城镇，是根据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城市化基本模式。因为在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小城镇大多地处城乡结合部，具有小城市的性质和所在地的中心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机械化程度和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乡镇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大工业的扩散，也会形成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格局，引起农村面貌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促进农村的现代化。有人就此提出，在我们这样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前景已经显现。有人认为，城市化过程表现为城市的扩展和农民自身都市化的双向发展，而且其主要趋势是“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农村自身城镇化，小城镇的迅猛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体趋向。有人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认为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主要措施和形式，小城镇的发展将会形成城市体系中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二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小城镇将起到调节器的作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有人从我国城市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变多数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出发考虑，认为中国城市接纳农业转业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在不可能新建更多城市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小城镇经济、文化的发展，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力，避免城市过度膨胀，控制大城市规模。同时，小城镇的发展也为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有人提出，小城镇发展模式还可减少社会震荡，促进城乡繁荣。
另一种观点明确提出，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中，大力发展小城镇不如发展大中城市。其理由之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密切相联，在强大的工业化力量冲击下难以保证小城镇的发展；理由之二是，与大中城市相比较，小城镇经济社会效益低，如果片面强调小城镇发展，很可能导致城市整体效益低下，得不偿失；理由之三，小城镇的吸引力与辐射力较弱；理由之四，小城镇的过多发展和过于分散，使得占用耕地增加，资源利用率降低；理由之五，农村非农产业有其极大的局限性。有人认为乡镇企业是我国80年代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主渠道，但80年代末期以来，已明显出现就业能力减弱趋向。从城市化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国民经济城市化的观点出发，小城镇只是城市化的准备阶段和过渡环节，在条件成熟时将发展为小城市或大城市。不能把发展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或者说它只是城市化整体框架中的一个层次，而并不是基本支撑点。 有人提出我国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的问题， 认为80年代分散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只能是农村城镇化的前奏，就全国而言，分散的工业化道路已使生态环境、耕地资源和经济效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我国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一哄而上、滥占耕地、重复建设和污染环境等弊病，提出必须对小城镇进行科学规划和适度集中的呼声。有学者严肃地指出，仅以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从长远看很有可能要以牺牲资源效益和规模效益为代价。此结论语重心长，引人深思。
二、中等城市发展模式
中等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国城市化体系中处在关键的中间环节。面对发展大城市引发的不同程度的“现代社会病”和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各种阻力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主张大力发展以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解决我国现阶段城市化问题，以实现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成为一些研究者寻求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主张中等城市论的学者提出，中等城市是集中与分散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实体，机动灵活，容量大，而且是沟通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桥梁。中等城市在规模效益上优于小城市、小城镇，在避免和减少“城市病”上优于大城市。有一批学者在开展较充分的调查之后，选择了以发展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提出“新型科技中等城市中心论”。从社会结构理论为研究视角，他们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三大社会形态中，社会结构模式递次表现为：以分散的农村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模式、以集中的工业大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模式和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新型科技中等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模式。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新型科技中等城市的出现，可视为科技文明时代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与以往的工业大城市社会结构（统式结构）和农村的社会结构（分式结构）相比较，具有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的特点与优点。而我国正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两个文明转型的交错时期。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把不失时机地调整广大农村与少数大城市的二元结构看做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研究者分析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时，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远低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其直接原因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城乡分离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二元结构的转化，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为重点发展中等城市提供了机遇。他们认为，在小城镇自身发展受到种种局限和大城市本身已趋向饱合的状况下，大力发展新型科技中等城市是最佳选择。其作法可分为，超前型科学城，即在一部分科学城中，发展一批新科技产业，赶上世界新科技文明时代步伐；过渡型工业城，即在一部分新型或改造旧型中等城市中，以新型科技为主导，发展一批工业企业，缓解大城市负担，吸收农村剩余劳力。同时，还可以改造型老城和沿海一带的特区经济城市等，构成以新型科技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大城市发展模式
选择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观点，80年代初就有人明确提出。更早些时期也有人从经济学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进行过论证。70年代末在北京举行的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会议上，有学者就城市规模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争论。一些代表主张，经济活动越集中，越能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润，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应该给予大城市建设以更高的优先地位。有学者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现阶段基本国情，认为中国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认为大城市存在着超前发展规律，表现在大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大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都在增大。而城市化将是大城市继续发展，中小城市转化为大城市的过程。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直接后果，在发展初期往往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本特征，只有大城市的发展才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相对于80年代初“遍地开花”的小城镇所带来的社会难题，研究者提出在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有学者看到控制与发展这对关系时，提出大城市一般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交通发达，市场容量大，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功能，是社会的中心点。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要在控制规模的基础上，发挥其强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辐射功能。
近来，有学者在反思我国城市化模式的研究中提出，从国际经验看，发展小城市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国内总产值3000美元之后的事，而依照我国现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水平， 理应以发展25 ～1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为主导模式。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 按理还处于发展特大城市以形成强大发展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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